全面抗战八年，烽火连天。

彼时，炮弹、牺牲，中国大学在艰难困苦中愈发强大。彼时，抗争、迁徙，中国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发展壮大。

中国大学内迁，有“保全国家元气”之目的。然而，必须承认，这场史无前例的中国大学大迁移，更是一种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的强烈释放。

这张“抗战时期主要大学迁移图”基于以下两点而为之：一是迁徙路程较长，一是对教育事业发展和社会文化提升有较大促进作用。我们择其要者而摘之，力图呈现一幅抗战时期中国大学迁徙全景图，以尽可能忠实地还原那一段历史。“物质之损坏有限，精神之淬砺无穷”，迁移图背后，我们寻找那些有代表性的为学、为师、熏陶、信仰之故事，从教学、师生关系、学术标准解读大学教育通向何处，方可达到大师云集、学术灿然的境地。当然，由于资料与能力所限，难免有所疏漏，望读者指正。

制图：杨震、陈鹏、晋浩天

抗日军政大学

1936年6月1日，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于瓦窑堡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七七事变”后，抗大先后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设立了14所分校，遍及华北、陕甘宁、华东等地。抗大总校也曾辗转于陕北、山西、河北等地坚持办学，1943年1月返回陕甘宁边区。新中国建立后迁入北京，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防大学。

西南联大校舍

“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翌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5月，三校迁回原址，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昆独立设院，现为云南师范大学。

西北联大师生穿越秦岭

“七七事变”后，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所院校迁往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春，西安临时大学迁至汉中，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随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撤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立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五个独立国立院校。

1938年7月，国立北洋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和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在汉中组建国立西北工学院。1946年，西北工学院大部分师生返回天津，复名为国立北洋大学，现为天津大学。同年7月，焦作工学院在河南洛阳复校，现为中国矿业大学。东北大学工学院则迁回东北，现为东北大学。其余力量留在陕西，现为西北工业大学。

1938年，西北联大农学院迁往陕西武功，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称国立西北农学院，现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现在的中国农业大学亦与西北农学院有渊源。

1939年，北平师大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0年，西北师院迁往甘肃兰州。1946年春，学校师生部分迁回北平，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部分留在西北，现为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联大医学院独立，成立西北医学院。西北联大文理、法商两个学院则组成西北大学，随后西北医学院并入西北大学，现为西北大学。

走在交通大学重庆校区大道上的交大学生

1938年1月，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在湖南湘潭复校。

1938年3月，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暂行并入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5月，学校迁往湖南湘乡杨家滩。随后，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举校再次被迫西迁。1939年，学校在贵州平越古城（今福泉市）复课。1942年1月，组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下设唐山工程学院和北平铁道管理学院。1944年11月，日军攻占贵州独山，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再次迁校到四川璧山办学。1946年8月，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更名为国立唐山工学院，迁返唐山原址办学，现为西南交通大学，定址成都。

1942年8月，交通大学总部从上海转至重庆九龙坡，重庆商船专科学校并入交大。交通大学分设上海、西安两部分，现发展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发展为现在的北京交通大学。

部分师生迁至台湾后，复办交通大学，现为国立交通大学。

1937年10月，陕北公学在延安成立。翌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关中枸邑县看花宫开办陕北公学分校。1939年1月，陕北公学总部迁至枸邑看花宫与分校合并。

同年夏，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所学校一部分或全部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校址在河北正定县，后迁入北京，现为中国人民大学。

1939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城北十余里的杨家湾复办陕北公学（史称后期陕北公学）。1941年9月，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1943年，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并入延安大学。抗战胜利后，延安大学迁至西安，现西北政法大学与其有较深渊源。

1938年2月，国立武汉大学决定迁往四川乐山。1946年6月，武汉大学从乐山迁回武昌珞珈山，现为武汉大学。

“七七事变”后，浙大迁至天目、建德。12月底至次年1月底，浙大师生从浙江建德迁往江西吉安、泰和。1938年10月，迁往广西宜山，最后于1940年初迁至贵州遵义、湄潭。1946年秋，浙江大学迁返杭州，现为浙江大学。

在信阳涉水过河的河大战教团成员

1937年12月，河南大学撤离开封。次年3月，河南大学农学院和医学院首批迁往豫西镇平，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及校本部迁往鸡公山。同年10月，校长王广庆将羁留在鸡公山的文、理、法学院迁到镇平，以期在镇平安定扩充。河南大学畜牧系与西北农专、西北联大农学院组建国立西北农学院。1939年5月，河南大学迁往嵩县。医学院迁到嵩县城内，校本部及文、理、农三院均到潭头。1945年4月，河南大学西迁宝鸡附近的石羊庙、卧龙寺、姬家殿（现今的宝鸡县八鱼乡）等地暂时安居。抗战胜利后，河南大学回归开封。

“七七事变”后，同济大学迁往浙江金华。同年11月，学校迁往江西赣州、吉安。次年7月，同济大学迁往广西贺县八步镇。同年冬，再次迁往云南昆明。1940年10月，同济大学迁往四川宜宾李庄。1946年4月，迁回上海。现为同济大学。

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视察被日本机炸毁的校舍

1937年9月，日军侵犯厦门，厦门大学被迫迁往鼓浪屿；11月间，学校决定迁往福建西部的长汀，并于次年1月抵达。1946年6月，厦门大学校本部开始迁回厦门，现为厦门大学。

重庆松林坡中央大学校园

1937年10月，中央大学开始迁往重庆沙坪坝。学校医学院及农学院畜牧兽医系迁成都。此外，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因两次遭敌机轰炸，已先迁出南京，10月在安徽屯溪开学。南京沦陷后，安徽形势吃紧，又迁至长沙，最后内迁至贵阳。

1946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现为南京大学。

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成员合影

1938年10月，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澂江。1940年，中山大学从云南澂江迁往广东省北部的东昌县坪石镇。1945年1月，日本侵略者进犯粤北，中山大学不得不再次迁校，学校一分为三，分别迁往粤东各县、连县、仁化。同年8月，中山大学迁回广州石牌等原址复课。现为中山大学。

【摧不垮的大学风骨】

【完整】中央大学：“人不当亡国奴，动物也不当亡国奴”

“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1937年10月，国立中央大学从南京西迁重庆沙坪坝，而后扩展到四个校区。在时任校长罗家伦的带领下，成为内迁最迅速而完整的学校。

在敌军飞机的持续轰炸和炮火的不断蔓延中，国立中央大学的师生携带着大量仪器、书籍，甚至还有飞机和教学用的解剖尸体、家禽等物长途跋涉，却未有一丝损耗。

在学校师生西迁入重庆新址后，第二年深秋，重庆沙坪坝码头一队风尘仆仆的牲畜从远处走来。这些农学院的荷兰牛、澳洲羊、英国猪脚步悠闲，美国鸡、北京鸭啼声嘹亮，而守护在它们身边的人却个个蓬头垢面，几乎衣不蔽体。在经历了一年的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奇迹般地来到重庆，校长罗家伦目睹这一场景不禁热泪长流，竟像孩子一样与那些“远道归来”的牲畜相拥亲吻。

与动物大军会师的场面被罗家伦在《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中记录下来：“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真像是久别的故人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

抵达中央大学新校址时，数千师生全部从教室里涌了出来，排列成两行，就像欢迎从前线出征回来的将士一样，含着热泪鼓掌。校长罗家伦亲自带队欢迎他们，欢迎这些千辛万苦的老师傅，也欢迎那些千辛万苦“回来”的动物。

南京大学党委原书记洪银兴评价：“看起来仅仅是西迁中的一件小事，但这是一种气节，人不能当亡国奴，动物也不能当亡国奴啊。”而在重庆西郊沙坪坝，由于奶牛的饲养管理和疫病防治得体，抗战八年中除批准淘汰的牛外，从未病死过一头奶牛。

【自强】武汉大学：将士效命疆场 教授尽瘁讲坛

有大师，有苦读，方有大学。

1938年到1946年，国立武汉大学西迁乐山。

小城有大师，才有大学。乐山八年，武汉大学教授少则100余人，多则近120人，人才济济，蔚为壮观。也由此涵育出淳朴、严谨的学风，并在大学最重要的组成肌理——“教与学”上生发出不少趣闻轶事。

当时的武大，教师不问出身、派别等一律兼容并包，自由讲学。学者们强调“学术至上”，提倡“研究事实”，追求“不拘一格”。经济系刘秉麟教授指出“唯学术是永久的事业”；历史系吴其昌教授坚持“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的执着信念，疾病缠身之际写下论著180余万字，最终累死乐山；外文系钱歌川教授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为中华书局校阅多达一千三百余页的《英华词典》，功成之日亦是病倒之时。

治学严谨，教学更是如此。武大重基础、重学科交叉培养、重实践教学、重外语教学、重教学硬件建设。学校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学生勤奋学习，自强自爱。乐山茶馆几乎被武大学生占有；大渡河旁的李码头，上游的木头被河水冲到岸边，女生便坐在这些木头上自习。有学生为求安静甚至渡江登山，到大渡河对面的大佛寺和乌尤寺学习。晚上就在食堂改造成的自修室学习，或在灯光昏暗的宿舍内自备煤油灯学习。几百人的宿舍，“连上楼梯都是轻手轻脚”。有一次，吴其昌出了一道很难的考试题，学生中无人能答，但全班学生都情愿交白卷也不愿作弊。

严苛铸就了老武大的辉煌。短短八年间，武大培养出了“中国计算机之父”张效祥、我国第一代核武器最后型号的总体设计师俞大光、秦山核电站总设计师欧阳予等12位后来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知名院士。

【藏书】厦门大学：东南最优之学府

能藏书，亦可安放求学之心。

1937年12月至1945年7月，国立厦门大学内迁福建省西部的长汀。从厦门到长汀行程800里，要渡过鹭江、九龙江，越过崇山峻岭。加上土匪出没、车辆罕见，300多名师生肩扛手提行李和书籍，走了整整23天。等人马悉数到齐，校长萨本栋逐一清点：学生239名，教职员工83人，其中教授18人，副教授4人，讲师8人，助教14人。这就是厦门大学的全部家底。

因为搬迁及时，厦大图书仪器等损失相对较轻，这为学生学习留下了难得的学习资料。当时该校图书馆现藏中日文书44050册，西文书15962册，中文杂志5375册，西文杂志16222册，合计81609册。馆内经常订购中文报纸26种，西文报纸3种，中文杂志144种，西文杂志128种。

1942年10月9日，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浦江清路过厦大，在老友施蛰存的带领下参观图书馆，浦江青在日记中写下：“西文书，凡语言、哲学、历史、医学、生物皆富，物理、化学、数学书亦可，而关于中国文学之书籍亦多，出意料之外。”尤其让他惊讶的是：“又有德文书不少，自哥德以下至托麦斯·曼均有全集。尼采、叔本华全集英、德文皆有。亚里斯多德有最新之英译本。”

在抗战的烽火中，厦门大学图书馆藏书之丰富，种类之多样，令人惊叹。厦大在长汀八年，规模日大，声誉日隆。1945年抗战胜利时，全校发展为4院15系，教授、副教授94人，学生达到1044人。在空袭威胁下，“弦歌不辍”，被誉为“东南最优之学府”，成为名副其实的“南方之强”。

【扎根】中山大学：行走中赓续文化命脉

在流离中守护学术理想，在动荡里坚持抗日救亡，在群众中赓续文明火种。

1938年10月21日，日军攻占广州。中山大学校方被迫迁校：一迁云南澂江、二迁粤北坪石，三迁仁化、梅县、连县等地，一走，就是离乡背井整整七年。在这漫漫征途上，中大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文明开化的风气，人民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改造了青年学生的趣味。两者相辅相成，真正走出了扎根中国办学的大学气象。

商务印书馆1941年1月10日刊行的《教育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刊载了余一心所写的《抗战以来的中山大学》。文中细述：同学们最初很不喜欢澂江，因“苍蝇多，屎粪多，沙尘多，澂江人日上三竿不开店门，他们不洗脸，不洗澡，他们小气，他们顽固……”可历经艰苦生活的磨练，他们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广东的青年开始认识了中国的全貌，省籍的隔阂慢慢消除，那种过分夸大的广东精神，也受矫正……此后，流离中的中大学子尽管身处艰难岁月，却始终充满着革命激情。中国大学的文化氛围并没因环境的剧变而荡然无存，它不仅存留着不灭的火种，更借助从人民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让文明薪火相传。

【高峰】西南联大：“学风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

连天炮火，中国大学最贫穷也是最富有的时光。

1937年夏，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它是当时办学水平最高的大学，拥有约3000名学生，文学、法商、理学、工学和师范5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当时在昆明主持校务的梅贻琦主张“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自由”和“严格”成为若干年后追忆联大课堂时最常被提及的鲜明性格。

从课程设计开始，联大有意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学校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

对于教员和学生，联大提供最大的空间。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左，只要有根据，也可以拿高分。由于每门课都有两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授讲，学生可以自己挑选老师。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三位教授各自讲授《楚辞》，而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听讲。在校方看来，这样的安排，既可以促进教师的良性竞争，也可以激励学生独立思考。

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联大办学8年，近8000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但仅有3800人毕业。联大对教授的要求也是极严的，无论多有名的教授都亲自给本科生上课。但对其言行有损为人师表形象的，即便是名教授，也要解聘。同时，大考小考不断，要求极其严格。比如理学院，计量时发生误差意味着会丢掉50%的分数，方法错误就等于交白卷吃零分。

名师云集，学术自由，加上良好的学风，联大孕育了一大批受过良好训练、深受联大精神熏陶的本科生。恰如彼时经济系教授陈岱孙所言，不是学生的天赋，而更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

【跋踄】西北联大：师生入编 行军过秦岭

过渭河，越秦岭，徒步千里，长达一月，至今依然是破天荒的壮举。

1936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穿越秦岭的现代公路，从西安到汉中的西汉公路正式开通。工程师张佐周承担起从留坝到汉中80公里的测绘与施工。张佐周毕业于西北联大的组成学校之一天津北洋工学院。谁也没想到，他呕心沥血修筑的公路，却为两年后母校内迁汉中提供了方便。

1937年3月，陕西门户潼关告急，刚刚落脚的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大前身)不得不内迁汉中。据资料统计，1937年底，西安临时大学共有学生1472人，教职工316人。当时，为保证全校千余名师生的安全，校方制定了较为严格的行军办法，将全校师生编成一个大队，其中含有三个中队，若干区队、分队，行军时以中队为单位，这样算下来，每个中队近600人。

从出发第三天开始，行军最艰辛的时刻到来，队伍开始翻越秦岭。秦岭高峻，人员攀爬已十分困难，雇佣的大车上行更加艰难。3月19日，大队伍到达目的地后，运输炊具的大车还未到达。原来，装满东西的大车，根本爬不上坡陡的山岭。最后只好雇佣三头黄牛，一步一顿，最后到达目的地东河桥时，已是凌晨3时。

4月4日，队伍到达褒城之北石门。刘德润曾记载：“至此群山敛迹，汉中盆地在望，余心中余日来犹如石悬，今一日欣然若有所获，不禁感谢苍天者再！”

【救亡】陕北公学：义勇向前 到抗战前线去

“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和困难的地方去！”

从1937年11月到1941年8月，陕北公学在近4年的时间里，共培训了约1.1万多名学员。有的分到各敌后根据地，有的分到国统区或敌占区，也有一部分留在边区工作。尤其是在十一队以后的毕业生，有80%以上前往前线工作。

那时候，学员常常六七人共睡一个土炕，挤得翻身都十分困难。因为学校没有教室，上课常常都在露天。雨天里，师生卷起裤脚学习，冬天便头顶雪花。大家的背包白天当凳子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用来盖在身子上。学员入校，往往第一课就是挖窑洞，首先解决栖身之所。学习用品，每学期每人发一支铅笔和几张油光纸，写了正面写反面。主食则是小米、土豆，咸菜是主菜。为了克服物质困难，学员们自己动手种菜、打扫卫生，发动社会进行募捐。

【守护】浙江大学：西迁的另一重使命

不是简单的内迁，而是文化的守护。

1937年11月，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历时两年多，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浙大西迁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即保护《四库全书》的转移。《四库全书》共有7部，3部清末已毁，日本侵华又损失2部，竺可桢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委托，将一部《四库全书》140箱，成功转移至贵阳黔灵山公园北的地母洞存放。

当时，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觉察到杭州的文澜阁《四库全书》面临万劫不复的险境。他一面动员全馆人员赶制木箱，准备装箱转移，一面积极筹措运费。他想到浙大，专程找竺可桢商议对策，两人除共同向教育部力争之外，赶紧利用浙大迁校的卡车，分批装运库书，终于在1937年12月杭州沦陷之前搬出杭州。

这次库书的迁移，几经波折，历尽艰难。先是雇民船，将库书迁至富阳石马村赵宅，后将库书迁至建德松阳坞再至金华，继而觅车运至龙泉。后又从龙泉启运，自福建浦城而至江山峡口，再上浙赣铁路，过江西，到湖南长沙，从湘北到湘西，直奔贵州贵阳。如此经过5个月的跋涉，终于将库书存于贵阳西部的张家祠堂。后因日寇轰炸贵阳，又将库书迁入贵阳城北4公里一个名叫“地母洞”的洞穴。库书存储于贵阳地母洞之后，先是每年一次曝晒后又改为春秋两次，全年无停歇之日。如此6年，国宝万无一失。

【无惧】河南大学：书生亦血性

与敌抗争，毫无所惧，这是知识分子的果敢和坚毅……

1944年5月初日寇占据嵩县，河南大学师生决定撤出所在地潭头。5月12日清晨，先行撤出潭头的河大师生携带少量干粮和简单行装，涉过伊水，沿着陡峭的山路南行。12日傍晚到达大青沟。当晚大雨滂沱，三日不止，千余师生困厄山中。

15日9时许，日寇数百人分两路侵入潭头镇境，这时，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师生在危急之中不知避向何处。一些教师家属和数十名学生向北山转移，而日寇一路骑兵正从北山迂回袭来，师生中有6人饮弹身亡，20余人被俘。

16日，潭头被日寇的铁蹄所蹂躏，河大校园变成了日寇的兵营。化学系学生刘祖望和医学院学生李先识、李先觉两姐妹不甘受辱，均投井身亡。助教商绍汤、吴鹏和法律系学生朱绍先、辛万灵奋勇与敌搏斗，壮烈牺牲。文学院学生孔繁韬和一位女生痛斥日寇暴行，日寇用铁丝把他俩串在一起，刺杀后投进秋林村西的一口两丈多深的井里。医学院院长张静吾博士被俘，夫人吴芝惠惨死在日寇刺刀下，侄儿张宏仲被刺伤颈部，张静吾乘敌不备跳入深沟才得侥幸脱身。农学院院长王直青教授、段再丕教授与该院20余名师生被日寇罚做苦役，稍有怠慢，便遭毒打。王直青不堪忍受日寇暴行，跳下山崖，身负重伤，幸亏附近乡亲营救，一个月后才转赴荆紫关。

日占区的文化孤岛

“七七事变”后，面对要么不接受教育，要么被迫进入日伪控制的学校、接受奴化教育两难选择的沦陷区学子，因为部分大学的坚守而有了新选择。以辅仁、燕京为代表的日占区大学，为解放区和大后方培养输送大批战时急需人才，还提供了很多战争物资，成为北中国的地下抵抗中心。

沦陷期间，日伪对高校实行奴化教育，日语被作为必修课，教材改用日文课本等。但辅仁不接受伪教育部命令，仍遵国民政府之学制及校历、假期规定，使用原有教材。1938年徐州失陷，日伪当局强迫北平机关、学校挂伪“国旗”，游行“庆祝”。辅仁大学和附中拒绝挂旗、游行，附中被强令停课3天。日本人找到校长陈垣恫吓，陈垣说：“国土沦陷，我们只是悲痛，要庆祝，办不到！”从此，学校返校节等集会，皆以校旗代国旗。

当年，燕大心理学系美籍教授夏仁德在燕园的家一直是中共地下组织的重要据点。燕大出身的陈翰伯回忆，“1935年，正是一二·九运动来潮之年。夏仁德完全支持中国进步学生。他不发表讲演，没有写过文章。他知道我们需要安全的工作环境，把他家后门的钥匙交给我们，答应晚上午夜时分，可以在他家楼下客厅里办事。后来，我们利用这里办了很多事情。有些党的文件如《八一宣言》等等，我们就带来藏在地毯底下。”

抗战八年，日占区大学同样演绎着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感人壮举。囿于篇幅，只能择其要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