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北美新移民女作家严歌苓的创作转向人性更深度的探索，她逐渐开始关注促成人性或激发人性某一潜能的内在动因，意在揭示华人移民群体对家园文化的高度依赖，这种精神依托已成为一种生存的必须。“家”与“爱”是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中的两大焦点，以追寻“自由”将之贯穿成一条主线，它落脚于人物的具体行为上就是“出走—回归”。在错置的生活经历和特殊的时代背景中，人物的种种追求既是对实在事物的渴求，也是对内心获得自由的拼争。这同时也映射了作家创作中所体现的意图———追寻内心自由与梦想。文章以此观照作家坚持以回望的视角和离散的姿态，展露人性、深掘灵魂，由此建构一个专属的精神家园，这也是作家赋予“寻根”新的涵义、缔造移民文化新的“灵魂之根”的巨大隐喻。

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特殊考虑，美国在国家本位阶段、言论自由独立性价值兴起阶段和社会价值及个体性价值博弈阶段于色情淫秽问题上呈现出了不同的道德实践和价值取向，这反映出美国法律的同化主义、个体主义和多元主义，也揭示出当代美国在平衡未成年人保护与成年人言论自由的利益这一价值权衡的难题上进行取舍的正当性考量基础。同化主义通过援引主流道德和价值观念，实施“共同体的标准”，界定共同体生活品格。个体主义依托权利理论，以个体主义价值为基础，突出对个体的保护。多元主义则通过使竞争性的群体维持各自独特的视角，以承认群体异质性为前提，实现文化多样性与成员和睦合作。三者相互作用与影响并不断寻求着弥合彼此的突破口，在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言论自由的边缘地带上最终达成了一致。

厦门海后滩案缘于光绪四年海后滩章程中英文本含义的歧义，英方不顾厦门官民抗议，强行将其并入租界，最终引发旷日持久的抵制风潮。厦门公民会利用地域乡情及闽籍华侨所具有的地方性与国际化特点，使海后滩案从局限于厦门的地方悬案转为海内外闽籍华人关注的重要事件。福建地方当局的默许与支持，为该组织的运作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英方初始并未将英商经济利益置于首位，基于传统的条约体制思维，采取强硬立场，忽视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太古洋行遭受严重经济损失，尤其是香港海员大罢工的爆发迫使英方改从现实利益出发，以海后滩权益的让步，换取风潮的终结。北洋外交部初期对海后滩案的漠视与不作为，使得该案悬而不决，此后在民众压力下被迫介入海案交涉，但其在国际外交与国内权威的弱势态势，使其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由此亦可窥知北洋外交所具有的局限性与缺陷。

互联网与大数据环境使得隐私保护“应当”强化的社会期待与司法在实践上“能够”强化保护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互联网传输与运营模式使个人信息管理存在风险，用户对个人信息自我保护的行动意识比较缺乏。大数据具有构建“合成型隐私”的功能，“合成型隐私”导致“使不可辨识”隐私保护传统策略面临无效考验。大数据的融合价值实现可能形成对隐私主体“被遗忘权”的侵犯。对隐私作类型化划分，区别设定其保护规则。“自然型隐私”的法律保护强调注重位序性与制约性的系列原则：以人格尊严与伦理价值作为要件的隐私庇讳原则；以主体不同身份角色与所处境遇确立隐私外延差异原则。“合成型隐私”保护规则应以“维护伦理人的基本尊严”即“人的羞耻感与内心安宁渴求本能”作为标准确立隐私保护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