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法师（602—664），唐代著名高僧，洛州缑氏（今河南洛阳偃师）人，俗家姓名“陈祎”，法名“玄奘”，被尊称为“三藏法师”，后世俗称“唐僧”。玄奘法师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僧人，因曾不远万里，历十七年终于将佛经从印度取回长安并进行翻译，被鲁迅先生称为“舍身求法的人”而赞誉之为“中国的脊梁”。

史载，玄奘法师于公元618年与其兄长捷法师一道曾结伴入蜀。对其入蜀的具体线路，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本文依据相关历史文献，同时结合对唐初米仓道、金牛道两道的线路考察，提出玄奘法师系经由米仓道入蜀的可能性。

一、关于玄奘法师之入蜀

隋失其政，群雄并起，战乱纷呈，原本比较繁华的中原地区经济受到极大破坏，这给佛教的传播带来不同程度地阻挠；11岁在洛阳净土寺出家的玄奘法师与其二兄长捷法师（俗名陈素）离开该寺，往唐都长安进发。到达长安，方知唐朝“国基草创，兵甲尚兴”，“急务在用兵，文教尤未遑”。于是，玄奘又向二兄建议：“此（长安）无法事，不可虚度。愿游蜀受业焉”，学习天下僧人，往蜀中避乱，因为当时惟“蜀中丰静，故四方之僧投之者众”。（以上引文见唐代高僧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因为相比以洛阳、长安为代表的中原地区而言，地处西南的成都地区相对稳定，未受到战火影响，那时候佛事繁盛，许多精通佛典的高僧都集中在成都一带。因此，已出家为僧的玄奘法师决心入蜀研修佛法，故而与其二兄长捷法师相伴，从长安出发，历经千辛万苦“经子午谷入汉川”，即今天的汉中地区；在汉中，他们兄弟二人又偶遇到了在此盘亘的空、（慧）景二位大法师，遂决定四个人结伴入蜀到成都去求取佛法。是年，玄奘法师年仅十六岁。

对于玄奘法师一行四人经哪条道路入蜀，史书并无确切的记载。在距玄奘法师最近的唐代高僧道宣（596—667）所撰《续高僧传·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对玄奘入蜀路线的叙述为：“西逾剑阁，既达蜀都”。通过这句记载推定，玄奘法师从剑阁走金牛道到成都是几无可争议的。但是，玄奘法师是如何从汉中到剑阁去的呢？笔者认为，存在玄奘法师经行米仓道到剑阁的可能性。

二、关于历史上的米仓道、金牛道之线路

米仓道，系由陕西汉中经米仓山进入四川的道路。这条线路呈明显的南北走向，取道沿山涧绝壁和峡谷，以栈道桥梁为主，虽然艰险，但在用时上仍较其他线路为省。故历史上，米仓道就是一条较为便捷的入蜀通道。

四川大学教授彭邦本先生考证，其主线有两条：

一条是自汉中市的南郑县出发，向南沿濂水谷道，经红庙、喜神坝、小坝、巴峪关或曰官仓坪、大坝堡（或曰牟阳城）、米仓关、官坝堡（又称“关坝”）、令牌子坡、竹坝子、柳湾子、上两、桥亭堡、鹿角垭、甑子垭到底塘堡（今南江县城），之后沿巴河（巴江）又曰南江河谷，经南江县城南的东榆堡、石灰堡、八角垭、沙河堡、淘金堡（赤溪场）、马掌堡、白杨堡（下两河口）、元谭堡，复经今巴州区域内的枣林铺、清滩铺、佛龛铺至巴中。这条路沿线历史时期的地名、地面遗址、遗迹和出土资料最丰富，前引黄盛璋先生称之为“巴江谷道”中最主要的一条道路，非常正确。一条是由南郑县出发一路到达喜神坝后，取道挡墙河、贾家河、崖房坪、台上入南江县境，复经焦家河、麦子坪、老君岩、龙神店、抽筋坡、银杏坡、沙滩、阎王碥、头道水、马跃溪、琉璃关到南江县城底塘铺，余下到巴中的路段与上面第一条路线重合。以上两线均于南江县入川，并沿该县境内的河谷延伸。（见《米仓道路线与性质初探》，原载《四川文物》2013年第1期）

金牛道又叫蜀栈，其线路为从汉中经勉县西南金牛驿，南折入五丁峡至宁强县，再转西南经牢固关和黄坝驿，进入广元棋盘关，此后再经明月峡、五里峡和石柜驿，以及嘉陵江绝壁上的飞阁栈道后，渡过嘉陵江，到达要塞昭化，经牛头山，过剑门关，再经翠云廊和梓潼七曲山大庙，入绵阳后到达成都金牛坝。此路全程共约600余公里。这既是古蜀道的主体，也是后来修建的川陕公路的基础，同时，它还是狭义蜀道的最核心部分。在较长的时间内，一直是由陕西进入四川省的主要通道。这也是为无数史书所证实的。

考虑米仓道是一条主线支线交错、四通八达覆盖川东北全域的南北向复杂路网系统，它与金牛道在线路上也有多个交汇点。

三、米仓道、金牛道在隋末唐初功用变迁存在玄奘经行米仓道入蜀之可能

应该讲，米仓道虽然成路时间较早，上溯可至少推至三千年前，有“巴人践草为路”的记载。由于线路极其艰险，虽然在线路上不失为一条捷径，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主要还是军事运兵功能，民间的商贸人文活动并不非常频繁，故一般以金牛道为大道，以米仓道为“僻径”。（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20《汉中府·名山·石门山》，三秦出版社2002版）

但是，正是由于南北朝至隋唐以来的战乱，特别是中原地区正沦为群雄争霸的战场，这就造成了从长安地区到达今陕南汉中地区交通上极为不便；特别是原本作为入蜀主要通道的金牛道，一方面，虽然四川地区的形势较为稳定，蜀中未发生过太大的社会动荡，但是由于全国性改朝换代的大规模变动，所造成的地方治安秩序废弛和地方私人武装集团兴起，从陕西经金牛道进入四川的安全性，在行者看来是大打折扣的；另一方面，也恰恰由于米仓道本身的险峻难行，这一自然地理条件的劣势，在隋末唐初中原大乱，征战频繁的特殊年代里，又成为经由米仓道入蜀的独特优势。因为，至少经行此道的人身安全性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因此，在战乱的时期，金牛道若被阻断，官使商旅即借取米仓道往返于成都、汉中、长安间。五代后梁乾化元年（911），岐兵伐蜀，围西县安远军，蜀中书令、北路行营都统“王宗侃遣裨将林思谔自中巴间行至泥溪，见蜀主告急”（见《资治通鉴·后梁纪·后梁纪三》）。泥溪在益昌、剑州间的金牛道上，林思谔人蜀，乃由米仓道经巴州西至益昌。同时，在唐宋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将金牛道与米仓道并列，即时人认为这两条道路同为由汉中入蜀的通道。陆游在《夜梦行·南郑道中》一诗写道：“孤云两角不可行，望云九井不可渡。”孤云山、两角山位于米仓山米仓道旁，望云、九井两个险滩在川陕交界附近的嘉陵江金牛道侧，都是极为险峻之地。陆放翁将米仓道、金牛道并称，这说明宋代由汉中人蜀，两道均可通行。金牛道是秦蜀间的主干驿路，米仓道为穿越巴山的辅助路线，军事上有迂回之便。而陕南汉中地区和四川东北部地区的人民和商贩，均视米仓道为出入川陕最为便捷的道路。因为从地图上看，由于米仓道几乎呈垂直的南北线走向，故这是一条在距离上最为便捷的通道。故而，米仓道在隋末唐初虽不能说是由陕入蜀的主道（米仓道在唐中晚期是蜀道的主路），但仍不失为人们在经行金牛道之外入川的线路选择。

既然有确凿史料表明，玄奘法师一行是经行剑阁进入四川的，这是否足以证明他们经行的道路就必定是金牛道呢？笔者认为，这并不一定。理由如下：

一是玄奘法师虽然是经行剑阁入川，而且剑阁也确是金牛道上的重要节点，但是，金牛道也与米仓道一样，是由主线与多条支线构成的多重道路交通体系，而经过考古和现代田野调查表明，米仓道也确有多条支线是可以通达金牛道上四川广元境内重要节点昭化的，而昭化又与剑阁直接通连。试举几条米仓道与金牛道汇入的支线：

支线一：汉中出发经南郑、黎坪，过汉平关、城墙岩、落旗山、白头滩至檬子、旺苍、木门达巴中（州）。白头滩向西经旺苍、广元接金牛道也可至成都。

支线二：从汉中到陕西宁强县经茅坝河（今陕西宁强县茅坝河镇），通过旺苍县的干河坝（今旺苍县干河乡）、鹰嘴岩（今旺苍县英萃镇），或者经旺苍县的万家乡、盐河乡、国华镇在两会寺（今旺苍县双汇镇）汇合，至旺苍百丈关（今旺苍县城），从旺苍即可经行昭化。此路沿途以木石为栈，历代畅通无阻，是米仓道汇入金牛道的又一重要间道。

同时，从米仓道主线到达巴中（州）后，亦有其他支线可以汇入金牛道。此道古称巴利驿道，是在唐代以前开辟的一条通往川东北的重要驿道和蜀道中军事、交通、商贸、物流的备用线。具体线路为从巴中经木门、旺苍坝、尖场子、白水至利州（广元），全长200多公里。该路西连金牛道、东接米仓道，是金牛道与米仓道的连接驿道。

二是米仓道从隋代开始就已经成为由陕西汉中进入四川的主要通道之一，这可以从巴中（州）南龛石窟洞窟最早开凿的年代为隋上得到证明。在巴中（州）南龛石窟中出现了许多“凉商”活动的踪迹，比如在石窟中刻有“凉商冯明正重彩”“凉商周邦秀装修”等诸多的记载。这些“凉商”，便是来自河西走廊的商贾。而这些凉商在巴中地区的活动，充分表明在隋代古丝绸之路从西域经河西走廊南下后经过主道进入长安，另外有一条岔路，即进入陇右天水，南下仇池山区至徽县，经勉县进入南郑，尔后沿米仓道进入四川。南龛石窟中毗沙门天王造像、分身瑞像，也与河西走廊有着诸多关联，历史上毗沙门天王的信仰最早始于河西走廊，分身瑞像在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也屡有出现。而这一特征在同时代的金牛道线广元千佛崖上并未得到呈现（见《巴蜀佛教石窟造像初步研究—以川北地区为中心》，姚崇新著，中华书局2011年北京第1版）。因此，这充分证明，在隋代大量来自河西走廊的西凉商人经行米仓道进入四川，将河西走廊特有的造像题材也带入到西蜀大地。（见2017年1月9日《成都日报》水直文《金牛道米仓道锦自南出佛从北来》）。这也从侧面可以证实，隋代时期米仓道上的商贸活动和人员往来是相当繁盛的，且直接与中原甚至通过丝绸之路与更为广阔的中西亚地区通联。

反观金牛道，其从川北广元到陕南宁强的一段历来十分险峻，其行路的难度并不亚于米仓道；从道路里程来看，经行米仓道从旺苍再经行昭化汇入金牛道，道路最为便捷，比从宁强到昭化要省路得多；在战乱年代，米仓道相对安全，在当时也是时人经由陕西进入四川除金牛道之外的唯一选项，因此，从道路通行的人身安全性、道路里程的便捷性和道路通达的可行性等三方面来看，完全有理由认为，存在玄奘法师从汉中出发，走米仓道支线到达旺苍县，经旺苍抵达广元昭化汇入金牛道；再从剑阁经行金牛道入蜀的可能性。也即存在玄奘法师经行米仓道到达剑阁的可能性。

四、确认玄奘法师经米仓道入蜀的文化意味

对于玄奘法师入蜀的具体经行线路，由于目前没有确凿的史料来加以证实。提出玄奘法师经米仓道入蜀这一推断，其文化意味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增添米仓道的历史文化积淀。作为一个有着中西方巨大影响的文化存在，玄奘法师经行米仓道入蜀，不仅为米仓道沿线佛教思想的传播带来深远影响，而且其贯穿中国北南，置生死于度外历尽艰险从中原入蜀研习佛学，这本身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事件，体现了玄奘法师对执着和坚韧，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若干年后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预演。充分表明，米仓道是一条佛学传播的通道、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通道、中国南北文化沟通的通道。确认玄奘法师经米仓道入蜀，无疑是对米仓道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加持。二是为推动当下“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提供历史的佐证。玄奘法师的传奇经历，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家喻户晓。对玄奘法师西行求法前的这次由中原入蜀经历的详尽考证，无疑会使我们对玄奘法师的认识更加深入全面立体，会更加深世界各地人民对玄奘法师崇高人格和求法精神的理解和认同。三是对米仓道历史地理人文影响的研究，特别是对金牛、米仓道道路历史节点的准确辨析，能够激发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开启对历史文化的探究和探索，从而有助于提振和服务地方文旅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