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廓的洞察与人物的错位：对黛维《闪电和太阳》的读后感与批判
（注：本篇为读后感，仅阐述个人对该书通读后的理解，和对历史轮廓、人物价值、潮流精神的分析，不指代今天任何对象，本文批判的鞑靼奴役仅指历史上造成倒退的公认罪恶，不针对今天早已由推翻鞑靼奴役的革命所解放形成的任何族群，全文不强加于任何人，也不代表任何他人与组织，亦非我今后一以贯之的全部成熟观点，仅代表我自己。全文禁止抄袭和商用）
2022.6 方源野（别鹤）/书评
目录
一，太阳——时间之上的人：阿肯那吞
二，闪电——在时间之中的人：成吉思汗
三，太阳和闪电——反抗时间的人：希特勒（?）
四，小宇宙阿特曼——时间之上、反抗时间、逆转时间：华夏三圣与雅利安四雄
如果给黛维贴上“法西斯”标签，无疑是低估了《闪电和太阳》的哲学深度。如果过分吹捧《闪电和太阳》，也无疑是默认了黛维歪曲的价值观。此书的优点，在于轮廓的洞察，此书的缺点，在于人物的错位——黛维以罕见的深度，从雅利安原始神学与哲学角度，勾勒了整个历史的演化，但她举出的代表人物，及人物所凝聚的价值，则无法真正匹配她勾勒出的历史。
作者身为女性，却一气呵成，沛然全书，末尾的画面，定格为森林、高山、落日，和每次循环升起的不朽光辉——可惜作者说的这种“对抗时间的雅利安人”，并不是拿破仑，也不是玻利瓦尔，而是希特勒，这是她完全错位的地方。她从印欧民族的雅利安原始吠陀“原质三德”中，提炼出梵天、毗湿奴、湿婆三种人格神，分别推出了一个代表——时间之上的人：阿肯那吞；反抗时间的人：希特勒；时间之内的人：成吉思汗。这三阶段的人物，我并不赞同，但这三阶段的划分，惊人符合我的一个多年理论——行心诚（经济、真理），行循心（文明、美情），心循行（政治、善法）。俄国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则把这三个阶段，模糊地以“三约”定义，并在《拿破仑传》中，将“吉尔伽美什-耶稣-日神阿波罗-酒神狄奥尼索斯”这几种人格侧面，综合起来，作为第一阶段代表，再把“拿破仑”作为第二阶段代表。我们先看看黛维推出的人物。
一，太阳——时间之上的人：阿肯那吞
“一切你所想要的力量和帮助都藏在你的心中，即使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去获得力量，唯有勇敢，方可得救。”
——辨喜《演说集》
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中，把阿肯那吞当成了犹太天启一神教的始祖，这是偏颇的认知，也反映了弗洛伊德把“性力”作为宇宙原动力，无视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的根源——而戴维推崇雅利安吠陀的“泛神论”，与荣格推崇东方文明的“万物有灵论”殊途同归，比弗洛伊德更加理解阿肯那吞。阿肯那吞那套，其实不是天启宗教的一神教，而是寻找大宇宙“梵天阿特曼”。阿肯那吞寄托于太阳神和不断发出“光之能量”的这个大宇宙， 并不是某个教主突然获得的天启，而是始终内在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生灵，这与雅利安吠陀“梵我如一”和华夏天道“道生一、天人合一”类似。 作者指出，这一结构，后来又影响到希腊、亚历山大帝国。显然，它在古典时期最终汇为罗马帝国。
按黛维的思路，阿肯那吞也是“行动瑜伽”之人，他建立了非暴力的黄金城，接近于阿育王，而不是摩西。但是，阿肯那吞是最后的黄金时代之一（按我的理解，恺撒是最后）。他之后，无法再按阿肯那吞（超越时间的人）的法则进行，人类开始了暴力的“摩耶”因果循环。
在轩辕黄帝塑造“礼运大同篇”指向的黄金时代之后，这一循环在华夏天下中的表现为：从三代开始的寡头，和从秦开始的帝制，束缚了民族共同体以更大的合力安内攘外，同时，西伯利亚的牧奴制度一次次侵入华夏，与帝制程度不一的结合，导致了崖山之后和甲申之后，征服者与汉奸的联合利益集团的杀戮摧毁、全面奴役、文化篡改、制度迫害等等历史倒退；
雅利安方面，恺撒以维纳斯女神后裔的精神主宰自己，最终主宰了第一个雅利安普世帝国（地中海世界），并以宽容、公正的精神，让每一个城邦、行省、部落、阶层包括奴隶，都打破元老院贵族寡头和德鲁伊人牲巫术等桎梏。这就践行了雅利安吠陀在分化为各个印欧语系——印度、波斯、希腊、拉丁、日耳曼、凯尔特、玛雅等——之前，奥义书及其最高抽象《薄伽梵歌》指出的精神：带领所有人，通过不执于因果循环的行动，自觉天职的战斗，去突破世世代代积累的业力，最终找回普遍存在的神性。但之后，从奥古斯都扭曲恺撒精神，与元老院寡头格局妥协开始，罗马迎来了几种闪米特天启一神宗教，这是以教主和世俗权力单方面捏造、传达“外在神”最高指示的堕落。黛维敏锐洞察出，这是把“梵我如一”或“道生一”的万物有灵论，虚伪地扭曲为“以人为中心”——去掉了人的内在神性，那就必然以“某个或某些最强的人为中心”——这就是“绝地天通”的由来。这也是为何条顿、阿拉伯、突厥等数次入侵罗马，毁灭雅利安古典文明，造成中世纪的采邑制、宗教法庭、宗教战争的废墟长夜，一如五胡乱华之于华夏。
然而，就在这里， 黛维出现了价值观的扭曲 ：一方面，她正确推崇了唯一能突破“摩耶因果循环业力”的道路——为天职行动，为潮流战斗；另一方面，她却否定了这一行动战斗的基础——万物有灵的内在神性，像她批判的“犹太因素”那样，隔断了人的个体小宇宙，与梵天大宇宙之间的连接，把这个连接的纽带，置换为一个先知或者宗教法庭。所以她表现为后文的分裂，她恰恰走向了她推崇的“印度教”里一直批判的那种“二元论”。
二，闪电——在时间之中的人：成吉思汗
“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羡可歆之极，则天下之思篡取而夺之者愈众。此自秦以来，所以狐鸣篝中，王在掌上，卯金伏诛，魏氏当涂，黠盗好雄。觊觎神器者、史不绝书。于是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以游牧腥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呜呼！革命！杀人放火者，出于是也！呜呼革命！自由平等者，亦出于是也！”
——邹容《革命军》
在时间之中，也就是屈服于暴力因果，追求世俗生存和家庭生殖的最大化，也就是丛林法则的最大化 。 它就是黛维笔下摧枯拉朽毁灭万物的“闪电”——成吉思汗。黛维认为，成吉思汗穷尽了一切生存斗争，运用一切知识经验，最终是建立个人奴役，毫无意识形态、理念信仰，也没有后来的外蒙古国追认他而发明出来的“蒙古民族主义”（这当然是没有的，因为建立蒙古帝国，并不是缔造一个民族，而仅仅是让“黄金家族”作奴隶主，对其他游牧部落半数屠戮、半数奴役，最终把每个牧民以《大札撒》控制到吃饭姿势、日常生活，在人类史上第一次实现绝对权力）。但同样要看到，成吉思汗对精神迫害毫无兴趣，因为他没有虚荣心，他只在乎生存与外在胜利。
作者认为成吉思汗心里只有三种人：一，有危害的敌人，杀（比如九岁杀弟）；二，无危害、但是无用的人，根据需要决定杀与不杀（比如无数屠城中，屠多少比例的灵活选择）；三，有用的人，不杀，奴役之（比如留下工匠当奴隶）。他只是当成打猎，当成放马，猎人对猎物和马匹是没有仇恨的，更没有精神迫害、思想控制、文化篡改、宗教改宗、意识形态改造的高级需要。所以，成吉思汗并没有虐待狂的快感和虚荣心，他是钢铁斗志和冷血机器的人格。作者认为，成吉思汗的历史角色，就是如闪电一样，为地球清理注定腐化的尸体，但他只能重复世代积累的暴力循环，他无法建设一个新世界，所以他绝不是“反抗时间的人”。作者认为现代的成吉思汗是斯大林。
从这个角度，能够看到“世代积累的暴力循环”对华夏天下造成的最低点——不是崖山之后，而是甲申之后。
蒙古大征服的路径，在满清那里的关键区别，很多人忽略了。满清与蒙元的不同在于，八旗征服者是与汉奸（汉八旗等）形成了八旗制度的联合，所以进一步内卷奴役，所以有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精神迫害、文化篡改、人身控制。蒙古之所以很快被韩宋和朱明的两次连续北伐赶走，因为成吉思汗只是为了自己和黄金家族生存的肉体奴役和肉体毁灭，并不关注精神迫害，所以蒙古征服者很难和汉奸实现主子奴才的稳固利益联合。满清不一样，它的开拓武功远不如蒙古帝国，所以从“兵”堕落为“刑”，聚焦于一个点：全面奴役、奴化，把华夏民族变成奴隶宿主，以维持八旗奴隶主不劳而获的吸血地位。所以， 它充分利用汉奸和八旗的利益共谋，形成奴才和主人的联合体，突破了百年胡运，同时制造了一个伪中华的赝品。
其中最关键的两个人，是“清圣祖”康熙，和北洋“新阶级”的始祖曾国藩。就是这两个人，一头一尾呕心沥血帮助清国，各自续命了百年左右。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是牧奴制度形成绝对权力，仅侧重“肉体杀戮”而非“精神迫害”。但康熙和曾国藩，分别形成了“牧奴+帝制”的满清化，“牧奴+帝制+汉奸”的北洋化，形成了名为汉化，实为剃发易服、文字狱、四库毁书、迁海禁关、割地赔款、勾结列强等造成东亚病夫的“伪汉化”。这两种才是地狱最低谷，并引起了后世一些想冲破地狱、却因诊断错误而又短暂“阶段性”轮回无间的连锁反应。分析历史上的演化路径，只有分辨、突破“康-曾制造”的中华文明的赝品而革之，才是拨乱反正而至复兴的一切关键。回望百年前，正是这个因素导致了革命的两种分流—— 革命的共识是：满清必须击垮，必须扫入历史垃圾堆，并且必须打破满清的留下换汤不换药的“北洋化”格局，才能通往解放的良性循环；革命的分流是：清国制造的奴役赝品，是不是华夏数千年的真正传统？
答案“不是”，便是辛亥革命打开的进步闸门。它正确区分了“满清窃国二百余年，明逸老之流风余韵，荡然无存，士大夫又久处于异族笼络压抑之下，廉耻道丧，莫此为甚”，所以它号召“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它追溯《礼运大同篇》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它不仅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还要追溯晚明反思陆沉而大规模形成的“虚君”思想，和后来抗清斗争中多个革命政权的“虚君”行动，扔掉帝制的包袱，建立人民主权的共和国。它还要继续革“北洋化”之命，把满清和北洋造成的“汉奸与汉族的阶级分化”给扭转，所以它一方面坚定认同社会主义（在辛亥语境中等同于民生主义），但它又拒绝在民族内部，用一个“领导阶级”代替另一个“领导阶级”的“阶级革命”，它认同的是全民革命与全民建设，最终弥合由满清和汉奸造成的“阶级分化”，以杜绝民族内部的“北洋化-财阀化-新阶级”、与革命之前的权力格局结合起来的恶性循环。
答案“是”，便是把清国制造的奴役赝品，等同于整个中华文明，等同于数千年的华夏传统、汉民族历史，这便是新文化运动打开的洪流。同样的背景，发生在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金帐汗国，征服罗斯，利用前述中世纪一神教的分支——东正教，实现了对俄罗斯几百年的奴役，完成了蒙古帝国在中国未能完成的事业——这种俄罗斯的“满清化”，即长期农奴制基础上的沙俄，引起了“无产阶级革命”，并从莫斯科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向多国输出新的革命方法，在其他国家实现了复刻： 一方面，这种革命方法，正确宣告了自己对辛亥革命是继承与发展（从来不是宣告否定和割裂），以宣告自身的本土革命传承性 ，所以辛亥的旗帜性人物凝聚全民族的历史地位在身后从未动摇；另一方面，这种革命方法，由于把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当成了阶级压迫的腐朽一环，所以它向前述的外部世界寻找另一种破冰的方法论， 一种建构于“阶级”的普世秩序与线性演化 ——把全部时间重新解释为“阶级斗争”与“领导阶级”之更替。
这种对“西学新秩序”的引进，与它继承的辛亥道路，在调和的时候，爆发出对“北洋-新阶级”的摧枯拉朽之力；在水土不服时，则表现为猛药：由于苏联把俄罗斯民族共同体，分化和固化为多种阶级，超阶级的个人便无法联合，顶层权力与下伸运动的空前扩大便无法遏制，成为常态，这种释放出的力量又被阶级革命者要打翻的“新阶级”利用——这就是托洛茨基，以及苏联输出秩序的其他国家的一些历史人物，晚年从头再来欲摧尽的“北洋化”秩序或“沙俄化”秩序，但最终失败，阶级革命注定无法战胜新阶级。“北洋化”或“沙俄化”的那一部分利益链条（不是全部），又对后来松绑恢复的正常市场经济中的社会财富、社会空间，进一步蚕食、压缩，并图穷匕见（这种特征之一就是为满清的奴役罪恶进行长期翻案，大量黑白颠倒，并对延续革命叙事批判满清的广大声音，试图迫害、妄图绞杀，这一过程有个著名文本——“告别革命论”）。各种“苏联”的痛苦方面，只是分娩前的阵痛（也许是不必要的阵痛，也许也有对北洋或沙俄“毕其功于一役”的窗口错过而难免的阵痛）， 而“满清化-北洋化”与“金帐汗国化-沙俄化”，才是自我循环的恶性河床 ，这正是马克思笔下“宝剑和袈裟的原始统治”——没有任何信仰（哪怕是错误信仰）的、虚伪的纯利益集团。正因如此， 曾经的阶级革命历史，对各个国家的“沙俄化-北洋化-新阶级”存在着长期的震慑作用，这一意义是不可抹杀的，并在拉丁美洲等地有着更为迫切的合理性。
这便是成吉思汗开启的“时间循环”，这一循环的最低点是清国，这一循环的延续点是北洋，这一循环的相似版本既是金帐汗国与沙俄，也是帖木儿与一神教结合后，其后裔征服印度，把种姓制度进一步固化于雅利安人的“南亚版鞑靼之扼”——莫卧儿帝国，这一恶性循环引起的反作用力对抗是苏联传播的阶级革命之猛药（但不足以逆转这一循环）。“希腊-印度”的共同后裔黛维，在直觉上看到了这一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已无法再用“时间之上”，太阳散发恒定光热的方法，而要“师夷长技以制夷”， 同样用“闪电”方法去“抗衡闪电”。但如何把“破坏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结合起来？这就是“闪电+太阳” ——“反抗时间的人”——可惜，黛维提出的第三位代表，却德不配位，并不是这个人。
三，太阳和闪电——反抗时间的人：希特勒（?）
死之！尔得生天！胜之！尔享斯土！起！起！高底夜耶！战兮！尔其决取！
——《薄伽梵歌》
首先，黛维理解了希特勒的一部分精神实质。希特勒并不是庸俗的沙文主义者——那种“因为我是德国人，所以我热爱德国，我要让德国称霸世界”的浅薄分子；希特勒更不是他的对立面阵营宣传的“大资产阶级专政”——因为希特勒不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势不两立，同时，也与财阀资本主义势不两立。在希特勒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财阀资本主义，统统是“犹太人世界战略”的一体两面，凡尔赛条约是这个内核的表面——黛维完全相信希特勒的这一说法，甚至把这一点归咎于法国大革命，她把罗伯斯庇尔的恐怖，与卢梭哲学混为一谈，在肯定了雅利安吠陀“万物有灵论”的同时，又否定了与“梵我如一”“道生一”本质相同的，法国大革命的“天赋人权论”。
这也是为什么，黛维无视拿破仑与雅各宾的区别，无视拿破仑与法国大革命初衷的传承，无视拿破仑对法国大革命的拯救、凝聚和扩展，无视拿破仑才是传承“吠陀-罗马”精神，在西方中世纪漫漫长夜后复兴光明的这个“反抗时间之人”——故而， 她为了抬希特勒，把拿破仑特意的拎出来，贬低为“袖珍版成吉思汗”，因为她潜意识里害怕，那个人其实是拿破仑 ，那样，就没有希特勒和新纳粹的位置了。所以，她甚至把希特勒和穆罕默德类比在一起，视为时空穿越，以遮蔽拿破仑移山倒海的力量。
黛维理解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民族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是站在宇宙观的高度，与世界既有秩序，进行了二元斗争—— 希特勒把自身视为“通过德意志带领全体雅利安人再造上帝垂青的新人类”，把敌人视为“犹太布尔什维克数千年黑暗世界的总爆发”。这恰恰不是雅利安吠陀的行动战斗，而是条顿蛮族游荡于黑森林和罗马废墟上的，类似于凯尔特德鲁伊巫术的北欧神话，和犹太教“选民-弥赛亚-最后审判”的结合，这种结合，恰恰是否定个体的内在神性，否定基于内在神性的外在联合，依托于某个先知或者集团，伪造一个“外在之神”（在第三帝国里，这个人就是耶稣-希特勒，所以耶稣必须是个被犹太人杀害的雅利安人），让人狂热依赖 ，从而迷信世俗权力，从而要么孤注一掷满盘皆输（第三帝国的结局，给德国人民未能留下任何诸如拿破仑法典那样的组织性遗产，还让东德和东欧变成真空，被他的死敌斯大林一马平川，实现他担心的“新蒙古帝国”），要么全民族短暂地变成奴隶主（美国南北战争时蓄奴州辩护士幻想的那种，但那只会脱离劳动与战斗，迅速腐化，无力抵抗奴隶主内部分化出最暴虐的奴役势力，反噬自身，西班牙之于南美同理）——无论哪种，都是走向软弱和堕落，而非强大的新人类。
这还更不用说，希特勒死前差点实行的“尼禄法令”自毁方案，以及比起巫术与一神教更加堕落、更加否定神性的日本天皇活体邪教——而希特勒最大国际地缘失误，就是在东方盟友的选择中，选了日本，他把那种狂热依赖于天皇的实质软弱，错误地视之为“精神雅利安武士”——而对天皇活体崇拜的神道教，更接近于鞑靼的萨满活体巫术，这也是为什么江上波夫、宫崎市定等“精神蒙古帝国、精神大清国人”，承认日本皇室来自于西伯利亚通古斯。
所以黛维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希特勒一旦实现胜利之后的和平，将禁止屠宰场和活体解剖，把动物保护和环保推进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这是不难理解的。黛维和希特勒都认为，一个健壮强大、精神饱满的动物，比如一匹马，一头狮子，一只猫，将远比人类中的那些弱者个体，更饱含神性，更接近于上帝或者毗湿奴。
所以黛维为希特勒处理残疾人的安乐死与绝育辩护说，比起被“犹太布尔什维克”饿死或奴役，难道这不是更为人道的方法吗？以同一逻辑，黛维呼天抢地的说，大部分地球人都陷入了“摩耶之幕”的无明愚昧，反抗了他们的救世主希特勒，被“犹太布尔什维克”利用了英国人和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无视希特勒多次放过英国（比如敦刻尔克）、对英国“日耳曼兄弟”的和平诚意，无视希特勒呼唤西方团结起来抵抗“新奥斯曼-苏联”的十字军东征，并含糊其词地说希特勒并没有大规模迫害犹太人，反而遗憾地说希特勒身上“太阳太多，闪电太少”，不如希姆莱那么坚决贯彻暴力原则。黛维嘲讽地说，二战后的冷战，只是财阀国家的痛苦买单，因为他们和苏联站在一起，粉碎了唯一能战胜“犹太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德意志第三帝国。
所以，作者错误推崇的希特勒，并不是她说的“反抗时间的人”，而是另一种“在时间之内的人”，只是那是一种能够和“犹太因素”与“鞑靼因素”进行对冲的力量，本身不足以突破人类暴力时代漫长的因果循环。苏联也是同理。这三个东西，以及更多的东西，是两两相冲的力量， 如果黛维真正站在毗湿奴的俯瞰视角上，将会发现，那还是一个逆流中不断对打的漩涡罢了。但由于黛维无视“梵我如一”的内在神性，她就错误地把平等与奴役混为一谈，她就无法找到小宇宙阿特曼的力量，也就无法知晓真正的毗湿奴——反抗时间的人，是为了战胜湿婆——在时间之内的人，并能传承出第三人——扭转时间的人。
所以，她绝望而又自我麻醉地提出“卡尔基的复仇”——她认为希特勒不是卡尔基，而是卡尔基的最崇高先驱，卡尔基是希特勒的终极轮回，会以上帝的形象来临，进行总清算。在这里， 黛维荒谬地落到了她一直批判的犹太教的“最后审判”上 ，所以她绝望而亢奋地嘶喊出——让地球全人类灭绝，诞生新的物种。这不啻为希特勒在条顿蛮族神话和瓦格纳歌剧中痴迷的那一幕——诸神的黄昏，火烧瓦拉哈尔神殿。
四，小宇宙阿特曼——时间之上、反抗时间、逆转时间：华夏三圣与雅利安四雄
精神怎样变为骆驼，骆驼怎样变成狮子，狮子怎样变成小孩。
——尼采《苏鲁支语录》
卡尔基将带领他们穿过伟大的终结之火，进入新的黄金时代的阳光之中。
——黛维《闪电和太阳》
（本节，即独立篇目《华夏三圣与雅利安四雄》，撰写于2020年）
（一）圣人与英雄的标准
圣人，英雄，是全世界一切先贤的最高级别。圣人为首，英雄为次。谁是圣人，有最严格的五条标准，少一条，都谈不上圣人：
第一， 他有超越集团、朝代、时代，凝聚全民的图腾地位 。也就是说，他的历史地位不是依靠威胁恐吓，不是来自暴力强迫，而是人民的热爱。相反，即使他亲手缔造的集团、朝代，不再存在，或者不再拥有强迫力量时，后来出现的每一个集团、时代，也无一例外尊奉他，并宣称自己是他的继承人，以他为衡量标准。甚至在敌人短期得逞，依靠暴力机器对之强行抹黑时，也发生了人民高举他的旗帜，将敌人打翻在地的无数事实。一言蔽之，他经得起改朝换代的检验，不会人亡政息，也没人能够真正打倒和取代他，相反都要依靠他作为合法性来源、精神纽带。
第二， 他必须是军政领袖，他在生前就感召行动、发起集体战斗，击败了世俗的阻力，检验了他的思想是否科学，精神是否可行 。而且，正如领子和袖口，“受邦之垢，是谓社稷主；受邦不祥，是为天下王”，他面对的检验，必须是内忧外患、自古罕见的绝境，他要率领他的人民，赢得重生，走向新生，这样才能证明他的精神战胜了极限的物质考验。而他的时代模式，即使充满流血牺牲和物质匮乏，也并没让民众遇到大规模精神侮辱和暴力强制，而是足以唤起一代代人从黑暗到光明的记忆，振起不被奴役和不可战胜的信心，也就是说，人民愿意用行动回到他的时代和模式，并感觉那不是被迫，而是自由选择。
第三， 他是以人民的权利为归依的、广泛久远制度框架的奠基者 。这种制度之广泛，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朝代、时代、集团范围内的框架，而是与他驱逐的、结束的对象，划清了一道鲜明界限，让后者即便死而不僵，也不会长久再来。并且，他建立起的新制度，一方面具有自发的生长性，在后世一代代人的奋斗中愈发完善；另一方面则对广大平民开放，不是哪个朝代的短暂红利或哪个集团的私人玩物，而是让他的同胞乃至整个世界文明，从中获得充分的能力发展和享有相应的公正地位，反过来，愈发形成互助的人民共同体。
第四， 他有全面的理论，系统的学说，集大成的思想 。他的思想学说理论，并不是未经检验还走向反面的乌托邦，而是传承了前人的无数支流，在他那里汇为大海，能够解释他的时代的一切基本范畴，也能够解答他生前身后的一切基本问题，还能够由一代代人运用于一切基本领域去解决问题。概言之，他提炼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演化规律，对每一种流派扬长避短，并把它综合起来，铸为人民共同体的灵魂。但更为重要的在于，他的思想并非偶像膜拜或宗教神秘，他必须是虔敬之人，他在内心的最深处，明白自己仅仅是那个不朽的宇宙最高存在的人身工具。
第五， 他在尘世奋斗中，功大过微、损少益多 。他必须避免的是，因并非必要的理由而造成史上罕见的浩大劫难，从而让自己的人民共同体，出现大规模肉体损害和精神伤害，并留下之前之后难以挽回的道德断层，与难以良性循环的瓶颈。简单说，他不能是暴君，否则哪怕在某一些单项方面，堪称杰出，也永远低于圣人的位置，最高也只能作为圣人的贯彻者之一。但同时，他又不能因为他之前的漫长恶性循环留给他的环境局限，去背负并非由他的一意孤行或玩忽职守而造成的罪责，也不能因为在重重困境中，使用了别无选择、又并未酿成浩劫的一些试错手段、致胜策略而被苛责。一句话，他的正确和错误比例是日月与萤火之别。
英雄的标准，与圣人除了这五条相似以外，还有一条差距性的区别，那就是： 圣人有可以依托、传承的，完整一贯的人民共同体，而英雄没有这样的人民共同体，更多是领袖自己的作为 。所以在千古功业的维度上，英雄无法像圣人那样导向长远的良性循环。这个根本的区别，在于雅利安共同体的破碎，未能如华夏人民共同体这样上下五千年完整传承。
这几条标准，如大浪淘沙，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留下人类史上永恒的北斗七星，他们是三位华夏圣人，和四位雅利安英雄。 华夏三圣，是雅利安四雄的轴心；雅利安四雄，是华夏三圣的补充 。他们的轨迹，在人山人海中，共同构成了环球海洋中的陆地发展之规律。
（二）华夏三圣
三圣者，永远三个人，华夏三座顶峰。
—— 上古，轩辕黄帝 。在蛮荒时代，他从朝不保夕的荆棘与禽兽中，在经验稀少和技术贫乏的茫然中，克服了后世难以想象的天灾人祸，击退荤粥，平化蚩尤，建屏万邦，开辟了生存空间。之后，他又奠定了华夏人的生存互助规则，迎日推策，法天则地，从天文、地理、历法、应用等方面总结了生活常识，发明了基础工具，并在更为本质的神灵—宇宙—自然—人类—时间循环等层面，透彻总结和演绎了天、地、人的关系；继而以农耕部落的习惯法，种下了世俗权力因敬畏神灵，而不能逾越天赋人民之基本权利的古宪规则，成为后世的民本伦理【1】。他还留下了哲学、宗教、逻辑这些永恒的力量体系：如道德经、河图洛书、黄帝内经、山海经、易经等群经之王，都是对他思想背景的概括，和对他言诫行藏的积累复刻；《礼运大同篇》与《三坟》更是对他时代的描述，在华夏的地位就如《薄伽梵歌》与《韦陀经》在雅利安人、印欧语系的总纲地位【2】。这是华夏虽然历经劫难但始终不灭的根基，也是他被诸子百家和历代复兴，全部视为人文始祖的根源。所以，他毫无疑问成为了华夏史上，乃至人类史上，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人，没有之一。“亿兆孙子，皇祖式兹，我疆我里，誓死复之”【3】， 他是经济的图腾，是真、理的价值坐标，是“时间之上的人”，是主宰的化身，是“行心诚” 。
—— 中古，唐太宗李世民 。五胡乱华是华夏实质上第一次沦陷，这种局面持续几百年直到隋末，达到十虏围攻、百军混战的空前低谷。是李世民站出来，带领中华儿女绝地反击，一身做到楚霸王、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的功绩总和。他掀翻暴君，又平定海内群雄虎狼，缔造贞观之治，达到帝制时期社会、君民、官民、君臣统统最开明和睦的境界，对外武功更是北伐突厥、铁勒，西讨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西突厥，南下吐蕃、中天竺，东征高句丽，将十国异族侵略者全部扫灭驱除，彻底结束五胡乱华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洗雪犬戎灭西周以来历代外侮国耻，夺回并拓展汉朝以后沦陷的四海疆土，扭转乾坤，再造神州，让汉族对外势力空前绝后。同时，他重振汉文化臻于极盛，并输出光耀于全亚洲，照向罗马覆灭以后的中世纪欧洲，并高度克制权力的滥用，超前打造了后世帝王并未推进、却传薪于近代共和的君主立宪雏形。于是，他成为两千年帝制中安内第一人、攘外第一人、拨乱反正第一人，全面功绩更是冠绝世界史上千古帝王，也成为五千年来最成功的民族英雄，是后世历代复兴华夏者一致看齐的模板。在世界文明与野蛮的对垒中，他更是从废墟长夜中，以自耕农文明彻底逆袭了游牧狩猎的主奴制度，完全荡平从长城以北到西域中亚的草原帝国，并扫灭了十面侵略的千古唯一一人。“东西南北，张再造之乾坤，春夏秋冬，皎重新之日月”【4】， 他是文明的图腾，是美、情的价值坐标，是“反抗时间的人”，是复兴的化身，是“行循心” 。
—— 近现代，孙文中山先生 。崖山之后尤其甲申之后，华夏坠入五千年最漫长悲惨的亡国地狱，清廷从剃发易服、部族压迫、文字大狱、闭关锁国等一切方面，残杀、奴役、奴化、摧毁、篡改、出卖、碾碎、倒退了华夏民族，让中国沦为东亚病夫和一盘散沙，华夏面临两个不可能的任务：一是从满清和列强的绝境中还我河山，二是建立人民主权，从制度上让同胞告别臣子恨，权责一致，四万万匹夫皆天子，生生不息保卫天下人之天下，绝奴隶之根。是中山先生以布衣之力，唤醒辫子奴隶，率领仁人志士，在几十年的九死一生中，凝聚各个阶层、地域、派别、华侨，成为一切革命党尊奉的天下共主，以平民星火搏击森严夜幕，最终做到驱除鞑虏，光复中华，完成史上最艰难的复国，并结束秦火以来两千年帝制，建立亚洲第一共和，又在包衣反扑和列强夹击中，实现史上最奇迹的合纵连横，将所有反抗力量汇为黄埔军校等护法北伐轴心，奠定了抗战卫国、挫败五千年未有强敌的精神基础。最终无论后世执政者是谁，无论国共两蒋毛邓乃至各朝万世、全球华人各地，全部以他的继承者定位，树立自己的合法性。他的名字成了人类史上命名道路、公园、跨国纪念最多的名字。他更是以史上最系统全面的三民结晶，总结了华夏数千年天下为公的灵魂，以及上古、中古，和他标志的近现代，这三大阶段人民一以贯之的道统，并以建国方略留下了现代中华的一切框架性建设方向，他被亚洲十国革命均尊为大亚洲先觉。“索虏猖狂泯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嗌，掩迹郑洪为民辟，四百兆人视兹册”【5】， 他是政治的图腾，是善、法的价值坐标，是“逆转时间的 人”，是革命的化身，是“心循行”。
只要越深入理解这三个人，就越有永恒的力量。这三座顶峰，是万世潮流的灯塔，永远不会倒，永远岿然屹立，永远托着华夏人不断接近于昊天最高度。
（三）雅利安四雄
同样，我们从华夏脉络，能够看到另一条来龙去脉。从天地人的原始结构开始，世界文明的演化方向是 经济社会→文明社会→政治社会 ，华夏有这三个非常明晰的演化阶段，而华夏以外的文明体也很重要，如果没有，那华夏就是孤证。
外部文明体的类似演化，就是雅利安人，雅利安人是仅次于华夏的文明体。但雅利安人是不完整传承的，不像华夏始终是“这群人民”。雅利安人支离破碎分化为各个子系统，从印度、波斯、拉丁、希腊、日耳曼、凯尔特、斯拉夫，玛雅，甚至遗失的亚特兰蒂斯和姆大陆，等等，不一而足。
简单说，雅利安人只有在三个大洲的洲际范围内，分别出现过演化，不像华夏始终是天地人结合，在一个神州，同一个“人民共同体”演化。
第一次出现的全雅利安的英雄，是恺撒 。雅利安人第一次演化，是罗马帝国。地中海范围（即局部的“亚非欧三大洲”），主体是希腊罗马人，包含了波斯、日耳曼、凯尔特、印度、小亚细亚等文明子系统， 形成经济社会，由恺撒奠定 ，奥古斯都、马可奥勒留等人继承了一部分。它的特征是罗马世界帝国统治下，各个部落，方国，城邦，阶层，包括奴隶，都趋向于私人权利的宽容和公正保障，这种状态和罗马贵族元老院的寡头统治是不同的，也是欧美文明的基石，包括罗马法，来自吠陀的多神教等（后来宗教改革的源头，而非一神教）【6】。与华夏的关系是：希腊罗马的根源雅利安吠陀文化，与华夏上古长期有贸易互动、思想艺术交流，并受到华夏“道一二三”形而上结构的直接影响。
第二次出现的全雅利安的英雄，是拿破仑 。雅利安人第二次演化，发生了很大位移，是千年中世纪之后（类似于华夏的匈奴突厥五胡乱华等）的法国大革命。它推波于南欧、北欧、中欧、东欧范围，比起罗马帝国，北移和东移了不少， 形成文明社会，由拿破仑奠定 ，拿破仑三世等人继承了一部分。它的特征是对法国大革命的拨乱反正和向外扩张中，传播启蒙思想，并制度化为民法典等，摧毁农奴制，宗教法庭，实现人的私有财产、耕者有其田、社会契约、自治联合、全民公决、国会雏形等【7】，这是共同体形成的基本步骤，人不再隶属于国王、教主、领主，而是互相找到了“同胞”和一个个“祖国”。而民法典的根源就是罗马法，启蒙运动的根源就是希腊罗马文化。与华夏的关系是：华夏通过汉唐两次完整复兴，比欧洲更早形成了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最终辐射亚洲，并东学西渐，通过华夏的技术和典籍影响了欧洲，欧洲从中找到了与希腊罗马类似的文明结构，冲破了中世纪，开启了文艺复兴，这是启蒙运动的前站。
第三次出现的全雅利安的英雄，一体两面，一面是林肯，一面是玻利瓦尔 。雅利安人第三次演化，因欧洲遇到滑铁卢的反扑，更大位移到了美洲，并分化为北美和南美的两个运动， 形成政治社会，分别由林肯和玻利瓦尔奠定 （华盛顿那代不算，因为只是殖民者和代理贵族之间的寡头转移），特征分别是组织性的革命，和斗争性的革命。前者从人民自治的内核，找到了独立宣言中的自然法，形成“政治宗教”，以此抵抗了奴隶制对自由民的进犯，开辟了一个洲际范围内的多邦，人民自治形成自组织共同体的道路；后者则是世界史上第一个全面意义的职业革命家，从异族殖民和寡头军阀双重奴役的最深重灾难下，找到了一个大洲范围内，与之斗争赢得解放的胜利道路【8】。但林肯的运动和玻利瓦尔的运动又有割裂性，前者并未遇到后者那样错综复杂艰险万分的考验风暴，未能充分展示出革命斗争的力量，后者并未像前者那样发掘出民众的自治内核，未能有效建设起组织的秩序，所以美洲和欧洲一样出现了左右撕裂。这也注定雅利安世界的恶性循环没有尽头，最终要依靠华夏的天下秩序。与华夏的关系是：这两种运动，与前述的法国大革命一起，传播成了现代世界的一切革命模式的雏形，反过来激发了辛亥革命，并由辛亥革命光复华夏、创立共和、并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打开闸门奠下基石，继而重新找到了华夏固有的天下为公的大道。而华夏上古通过大陆桥漂洋过海到达美洲的远裔“印第安人”，则以天文历法建筑和自耕农的习惯法（如易洛魁联盟），启蒙了美洲集体潜意识中的自然法和宪法，并以自身誓不为奴的斗争，为美洲抵抗欧洲殖民者和财阀的革命奠定深层力量。
雅利安人也有自己的“华夷之别”，比如雅利安之外的犹太闪米特一神教（教主个人崇拜教），雅利安内部出现绝对权力的条顿蛮族（不是所有日耳曼部落），受鞑靼—钦察汗国之可汗主奴制度所影响的沙俄农奴制—苏联阶级性极权，以及与之相互转化的寡头财阀资本主义（与条顿蛮族的部落贵族制度直接相关），就是相对于恺撒—拿破仑—林肯—玻利瓦尔的遗产的“夷狄”，是通往奴役的道路。
雅利安人的三阶段和四个分流，与华夏的三阶段有一个重大不同就是 ：他们的第二和第三阶段是连续发生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之间则相隔了漫长的中世纪，而华夏的第一阶段（三皇五帝上古神学哲学与世俗奠基的原始习惯法，集大成者为轩辕黄帝）和第二阶段（汉唐安内攘外文治武功全面复兴并一度出现君主立宪趋势，集大成者为唐太宗李世民）之间，虽然隔着战国、秦政、五胡乱华、匈奴突厥等起伏，但未如欧洲中世纪那样沉沦；然而华夏的第二阶段（汉唐集大成复兴）和第三阶段（从龙凤政权到晚明、兰芳、洪兵大成国的虚君思潮而直到辛亥革命光复华夏并创立共和、启动现代社会，集大成者为孙中山先生）之间，则相隔了严重的蒙元满清。而崖山之后的深度疾病、尾大不掉和连锁反应，又是和欧洲中世纪类似的。
华夏三圣与雅利安四雄，是颠扑不破的人类社会脉络规律，他们会继续指引后人的智慧，激励全世界各国人民与豪杰的奋斗力量。
用黛维《闪电和太阳》的类似句式，作为本篇的收尾吧：
“通过充满意义和充满力量的仪式，在一望无际的重新生长的森林的凉荫下，在海滩上，或在面向旭日的不可侵犯的山峰上，他永远生活在他所象征的生命节奏的宇宙的忠实意识中。然而，一旦衰退明显地开始，人们就会感受到每一次循环的时间周期的特点——反抗时间——那种越来越强烈、最终近乎绝望的渴望，在他为之奋斗和失败的目的表现出完美之后，这种渴望就会成为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在未来的每一个黄金时代——每一个连续的创世之初——都将成为他最高梦想的活生生的实现：每一个无数年的时间里，都会有一首荣耀的赞美诗，宣告他——他——他——再一次获得了胜利。”
注释：
【1】参考《金人铭》《黄帝四经》等，及段振坤《道德经：权利与正义的经典》（武汉出版社）、曲辰《轩辕黄帝史迹之谜》等论述黄帝的文献。
【2】《韦陀经》又称《吠陀经》，它所属的文明系统，和作为它重要组成部分的《奥义书》，以及它的最高概括文本《薄伽梵歌》，并非很多学者误以为的印度，而是远远超过了印度之外，是整个上古雅利安印欧语系的文化总源头，后来才分化为希腊、罗马、波斯、印度、日耳曼、凯尔特等子系统。并且，与很多人误读的“消极无为”不同，原文本强调积极战斗，不执于果，永尽旅责，以行动入世消除因果循环。支撑这一论据的，不仅有革命者辨喜《行动瑜伽》、提拉克《薄伽梵歌奥秘》，及学者徐达斯《世界文明孤独史》、特威兹穆尔《奥古斯都》、乔治瓦特《遗失的姆大陆之谜》等文本，更有这些子系统之间的相似结构。
【3】中国同盟会的革命实录之一。
【4】宋朝祭唐太宗昭陵之文。
【5】章太炎缅怀中山先生之诗。
【6】罗马万民法的公正宽容和普惠底层，与一神教无关，主要与多神教系统下的习惯法相关，多神教则受到雅利安人总源头的吠陀影响，而不是被闪米特天启宗教影响。这种成文法和习惯法，后来也汇流为拿破仑法典。
【7】拿破仑当皇帝绝非君主专制，而是全民公决选举，乃卢梭《社会契约论》指出的“民族公意、人民主权”体现，誓词和实践也恪守自由原则。并且，拿破仑设置了元老院，作为自己权力的限制与罢免机关，后来战败，拿破仑果然被元老院罢黜。拿破仑最后的百日新政，还提前制宪行宪，《帝国宪法补充条例》是典型的君主立宪制度，强化了国会的权力。无论是拿破仑三世的《拿破仑观念》，还是梅尼瓦尔《关于拿破仑一世的回忆》，都详细叙述、着重指出了拿破仑与君主专制的截然不同。
【8】玻利瓦尔的世界影响力被严重低估，只举一例：1830年法国革命就是喊着玻利瓦尔的名字冲入巴黎。关于玻利瓦尔在革命史上的独特地位，详见阿拉纳《玻利瓦尔：美洲解放者》，米哈雷斯《解放者玻利瓦尔》，以及本人写玻利瓦尔的专书（未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