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没说过“要烧教学楼”

记者：请描述一下你被逮捕的经过。

翟田田：今年3月份的一天，因为三个白人博士生为难我和另一个黑人博士，我们两个先后离开课堂。之后我与史蒂文斯学院的助理副校长约塞夫・斯坦利有过一次谈话，他认为我应该对此事负责，当时有一些言语上的不愉快。后来他又询问过我的家庭、学费、签证等个人情况，得知我只是一个在美国无依无靠、靠打工读书的普通留学生。其间我曾经接受当地一家电台采访，提到对学校的不满。4月14日，我接到斯坦利的邮件，称要停我的学。4月15日，我打电话给斯坦利，称我不会离境，并表示如果不给出为何停学的圆满答复，我会起诉他，并向媒体曝光此事。当天，我的留学签证被吊销。4月16日，校警带着移民局官员直接来到我的住处，以“恐怖威胁”的罪名将我带走。我当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记者：你到底有没有说过校方指控的“要烧掉学校教学楼”的话？

翟田田：绝对没有。我从来没有伤害和欺负过任何人，怎么会想要去烧我读了七年的学校？

记者：有没有想过校方为什么这样做？

翟田田：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对不起斯坦利的事情，他们会这样对待我。按照美国法律，即使学生签证到期，也有60天的时间可以离境。可我在学生签证被吊销的第二天就被抓走，明显是有人在故意使坏。斯坦利曾对我说过一句话，“I have the floor.”(我拥有这层楼)，意思就是我是这里管事的，我说怎样就怎样。

曾和六个谋杀犯关在一起

记者：你在监狱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吗？

翟田田：刑事监狱条件很差，我是唯一的中国人，一度和六个谋杀犯关在一起。监狱里到处是文身的毒贩、杀人犯、强奸犯，拉帮结派很严重。本来饭就不够吃，还有人抢我的，也有人欺负我，我会奋起反抗。有一次我向工作人员反映情况，他对我说，“你是要我去报警吗？”从那以后，我知道一切要靠自己。在监狱里唯一一次理发，因为用具没有清理干净，我的头上被感染长了好几个大包。

记者：这些情况你好像没有对前来探望的中国领事馆领事官员反映，但是与律师会见的时候，你又为什么流下了眼泪？

翟田田：领事官员来探望时，我才知道我的父母在国内多么着急。我如果说了在监狱吃了很多苦，第一个知道的将是我的父亲。亲人远在中国，没有必要让他们担心。我不希望在人前掉眼泪，但见律师的时候的确是控制不住。

记者：你在狱中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

翟田田：头一个多月狱方不允许我与外界联系，我那时候想，也许要在这里呆上五年七年的。一个多月以后，我才托出狱的狱友给朋友王梅樱带了一封信，这才找到了律师，和外界有了联系。

翟泰山(翟田田的父亲)：王梅樱打电话给我们说要准备保释金的时候，一开始我们以为是跨国诈骗。

像“恐怖分子”一样被押送回国

记者：律师称你是像“恐怖分子”一样被押送回国的。是这样吗？

翟田田：按照法律程序，自动离境应该是由我自己离境，但有一个人可以跟着我办手续，但实际上我是被囚车送到机场，脚上戴着镣铐，腰上缠着铁链子，手铐和铁链子连着。看守人员在囚车上给我一个三明治，我要弯下腰才能吃到。在机场我没能见到律师、朋友和华文媒体，也没能拿到我的行李。对方给出的理由是担心送我的人把我打倒，这个理由非常可笑。我随身带的只有一个在监狱里藏的塑料袋。当时身上的钱还剩40美元，我花27美元买了一个最便宜的小包。从进入机场到临上飞机，所有人都看到我戴着手铐脚镣的样子，我不愿意再回忆这段屈辱的经历。

翟泰山：田田昨晚睡觉脱下袜子，我看到他的脚脖子被脚镣勒出了伤痕，非常难过。

校方找不到起诉理由

记者：检方为什么直到现在都没有起诉你？

翟田田：校方知道没有起诉我的理由，只想随便找个罪名吊销我的签证，遣返我回国。他们以为我在鱼龙混杂的监狱里呆不了多久就会坚持不住自动认罪，这样他们做的所有事情就都变成合理的了。没想到我硬是坚持了几个月。检方本应在6月1日起诉我，但因为没有证据一直拖到现在。

记者：白人女子罗红玫曾控告你“骚扰”，这是你被校方开除的理由之一吗？

翟田田：我和罗红玫是经我的博士生导师介绍认识的。这是我的个人生活问题，与此案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的律师海明要求校方提供停学理由，他们才搬出了这个案件。

记者：媒体和公众在这个案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翟田田：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和公众的关注，也许我今天仍然在坐牢。中国媒体关注了，美国的华文媒体关注了，我的罪行才得以一步步减轻。直到我绝食抗议引起《纽约时报》关注，直接打电话给检控官，我才得以从刑事监狱被转移到条件好一些的移民监狱。

不会改变对美国的看法

记者：这几个月以来你的罪名从“恐怖威胁”降到“扰乱社会治安”再到“轻微扰乱社会治安”。这已经是非常轻微的罪名，你依然拒绝认罪。为什么做出拒绝认罪的选择？

翟田田：这大概就是北方人的性格吧。如果我做错了事情，当然会认错。但如果故意找事整我欺负我，我是坚决不认的。士可杀不可辱，这是原则问题。

记者：即使你坚信自己是被冤枉的，但事情发展到现在，你仍然认为自己的行为中没有任何需要反省的地方吗？

翟田田：一点都没有。

记者：有人把此案解释为“文化差异”，你是否认同？

翟田田：如果说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刚到美国不久的学生身上，可能有文化差异的因素。我从高中就到欧洲读书，又在美国呆了七年，对美国文化多少有所了解。这不是“文化差异”的问题。

记者：你从十几岁就抱定了去美国的梦想，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美国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

翟田田：我对美国看法不会因为入狱就有180度的改变。每个社会都有每个社会的问题，有好人也有坏人。这件事对我是一个成长的经历。

不在乎赔偿但必须道歉

记者：案件尚未结案，你现在仍然背着“恐怖威胁”的罪名，你的博士学业也尚未完成，下一步是如何打算的？

翟田田：至于还会不会继续回美国读书，我还没有进一步的打算。如果近期返美，那唯一的理由就是如果大陪审团提出正式指控，我会去面对我的指控。

记者：如果检方不再追究，你们会采取怎样的态度？

翟泰山：如果仅仅是一起个人案件，按照中国文化我们也许会选择息事宁人，不了了之。但现在田田的案子已经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关系到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的尊严，就必须要有个水落石出。如果田田有罪，我们承担责任。如果田田无罪，对方就必须道歉，还中国人的尊严。

翟田田：赔偿我不在乎，但必须道歉。

从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出，翟田田是一个头脑清晰、思维缜密的人。七年的美国生活，也给他多多少少留下了美国文化的烙印。在千千万万的中国留学生中，翟田田无疑是一个强者，他英语好，能力强，是学校里的活跃分子，教授经常把新来的中国留学生带到他面前取经。面对莫名的冤屈和不公正待遇，他具备发声和反抗的能力，再加上坚韧执拗的个性，才能使自己的罪行一步步减轻，直到平安回国。昨天的记者会上，翟田田和父亲向在场媒体深深鞠躬，感谢媒体对他的声援。

翟田田案件应该引发我们的思考，在越来越多中国学生走出国门的今天，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在承受着不同程度的不公正待遇，只是没有严重到被捕坐牢的程度，所以并没有进入我们的视线中。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翟田田想借这句话表明，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对所有准备留学和已经留学的中国学生有所启示。(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