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化运动中，北京高师是一个重要阵地。以钱玄同、黎锦熙、邓萃英、胡以鲁、常乃德、孙俍工、周祜、楚图南、周予同、魏野畴等为代表的北京高师广大师生，不仅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礼，而且积极参与其中，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向前发展。

1919年5月7日，北京高师师生热烈欢迎5月4日被捕八勇士返校

积极参与，对新文化建设独具慧眼

在新文化运动中，常乃德与陈独秀之间的思想论争备受时人关注。常乃德多次在《新青年》上就“古文”、“孔教”与“新道德”等问题与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主将展开讨论。虽然他对陈、胡等人的文化主张持有同情的理解，且自觉地归属到《新青年》派的思想阵营，但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又自认有异。1916年12月，常乃德致信陈独秀，质疑胡适关于古文之弊，尤以骈体、用典为最的观点。他坚决反对“废骈体”和“禁用古典”，以为此二者乃“真正之国粹……而非可以漫然抛弃者也”。1917年4月，常乃德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孔道观》，既反对康有为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的政治诉求，也不赞成陈独秀“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的观点。他主张应当把后人“所依傍之孔教”与“真正孔子之教”区别开来，认为前者具有宗教的性质，是封建专制政体的粉饰，自然应当打倒；但是后者“与宗教之实质，全然殊科。孔子之言，未尝专主于专制政体”，因此反“孔教”不可以全盘否定“孔学”。常乃德也不赞同陈独秀对待旧道德的简单态度。1917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记陈独秀君演讲辞》，指出道德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包括“元知”和“推知”两部分。“元知”即人类本心所固有的良知良能，是亘古不变的。“推知”是依照进化论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当代的“推知”必然胜过古代，因此应该反对“旧推知”，提倡“新推知”。常乃德在分析西方个人主义新道德的基础上提出了适用于今日社会的新推知——“自利之道”。总之，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认为，“不经破坏，不能建设”，要在革除一切封建旧习之后，建设“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但是常乃德以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引进、消化不能建立在思想的空地之上，而是有赖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导引、承接与整合，即需要民族精神这一强大的支柱。于今视之，常乃德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新青年》派的一种自我反思精神。 此外，还有邓萃英、周祜等人在《新青年》上就“文学革命”与钱玄同展开讨论；孙俍工在《工学》杂志上就“工学主义”和“新村主义”与周作人展开讨论。邓萃英提醒钱玄同不仅要对旧文学宣战，揭破其劣迹，还要长驱直入，明白宣告其罪状。周祜通过参照世界上其他国家“文法的应用”，建言钱玄同应在中国的文学中也创立一种文法。孙俍工针对新村“重工轻学”的偏向，和周作人探讨了新村要重视“学”的问题。通过与新文化主将进行探讨，北京高师师生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引起了提倡新文化的主将们乃至整个思想界的重视，并为我们今天反思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新青年》杂志

提倡白话，推动国语运动走向深入

钱玄同是白话文运动的最早响应者和实践者。他看到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后，立即致信陈独秀对该文给以高度评价。同年，他又致信陈独秀，强调《新青年》应该首先使用白话文，并且在《新青年》第3卷第6号的通信中先行垂范。这封通信不仅是《新青年》里最早关于白话文实践的鼓吹书，也是第一篇用白话文写就的论学书。钱玄同还对白话文运动做出了许多独到的贡献：揪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为文学革命指明了切实的对象；提出把白话文的应用范围由文学之文扩展到应用之文，促进了白话文的推广；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证明初期文字本为“言文一致”，为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历史依据；以“王敬轩”为名，在《新青年》上与刘半农上演“双簧戏”，打破了白话文运动初期社会反响寥寥的局面，扩大了它的影响。在钱玄同的带动和影响下，北京高师广大师生积极投入到白话文运动之中。夏宇众在《白话文与天足》一文中借用缠足与放足的例子对文言文予以批驳，并强调了白话文的应用问题，指出白话文已经“来到讨论应该怎样把它来做文章的时期了”。张一麐 《我之国语教育观》从一个读者“读”的角度，指出白话文在阅读上的便利。孙光策《章厥生先生国文教授杂记》强调中学校国文科教授白话文的重要性，并与师生就如何选择白话文国文教材进行了试验：“用分组的法子去选择材料，将文章体裁分作‘论理’‘言情’‘记事时间’及‘记事空间’四组，每组预定选出百篇，合共可得四百篇，尽可供给中学四个年级的教授有余”。师生们还纷纷投入白话文的写作实践中，五四前后北京高师的校内刊物绝大部分文章都是用白话写成的。

北京高师也是国语运动的发源地。理论方面，师生们充分论证了国语运动的重大意义。黎锦熙和陈宝泉就把统一国语看作是普及教育，提高国民性，进而建设一个统一文明国家的重要工具。运动期间，师生们对注音字母的研究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如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论注音字母》一文，令吴稚晖读后“欣喜无量”；朱文熊设想要创造一种更为简便的字母——“位置字”，来实现“世界同文”的理想；苏耀祖提出“排注音字母片”的教授法等。在注音字母研究的基础上，钱玄同等人进一步提出了“汉字改革”，甚至“汉字革命”的问题，把国语运动推向了顶峰。实践方面，1918年，陈宝泉、陈颂平、章厥生等发起国语研究会，“凡有志研究国语者均得为会员”，其会务基本涉及了国语运动的各个方面。同年，全国第一次国语教科书编辑会议在北京高师召开，会上推举钱玄同担任编辑主任，着手编辑国语教科书。钱玄同亲自为孔德小学编写了两册石印本的国语教科书。黎锦熙也为北京高师国语文法课编写了《国语学讲义》。胡以鲁在北京高师开设“国语学”课程，也以自编的《国语学草创》为教材。为了更好地教授国语，苏耀祖提出了“正音读、词类的提出读、分段读通读、演剧式的读”等四种“论理的诵读法”，张席豊提出“器械的”、“论理的”、“审美的”三种诵读法，石登阁把设计教学法引入国语教学，指导学生成立了“国三乙级国语练习会”，以“练习国语为宗旨”。此外，学校还开办了国语专修科，为国语普及培养师资。同时在全校范围内开办了京话夜班，每周授课两小时，指导学生练习京话，“为将来国语统一之预备”。

顺应时代，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新文化运动期间，北京高师涌现了一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和刊物。1919年4月，德育部开办平民学校，周蘧（予同）在开学时就教导学生要有改造旧社会、打破阶级贫富差别的勇气，“将来联络我们同病相怜的人，对于社会做一种正当的要求，改造现在万恶的社会，打破后天贫富的阶级”。1922年5月1日，工学会召集北大马克思研究会及北京学联举行“五一”纪念大会，邀请李大钊做了题为《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的演讲。与此同时，将《工学》第2卷第1号命名为“五一纪念号”。该号的《发刊词》就指出：“一方面将国际工人的运动介绍给我国工人，以促他们的觉悟；一方面宣布资本主义的罪状，使我国的野心家知所警戒，不敢为所欲为。劳工运动是没有国际的区别的，工人们大家起来照着干吧！”松鸣也在该刊撰文《我对于“五一”纪念的感想》指出：“（一）工人团体须联络一气，一致行动；（二）奋斗方法不是‘罢工’，是‘占据工厂’。”红彩也在《中国怎样就好了？》中说要解决中国“人民穷困”、“政治黑暗”的问题，就要打倒军阀、政客与外国资本家，要用共产主义办法，“杀贼回脏，把他们的财富夺回来作资本，开工场，我们来做工，我们自己选举人管理工场事务”。他还指出中国应该参加“第三国际”，“谋全世界劳动者的联合，以打倒全世界的资本家”。很明显，这些作者已经具备了初步的社会主义思想。同年，北京高师成立了“北京高师社会主义青年团”，楚图南等人编辑了《劳动文化》刊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要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要走俄国工人阶级的路的观点，以及“劳工运动”的口号，以公开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魏野畴等人组织了共进社，联合西北青年知识分子从事革命活动，并常在《共进》半月刊发表进步言论，传播革命思想。1923年2月，教育革新社创办了劳动学校，“以教育劳动者，使得到生活上必需之常识，职业上必需之知识，及促进劳动者的阶级觉悟为宗旨”，开设了时事谈话、常识谈话、劳动运动史、时事讲读、世界现势、政治经济常识等课程。师生们还经常深入工农群众当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据周谷城回忆：“当时琉璃厂高等师范校门旁并专设有一间小小的演讲厅，门朝马路。……学生每晚七时左右，自动的向劳动人民讲新形势、新文化、新思想。对于农民也设法宣传这些。暑假期内，路远不能回家的学生，常住在西郊的卧佛寺、大觉寺等处，经常与农民接近。”

由上可见，北京高师对新文化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北京高师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受益者，正是通过对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北京高师于短短11年的时间就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一段不容忽视的历史。

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10年10月19日12版，略有删改；

原文链接 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0-10/19/nw.D110000gmrb_20101019_1-1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