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藏大臣制度到了清末，面临着全国大革命的冲击，加之帝国主义势力的逐步渗透，在西藏施行了200多年的驻藏大臣制度已经不适应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鼎革管理西藏的方式已势在必行。在这种大变局中，驻藏大臣制度与清王朝的命运一样，终结于清王朝的覆亡之后。而清末的许多驻藏大臣也难免受到乱世的影响，许多人或殉职于任内，或巧计脱身，或黯然离开西藏。

1.清末革命大潮对驻藏大臣制度的冲击

风起云涌的大革命，严重地动摇了清廷在全国各地的统治，清朝在革命的打击下，驻藏大臣制度中所规定的管理西藏行政、军事、外事等方面的事务已无力实施，对驻藏大臣的武装力量和财政的支持也日益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藏内分裂主义势力与英人勾结日紧，驻藏大臣职权日削，为了挽回清廷驻藏大臣制度所规定的权利，清廷任命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兼边务大臣，并带兵进藏。赵尔丰做事操切，试图“乘胜一举平藏，革除易俗，廷意不欲开衅，阻之”。加之驻藏大臣联豫的极力阻挠，赵尔丰未到拉萨就被朝廷调回四川。1909年，驻藏大臣联豫奏请朝廷批准，由四川调2000川军进藏。1910年2月，协统钟颖率川军进入拉萨，与僧众发生冲突，一时谣言四起，局势趋于紧张，刚刚从内地返回的十三世达赖见乱局不可控制，随复离拉萨逃往印度，联豫派兵追赶未果，弹劾达赖又一次擅离职守，朝廷下令又一次革除了十三世达赖的名号。于是，英人乘机笼络十三世达赖，西藏政局的混乱进一步被帝国主义势力所利用。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到拉萨后，清朝驻藏官兵立即分为共和派和帝制派，在藏官军互相仇杀。联豫将此变局急奏朝廷，称：“因八九月间内地不靖，风潮至藏，谣言四起，民心惶惶，忽起暴动。九月二十三四两日连劫兵备处及衙署所儲枪械子弹粮米，并库存饷银十八万余两，簿据表式，均一律焚毁。”此时，驻日喀则、波密、江孜、亚东的士兵也开始哗变，烧杀抢掠，危害地方，整个西藏处在极端混乱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虽有驻藏大臣制度，但驻藏大臣无从约束西藏局势。英人此时又推波助澜，策动十三世达赖返回拉萨驱逐驻藏大臣及朝廷驻军，驻藏大臣制度的所有规定已无法正常实施。

2.晚清驻藏大臣制度的终结

清朝设立驻藏大臣制度，是总结了元、明以来管理西藏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而确定的。初期的突出任务之一是代表朝廷在西藏协调西藏地方势力和和硕特蒙古之间的关系，部署、防止准格尔部对西藏的侵扰，保证西藏地方及其达赖喇嘛的安全。再者是与朝廷遥通声息，向西藏僧俗转达朝廷德意。后来，随着全国政治局势的逐步稳定和西藏形势的发展，特别是西藏发生了戕杀首席噶伦康济鼐的内乱事件，以及出现珠尔墨特那不扎勒的叛乱行为、廓尔卡入侵等几次大变故之后，驻藏大臣制度日益强化，陆续形成了管理西藏的《十三条章程》、《钦定善章程二十九条》、《裁禁商上积弊章程》等，驻藏大臣制度陆续系统化和制度化，明确驻藏大臣代表朝廷在西藏行使包括吏治、宗教、防务、财政、军事、边防、外事等职权，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一道管理西藏。驻藏大臣制度的设立并日益成熟，对稳定西藏，巩固西南边疆起到积极的作用。

清朝晚期驻藏大臣制度越来越不适应内外形势的变化，弊端日益暴露。一是主权不固。1888年、1904年的两次英军入侵，使清朝丧失大量权益，这里固然有朝廷软弱妥协之因素，但与当时驻藏大臣不能控制西藏局势有直接关系。二是财力不敷。驻藏大臣制度规定，驻藏大臣及随员进藏每人只带少许银两，大项活动资费由川督解决，在藏内活动一应需求多仰仗商上供给，乌拉差役皆是如此，这就使驻藏大臣在藏供应缺少朝廷的后援。清朝驻藏大臣和帮办大臣两人年公用经费只有6000两。清朝末年，驻藏大臣联豫推行新政，四川只能递解50万两银子，川督还经常从中截留，数求增加而不可得。在联豫给朝廷的奏折中这样写道:“奴才商之四川督臣赵尔巽以光绪三十四年拨款银五十万两，作为商埠开办经费，以宣统元年拨银五十万两，作为练兵经费，以后通计每年兵饷官薪学务警务劝工查矿一切要政常年经费五十万两，实属不敷甚巨。”而朝廷当时给新疆直接拨付的经费已达500万两。三是藏内官吏任命失控于察，驻藏大臣形同虚设。四是朝廷轻忽藏事，选择驻藏大臣再也不像康乾盛世那样以国家大局为重，军机处和吏部掌握在一批轻漫边疆，朋比任私，贪图贿赂，视边疆安危为儿戏的无耻之徒手中。在晚清国家处在危机的大变局中，不是向边疆选派干练而才俊，识大局而可堪任疆防的强臣，而是蝇营狗苟，化公行为私利的庸腐之辈。晚清“历任驻藏大臣，率以旗员之沈滞者任之，视同远谪，方趋避之不暇，一旦任事，非卤莽灭裂，即畏崽因循，从无喜功好名之心，安识固国抚民之法。其始不肯办事，其后遂致失权。推原其故，虽由历任大臣之溺职，亦实由朝廷轻视此官，有以致直。驻藏大臣虽亦以二三品大员任之，然权势远不如督抚，而所入至菲，又不足以资肆应，且窃朝廷之不欲事事，故尤乐於无为”。这是当时对驻藏大臣制度弊端形象的描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