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查理一世之死是英国革命的重要节点之一。围绕该事件，借助近代早期广泛流通的廉价印刷品，残缺议会同保王党进行了激烈的舆论宣传战。在此过程中，查理一世的对立形象——暴君和殉道者，得以萌芽、明确和形成。然而，至1649年末，残缺议会的暴君宣传逐渐冷却，保王党的殉道者宣传却愈加高涨。复辟后，殉道者查理更是成为官方钦定形象。短期来看，殉道者查理形象占了上风。但长远来看，经由辉格史学等近代史学的演绎，暴君查理则更广为人知，成为主流形象，具有警示意义。
关键词：查理一世；暴君；殉道者；君王形象；英国革命
如果将英国革命视作一幕情节跌宕起伏的戏剧，那么“弑君”便是它的第一个高潮。1649年(英国旧历1648年)1月30日，在伦敦白厅国宴厅外，查理一世被公开处决。在革命者和辉格派史学的演绎下，查理一世是挑起内战的罪魁祸首，是不折不扣的暴君，故弑君乃人民“诛暴君”之举。但在保王党和托利派史家笔下，内战不过是一场叛乱，议会弑君实乃僭越，故查理一世是殉道者。这种关于查理形象的对立认识，既是划分革命者与保王党的重要标准，也是长期影响英国革命历史书写的辉格派与托利派之争的表征之一，直接造成双方对英国革命的起因和性质产生了截然相反的认识。[1]这不禁引发人们去思考：查理一世的对立形象何时形成？何以形成？
随着学术研究的推陈出新，学界对英国革命的研究已跳出辉格派与托利派之争的窠臼，开始从多元的角度解释这场革命。[2]20世纪70年代以来，史学领域的新文化史研究和记忆研究如火如荼，席卷了传统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英国革命史的相关研究也同样如此。[3]从印刷媒介研究及记忆研究的角度来重书英国革命的成果不断涌现，可谓一股新的潮流。这些研究以流通量更大的廉价印刷品为史料，自下而上审视历史，从新闻、谣言、预言、虚假消息、出版审查、舆论宣传、记忆塑造与身份认同等多角度入手，力图呈现英国革命的不同面貌。[4]一些学者还将研究继续细化，试图勾连印刷报道与查理一世之死的关联。[5]但总体而言，学者们并未将印刷品中呈现的查理一世的对立形象予以提炼，更未梳理其形成过程。查理一世的对立形象，代表着对英国革命截然相反的两种认识，对其溯本求源，有利于加深对英国革命的理解。因此，本文通过17世纪50年代前后英国流通的廉价印刷品，从舆论宣传的角度来考察查理一世之死与其对立形象之间的关联，力图回答暴君和殉道者这一对立形象“何时”及“何以”形成的问题。
一、廉价印刷品的流通与查理对立形象的初构
当印刷品这种足以颠覆君主制的传播媒介出现时，英格兰的君主采取了严厉的审查制度，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君主们皆是如此。查理一世继承了先辈们的政治遗产，他是一位傲慢、冷漠的君主，恪守君权神授理念，对迎合公众舆论漠不关心。[6]在其统治期间，他虽曾尝试以王室公告、教士布道等传统方式与臣民沟通，但拒绝以大量流通的新型印刷品为媒介传播王室政策。在他治下，英国的印刷新闻仅限于报道国外事务。[7]
1640后，这一状况发生改变。1641年7月，星室法庭和高等宗教事务法庭被废除，[8]专制王权体制下的出版审查制度瓦解。长期议会虽早有意接管审查权力，但短期内却无力控制局面。印刷委员会虽于1641年5月17日成立，但迟至1643年6月才通过规范印刷的法案，在此期间，印刷业处于混乱无序的野蛮发展阶段。[9]有学者统计，在1637年，英国的印刷品不到600多本，到1642年，增至4000多册。[10]在18世纪之前，以1642年的出版数量为最。[11]以至于有学者评论：“长期议会召开前几年的印刷爆炸，是英国革命最具革命性的特征之一。”[12]
此外，长期议会的召开，刺激了民众对议会内部消息的需求，于是首家专门报道议会新闻的周刊应运而生。1641年11月29日，小册子印刷商约翰·托马斯(John Thomas)制作了一期题为《1641年11月22日至1641年11月29日议会活动纪要》的周刊，先是简短地介绍了爱尔兰事务，后将大部分篇幅用以报道议会内部的演讲和辩论。[13]约翰·托马斯的成功招来大量的模仿、抄袭、盗印和竞争，短时间内英国出现了众多关注时事、刊登新闻的小册子，它们刊名相似、内容同质化严重。由于商业竞争和政治镇压，大部分新闻书只发行了少数几期，成为名副其实的“短命”小册子；少数新闻书存在时间较长，以一周为周期连载数十期甚至上百期，还引入编号系统，颇具现代新闻期刊的雏形。例如塞缪尔·派克(Samuel Pecke)编辑的《一份对议会每日信息的完美记录》，[14]由威廉姆·库克(William Cooke)于1642年1月出版，一直连载到1655年9月，其间数次更换出版商，最终因护国公政府取缔所有非官方报刊而寿终正寝。[15]概而言之，在伦敦出版的专门报道议会消息的新闻书，具有明显的亲议会性质，书里往往充斥着诸如天主教阴谋、保王党暴行，以及国王勾结爱尔兰人入侵英格兰等真假难辨的消息，非常具有煽动性。
面对来势汹汹的议会方，保王党不甘示弱，他们以牛津为大本营，制作了与议会针锋相对的新闻书。其中较为著名的《宫廷信使》(Mercurius Aulicus)于1643年1月8日发行，以抹黑议会军和破坏议会内部团结为目的，到1645年9月停刊时共印制了118期。[16]保王党还把“国王神迹”作为宣传资源，于1643年在伦敦炮制了一种印刷请愿书，请求国王回到伦敦治愈首都患者的瘰疬病，“希望国王的驾返不仅带来患者的痊愈，而且带来国家的痊愈”。[17]由于王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保王党新闻书只得穿插大量虚假消息予以掩饰，并直接对议会方要员开展人身攻击和诽谤。克伦威尔是他们重点攻击的对象，他被描绘为色狼，其妻子也被造谣与他人有染。[18]
针对出版业的无序状态，上议院于1643年6月14日通过印刷法案，规定所有出版物必须获得议会授权，并在书商公会(the Stationers Company)登记注册后才可发行，但这并未能遏制住出版业爆炸的势头。一方面，议会的权力触角无法伸至王党控制区，牛津制作的对立出版物能够源源不断地向伦敦偷运；另一方面，议会甚至连伦敦的出版业也无法完全控制，大量未经授权的小册子继续流通。以约翰·弥尔顿为例，他的《论离婚》于1643年8月未获授权匿名出版。议会因这本煽动性的小册子传唤了他，弥尔顿便将对议会的回应于1644年11月印刷出来，这即是大名鼎鼎的《论出版自由》，[19]同样也未经议会授权且匿名出版。[20]
由此可见，内战的爆发造成了国家权力的分散，给廉价印刷品的生存乃至泛滥提供了契机，近代早期英国国家权力渗透的深度和广度又远远不足，未能掌控印刷品生产流通消费全部环节。国家的动乱及议会的召开刺激了民众对时事的渴求，为即时印刷品的生产提供市场。当长期议会和保王党的炮火尚未轰鸣时，没有硝烟的战争早已在舆论宣传领域打响，这是使用“纸弹”的宣传战争。[21]
在此背景下，内战拉开了序幕。1642年8月22日，查理一世在诺丁汉竖起王家旗帜，宣布议会叛乱，第一次内战爆发。[22]曼彻斯特伯爵(Edward Montagu，2nd Earl of Manchester)的一段话准确地概括了第一次内战时期议会对国王的态度：“如果我们把国王打败99次，他仍然是国王，在他之后，他的子孙也仍然是国王。但是如果国王哪怕只是把我们打败了一次，我们将统统被绞死，我们的子孙也将变为奴隶。”[23]对于长期议会来说，战争不是为了推翻王权和处死国王，而是将查理拉上谈判桌的砝码，最终目的不过是“清君侧”。[24]但随着数次谈判的破裂和第二次内战的爆发，军队对查理的不信任感逐渐滋生。第二次内战后，军队中部分激进分子决定停止谈判，“诛暴君”的言论甚嚣尘上。他们以《旧约》中的“血罪”理论为依据，声称致无辜之人流血者犯下“血罪”，“血罪使神圣职责的履行无效，一个被血污染的国王不配为王”。[25]其核心诉求是将查理定为内战的发起者，剥夺他的神圣性与合法性。基于此，军队中的激进派开始着手审判国王。1648年11月28日，托马斯·哈里森(Thomas Harrison)上校告诉平等派领袖约翰·李尔本(John Lilburne)：“军队已下定决心处死国王，即便有必要诉诸军事管制。”[26]12月6日，军队清洗了下院，史称“普莱德清洗”(Pride's Purge)。同日，军队的新闻书《中立者》宣称：“这个王国最大的违法者和造成英格兰毁灭的罪魁祸首”，应“确保受到审判”。[27] 12月21日萨默塞特郡向议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求“为了弥补你们在战争中流的血，那罪大恶极之人(第二次带到你们面前)应当受到审判”。[28]
12月23日，议会任命了一个审判查理的委员会。与此同时，军队仍遣使与国王接洽，试图劝说他放弃在爱尔兰的军事行动，以避免第三次内战的爆发。[29]12月26日，查理再次拒绝妥协，士兵们被激怒了。12月27日，军队通过了以叛国罪审判国王的投票，[30]从而开启了弑君的关键一步。同日，《军队最近抗议节选》声称：“造成我们灾难的罪魁祸首，国王本人……可能会因叛国、血腥和恶毒而被审判。”[31]该声明很快引起回应，一份名为《人民指出了他们的压迫者和受压迫之情况并提出了一种补救措施》的匿名请愿书，呼吁直接处死查理：“人民的压迫者应当先被废黜再被处死，从而避免进一步恶果，就像爱德华二世和理查二世那样。”[32]
1649年1月1日，下院通过了审判查理的法案。次日，该法案被提交至上院，随后被上院驳回，于是下院决定单独行动。1月4日，下院印刷了一份公告，强调人民主权和下院的最高权威，[33]这为下院绕开上院独自审判国王扫清了法理上的障碍。1月6日，下院通过了《为审判国王而设立一个高等法庭》的法案。[34]随着审判期限的逼近，议会方的宣传也越来越激进。1月9日，议会方新闻书《中立者》声称：“这个国家的人民将查理·斯图亚特绳之以法是合法的吗？(他从未被上帝或人民选为国王，而是通过征服而来，所作所为意味着暴政，无视规矩，违反法律，违背加冕誓词，侵犯这个国家的善)……对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说，由他们的代表去执行上帝和人民的判决，是如此的合法。”[35]
面对议会的宣传攻势，保王党及查理本人对未来的预期也越来越悲观。他们加紧制作反驳材料，准备最后一搏。1647年10月，爱德华·西蒙斯(Edward Symmons)起草了一份名为《为查理国王辩护：或忠诚臣民的职责》的小册子，强调查理的处境和基督受难的相似之处。“一言以蔽之，基督被人诬蔑、诽谤、背叛、因金钱而被出卖、辱骂、嘲弄、蔑视、唾弃……最终被处死；国王在各方面都被他叛逆的人民所利用，这些人扮演了犹太人对上帝之子所扮演的角色”。[36]将查理类比基督是保王党的惯用技巧，在后来的殉道者宣传中时常出现。同时，在建构查理殉道者形象中居功至伟的《圣王之像》(亦作国王之书)[37]也在制作当中。《圣王之像》是一份辩解文本，被认为是查理的精神自传，可谓王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早在1642年12月2日，查理便在写给汉密尔顿勋爵的信中，透露了要成为“光荣的国王，或是坚韧的殉道者”的想法。[38]在被军队囚禁期间(1647年后)，他草拟了该书的主体部分。此外，爱德华·西蒙斯为查理所作辩护中的“基督—查理平行”(Christ-Charles parallel)元素也被纳入其中。最后，编者约翰·高登(John Gauden)增添了24章之后的部分内容。三者合一，国王之书得以成形。[39]
《圣王之像》原本的目的是澄清议会对查理的指控，激起民众的同情，以增加同议会谈判的砝码。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王党对该书的期待也发生变化。1648年12月1日，查理被转移至赫斯特城堡，处于更加严密的监控中，弑君的氛围愈加浓烈，这迫使约翰·高登加急印制该书。圣诞节前夜，手稿被送至印刷商手中，1月14日完成校样。正如罗伯特·威尔彻(Robert Wilcher)所说，到1649年1月初“国王最亲近的人已经屈服于不可避免的命运，并开始策划一场宣传妙计，从而将死刑变成一场殉难”。[40]该书书名在出版前的修改印证了这一点，由原来的“Suspiria Regalia”(《王家哀叹》)改成“Eikon Basilike”(《圣王之像》)，保王党似已预料到了随之而来的弑君，该书也由原先旨在激发同情的谈判砝码转变成建构查理殉道者形象的核心宣传文本。
此外，查理本人也明确表达了殉道的想法。1648年12月28日，残缺议会投票通过了对查理的审判，这意味着查理最终命运的确定性进一步增强。12月29日，查理发表了对即将到来的审判的看法。“如果议会或军队对他提出弹劾指控，他不会给出任何答复，反而会宣布指控是专制和非法的……到最后，他可能会因维护宗教和国家而成为殉道者”。[41]1月4日，议会印刷了一本小册子，公布了由法官、议员、军官和伦敦市议员组成的审判专员，并全文转载了上述查理发表的“殉道”回应。[42]
正是在军队中的激进分子意欲弑君，开动印刷机摧毁查理的神圣性与合法性，为走向弑君宣传造势时，查理的暴君形象逐步浮现。而面对军队的咄咄逼人，保王党发现原本用来博取舆论同情的辩解材料已无法阻挡查理之死，便顺势将之转化为一份制造殉道者形象的宣传文本。由此可见，在查理一世死亡之前，暴君与殉道者这两种对立形象已然萌芽。
二、审判、处决查理与其对立形象的明确
1649年1月19日，议会召集48名专员，讨论对国王的审判。审判始于1月20日，止于1月27日。其间，高等法庭共开庭四次，时间分别为20日、22日、23日和27日。议会授权“实时”出版了两份不同的审判记录，借之公开了审判过程。
第一份审判记录由亨利·沃克执笔，罗伯特·伊比森印刷，名为《审判国王记录集》。该记录分四次出版，分别涵盖四天庭审的详细过程。[43]沃克是著名的“政府役使的情报贩子”，在17世纪40年代新闻业蓬勃发展时积累了足够多的专业经验。1647年，他成为著名周报《完美事件》(Perfect Occurrences)的编辑，他的亲政府倾向及其同军方和议会高层的密切关系，使他获得了出版军队印刷品的特权。[44]在议会准备公开庭审过程时，沃克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出版审判记录的授权。
第二份审判记录由吉尔伯特·马伯特授权并编辑，由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e)执笔，约翰·普莱福德印刷。马伯特将前两日的审判记录合成一份，名为《对20日和22日高等法庭审判国王过程的完美记录》；后两日的审判记录则单独成册，分别名为《对1月23日高等法庭审判过程的续录》《对1月27日高等法庭最后一天审判过程的续录》。[45]马伯特是一名新闻编辑兼出版审查官员，从1642年开始从事新闻行业。与亨利·沃克相比，他的立场更为激进，与平等派保持着密切联系。两组审判记录都具有很强的时效性。17世纪40年代，英国尚未出现日报，新闻书多为一周出版一次，时效性不强。而沃克和马伯特则按照庭审次数来编排出版审判记录，紧跟时事。二人行动迅速，沃克于1月20日获得了印刷第一天庭审情况的授权，马伯特则于1月23日出版了针对前两次庭审(20日和22日)的记录。对于当时的英国民众来说，要想第一时间了解审判国王的详细情况，只能阅读二人的印刷品。同样，历史学家对审判查理的研究，也要参考这两份记录。[46]
1月20日，审判开始。根据亨利·沃克的记录，议会任命了135人参加审判，但只有大约70人到场。[47]法庭成员入座后，士兵们手持长矛、权杖和宝剑将国王引至审判席，随后首席大法官约翰·布拉德肖(John Bradshaw)宣布审判开始。对查理的指控是：“该指控主要针对在第二次战争中，成千上万的人被叛国者挑起的反对议会的战争杀害，这几场战争发生在约克、诺丁汉、埃吉山、肯顿原野、布兰福德、牛津郡、格洛斯特、纽伯里、莱切斯特、纳泽比以及其他地方，这些战争造成数以万计的善良臣民被杀害……因此，查理·斯图亚特是这场内战的起因、始作俑者和延续者，这场内战洒下了许多鲜血，他的子民受尽劫掠和他的暴虐。他们的确要控告这样一个暴君、叛徒和谋杀犯，并一致同意审判他。”[48]
这份判词说明了议会基于什么理由审判查理——实施暴政，发动内战，勾结爱尔兰天主教徒，造成善良臣民流血。在法庭这样的公开场合，“查理是暴君”这一说法被正式提出。依照英国普通法，国王应当回应这些指控，但查理没有正面回答，反而对法庭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于是国王起身回应，他否认法庭的权威。他声称不需要对任何权力做出回应，除了至高无上的上帝……国王想知道他们凭借什么权力来审判他”。[49]约翰·布拉德肖回答：“凭借英格兰下议院的权力，是他们选择查理作为国王，因此他必须对议会负责。”[50]国王则辩称“他的王位不是由人民选出的，而是得自世袭，这已存在千年之久”。[51]
双方几经交锋，争辩焦点从查理的罪行转到高等法庭是否具备合法性的问题上，查理始终不承认审判合法。最后，查理话锋一转，说“他被上帝委任掌管政府，为人民的自由辩护，如果他放下上帝托付的权力，那将是一种罪恶”。围观的士兵被激怒了，高呼“正义、正义、正义”，国王感受到了威胁，不再说话。布拉德肖宣布休庭，并劝告国王要尊重法庭的权威，下次开庭将于下星期一举行。[52]在查理首日的自辩中，并没有出现“殉道者”的字眼，但他自称“受上帝委托掌管政府，为人民自由辩护”，这符合殉道精神的内涵。
1月22日和23日的审判基本是第一日审判的重现。高等法庭简略提及查理的罪行，接着重申法庭权威及合法性，国王则予以否认。[53]1月27日，审判进入最后一天，法庭抢回主动权。当国王入座后，法庭传来“处决、处决、处决”的呼声。布拉德肖告诫国王，尽管他恣意妄为，拒不承认法庭权威，但法庭仍愿听他辩解，只是不准许他再发表质疑法庭权威的言论。庭审中，查理一再以人民的利益为理由要求发表讲话，但布拉德肖认定这有损法庭权威，便予以打断。在简单回顾了四天的庭审过程后，布拉德肖宣布了最终判决：“有鉴于本法庭所判定的叛国罪和其他罪行，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公众之敌，将被斩首处死。”[54]
两份审判记录被“实时”印刷，使审判过程和细节及时广泛地流传开来。难以判定这两份由议会授权出版的审判记录是否隐瞒或修改了查理的某些说辞，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两份记录能够同时满足弑君者和保王党的诉求。弑君者可从中看到查理的暴政和种种罪行，由此残缺议会及高等法庭的合法性便不言自明。而在保王党眼中，审判记录呈现出这样一幅画面：维护人民自由的、神选的、合法的世袭国王，被非法的法庭审判且判处死刑，英格兰的古老法律和人民自由遭到叛乱者的破坏，查理的殉道者形象呼之欲出。不过，殉道者形象的正式明确还需等待另一件事的发生——处决查理。1649年1月30日，查理走到生命终点。大约上午10点，他动身来到刑场，中午12点，他饮了葡萄酒，吃了面包，表现得十分镇定，行刑之前他发表了演说。议会印刷商彼得·科尔(Peter Cole)记录了行刑场景，包括查理的断头台演说。在印刷出版的断头台演讲中，查理首先强调自己的清白，否认议会对他的指控。他声称从未打算侵犯议会特权，反倒是议会引起了过往的种种不幸。但上帝禁止查理将过错推卸给议会，故他原谅了议会的罪行；接着，查理声称他是一个虔诚善良的基督徒，已经原谅了所有人，包括发动战争的叛党，他还祈求上帝宽恕敌人的罪。他为王国的和平祈祷，但又担忧议会统治下王国的未来；最后，查理升华了整个演讲：“先生们，我来此地便是为了此事：如果我愿意屈服于以刀剑之力变更法律的专制统治，我便不必来此；因此，我告诉你们(我祈祷上帝不要责怪你们)，我是人民的殉道者”。[55]
在查理表达了对天国的向往之后，他将头放在断头台上，刽子手砍下国王的头颅，并高举示众。[56]长老派牧师菲利普·亨利(Philip Henry)当时正在行刑现场，他在日记中回忆道：“周边响起我生平从未听到过的阵阵哀叹，我希望今后再也不要听到。”[57]一些围观民众立马上前，用手帕蘸取查理的血，这被认为拥有治病的神奇力量。[58]这一幕十分吊诡，公开行刑本是权力拥有者展示权力、震慑反对派及昭告犯人有罪的一种手段，但血腥的场面也包含着另一个意境，即塑造被害者的圣徒形象。查理在临行前所展示的虔诚、从容和宽宏大量，渲染了一种悲壮的气氛，使得他那句“我是人民的殉道者”更加具有说服力。这恰如福柯所言：“法律被颠倒、权威受嘲弄，罪犯变成英雄，荣辱颠倒。”[59]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查理慷慨赴死的姿态，结合他“为人民殉道”的演讲，使他的个人形象得以升华。通过处决仪式和查理之口，他的殉道者形象正式明确。而这一切通过印刷品广为流传，为接下来保王党的印刷宣传活动提供了中心议题。
议会最初并没有对审判记录和断头台演讲进行删减，因此通过印刷材料的传播，审判和处决造成了一种分裂。残缺议会希望传达查理是暴君、叛国者和谋杀犯的信息，借此进一步突显高等法庭乃至议会本身的合法性。然而，查理为人民自由辩护的说辞，以及他坦然殉道的姿态和话语，塑造了一种合法国王被非法审判的景象，制造了一个为人民而死的殉道者国王形象，反过来又成为对议会合法性的侵蚀。查理一世之死使查理的暴君和殉道者之对立形象得以正式明确。真刀真枪的战火已经熄灭，但围绕查理的两种对立形象，看不见硝烟的舆论战还将继续进行。
三、保王党对查理一世殉道者形象的宣扬
1649年1月30日后，留给保王党的遗产是一位逝去的国王和几位处境各异的王位继承人，他们还要面临克伦威尔当局的镇压。因此，在舆论宣传中，保王党书写的主题大致有三类：缅怀查理、呼吁复辟及攻击当局。残缺议会出版的查理在法庭和刑场上的言行记录，对保王党来说是一大宝藏，是他们博取舆论同情的有力武器之一。由于王党的宣传，查理的殉道者形象变得更加丰满立体起来。2月2日，保王党出版了一本名为《为忠诚的哀悼者准备的手帕，或为萎靡不振的精神准备的甜酒》的小册子，将查理称为“我们高尚的殉道国王”，并把他类比于基督：“基督要把他的子民从永恒的掳掠和撒旦的暴虐中解救出来；他要把他的国从暂时的掳掠和恶人的暴虐中解救出来；因此，虽然在这些事情上，他比主基督耶稣差得多，但又很像他……查理是主的化身；基督是属灵的王，他是世俗的王，他的王国是这个世界。”[60]
众多保王党新闻书，如《闪电信使》(Mercurius Elencticus)、《真实信使》(Mercurius Pragmaticus)及《月亮上的人》(The Man in the Moon)等皆火力全开，竭力刻画查理的光辉形象。在这些印刷材料中，对建构查理殉道者形象作用最大的当属《圣王之像》。如前所述，在弑君前，该书手稿便已成形并交付印刷商手中。2月10日，首版《圣王之像》被印刷出来。[61]它依照时间顺序叙述了查理眼中的内战史，主要内容是查理为自己在内战期间的行为所做的辩解，共有28章，始于1640年召集长期议会，终于1647年军队俘获国王。
整本书着重描述了查理为人民做出的牺牲、他坚贞不屈的品格及其对上帝的虔诚。该书将国王遭受的苦难比作古代基督徒的殉道行为，在第十章《他们夺取了国王的武器库、堡垒、海军和民兵》中，查理声称：“他们知道，祈祷和眼泪是古代基督徒用来对付迫害他们敌人的武器，也是我仅剩的主要武器。这是一个虔诚之人理应具备的，倘若不能作为战士去征服，那便充当遭受苦难的殉道者吧。”[62]在最后一章，查理感恩上帝，重申自己的清白，向上帝祈求宽恕仇敌的罪。他坦然接受自己的命运，准备直面死亡，并表达了对天国的向往：“我在这痛苦时刻被切断的生命，将在您永恒的祝福中得到补偿。主啊，让您的仆人宁静地离去，因为，我的双眼已看见拯救。”[63]
除了文字材料外，《圣王之像》的封面也着重渲染了查理的虔诚形象。查理被置于图像中心，正在跪着祈祷。在背景中，一块岩石正在经受海浪的冲刷，一棵棕榈树负重矗立在田野，查理望着天上的王冠，上书“beatam & aeternam(祝福和永恒)”，手中举着一顶象征殉道者的荆棘王冠，上书“asperam & levem(苦难与荣光)”，脚边随意扔放着世俗的王冠，上书“splendidam & gravem”(虚华与沉重)。三顶王冠的地位形成鲜明对比，象征着查理舍弃了世俗之冠，却通过殉道获得了天上之冠。一束光穿过乌云射下，射在查理头顶。[64]画中的查理庄严神圣，极富感染力。
《圣王之像》呈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内战史——议会才是内战的始作俑者。该书对查理无辜、虔诚、宽厚品格的描写，与国王为人民而死的殉道者形象结合起来，成为查理死后保王党宣传材料的典范。围绕该书，结合新闻书和小册子等印刷品，保王党宣传家同残缺议会展开了论战。1649年，一本名为《殉道者，查理国王的生与死，在他所有的苦难中都与我们的救世主同行》的小册子延续了将查理描述为殉道者的主题，并将查理与基督比较：“基督为教会舍己，为子民而死；因此，我们的君王在另一种意义上为教会舍己，为他的臣民而死；因为如果他同意毁灭教会，奴役人民，那么他便可苟且偷生。所以(正如他在断头台上所说的)他是人民的殉道者，为他们殉道。”[65]在一份1650年1月出版的新闻书中，保王党谴责了议会、平等派和独立派对王国的颠覆，尤其是独立派，保王党称其为弑君者，谴责他们“抢食我们的果实，摧毁我们的葡萄藤，杀死我们葡萄园的主人，恐吓他的侍从和仆人，夺走他所有的财富，并将权柄置于他的继承人之上”。[66]
《圣王之像》被认为是“英国内战期间最广为阅读和讨论的保王派宣传作品”，[67]在建构查理殉道者形象的印刷品中居于中心地位。这本书在首次出版十年内印刷了40个不同版本，[68]仅1649年便印刷了39版，[69]此外，还印有法语、荷兰语、德语、拉丁语等版本。该书的许多章节还被拆开出版，其市场保有量相当可观，是一本名副其实的畅销书。约翰·高登(John Gauden)称它“是一支军队，它所击溃的敌人比任何刀剑都多”，[70]安德鲁·莱西(Andrew Lacey)誉之为“该世纪最成功的书”，[71]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圣王之像》的热销反映了查理殉道者形象的成功，这也暗合了弑君后英国人民渴望君主回归的集体心态。1660年5月19日，在查理二世的要求下，国教正式册封查理一世为圣徒，圣查理在祈祷书日历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复辟后的英国圣人之一。保王党建构的圣徒查理终于在复辟后成为钦定形象。由此可见，在弑君之后，保王党借助印刷机，基于查理的审判记录和断头台演讲，以《圣王之像》为中心，辅以各种新闻书和小册子，对查理一世的光辉形象大肆宣扬，使他的殉道者形象广泛传播开来。
四、残缺议会对查理一世暴君形象的宣传
残缺议会并没有完全放任保王党宣传材料大肆横行，它赞助的印刷机器发动起来，利用新闻书和小册子等印刷品传播查理的暴君形象，但持续时间不长，大约在1649年底，议会开始冷处理此事并利用所掌管的国家机器查禁保王党的宣传。
议会印刷审判记录和断头台演讲的行为，本就是它试图通过印刷品公开传播查理暴君形象的一种尝试。弑君当日，议会立即印制了《禁止宣布任何人为英格兰或爱尔兰国王的法令》，意图阻止斯图亚特家族复辟。[72]2月6日，议会书商印刷了一本名为《英格兰下议院对英格兰国王查理·斯图亚特的指控》的小册子，将查理的罪行向公众披露。这本小册子重申了查理被授予有限权力的主张，声称国王试图建立和维护专制与暴虐权力的邪恶计划，致使他发动了反对议会和人民的战争。接下来，小册子历数了两次内战中的历次重大战役，将所有战役造成的死亡都归咎于查理，最后总结道：“查理·斯图亚特曾是一切非自然的、残暴的、血腥的战争，以及在上述战争中所做或所犯的或由此引起的一切叛国、谋杀、掠夺、焚烧、抢劫、毁坏、破坏和危害国家之罪的诱使者、发动者和筹划者。”[73]
审判查理案的检察官约翰·库克(John Cook)也写了一本小册子，通过彼得·科尔将之印刷出来。在名为《国王查理的案件，或，有关在高等法庭对他暴政的审判向所有理性人的呼吁》的小册子中，约翰·库克认为国王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且他必须履行保护人民的义务；查理在其加冕礼上故意略去“由人民选择”的誓词，这证明他从加冕日起就有意建立专制和暴政的统治。[74]
支持残缺议会和军队的新闻书也紧随其后展开舆论攻势。2月1日，吉尔伯特·马伯特的新闻书《中立的军队情报员》首先为弑君背书，它否认君主制，印刷了处决查理后宣读的令状：“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在最近非自然和暴虐的战争中成为臭名昭著的叛国者、独裁者和谋杀犯，他被判处死刑，这由本届议会颁布并决定。”[75]
军队和议会方最著名的宣传家当属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49年1月，他开始写作《论国王与官吏的职权》，2月中旬该书出版。书中基本上重复了约翰·库克的主张，即君权来自人民，因而他们有权处决国王。[76]此外，为了应对《圣王之像》的大获成功，议会被迫命令弥尔顿做出回应。1649年10月6日，弥尔顿出版了《圣像破坏者》(Eikonoklastes)。《圣像破坏者》对《圣王之像》28章的内容逐一回应，核心是对国王殉道者形象崇拜的谴责。弥尔顿质疑查理是《圣王之像》的作者，并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保王党发行《圣王之像》的目的：“他们发表这些迟来的道歉和已故国王的沉思，如此做的目的是鼓动人民给他带来荣誉和感情，给他的尸体报仇，而这是他生前永远也得不到的。”[77]弥尔顿的《圣像破坏者》仅引起了保王党的少许回应，[78]相较于《圣王之像》的畅销，《圣像破坏者》的销量则较为惨淡，仅印刷了三版。[79]《圣像破坏者》以一种理性、思辨、批判的方式逐条反驳，这意味着它的受众面远不如以激发读者情感为主的《圣王之像》。斯蒂芬·兹威克(Steven Zwicker)对比了两者面对的不同读者对象——那些把国王之书“当作祈祷和神圣的历史”，“虔诚地哀悼和冥想”的读者，与弥尔顿的“把阅读当作战斗”的读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80]
然而，议会对暴君形象的宣传并没有持续太久。正如弑君当日费尔法克斯将军诗云：“啊，让这一天从时间中彻底被抹掉吧……在深深的沉默中，你的行为隐藏着力量。”[81]议会注意到了民众对弑君的敌意，[82]因而很快采取冷处理措施，避开对弑君的讨论，转而报道其他新闻。[83]到1649年年末，议会甚至查禁了马伯特编辑的审判记录。比起对查理暴君形象的刻画，这份审判记录中所包含的查理对高等法庭权威的质疑，更容易塑造查理的圣徒形象。此外，马伯特的平等派立场，也是其审判记录被查封的重要原因。这意味着此时共和国的政治立场已开始趋于保守。
残缺议会希望尽快了结此事，因而它必然会加大封禁措施的力度。2月28日，保王党新闻书《闪电信使》抱怨议会猎犬对持批评声音的保王党新闻书日夜追捕。[84]随着《圣王之像》影响力的发酵，它也成为议会搜查的重点。1649年3月16日，议会下令搜查该书，逮捕与之有关的印刷商和书商。[85]议会的查禁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有学者统计，保王党在1月共出版了61份印刷品，但在整个2月，数量降至35份。与之相对应的是，议会在2月出版了65份印刷品。[86]印刷品数量上的差距，显示了弑君后短时间内双方舆论攻势的力量对比，但也正如数字所示，议会无法完全遏制住保王党的宣传攻势，后者的印刷品依旧能够秘密地流通于地下市场，同弑君者的宣传材料展开竞争。
总之，弑君之后，残缺议会并没有一如既往地专注于宣传查理的暴君形象，这预示着其政治立场逐渐保守化。大约从1649年末开始，它的宣传重心发生转移，开始转移话题，并利用手中权力删禁对弑君的讨论，尤其是保王党的攻击。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当时的审查机构无法封禁所有禁书，尤其是“畅销禁书”[87]《圣王之像》。因此，尽管残缺议会消灭了国王的肉体，废除了王权，但在舆论领域，查理的合法性并未就此消散，它凝结为殉道者形象，像幽灵一般飘荡在共和国的上空。正如杰森·皮西(Jason Peacey)所言，议会发动了“一场失败的宣传活动”。[88]
综上所述，1649年前后，围绕查理的命运，议会同保王党进行了激烈的舆论宣传战，由此形成了查理一世的对立形象——暴君和殉道者。此两种形象几乎同时形成，大致历经三步：在1649年之前，这一对立形象初现；1649年1月，这一对立形象明确；到1649年末，围绕着两种对立形象，议会和保王党的宣传战持续进行，两种对立形象最终形成。
从短期结果来看，议会对暴君的宣传显然不如保王党对殉道者的鼓吹那样深入人心，原因在于后者更能暗合英国主流民众的集体心态或情感需求。查理二世复辟后，殉道者查理获得官方认可，暴君查理则成为禁忌话题。1661年1月，下议院通过法令，将1月30日定为斋戒日，以纪念查理之死。[89]这种习俗甚至传至北美，1662年弗吉尼亚便颁布了类似法令。[90]在官方叙事中，查理一世是为维护英格兰古老宪制、传统和国教而牺牲的殉道者，并非实行个人独裁、发动内战的暴君。基于此，复辟才具有合法性。查理二世据此秉政，将他统治的开端定为1649年1月30日，以此强调斯图亚特王朝的连续性，抹杀克伦威尔政权的合法性。殉道者查理成为复辟政权相当倚重的政治资源，象征着该政权的正统性。
然而从长时段考察，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查理一世的暴君形象却更广为人知。以辉格史家的观点来看，暴君查理是构建英国从专制到自由发展脉络之历史解释的关键一环。19世纪中叶，受兰克史学影响，英国的历史研究朝着学术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91]以威廉·斯塔布斯为代表的牛津学派向前贯通，将自由平等、“王在法下”等“宪政观念”倒推至中世纪的《大宪章》，甚至古日耳曼或盎格鲁—撒克逊传统，[92]而大史家加德纳尔则专攻17世纪，将英国革命中的对立演绎成议会同王权之间的“宪政冲突”，[93]两相结合，一部讴歌英国人民从古至今追求自由的历史被书写而成，在这部历史中，议会高于王权乃自古迄今不证自明的公理，查理一世便理所当然成为臭名昭著的人物。辉格派的解释，虽有将观念和思想当成历史事实、“倒放电影”、[94]简化历史之嫌，并不断招致批评，[95]但学界质疑的是他们依据观念所建构的“事实”，而不是“王在法下”等观念本身是否存在。[96]此种诛杀暴君、限制君权、歌颂自由的观念，的确在英国历史上古而有之。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1115 /1120—1180)、约翰·福特斯鸠(John Fortescue，约1385—1479 )及爱德华·柯克(Edward Coke，1552—1634)等都在不同时代表达过此类思想。[97]这些思想在1649年的弑君中付诸实践，随后进入辉格史家构建的进步链条以及近代理性主义谱写的自由赞歌中，并发扬光大。暴君查理作为此类思想中的典型反面人物，由此也成为一个具有警示意义的著名符号。
作者简介：苏泽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导师为张绪山教授。
[1]有关“辉格派”和“托利派”的争论,详见R.C.Richardson, The Debate on English Revolution Revisit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8.国内学者对此也有论述，详见王觉非：《当代英美历史家关于17世纪英国革命的史学思潮》，《欧洲史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71页；王晋新：《关于17世纪英国内战成因研究的学术回顾》，《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第90-91页。
[2] 300多年来，托利派、辉格派、社会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轮番登场，主要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对革命进行解释，详见R.C.Richardson, The Debate on English Revolution Revisited.
[3]彼得·伯克在初版《什么是文化史》中认为，对英国内战期间新闻书的作用所做的研究刚刚开启，有关政治与媒体之间的联系仍有待继续探讨，参见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p.106.截至目前，在这一领域已有相当多的研究在回应伯克的呼吁。
[4]相关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2000年以后，从印刷媒介角度切入的有Amos Tubb, Printed Revolutions: Print Culture and Political Culture During the English Republic,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2000；Jason McElligott, Royalism, Print and Censorship in Revolutionary England,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7; Jason Peacey, Print and PublicPolitics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Jason Peacey,“Reporting a Revolution: A Failed Propaganda Campaign,”in Jason Peacey, ed., The Regicides and the Executionof Charles I,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p.161-180；Lloyd Bowen,“The Bedlam Academy: Royalist Oxford in Civil War News Culture,”Media History, Vol.23, No.2(2017), pp.199-217.从记忆研究角度切入的有Imogen Peck, Recollection in the Republics: Memories of the British Civil Wars in England, 1649-165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Imogen Peck,“‘A Chronology of Some Memorable Accidents’：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cent Past in English Almanacs, 1648-60,”Historical Research, Vol.92, No.255 (February 2019), pp.97-117；Edward Legon, Revolution Remembered: Seditious Memories after the British Civil War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9.
[5]其中尤以阿莫斯·塔布(Amos Tubb)对这一问题关注较多，他的研究成果有Amos Tubb,“Printing the Regicide of Charles I,”History, Vol.89, No.4(October 2004), pp.500-524；“Mixed Messages: Royalist Newsbook Reports of Charles I's Execution and of the Leveller Uprising,”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Vol.67, No.1 (March 2004), pp.59-74；“Parliament Intends‘To Take Away the King's Life’: Print and the Decision to Execute Charles I,”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Vol.41, No.3 (Winter 2006), pp.461-484.
[6] David L. Smith, Constitutional Royalism and the Search for Settlement, c.1640-16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25.
[7] Jason McElligott, Royalism, Print and Censorship in Revolutionary England, pp.13-14.
[8]废除这两大法庭的两项法案分别为《规范枢密院和撤销通常称为星室法庭的法案》(An Act for the Regulating the Privy Council and for taking away the Court commonly called the Star Chamber)和《废除伊莉莎白一世关于教会事务专员的法令分支的法案》(An Act for the repeal of a branch of a Statute primo Elizabethae, concerning Commissioners for causes ecclesiastical),详见S.R.Gardiner, The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625-166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9, pp.179-189.
[9] Fredrick Seaton Siebert,Freedom of the Press in England, 1476-1776,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5, p.173.
[10]数据由阿莫斯·塔布依据2002年6月更新的ESTC(English Short Title Catalogue)统计，ESTC是大英帝国的联合书目数据库，包含1473-1800年印刷的书籍、期刊、报纸和精选的短命印刷品等，该书目数据库仍处于不断更新中，参见Amos Tubb,“Printing the Regicide of Charles I,”p.503.
[11] Cyndia Susan Clegg, Press Censorship in Caroline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08.
[12]数据由戴维·克雷西依据2003年9月更新的ESTC统计, David Cressy, England on Edge: Crisis and Revolution, 1640-164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92.
[13] John Thomas, ed., The Heads of Several Proceedings in this Present Parliament, from the 22 of November, to the 29.1641, London, Bibliographic name/number: Thomason / E. 201[1], 1641, EEBO.本文中绝大多数17世纪印刷品采用《托马斯小册子集》(Thomason Tracts)的编号，来源于Early English Book Online(EEBO)数据库，伦敦书商乔治·托马森购买并收藏了这些出版物，为避免烦琐，本文后续引用依惯例仅列出编号，省略编号名称(Thomason)及数据库名称(EEBO)。
[14] Samuel Pecke, ed., A Perfect Diurnall of the Passages in Parliament, London, E.201[12], 1642.在EEBO数据库中现存114期。
[15] Joad Raymond, The Invention of the Newspaper: English Newsbooks 1641-1649, Published to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2011, p.24, 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9282340.001.0001, 2021-05-26.
[16] Jason McElligott, Royalism, Print and Censorship in Revolutionary England, p.19.
[17] [法]马克·布洛赫著，张绪山译：《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22页。
[18] Jason McElligott, Royalism, Print and Censorship in Revolutionary England, p.46.
[19] John Milton and John Wesley, eds., Areopagitic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4.中译本见[英]弥尔顿著，吴之椿译：《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20] Fredrick Seaton Siebert,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England, 1476-1776, pp.195-196.
[21]“纸弹”一词源自哈罗德·M.韦伯对查理二世统治下印刷品的研究，参见Harold M. Weber, Paper Bullets: Print and Kingship under Charles II,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5.
[22] S.R.Gardiner, The First Two Stuarts and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603-1660,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5, p.132.
[23] [英]查尔斯·弗思著，王觉非译：《克伦威尔传》，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0-101页。
[24]内战爆发之初，议会中可分为三派：主战派、主和派和中间派，但即使是最激进的主战派，也仅以打败国王迫使他妥协为目标，并无弑君意图，参见王觉非：《17世纪中叶英吉利共和国的建立》，《欧洲史论》，第120页。
[25] Patricia Crawford,“Charles Stuart, that Man of Blood,”Parergon, Vol.32, No.3(2015), p.44.
[26] S.R.Gardiner, History of the Great Civil War, 1647-1649, Vol.4,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04, p.261.
[27] The Moderate, No.19, E 473 (1), London, p.154.
[28] To the Honorable, The Commons assembled in Parliament: The humble Petition of divers Gentlemen, Ministers, and well-affected Inhabitants in the County of Somerset, 669.f.13[66], London: Printed for Edward Husband, Printer to the Honorable House of Commons, 1648, p.1.
[29]约翰·亚当森认为，直到1649年1月中旬时，查理仍继续支持爱尔兰总督奥蒙德煽动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反议会军事活动，这是克伦威尔政权弑君的重要原因之一，详见John Adamson,“The Frighted Junto: Perceptions of Ireland, and the Last Attempts at Settlement with Charles I,”in Jason Peacey, ed., The Regicides and the Execution of Charles I, pp.36-70.
[30] S.R.Gardiner, History of the Great Civil War, 1647-1649, Vol.4, p.286.
[31] An Abridgment of the late remonstrance of the army.VVith some marginall attestations, for the better understanding, remembrance, and judgement of the people, E.536[8], London: Printed for Laurence Blaiklocke, and are to be sold in the Old-Baily, 1648, p.10.
[32] The People Informed of their Oppressors and Oppressions.With a Remedy for both, E.536[17], London, 1648, pp.3-4.
[33] A Declaration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in Parliament Assembled, E537(18), London: Printed by Robert Ibbitson, in Smithfield, neer the Queens-head Tavern, 1649, preface.
[34] C.H.Firth and R. S.Rait, eds., Acts and Ordinances of the Interregnum, 1642-1660, Londo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11, pp.1253-1255, British History Online.
[35] Gilbert Mabbott, ed., The Moderate: Impartially Communicating Martial Affaires to the Kingdome of England, No.26, E.453[8], London, 1649, p.237.
[36] Edward Symmons, A Vindication of King Charles: Or, A Loyal Subjects Duty, E.414[17], London, 1647, p.246.
[37] John Gauden, ed., Eikon Basilike.The Pourtraiture of His Sacred Majesty King Charles I. In His Solitudes and Sufferings, London, 1727,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
[38] Gilbert Burnet, The Memoires of the Lives and Actions of James and William Dukes of Hamilton and Castleherald, London, 1677, p.203.
[39]有关国王之书的作者身份，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1661年，约翰·高登写信给克拉伦登伯爵声明版权，引发了对该书作者身份的争议。目前比较权威的说法认为约翰·高登组织、编订、修改了查理的手稿，主体内容出自查理之手，参见Robert Wilcher,“What was the King's Book for? The Evolution of Eikon Basilike,”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 Vol.21(1991), pp.218-228.
[40] Robert Wilcher,“What was the King's Book for? The Evolution of Eikon Basilike,”p. 227.
[41] His Majesties Declaration Concerning the Charge of the Army, E.536[25], London: Printed for C. Bradshaw, neer the Inner Temple, 1649, p.2.
[42] A Declaration of the Lords and Commons Assembled in Parliament, Concerning the Tryall of the King, E.536[36], London: Printed for I. VVhite, and are to be sold in the Old-Bayley, 1649, p.4.
[43] Henry Walker, ed., Collection of Notes Taken at the Kings Tryall, E. 538[27]；E.538[30]；E.539[4]；E.540[9], London: Printed by Robert Ibbitson, 1649.
[44] Jason Peacey,“Reporting a Revolution: A Failed Propaganda Campaign,”in Jason Peacey, ed., The Regicides and the Execution of Charles I, p.163.
[45] Gilbert Mabbott, ed., A Perfect Narrative of the Whole Proceedings of the High Court of Iustice in the Tryal of the King in Westminster Hall, on Saturday the 20.and Monday the 22, E. 538[28]；A Continuation of the Narrative being the Third and Fourth Days Proceedings of the High Court of Iustice Sitting in Westminster Hall Jan.23, E.541[20]；A Continuation of the Narrative being the Last and Final Dayes Proceedings of the High Court of Iustice Sitting in Westminster Hall on Saturday, Jan.27, E.540[14], London: Printed for John Playford, and are to be sold at his shop in the Inner Temple, 1649.
[46]还有一份学界经常使用的研究审判查理的资料，名为《高等法庭审判国王查理一世记录真实副本》，该副本抄录自上议院的官方记录，作者约翰·纳尔森是上议院书记员。该副本出版于1684年，不属于对事件的实时报道，故而在此没有引用。参见J.Nalson, A True copy of the Journal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for the Tryal of K. Charles I, Wing / T26452, London: Printed by H. C.for Thomas Dring, 1684.
[47]有关出席法庭的审判专员的人数，沃克和马伯特的记录略有差异。据沃克记载，有68名审判专员回应了法庭的点名，马伯特认为大约有70名专员出席。详见Henry Walker, ed., Collections of Notes Taken at the Kings Tryall, at Westminster Hall, On Saturday last, Janua.20, 1648, pp.2-3；Gilbert Mabbott, ed., A Perfect Narrative of the Whole Proceedings of the High Court of Iustice in the Tryal of the King in Westminster Hall, on Saturday the 20.and Monday the 22, p.3.
[48] Henry Walker, ed., Collection of Notes Taken at the Kings Tryall, on Saturday Last, Janua.20., 1648, pp.3-4.
[49] Henry Walker, ed., Collection of Notes Taken at the Kings Tryall, on Saturday Last, Janua.20., 1648, p.4.
[50] Henry Walker, ed., Collection of Notes Taken at the Kings Tryall, on Saturday Last, Janua.20., 1648, p.5.
[51] Henry Walker, ed., Collection of Notes Taken at the Kings Tryall, on Saturday last, Janua.20., 1648, p.6.
[52] Henry Walker, ed., Collection of Notes Taken at the Kings Tryall, on Saturday last, Janua.20., 1648, p.6.
[53] Gilbert Mabbott, ed., A Perfect Narrative of the Whole Proceedings of the High Court of Iustice in the Tryal of the King in Westminster Hall, on Saturday the 20.and Monday the 22, pp.12-16.
[54] Gilbert Mabbott, ed., A Continuation of the Narrative being the Last and Final Dayes Proceedings of the High Court of Iustice Sitting in Westminster Hall on Saturday, Jan.27, p.15.
[55] King Charles His Speech,Made upon the Scaffold at WhitehallGate, immediately before His Execution, on Tuesday the 30 of Ian.1648, London: Printed by Peter Cole, 1649, pp.1-10.
[56] King Charles His Speech,Made upon the Scaffold at WhitehallGate, immediately before His Execution, on Tuesday the 30 of Ian.1648, p.14.
[57] Matthew Henry Lee, ed.,Diaries and Letters of Philip Henry, 1631-1636, Whitefish: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p.12.
[58]马克·布洛赫：《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第322页；C.V.Wedgwood, A Coffin for King Charles: The Trial and Execution of Charles I,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4, p.225.
[59] [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64页。
[60] A HandKirchife for Loyall Mourners or A Cordiall for Drooping Spirits, Groaning for the Bloody Murther, and Heavy Losse of Our Gracious King Martyred by His Owne Trayterous and Rebellious Subjects, for the Truth of Christ, and the Liberties of His People, E.541[6], London, 1649, p.6.
[61]该书的样本在2月1日就开始流通，参见Robert Wilcher,“Eikon Basilike: The Printing, Composition, Strategy, and Impact of The King's Book,”in Laura Lunger Knoppers,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iterature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89.
[62] John Gauden, ed., Eikon Basilike.The Pourtraiture of His Sacred Majesty King Charles I. In His Solitudes and Sufferings, p.52.
[63] John Gauden, ed., Eikon Basilike.The Pourtraiture of His Sacred Majesty King Charles I. In His Solitudes and Sufferings, p.207.
[64]关于《国王之书》的图像学解释，参见Hannelore B. Rodriguez,“Images of Charles I of England, 1642-1649,”PhD dissertation, Brown University, 2009, pp.37-38.
[65] The Life and Death of King Charles the Martyr, Parallel’d with Our Saviour in All His Sufferings, E. 571[2], London, 1649, p.6.
[66] Mercurius Pragmaticus (for King Charles II), E.551[15], London, 1650, p.2.
[67] Robert Wilcher,“What Was the King's Book for: The Evolution of‘Eikon Basilike’,”p.1.
[68] Walter Makey, Knachel, ed.,“Eikon Basilike,”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47, No.1(April 1968), p.91.
[69] Amos Tubb,“Royalist Newsbook Reports of Charles I's Execution and of the Leveller Uprising,”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Vol.67, No.1(March 2004), pp.2-3.
[70] R.Helgerson,“Milton Reads the King's Book: Print, Performance and the Making of a Bourgeois Idol,”Criticism, Vol.29(1987), p.1.
[71] Andrew Lacey, The Cult of King Charles the Martyr,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3, p.81.
[72] An Act Prohibiting the Proclaiming of Any Person to be King of England or Ireland, or the Dominions thereof, E.1060[2], London, 1649.
[73] The Charge of the Commons of England, Against Charles Stuart, King of England, and other High Crimes, Exhibited to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by John Cook Esquire,Solicitor General, Appointed by the Said Court, for, and on the Behalf of the People of England, E. 540[5], London: Printed for Rapha Harford, 1649, pp.3-8.
[74] John Cook, King Charles, His Case, or, An Appeal to All Rational Men Concerning His Tryal at the High Court of Iustice, E.542[3], London: Printed by Peter Cole, 1649, p.7.
[75] Gilbert Mabbott, The Armies Modest Intelligencer, E.541[2], London, 1649, p.9.
[76] John Milton, The Tenure of Kings and Magistrates, Digital Publisher: World Public Library Association, 2010.
[77] John Milton, Eikonoklastes in answer to a book intitl’d Eikon Basilike, Wing/M2114, London: printed by Thomas Newcomb, 1650, pp.4-5.
[78]对弥尔顿《圣像破坏者》的回应有《为圣像辩护》和《圣像未破》,参见Eikon Epistes, or, the Faithfull Pourtraiture of a Loyall Subject, in Vindication of Eikon Basilike, 1649；The Image Unbroken.A Perspective of the Impudence, Falshood, Vanitie, and Prophannes, Published in a Libell Entitled Eikonoklastes against the Eikon Basilike, 1651.
[79]约翰·弥尔顿著述颇丰，大部分著作都多次出版，但《圣像破坏者》的版次较少,能找到的仅有三版,出版年份分别为1650年、1756年和1770年。
[80] Steven Zwicker,“Passions and Occasions: Milton, Marvell, and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c. 1649,”in Amy Boesky and Mary Thomas Crane, eds., Form and Reform in Renaissance England: Essays in Honor of Barbara Kiefer Lewalski, Newark, D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0, pp.291-292.
[81] C.V.Wedgwood, A Coffin for King Charles；the Trial and Execution of Charles I, p. 226.
[82]马伯特于2月13日出版的新闻书《中立者》注意到了民众对弑君的敌意，但他将之归因于民众长期受压迫的惯性,参见Gilbert Mabbott, The Moderate, E.542[11], 1649, p.298.
[83] Amos Tubb,“Printing the Regicide of Charles I,”p. 517.
[84] Mercurius Elencticus, E.545[19], London, 1649.
[85] Jason Peacey,“Reporting a Revolution: A Failed Propaganda Campaign,”in Jason Peacey, ed., The Regicides and the Execution of Charles I, p.174.
[86] Amos Tubb,“Printing the Regicide of Charles I,”p.509.
[87]“畅销禁书”是指出版审查机构大力查禁却依旧热销的书，一方面与特定时空下出版审查机构的能力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该书在民众中的受众基础较大,符合读者口味。对这一主题的经典讨论，可参见[美]罗伯特·达恩顿著,郑国强译：《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8] Jason Peacey,“Reporting a Revolution: A Failed Propaganda Campaign,”in Jason Peacey, ed., The Regicides and the Execution of Charles I, pp.171-179.
[89] Andrew Lacey, The Cult of King Charles the Martyr, p.133.
[90] Andrew Lacey, The Cult of King Charles the Martyr, p.136.
[91] R.C.Richardson, The Debate on English Revolution Revisited, p.73.
[92]孟广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93]加德纳尔认为，清教主义为议会反抗王权、争取自由和权威的举动注入了力量，详见S.R.Gardiner，History of the Great Civil War，1642-1644，Vol.1，London: Longmans，Green & Co.，1904，p.9.
[94]“倒放电影”意味着先有结果预设再进行历史解释，此说见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
[95]对辉格史学的批判，可参见[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著，张岳明、刘北成译：《历史的辉格解释》，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孟广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孟广林：《英国“宪政王权”论稿——从〈大宪章〉到“玫瑰战争”》，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96]孟广林：《“王在法下”的浪漫想象：中世纪英国“法治传统”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97]具体内容可参见赵卓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诛杀暴君”理论探析》，《东岳论丛》，2015年第5期；孟广林：《试论福特斯鸠的“有限君权”学说》，《世界历史》，2008年第1期；于洪：《论柯克的人身权利观念》，《史学集刊》，2015年第1期。
（原文载于《史学集刊》
2023
年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