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李南心

一桩耸人听闻的杀人案，发生在湖南沅江某镇，年仅12岁的男孩，因不满母亲管教，在家中持刀将其砍死后，若无其事地用母亲手机向老师请假、回复微信，并谎称母亲出门。直至家人起疑，闯入房间后发现遗体。

新闻寥寥几行字，一个家庭的惨剧，多少人的痛苦和恐惧。实在很难想象，12岁的儿童如何能够有这样残忍镇定的手段。且在案发后，他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后果是何等严重，也无懊悔之意，还表示自己杀的是妈妈，又没杀别人，学校总不能不让自己上学。

（吴某康和家人住在镇上的宾馆里。 新京报记者 王昆鹏 摄）

从报道中的信息，还原他的成长，一个留守儿童的典型悲剧。自幼父母为生计离乡打工，他在祖辈抚养下长大，既受溺爱，也缺乏真正的亲子养育。他在很小的年纪就学会了抽烟。他沉迷于手机游戏，并把零花钱都花在这上面。而母亲则因为生育二胎，回到了家乡。母子之间的感情，早已在常年离家中生疏，母亲的精力又不得不投给幼小的弟弟。于是，吵架是常态，不满母亲严厉斥责、动手打母亲也发生过多次。

家庭、社区、学校、法制教育……一环环的缺失魔鬼般地凑在一起，让12岁的孩子举起屠刀。

而这种残忍麻木的行为，也不是孤例。就在前一段时间，陕西神木爆出新闻，几个14至17岁的未成年人胁迫少女卖淫未果后，将之杀害并分尸。在今天社会，未成年人犯重大刑事罪的平均年龄有向下发展的趋势，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仅是普法宣传这一环，有许多未成年罪犯存在心理上的扭曲。而留守儿童群体在整体上缺乏父母教育关爱，容易过早进入混社会状态，“人间失格”。

12岁的孩子杀了母亲，还以为自己可以回到学校继续上课。而这起案件的结果也在当地引起了不安，公安机关因其年龄太小，将其释放回家，令家长继续管教。其父试图将他送回学校，自然遭到了拒绝，还有其同学家长们的抵制。在视频采访中，街头一个摊主也表示恐惧，怕一言不合被他杀了。

12日，媒体称湖南省益阳沅江市12岁弑母男孩吴某康已被释放，家长欲让其返校上学，却遭到其他家长们的反对。益阳市教育局表示，其亲属计划将其调换到无人认识的学校上学，目前其亲属还未对此计划作出答复。

未成年人犯罪，真的只能释放回家、不作任何后续管教吗？

针对未成年人的行差踏错，无论中西方，原则上有两条伦理共识。第一是未成年人并非完全成熟到可以为行为负责，他们犯下的罪行可能出于幼稚、冲动、无知，而在其漫长一生中，有很多机会来悔过自新。第二是未成年人的罪行，有一部分是与之相关的成人社会的失职，因此家庭、社区、学校都有责任参与后续的管教，来确保其不再犯罪。

在美国，几年前曾经有一个青少年犯罪案。16岁少女因家庭教育缺失，很早就流落街头，吸毒卖淫。她枪杀了一个43岁的嫖客。最终法官判决她终身监禁。201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判青少年终身监禁是违宪。经过漫长的司法流程，今年，法庭判决这个女孩要服刑满51年才可以提前释放。这对于未满十八岁的罪犯来说，等于剥夺了其在成长中悔过自新、回归社会的可能，有违人道，在美国也引起巨大争议。

在湖南此案中，杀人者年龄只有12岁，比16岁更加不具备责任能力。免于刑事责任是符合法律和对未成年罪犯的人道主义的。这没有问题，问题是免于刑责之后的管教，在我国一直执行得不太好。虽然法律也规定了可以对未成年罪犯强制收容管教，但相应的管教场所是否具备良好的教育资质？还是仅仅变相令其坐牢呢？

如果说西方社会的现状距离我们有些遥远，那么参考中国香港地区的做法可能更具有现实意义。香港有《少年犯条例》，10至13岁儿童不得判处监禁。14至15岁，如果有任何其他适当的处理或惩罚方法，也不得被判处监禁。《刑事诉讼条例》也规定除非法庭认为没有其他更加适合的判刑方法，否则不应对16至20岁少年犯判处监禁（部分重大罪行另列）。

所谓“其他适合的处理和惩罚方法”，则是一个成熟社会对少年犯所尽的责任。比如在香港有劳教中心（适用于14至24岁），以严格纪律与劳务工作来实现惩罚管教。青少年犯人从劳教中心离开后，还需要接受一些监管条件，以确保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再犯罪。香港还有教导所（适用于14至20岁）、更生中心（适用于14至20岁）、感化院（适用于10至15岁）等机构，让不同程度的少年犯可以更好地接受不同程度的教化，为将来他们回归社会做准备。

除此外，一些程度较轻的少年罪犯还可以接受感化令。他们不用坐牢，但需要在指定地点居住，与感化官保持紧密的联系，以确保在一定时间段内，他们已经开始了悔过自新、安分守己的人生。

面对越来越惊人的未成年犯罪行为，除了需要重视留守儿童的心理建设、普法教育，社会在如何帮助他们重回社会方面，不能推卸共同的责任。湖南杀母的孩子今年12岁，现在他回到了家中，如果没有到位的惩罚和教化措施跟上（以及必要的心理辅导），他将面对的未来人生之路，恐怕会更加艰难。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