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芝

斯图亚特·戈登著述《极简亚洲千年史：当世界中心在亚洲（618—1521）》其主旨与美国许多同类书的作者并无二致，他们志在为非历史专业的公众普及常识，有助于摆脱因为当下的强势而自然产生的某些不必要的傲慢，更甚则是试图教育民众，使其在影响政治时有更全面的选择，毕竟美国如今是世界秩序的中心，牵一发动全身，美国对外的政策取向又完全取决于国内的地方政治。了解过去时间的脉络，也许能更清晰明确而今自身的定位，读史的目的林林总总归纳起来不外乎此。

然而戈登和很多同行犯了相同的错误。在西方的语境里这一点其实无关紧要，但在漂洋过海来到异域以后却会出现郢书燕悦的问题，这使本书的阅读价值大打折扣，尤其是对中文读者。因为文化的隔膜，东亚大陆的读者往往并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许多“洋鬼子”所说的亚洲多半指的只是古希腊人眼里的近东与中东，也就是现在的小亚细亚与中亚，偶尔包括印度在内，至于东亚太遥远也太神秘，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而中文读者在提到亚洲时，下意识的反应便是整个欧亚大陆除了欧洲以外的剩余部分。

也正因此，在接触和引进外国文献时会出现很多啼笑皆非的结果，在此不赘敘，读者只需要知道，如果有欧美的作者称赞亚洲，那么他多半只是在夸奖离欧洲最近的地区，提到东亚通常只是顺带，篇幅不会高于北非地区。后者在提及亚洲时反而必然会提到，其心态大概与你浏览新闻时漫不经心地扫过来自海地或者莫桑比克的消息如出一辙。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可以理解戈登的书为什么号称“极简亚洲千年史”，却没有给东亚留下多少笔墨，难得浓章重彩投以关注的两个历史人物，目的却是为了引出东亚世界之外的往事。

戈登并不是自我作古，独出机杼，除了东亚大陆以外大多数历史学家，包括但不止于西方学者，在论及亚洲时给予西亚与南亚的篇幅多半都会胜于东亚。一部分原因确实是对东亚比较生疏，但更重要的是就算相对生疏也不妨碍他们判断东亚的重要性并不胜于西亚与南亚。

来自东亚的读者往往很难接受这一点，连欧洲文明胜过自己这一结论接受起来都很勉强，更遑论长期看不上眼的印度与阿拉伯人，因此也就对国际学界的主流观念异常抵触。

要明了“洋鬼子”历史学家的逻辑，需要仔细梳理世界史的脉络。这超出“极简”的重荷，毕竟作者本就不是为了东亚读者而写作，但要打破理解的隔膜，又确乎如此不可。

作者的核心观念是在西罗马灭亡到中世纪结束这一千年，亚洲，根据前文的所述其实是说亚洲西部，始终是世界的中心。但其实不只这一千年，自诞生文明以来的绝大多数时间，泛地中海东岸地区（核心地带包括小亚细亚、两河与古叙利亚）始终是人类秩序的中心，直到大航海以后才逐渐让位给北大西洋两岸，这里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村庄、城市、邦国与帝国，出现文明的时间早于其他地区两千到四千年左右，并不断向四周输出秩序、技术与文化，现代考古学证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诞生的文明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清晰的次生链。

梁启超流亡东京，提出“四大古国”时，并不知道亚洲西部有一大批人种各异，像赫梯、亚述、古叙利亚等普遍比东亚早两千年左右的文明，否则他一定会纠结于能让实为晚辈的东亚体面的跻身其间的两全法。

在大航海以前，地中海东岸始终是世界中心绝非偶然，这纯粹是地理决定的。首先，寒带地区最稀缺的光热在这里完全不成问题，同时又不会像热带多疾病。其次，作为独立起源时间最早的农业中心，这里拥有六七种可以大规模种植，并且高产的粮食作物，占人类主粮种类的一半以上，而其他独立起源的农业中心，往往只有一二种粮食作物可供选择。

人类可以驯化的牲畜类型，除了羊驼等美洲独有的生物，基本上都有发现，形成合理的搭配结构，用于肉食、驮运、生产、战争。

美洲之所以能被西班牙人轻而易举地征服，当地早已绝种的马匹厥功甚伟，板甲骑士这种在欧洲不久就被淘汰的兵种在美洲望风披靡，而当地土著又不像欧亚大陆因为长期与马匹接触产生抗体，在由人类接触牛马而感染的天花面前毫无还手之力。最后，这里地势平坦，多河谷平原，便于农业发展，其外围像埃及、印度、波斯等也适于农业，因为临近海洋，罕见山地，所以交通通畅，对外交流极其便利，而且因为居中的缘故四周的人口、作物、技术、资金必然会在此密集。

事实上就欧亚非交流的十字路口渠道中心这一点就足以使得该地区始终是世界中心。东亚自古以来长期的落后也可以在交通上找到答案。大航海以前，在主要文明带里，除美洲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以外，东亚是离地中海最遥远的地区，同时因为帕米尔高原与喜马拉雅山脉的缘故，又很难与已经是地中海东岸外围的河间与印度产生联系。

当赫梯帝国灭亡，铁器在西亚与中亚逐渐流传时，东亚才刚发展出青铜文化。地理的绝对闭塞，使得同一事物在东亚的出现总是比世界中心晚少至百年。比海岱、吴越、巴蜀更加闭塞的，是离地中海东岸更加偏远的朝鲜与日本。

如果不是考古学的发现，现代人很难意识到古代两河地区各种文明达到怎样的高度。现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独有特征，比如议会政治、民法典、先进的金融技术等等在古两河时期都能见到其身影。历史学家已经建立了比较清晰的传播链条，从宗教、哲学、法律，再到科学、建筑、饮食等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欧洲人只是对此进行优化改进而不是凭空发明，只有相当少数并且是很次要的地方才是中世纪以来自己独创的。大航海以来，欧洲人稳持牛耳，独霸世界五百年是因为继承了古代人的遗产，不是无中生有。而东亚离得实在太远，对外接触又寥寥无几。

这一脉络大体是这样的，苏美尔—阿卡德人在地中海东岸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并在四周不断刺激出现子文明，随着古两河的衰落被外来民族征服，其遗产被波斯与古希腊—罗马继承，罗马帝国衰落以后遗产被临近的日耳曼人继承。

根据亨利·皮郎的研究，公元五世纪西罗马灭亡后迁入的日耳曼人只是使罗马的城市文明野蛮粗俗化，并没有将之毁灭，而是继续地中海商业圈的贸易往来。但随着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对外的扩张，日耳曼人对外交流的大门被彻底封闭，使得西欧不得不自我隔绝，因为贸易的减少，经济也转向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于是货币稀缺，商旅断绝，之后维京人入侵，直到十字军时期才重新打通商路开始复兴。但在漫长的中世纪，也就是本书作者讨论的一千年，大部分时间比不上牢牢占据世界中心，并征服且消化了波斯文明，也就是同样继承古代人遗产的伊斯兰文明。大航海带来的世界中心转移，使得西欧终于战胜了自身最重要的敌人。这时起才是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世界。

理清了脉络，再阅读本书，读者也基本上能够明白为什么作者名义上讨论亚洲，重点描绘的却是被伊斯兰的教法与习俗所主导的世界，其他文明与文化只是轻描淡写的几笔。从西班牙到印度尼西亚，当时的东亚与西欧只是伊斯兰文明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外围，虽然十字军以后不得不与欧洲人分享地中海的贸易，但印度洋始终是伊斯兰的势力范围，直到葡萄牙人闯进来。东亚海贸最繁荣的宋元时期，与印度的联系也始终是有阿拉伯人把持。阿拉伯人远洋贸易所必须的观星术对东亚一直做到保密，而哥伦布远洋时确定航海位置的天文技术就是以此改进的。

在西欧碰壁以后，掌握巨大的经济与技术优势的伊斯兰文明转而向其他方向扩张，除了新大陆以外，旧大陆所有文明地带都能见到阿拉伯人的身影。即使东亚真的足够偏远，在元代很多地区比如江淮一带也有了穆斯林化的迹象。随着明清的进一步自我封闭，倘若不是欧洲人的到来，是有可能看到南下的日本武士与北上的穆斯林争霸的。

在整个中世纪，穆斯林所掌握的地中海东岸其在科技与文化上的成就可能并不如古希腊—罗马与波斯对峙时代，或者更久远的古两河时代那样耀眼，但在经济上，我们今天所称呼的亚洲西部确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加繁荣，这是不争的事实。罗马人只是主导了整个地中海，波斯只是主导了中亚西部河间地区，穆斯林比它的前辈们建立了更加庞大的世界秩序，更久远的帝国其体量就更狭小，而穆斯林则控制了当时已知文明世界的近三分之二，只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人面前才黯然失色。

如同本书作者所言，在这个穆斯林建立起来的大亚洲世界，主要城市与宫廷共享近乎一致的上层文化，延伸的家族纽带跨越了上万里的距离，各种商品在这个网络当中自由流通，一个在埃及的犹太商人可以借此与远在印度的合作伙伴进行商业往来，伊斯兰的士兵、僧侣、学者畅通无阻，沿途都有寺庙与商站进行招待。尽管严格地说，这些都不是伊斯兰的首创，早在伊斯兰兴起以前，佛教从印度到中亚就建立了一套非常完整周密的世界体系，供朝圣的僧侣、旅人、商人交流技术与信息，伊斯兰教只是对此进行改进，就像它的西欧邻居此时所做的那样。

差不多在12世纪左右，这套体系趋于巅峰，对于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他们眼前出现了一个几乎无国界的世界，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建立的世界体系再现了类似的世界，只是更大而已。

本书作者强调，在这一大片从西班牙延伸到中国口岸城市的地区里，多的是四海为家的人，他们在法律与宗教教学上的能力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都派的上用场，整个伊斯兰世界也都需要他们的专长，毕竟从亚丁湾到广州的伊斯兰贸易商都在伊斯兰教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城市吸引这些满腹经纶的旅人，他们也在自己的新家留下了印迹。而沿途招待这些旅人的资助者，其所收到的钱，则来自从中东经印度海直至中国这一路上的各个赞助人，通过伊斯兰兴起以来建立的各种古老的慈善基金会辗转来到其手中。

东亚因为偏远而长期孤立封闭，直至晚清时对世界体系都是无知的。从受到两河的刺激诞生以来，东亚只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体系，从来不是整个人类世界秩序的中心。遗憾的是，因为成见等原因，东亚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也不愿意了解这些的。如果本文有什么意义，不过是在一座孤岛中抛出一个无人理睬的漂流瓶，可能被陌生人收到，聊以作为闲暇时的谈资，更可能的是在此之前就已经沉入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