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29日）
尊敬的丹羽宇一郎大使，
尊敬的王伟光常务副院长，
尊敬的武寅副院长，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大家好！下月的今天，我们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日。在日本驻华使馆和国际交流基金会协助支持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中华日本学会、全国日本经济学会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日本问题研究机构，联合举办此次研讨会，这是两国纪念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一场学术盛事。今天到会的中日双方学者中，有不少我的老朋友，也有新朋友。借此机会，我谨对各位长期以来为促进中日学术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所作的各种努力表示敬意，并预祝本次研讨会取得成功。
邦交正常化40周年是中日关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年份。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本次研讨会以“从历史走向未来”为主题，总结过去、立足当前，展望未来，为使两国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发展积极建言献策，甚合时宜，很有意义。承蒙主办方盛情邀请，我结合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谈谈对中日关系的一些看法。不妥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毗邻而居，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近代也经历了一段惨痛的历史。周恩来总理说过：“两千年友好，五十年不幸”，这是对中日关系史最为形象的高度概括。在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今天，如果再补充一句话，似乎可以说：“四十年硕果”。的确，过去的40年是中日关系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给两国人民带来实惠最多的40年，两国关系在各领域、各层次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
政治上，双方签署发表了四个政治文件，确立了两国发展和平、友好、合作关系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确立了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大方向。
经济上，双边贸易额从10亿美元增加到3400多亿美元。中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第二贸易对象国和最大外资来源国。
人文交流方面，两国人员往来从1万人次增加到500多万人次，友好省县和城市多达250对。每天有近百个航班约1万8千人次往返于两国之间。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40年中日关系成就显著，但发展历程绝非一帆风顺，经历过冷暖起伏，遭遇过严峻挑战。总体而言，中日关系始终是在不断克服困难、排除障碍、化解挑战中发展前行。我们纪念邦交正常化40周年，就为了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获得启迪，以利于今后中日关系更好地发展。我以为，中日关系40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反复揭示了几条道理，值得我们深刻记取：
首先要悉心维护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是双方在两国关系不同发展阶段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共识，凝聚了两国几代领导人的心血和智慧，值得双方倍加珍惜和维护。其中提出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争端等重要原则和精神，对两国关系发展富有长期和重要指导意义，需要双方以实际行动共同遵循。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两国关系发展历程表明，只要双方坚持恪守有关原则精神，两国关系就能保持顺利发展；每当出现违背上述原则精神的行为，两国关系就会出现摩擦起伏。
其次要牢牢把握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这也是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重要原点。中日是不能搬家的邻居，友好相处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中日走和平、友好、合作之路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两国关系的永恒主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和平友好的旗帜。
第三要顾全大局。中日间既有历史纠葛，又有现实矛盾，不少问题高度复杂敏感，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两国民意对立，严重冲击两国关系。这方面已有不少教训，需要认真铭记。无论碰到多么复杂的问题，都应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寻求解决，时刻注意维护两国关系大局，这不仅有利于问题本身的妥善处理，也有利于切实维护双方的共同利益。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在国际和地区格局深刻演变，中日两国不断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步增多。一方面，随着两国联系日益紧密，利益迅速交融，依存不断加深，两国合作空间不断增大，前景更加广阔。与此同时，受内外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两国间一些深层次问题不断突显，集中表现为政治互信缺失和国民感情薄弱，两国有识之士对此应予高度重视。
今年，中日关系中的一些新老问题相继升温，当前最突出的是钓鱼岛问题。年初以来，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接连出现一系列消极动向，尤其是近来“购岛”问题持续发酵，日前日方在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非法抓扣中国公民和船只，之后又出现日方人员登岛等诸多事态，引起中国民众强烈愤慨，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严重干扰。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不少，究其源头，则是日本国内一些人和势力不愿看到中日关系顺利发展，企图利用钓鱼岛问题挑起两国民意对立，达到捞取个人政治资本、破坏中日关系的目的。如果他们的图谋得逞，很可能导致钓鱼岛问题失控，中日关系将后患无穷、永无宁日。能否及时有效管控住这一危机，妥善处理好有关问题，防止其严重冲击中日关系大局，是两国政府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
钓鱼岛问题由来已久，中日双方各有主张。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与田中角荣首相就钓鱼岛问题“留待以后解决”达成共识。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双方就钓鱼岛问题“搁置争议，留待以后解决”达成默契。邓小平先生当时说得很清楚：“实现邦交正常化时，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我们双方也不涉及。我们认为，谈不拢，避开比较明智。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无庸置疑，如果不是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当年以高度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妥善处理了钓鱼岛问题，中日关系不可能取得后来的巨大发展。老一辈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是40年来两国关系能够排除干扰、不断取得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我们今天处理钓鱼岛问题、稳定发展两国关系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近年来，日方顽固采取拒不承认钓鱼岛争议的错误态度，不愿承认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和谅解，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和客观现实，更是日方立场的严重倒退，是近年来日方在钓鱼岛危机管控问题上一再失措的症结所在。我想指出的是，中方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立场主张是一贯明确和坚定不移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在历史上和法理上都是无可辩驳的。日方无论以什么手段单方面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非法、无效和徒劳的，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动摇不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意志和决心。同时，中方始终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采取冷静克制态度，为防止这一问题影响两国关系发展作出了巨大努力。领土问题在任何国家都高度敏感，牵动民族感情，对抗和冲突没有出路，一味采取单方面行动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会使事态更加复杂化，只有对话协商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我注意到，最近日本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包括一些前政府高官和著名学者，也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现实，务实对待有关问题。日本政府应重视这些理性的声音，重新回到同中方通过谈判对话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如果执意采取回避的态度，一味将日方的主张单方面强加于中方，只会把自己逼进“死胡同”，导致事态不断恶化升级，直至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
尤其值得高度警惕的是，最近日本国内出现一些极端论调，甚至有人主张为钓鱼岛不惜出动自卫队。这种论调极为危险，不符合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直接违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和平友好条约明确规定，双方坚持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一切纷争，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这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本原则，我们绝不容许此类极端言论绑架民意，破坏两国关系40年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
2010年的“撞船事件”留下了深刻教训。当前，要正确妥善处理钓鱼岛问题，一定要牢牢把握一条重要原则，即：坦诚面对事实，及时有效沟通，切实管控危机。要坚决防止事态升级失控从而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具体地讲，要努力做到“三要、三不要”，即：要承认争议而不要否认争议；要搁置争议而不要激化矛盾；要多做有利于稳定的事，而不要单方面采取行动，使事态复杂化和扩大化。以往经验已经证明，这样做，有利于问题的妥善处理，有利于维护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中日关系对我们双方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日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相互关系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新形势下，中日两国肩负的共同责任不断增加，共同利益也在不断增多，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不仅没有降低，而且比以往更加突出。
中方一贯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坚定奉行中日友好政策，始终把中日关系放在外交全局的重要位置，愿同日方共同致力于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努力实现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大目标。这一点不会因为一时一事而动摇。当前形势下，面对两国关系纷繁复杂的局面，我们要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战略眼光，始终着眼长远和大局，以更大的信心、决心和耐心，努力推动两国关系排除干扰，早日回到健康稳定发展轨道。我认为，双方重点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要增进互信，巩固两国关系政治基础。造成两国政治安全互信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既有历史和地缘政治因素，也有现实利益摩擦，但核心还是如何认识和对待彼此发展的问题。日本领导人多次表示，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是机遇，我们对此给予评价和欢迎。事实上，日本的持续繁荣发展对中国也是机遇。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国内对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军力提高存有各种各样的疑虑，少数人和一些媒体仍未摆脱冷战零和思维，热衷于宣扬“中国威胁论”，不断鼓噪要对中国的发展加以“规范”和“牵制”。日方不久前出台新版《防卫白皮书》，对中国国防政策和军事活动进行种种无端指责，还有人渲染一些子虚乌有的谣言，引起中国民众强烈不满。这种做法严重误导日本民众，对两国互信造成新的损害。
近年来，中国持续发展，这对日本国民心态难免产生影响，加上部分舆论炒作，不少人内心深处还没有真正解决好中日关系的定位问题，没有为中日究竟“是对手还是伙伴”的问题找到正确答案。实际上，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早已对此作出明确宣示，中日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双方要努力把上述重要政治共识尽快转化为两国社会的广泛共识，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为此，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和接触，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不竭政治动力；要加强战略对话和外交当局之间的对话，及时就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各自内外政策和发展走向进行深入对话与沟通；要加强政党和议会交流，坦诚沟通，凝聚和扩大共识；还需坚持推进防务安全领域的对话、交流与合作，着力化解彼此疑虑，防止战略误判。
二是要深化合作，为两国人们创造福祉。邦交正常化40年的发展历程是两国共同利益不断扩大、利益纽带不断强化的过程，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为两国关系今后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双方要坚定走合作共赢之路，做大做好共同利益这块“蛋糕”，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今年以来，尽管两国关系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受到严重干扰，但双方务实合作还是取得不少积极进展。6月1日起人民币与日元实现直接交易，标志着两国金融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8月初，两国有关部门就扩大航空运输安排签署新协议，为双方进一步扩大人员往来创造了条件。8月上旬，第七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在东京成功举行，双方签署了47项合作协议。这些成果对两国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经贸合作都有积极意义，也再次表明两国经济互补优势明显，合作潜力巨大。双方应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和两国各自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在节能环保、绿色低碳、高新科技和财政金融等重点领域的合作，努力推动大项目合作，实现两国经贸合作由量到质的提升。双方还可积极探讨在医疗、养老保健等社会领域开展新的合作，为两国务实互利合作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三是要扩大交流，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间友好长期以来是中日关系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但近年两国国民感情不断下滑的状况令人忧虑。最新民调显示，双方民众对对方国家的亲近感已经降到历史最低水平，但同时两国大多数民众都认为中日关系十分重要。我认为，双方应增强紧迫感，多管齐下，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逐步扭转国民感情薄弱状况。
双方要大力开展青少年交流，为两国青少年交流提供更多平台，通过创新形式，丰富内涵，争取更大成效。双方要面向普通民众和草根阶层，为两国民众相互了解创造更多便利条件。要充分发挥友城等渠道的作用，让国民交流真正走进基层。要深入挖掘共同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用好现代流行文化和创意产业这些抓手，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动人心弦的交流。双方还要加强新闻工作者的交流，推动两国媒体客观、全面、理性地报道对方国家，在两国关系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今年是“中日国民交流友好年”，双方确定的有关活动超过600项。我认为，越是在当前复杂形势下，越要坚持按计划办好各项活动，向两国人民展示中日加强友好合作的重要意义和成果，抵制破坏中日关系的行为，扶正压邪，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积累条件，营造氛围。
四是开拓视野，扩大国际地区层面的合作。中日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地区性和全球性意义更加突出。两国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这一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在国际地区舞台上不断拓展和丰富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
双方要坚持以亚洲为主要舞台，扎实推进在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与合作。要共同推进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在亚洲互联互通、湄公河次区域开发等方面开展具体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坚持推进六方会谈进程，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和本地区长治久安作出贡献。
欧美债务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冲击，使中日两国发展的外部环境趋于严峻。双方要共同应对世界经济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充分利用联合国、G20、APEC等多边平台，就维护全球经济稳定、推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等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在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课题方面开展合作。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作为近半个世纪中日关系发展的亲历者，我深感中日关系的成果来之不易，需要我们精心呵护，倍加珍惜。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又是中日国民交流友好年，但现在竟然成为中日关系的多事之秋，我为之深感遗憾。但我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仍然满怀信心。因为我坚信，中日关系保持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两国民众绝大多数都认识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都会从国家的战略、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思考问题，都愿意致力于实现中日世代友好。只要双方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坚持按照四个政治文件和双方迄今达成的共识妥善处理有关问题，着眼未来，维护大局，坚定推进战略互惠合作，就一定能够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就一定能够将中日友好的神圣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