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历史上最传奇的货币是贝币，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在全国“废贝行钱”，统一货币，而云南却把被秦始皇废了的贝币硬是用到了清代后期，堪称奇迹。近代昆明的货币从“龙元”到“袁大头”，从“新滇票”“老滇票”到“金圆券”，还有“板椿钱”和“站板椿钱”，直让人眼花缭乱，当时政治经济之乱，普通百姓生活之难，可想而知。

“千年贝币”的金融奇观

古代贝币在昆明历史中的地位极为特殊。早在三四千年以前的夏商时期，中原地区就开始使用贝币了，且有出土文物为证。而到了约2500年前，滇池地区也出现了贝币，也有出土文物佐证，在滇池南岸的石寨山古滇国墓中出土过14.9万多枚海贝，总重达400多公斤。这还不算奇，公元前3世纪后期，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货币，“废贝行钱”，但滇池地区相对独立，照用贝币。明末清初的17世纪后期，官方实行“废贝行钱”。但直到清嘉庆年间，“滇中”仍然“用贝”，只是“渐少”罢了（清嘉庆《滇系》）——贝币在中原地区已废除两千多年，而滇中仍在使用，不能不称之为金融史上的一大奇观。

秦始皇统一货币之时，滇池地区还在楚国大将庄蹻建立的滇国控制之下，秦始皇鞭长莫及，贝币逃过一劫。汉武帝控制了滇池地区，但洱海地区一直在“化外”，同处“贝币经济区”之中，大汉的五铢钱进了滇池却进不了洱海，一时难以推行。唐宋时期，云南南诏、大理地方政权兴起，四处扩张，内地的“钱”难以进入云南，反而让大理的贝币走进了附近省份。元代虽统一了云南，但也得和贝币妥协，允许云南继续使用贝币，赋税也用贝币折算缴纳，大约150个贝币可换黄金一钱。

明代仍然使用贝币。洪武年间谪戍云南的诗人平显有《忆滇南》诗，说“颗金螺贝马蹄盐，万升高薨截屋檐”，对贝币印象深刻。明景泰年间的《云南图经志书》称：云南府“交易用贝……虽租赋亦用之。又寅、戌等日赶街子，贸易有无，皆用此也。”明正德年间的《云南志》也有记载：云南府“交易用贝”。明万历年间的《滇略》更说，当时“海内贸易皆用银钱，而滇中独用贝”。当局曾于1555年、1576年两次在昆明开炉铸钱，但铸出来的钱没有人用，只好运到贵州和北京，让内地人“享受”。明万历年间的云南右参政谢肇淛说，当时滇中贝币多为小贝，出自福建、两广和老挝（指今天的东南亚）沿海，不远数千里，驮运到云南，俗称“贝巴”。这些贝币不论纹样、大小、是否完整缺损，交易时一摞摞数来，到手就行，无人行诈，百姓称便。虽然贝币面值小，交易起来数量大，携带不便，又易于损坏，但也因为它面值小，损坏了滇人也不觉得可惜。

不过，后来贝币急剧贬值，有云南土司按规定一年纳税额折算为“七万九千八百索”——约40万枚贝币，土司找不到这么多的贝币，向朝廷请求用银子代替，获得批准。到1626年，当局再次在昆明开炉铸钱，昆明终于进入了银两、铜钱和贝币“三币通用”的时代。到明末清初，大西军进入昆明，为筹集军费，先后铸造“大顺通宝钱”和“兴朝钱”，严禁民间使用贝币，贝币这才走上了末路。清雍正年间的《云南通志》谈到贝币时说，明天启年间以后，由于“银贵贱”，使用不便，贝币仅在一些边远之地使用。至于清初，已“久不复用”了。但是，直到清代中后期，滇中边远地区仍在使用贝币。清代云南学者师范在《滇系》中说，直到清嘉庆年间，仍见“滇中用贝”，只是“今已渐少”。当时边地民族用贝币购买小物品，“可得数十种”，十分方便，所以禁之不绝。直到清道光年间，当时的《昆明县志》才说昆明“昔多用贝”，而“今无矣夫”。

滇池地区的贝币流通两千多年而不衰，这与云南的“外向型经济”有关。晋宁石寨山出土海贝背有黄圈，经鉴定为“环纹货贝”，原产于太平洋和印度洋，是沿着古代“蜀身毒道”运进来的东南亚和南亚之物，是云南在长期的“走夷方”贸易中“入超”的产物。贝币虽然是原始的实物货币，但不易伪造，又来路遥远，易于保值，自有优势，这才在云南充当了数千年的主要通货。

“龙元”“老唐银币”和“老唐金币”

清末昆明流通最早、最多的本国银币是“龙元”，因铸有龙像得名。其中有随着湖北“协饷”（财政支持）解交到昆明的湖北龙元，随着烟帮大量运到昆明的四川龙元，还有昆明钱局街的宝云钱局铸造的云南龙元等。这些“龙元”又分为大元、半圆（五角的小银圆，两枚抵大元一枚，又称“半开”）、银角（分一角和两角两种）等。

民国初期，“龙元”继续在昆明流通。云南还自铸了“拥护共和纪念”银圆和半开，上面有唐继尧像，被称为“老唐银币”。1918年全世界闹银荒，国际市场银贵金贱。1919年，云南省当局把个旧大锡运到香港，换回黄金30多万两，自铸“拥护共和纪念”金币，成色为金九铜一，其上也铸有唐继尧像，民间称“老唐金币”。

金币流通有个大问题，当其面值高于金价时，人们不大愿意收它；而其面值低于金价时，人们又会把它收集起来熔毁。1922年，金价回升，“老唐金币”一部分被金铺溢价收购熔毁，运往香港、上海出售。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也趁火打劫，大量收入“老唐金币”，运出云南牟利。这样，“老唐金币”不久就退出了云南市场。

铜币：“老钱”和“局钱”

老昆明市面上流通的铜钱有新、旧两种。

旧铜币叫制钱，多半是昆明宝云钱局铸造的。其中清代嘉庆、道光以前铸造的叫“老钱”，这些铜币分量够，成色足，信誉高。清代咸丰、同治、光绪年间铸造的铜币叫“局钱”，重量轻，成色差，加上盗铸掺假，信誉特别低。

新铜币叫铜圆。清代光绪末年，昆明闹钱荒，当局从四川运来几千驮铜圆，民间商人也从四川、湖北、湖南等省买来大批铜圆，和制钱同时使用。1907年以后，昆明也铸造了一批“当十”（相当于十文）的铜圆。银圆和铜钱的比价有波动，一般一块银圆可换铜钱1500文。

民国初期，云南造币厂仍用旧模铸造“大清铜币”，有统计说共铸造了1400多万枚新朝铸造旧朝币，也是一件奇事。直到1915年，才开始铸造“拥护共和纪念”的“当五十”铜币，铸有唐继尧像，坊间称之为“老唐铜币”。

纸币：“老滇票”“新滇票”和“金圆券”

清宣统以前，昆明市面上没有纸币，只流通有票号的本票。1909年，大清银行云南分行在昆明成立，发行“大清地钞”，才有了正式的纸币。辛亥革命后，“大清地钞”停止使用。

民国初年，富滇银行发行纸币，民间叫“老滇票”。开初发行1元、5元、10元、50元和100元五种面额，云南本省官印局印制。特点是首批纸币上全文印上了省财政司布告，内有确保信用、民众不得拒收等文字，也是纸币史上一奇。早期纸币由云南本省官印局印制，纸质粗劣，印工不佳，容易损坏，后来交上海商务印书局代印过5元和10元两种，印上了昆明标志性景物：5元纸币正面右为双塔寺，左为状元楼，背面为田野风景；10元纸币正面为太华山，左为金马坊，背面为翠湖风景，富于地方特色，用纸和印工都比较好。早期老滇票仅流通于昆明和滇越铁路沿线各县，因流通量少，准备金就显得较为充足，随时可兑现银圆，信用较好。

1921年，富滇银行又交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纸币，票面上印有金马、碧鸡立于地球的图案。有意思的是，这些纸币的背面印有手书草体“其命维新”四字，富滇新银行印制的“新滇币”也将其沿用，民间有人依字形解读为“二十八年打五折”，竟广而传之。后来一语成谶，到1939年，新滇币果然大为贬值，又成为云南货币史上的一桩奇事。

1935年后，全国统一的法币逐渐取代新滇币。1948年又用金圆券取代法币。随后币值暴跌、物价暴涨，昆明市面又重新使用银币。但因银币携带不方便，银行本票又流行起来。

境外货币：“板椿钱”和“站板椿钱”

民国初期，昆明市面上普遍流通境外货币。据统计，当时从越南输入云南的法币就占到云南全省年经济收入的一半。这些法币由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发行，在香港和内地叫“西贡纸”，昆明人叫“法纸”。

从越南沿滇越铁路进入昆明的还有越南银圆，正面铸有自由神扶杖坐像，在中国内地和长江沿岸城市叫“法国杖洋”，在昆明叫“公仔钱”，又叫“板椿钱”，都有点“象形”的意味。

1908年云南禁烟，白银缺乏，一些做大锡生意的商人从香港购来不少墨西哥银圆，先流通在昆明和蒙自一带，后来全省通用。其正面铸有一只鹰，叼蛇展翅，站在仙人掌上，昆明人叫“飞鹰钱”。这段时期还从香港运入了大量香港银圆，达525万元之多。其正面铸有英国海军武士立像，右手扶矛，左手扶盾，粤、港一带称其为“站仔洋”，昆明人叫“站仔”，又叫“站板椿钱”，还是有点儿“象形”。

此外，在滇缅边境做生意的商人、赶马人和到康藏经商的人还会把印度卢比带到昆明来，其正面铸有英国国王像，昆明人叫“小洋”。

如此多的境外货币在云南的市场上泛滥，比价混乱，变动频繁，常常导致物价波动，刺激投机贸易，扰乱金融市场，到头来最吃亏的是普通昆明人，最大的赢家则是外国银行。 （ 朱净宇 文图资料见《老昆明旧话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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