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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绍
美国公司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对理解在公司资本主义体系内实现公司社会责任的可能性具有重要的意义。的确，资本主义可能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封闭持有的产业资本主义、银行金融资本主义、以债券等固定投资而非普通股作为公司融资首要方式的资本主义，以及国家导向资本主义。这些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在世界上都存在过，而且都是美国在20世纪转折之前可选择的方案。每一种形式都有略微不同的目标，对公司目标的不同理解。美国的这种公司资本主义，广泛持有的股票市场资本主义，是最不可能让公司与社会、工人、资本、环境、社区福利和长期健康发展相平衡的资本主义形式。实际上，美国是世界上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认识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面临许多抉择，其中包括公司的对中国及世界的社会责任，美国公司资本主义发展史显示出，应当警惕虚拟的无限制的资本市场可能产生的后果。
美国公司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是一个大型公司如何在19世纪美国产业化进程中，转型为创造了现代股票市场的巨型金融联合体，并在此后，将美国的经济基础从产业生产转化为融资的故事。其结果是一个独特的资本主义形式，美国商业的目的是满足股东，短期收益的增加而非持久、长期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以及作为副产品的健康和公平的商业体系。美国公司资本主义已经创造了一种投机金融凌驾于生产之上的经济。
我将提供关于这段历史的简略概述，并解释为什么这对中国所遇到的问题很重要。在简要的介绍后，将讨论我对巨型现代公司及其后果——投机经济的产生、现代美国股票市场的发展、现代美国证券监管的平行发展——的解读。我将在美国语境下对如何解决该段历史所产生的问题提出建议。我所建议的解决办法，对那些试图追求在建立公司经济的同时希望平衡公司内和社会中的许多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而言，是一个告诫。最关键的是，股票市场必须为产业发展服务；而产业发展不能被用来服务股票市场。
二、问题
最近一份对美国主要公司中的超过400名的首席财务官的调查显示，他们中几乎80％的人曾至少适度地剪裁过他们的业务，以满足分析员的季度利润预测。据他们说，一些长期项目，可能会损害公司，他们将毫不迟疑地切除包括研发、广告、维护的预算，推迟雇佣和新项目。这些调查反映了现代美国公司资本主义的现实，即不能达到季度利润数字，毫无疑问将会打击公司股票价格。股票价格的下跌可能减少基于股票期权的高管薪酬、招致法律诉讼，如果发生次数足够多还会导致愤怒的机构投资者提出反管理层的股东议案。 [1] 实际上，相对于2000年的88％和1980年仅有的36％，2006年纽约证券交易所118％的更换率（turnover rate）说明了他们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
该问题已受到关注。2006年两个全美最著名的商业组织——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和商业圆桌会议（the Business Roundtable）——发表报告谴责对股票市场中短期投资的关注及其对商业行为的支配。 [2] 它们提出一些解决办法，让高管更为简单地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和长期投资的眼光来管理业务，不必反复应对市场对股票升值的急切要求。由于高管激励和股票市场的相互关联所造成的商业近利主义（short—termism）已经成为商业、学术、政策制定圈中普遍讨论的话题，这是我在2001年的一本书中提出的中心问题。 [3]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25年中，短期市场行为造成了越来越多的棘手的商业问题。但是，我认为股票市场对商业的压力和商业对此的反应并没有改变。19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近利主义，只是100年来深植于美国经济之中的一种品性的放大。它始于我们熟悉的公开公司的兴起，我称其为巨型现代公司，是在1897年至1903年兼并浪潮中创造出来的。巨型现代公司产生了现代股票市场，它将投机——一些专业人士和寻求刺激的业余爱好者的破坏性游戏——变为美国股票市场、美国商业和美国公司资本主义的固有要素。
巨型现代美国公司不同于人们习惯于想象成范式的19世纪产业公司。无论19世纪公司有多大，都是一个生产商或者服务提供者，是以设立人的股权，可能还有地方银行的债务，有时候通过债券，自有的利润来融资的。在1880年代早期，像标准石油和卡内基钢铁那样的公司，至少可以匹敌或超过世界上的任何公司。美国工业化了，是以生产或者销售东西为目的的。几乎每一个公司（除了铁路行业）都是封闭持有的，或者像卡内基钢铁，采用合伙。
巨型现代美国公司不是为了工业而生，而是为融资利益而生。其产生于19世纪最后几年的一套特有环境，让公司的发起人有机会生产股票、销售股票，并因此致富。这一进程中，美国商业的重心，从产业转向融资，商业的主人从产业管理人员变成了投资银行家。它还创造了现代股票市场。19世纪真正的产业家之一——安德鲁·卡内基，在出售他的公司给巨型金融联盟的过程中见证了这一转变，该联盟在20世纪的第一年成为美国钢铁（U．S．Steel）。如他所指，“他和其他合伙人几乎不知道怎样生产股票和债券，只精通生产钢铁。” [4] J．P．摩根和他的伙伴几乎不懂得钢铁，但他们是生产股票和债券的专家。卡内基创造了现代钢铁业。摩根创造了证券，创造了美国钢铁公司。
三、美国公司资本主义的发展
巨型现代美国公司在7年时间内改变了美国经济，最重要的是，它创造了现代股票市场。这一创造有若干原因。州公司法的改变，尤其是新泽西州，使公司的发起人可以创造他们所需数量的股票，并用于购买其他公司。居高不下的固定成本导致供过于求的产业卷入到价格战中，使每个企业都面临着破产的威胁。从令人窒息的衰退中走出的美国经济的爆炸性增长，产生了大量的剩余资本。这些原因纠集在一起，在1897年至1903年间，8664家公司联合在一起（总共有2．12亿美元的资本），以资本化方式提供200亿美元轰炸了美国经济，创造了完美风暴（the perfect storm）。 [5] 这种资本化不来自于新产品的发明，不来自于新产业的产生，更不用说也不来自于新产业的工作机会，而是来自于资本化的股票和债券——融资发起人创造的，为了现有产业设施设备的联合而由公司新铸造的。纽约证券交易所1897年的交易量是7千7百万股，1899年上升到1千76百万股，1901年更达到2．65亿股。
股票产生，其中大部分，并不意味向美国产业注入了新资本。其中一部分，优先股代表现有工厂的有形资产。目前为止，这些股票中最大的一份，仅仅代表了没有有形资产支持的对未来利润的预期，这就是普通股。在工厂所有者把工厂从自己手中转给公司联合（corporate combinations），来换取尽可能多的股票，而信托发起人则抛掉尽可能多的股票，以得到补偿之后，在证券市场上，几乎所有的普通股就完成了使命。J．P．摩根辛迪加组建了美国钢铁，在1901年带着超过6千2百万美元的股票价格轻易脱身，2006年美国钢铁的市值已经达到了14亿美元。摩根辛迪加在美国钢铁股票价格下跌的前一年设法出售了其所持有的几乎全部的该公司股票。股票成为巨型美国公司的主要产品。最终，现代股票市场背离了其最初的商业出身，成为创造商业本身的绝对原因。
当时的规制者没有充分认识到股票市场发展的意义。当时最主要的话题是大型托拉斯的垄断权力。绝大多数当代的观察者，几乎所有的立法者都是通过垄断视角来理解巨型现代公司兼并浪潮的各个方面，包括其原因、采取的法律形式、运营效率和管理、以及可能是最为重要的新公司联合如何融资。实际上，立法者和经济学家普遍相信，尝试去垄断产业不是巨型联合形成的原因，而是其所采取的融资方式的后果。融资创造了更多的股票，并因此产生了正常经营利润所不能满足的更多的股息和红利。这导致对产业的垄断，以便生产为支付股息和红利所必须的超额收益。结果就是，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中，反垄断改革的辩论和公司法联邦化运动（federal incorporation movement）全部都集中在股票上，集中在过度资本化上。允许成立巨型联合的新泽西州法律为过度资本化提供了完善的工具。当国会将金融规制作为规制垄断的方法加以关注的时候，他们错过了另一个分离的结果——可能是最重要的——股票市场的成长。在立法者被纠缠于垄断之时，投机经济悄悄地成型了。
投机在新世纪之初是肆无忌惮的，巨型现代公司造成的掺水股浪潮将普通美国人首次带入市场。 [6] 这些新证券以及发行这些证券的公司的不稳定性，为普通人和专业人士提供了超出寻常的近乎赌博一样的机会，导致了间或的牛市和不时的广泛恐慌。在美国市场中，此种投机由来已久，并至少自考尼列斯·范德堡（Cornelius Vanderbilt）和被认为是邪恶帝国的杰·古尔德（Jay Gould）、丹尼尔·祝（Daniel Drew）和吉·费斯科（Jim Fisk）对伊利铁路（the Erie railroad）的争夺战时就已经吸引了公众的注意。无论兼并浪潮是否已经发生，也无论金融和商业是否已经转变，这种投机都一定会持续下去。
但是一种新的投机开始塑造市场和美国经济的特征。这种投机植根于投资证券的特性，美国人持续不断地向这些证券投入金钱。当时的金融作家和经济学家已经理解普通股固有的投机性。证券和优先股是19世纪普通美国人选择的投资，拥有固定的回报和相当确定的潜在利润，但购买普通股却没有此等获利限制。天空是获利的上限，并且这正是证券市场所要求的。20世纪的最初10年的深谙金融的人们的理解是，成为一个普通股股东就必然成为一个投机者。巨型现代公司的产生将投机嵌入了美国公司的资本结构之中。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普通股后来取得的主导地位，遮掩了这种早期对投机的理解，一种后人容易忘却的理解。
国会和总统们都没有察觉到这种转型。他们将立法和规制的精力集中于传统形式的投机上，即卖空、保证金交易、大量抛空、空头交易及其他相似的交易，此种投机通过可以被轻易操纵的不稳定的掺水普通股而被夸大。传统形式的投机带来的问题是插曲式的，如1903年的富人恐慌（Rich Man’s Panic）和1907年的大恐慌。但是，第二种投机，即普通股固有的新型投机，永久地改变了美国公司资本主义。它创造了一种不能和投机相分离的经济。立法者未能认识到此种改变的戏剧性后果，不仅决定了美国经济的未来进程，而且最终在新政时期（the New Deal），产生了认可投机经济的规制方法，并且实际上创造了鼓励和刺激投机增长的条件。下面请允许我首先转向对现代股票市场发展的描述，然后我将对证券监管的发展进程加以说明。
现代股票市场和嵌入其中的投机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兼并浪潮的直接产物，很多中产阶级投资者首次被拉进市场。从被认为是唯一真正安全的公司投资的铁路债券起，他们开始购买风险更大一些的新兴产业的优先股。慢慢地，在20世纪最初两年中，伴随着兼并浪潮中形成的巨大联合的产生而增加的投资机会，他们开始购买投机性高一点的普通股。这些新的中产阶级股东出现并持续存在了，当中的一些人，撑过了使市场陷入困境并威胁许多新联合的偿付能力的1903年的富人恐慌。几乎不需要多少时间，恐慌过后，就有其他人加入到这些新股东的行列中。在经历了金融大屠杀后，他们变得清醒起来，但仍相信新金融。他们一起制造了持续至1907年初的牛市。
现代股票市场的创立不仅仅是经济现象，它还是一场社会变革，它使美国人被新的组织社会、公司和城市、工会和公民社团所捕获，被揪着从19世纪的个人主义转换到20世纪的集体主义。来自各行各业的作家和思想家们挣扎于将新美国装入传统理想模型的问题，这些19世纪早期个人主义和自立（self—reliance）的理想，财产和小商业所有者维护建国者（the founders）所创造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式。进步时代的思想家发现，部分的解决办法是把股票再定义为一种新型财产，可以填补在传统美国生活和思想中土地和小商业的日渐式微的作用的财产。有些走的更远，看到了股票市场的新边界，是对封闭的物理边界的替代，在1893年MY_加哥万国博览会上，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rick Jackson Turner）作出了这样著名的论断。 [7] 无论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领袖都加入到鼓励他们的同胞拥有这种新财产的队伍中来，并希望实现更大的财富平等，筑起对不断蔓延的社会主义的强大防御，并向被锁定在官僚体系中的美国人提供一种新型的经济自立。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司证券作为新的家庭农场帮助股票市场合法化为一个美国制度，纵使富人统治仍然主导着它。实际上，内布拉斯加州的某个企业家曾经努力将一些农场联合成一个巨型联合体并公开发行掺水股，正如摩根对美国钢铁所作的那样。
1907年的恐慌是一个暂时挫折，现代市场在其残骸上仍继续发展，这开始了市场的第二阶段。1908年标志着股票市场的强力复苏，尽管这一复苏仍然带着广泛的经济萧条开始的面具。市场在1909年底首先冲到100点的巅峰，在次年年中跌落至73点并坚守到了1914年，在1914年到达了一个稳定高位，高于1906年初以来的任何一次投机巅峰。正如在恐龙消失时期的哺乳动物一样，小投资者的数量增加，握着他们的证券，并开始在富豪们挑剩的廉价货中选择。普通股开始被认为是安全的投资，其更高的预期回报使其替代了优先股成为小投资者的宠儿。
现代市场发展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开始于1912年12月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重开，在8月随着枪响而倒之后的数月黑暗之后。直到4月各方才真正开始运转起来，这一行动点燃了一个飙升的牛市，一直持续至1920年的“回归正常状态”。在此期间，只有美国参战并且需要考虑如何为参战融资的那个不景气的年头才对它产生过降温作用。
这是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市场。19世纪还很稀罕的股票经纪人，在20世纪初参加到了向中产阶级销售证券的行列中，他们的数量开始增加。他们已经发展出了一些技术，例如，可以在舒适的、配有充足水果和酒水的房间中，展示打印凭条（tickertape）。许多经纪人开始重视追随女性客户，并把他们的办公室变成了茶艺派对。在第一个十年末，许多经纪人允许他们的客户像买“胜家”缝纫机（singer sewing machine）一样购买股票，即首付25％，其余金额以后按月分期缴付。但是，即使是在美国以金融为生的人数爆炸性增长后，在20世纪的首个十年中，绝大多数经纪人还是驻扎在重要城市和大型城镇里。第二个十年的经纪人野心更大，全国性银行的证券机构发轫于1908年的第一国家公司（the First National Corporation），即第一国家银行（the First National Bank）的从事经纪业务的子公司。至1919年，全国性银行的证券机构，如“阳光查理”米歇尔国家城市公司（“Sunshine Charly”Mitchell’s National City Company），已经促使零售经纪业务深入到遍及全国的分支办公室中，从曼哈顿到米德尔顿（from Manhattan to Middletown）。战争繁荣导致买卖战争物资的公司产生了高回报，持有普通股的个人投资者也越来越舒服。1917年和1918年的“自由债券”活动创造了2千5百万的新的美国投资者，他们从成千上万的经纪人手中买人债券，这些经纪人向财政部和战争贡献了他们的服务，他们遍布全国，保卫了美国安全，捍卫了民主。经纪行业见证了、垂涎着、盼望着这样一天的到来：即使是一个爱荷华州的农民，也能像纽约的律师一样认识到，他可以把他的打折的地下室利益，押在“自由债券”上，把它们投入到新公司的暴涨经济之中。在哈丁总统就任后的一年漫长的萧条之后，20世纪20年代的大牛市开始起飞了。
四、美国证券监管的发展
正如现代股票市场自身的发展一样，作为联邦对兼并浪潮而导致的混乱的回应之一，证券监管也经历了三个阶段，这是一段经常被误读的法律史。联邦证券监管在其萌芽30年后的新政时期取得成果，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作为其核心哲学的披露制度延续至今，并被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进一步强化。历史学家们试图把披露哲学回溯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争论，当时披露经常被作为公司病的救济之一，并作为一种工具包含在一系列的立法建议中。从这里，他们得出结论，现代证券监管植根于这些早期的披露讨论中。
这种对现代美国证券监管历史的理解并不十分正确。证券监管的三个阶段有着不同的目标，并且披露被用来实现三个不同目的。当然这之间有重合，而且可以发现，在非常早的讨论中倾向于将披露的目的定位于保护投资者免受欺诈。但直至战后，消费者保护型的投资者才成为证券监管的驱动力。
证券监管第一阶段的披露，产生于联邦控制过度资本化来规制垄断的努力，新泽西州为过度资本化完善了工具，并使兼并浪潮成为可能。这是证券监管的反垄断阶段，始于二十世纪初直至1914年。反垄断法的改革建议和相关的公司法联邦化运动，试图推动公司财务信息的披露。其目的不是为了保护投资者，而是允许监管者来确定公司资本的真正价值，以最终帮助联邦政府根据谢尔曼法确定并起诉垄断。1903年成立的美国公司局反映了这一反托拉斯政策。披露被当做一系列相互重叠概念的主题，但是，披露的早期概念是工具，而非救济，是作为一种强制垄断实体向联邦政府自我确认的一种方法，而非为了营造对投资者更为安全的市场环境。证券市场并没有对其自身权利的特别考量。
证券监管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反投机规制，与反垄断阶段相重合。它紧接着1907年大恐慌之后开始，一直到充分发挥威力，并失败于1914年。从1914年起，它忽冷忽热地重复出现，直至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的颁布才最终实现。正如反垄断阶段，在兼并浪潮之后席卷市场的掺水证券驱动了反投机监管。但是此时，其目的不是规制垄断，而是保证美国金融稳定。你可以看出银行开始喜欢传统类型的证券投机，他们直接地或者通过向经纪人或投机者发放大量高收益高风险的保证金贷款参与其中。它们的清偿能力不时地被市场崩盘威胁着，市场崩盘可以毁掉它们的准备金或它们所持有的作为经纪人贷款担保的证券的价值。披露再次成为立法的主题，但仍然是作为监管工具。在第二阶段中披露的目的是使监管者可以控制过度资本化和促使银行认识到他们的投资风险，让银行去保持投资组合的安全，这并非是为了个别银行的安全，同时并非是为了保护单个的股东，而是为了保护整个系统的安全。
证券监管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保护消费者为目的。以威尔逊式的进步主义立法（Wilsonian progressive legislation）为起始和榜样，由资本问题委员会（Capital Issues Committee）在战后提出，这种方式后来成为1933年证券法的滥觞。这是现代类型的强制披露，植根于投资者即消费者的理念，即向个人投资者提供信息将允许他们作出自立、知情的投资决策，并保持市场的效率、安全和稳定。虽然早期的证券监管植根于进步时代早期的新集体主义，从哲学的角度而言，这最后阶段的监管产生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独特结合，这一结合带有威尔逊品牌的进步主义特征。这一证券监管阶段也是制度化和合法化投机经济的阶段。
五、驯服投机经济
最后结果是现代美国公司资本主义，这将我们带回到了开始的地方，400名会自我裁剪的首席财务执行官们。美国产业经济从以封闭型持有的产业公司，转变为广泛持有的、带来无限潜在利润的普通股的公司，并创造了金融主导着产业的情况。现代金融理论，作为20世纪最初十年市场产生的逻辑衍生物，通过创造广泛使用的投资模型加剧了这个问题。这种投资模型使商业和股票相分离，并且使股票市场成为依其自身逻辑运行的一个制度，而几乎与商业自身没有关系，同时也没有任何对商业如何运转的指示。这导致了股东价值主义（shareholdervaluism）的公司伦理的发展，其要义是公司仅为其股东利益而存在，相对应的技术规范是追求股票价格最大化。
公司治理的改革者一直致力于通过公司法律结构的改变，来解决这种资本主义形式所产生的类似问题。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忽略了重点。改革的努力应当放到市场上，去创造激励和结构，使市场回归其产业起源。需要使市场顺应产业，而非使产业顺应市场，并创造允许经理人建设公司的有耐心的资本。美国公司经济的长期健康、责任和可持续性就依赖于此。
历史告诉我们如何走到今天所处的位置。它揭示了美国公司行为的主要问题，植根于股票市场的主导，而并非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数量，或工人能否成为董事的问题，告诉我们要解决此问题必须集中关注市场。所以，我要向读者介绍我的关于如何改进公司行为的想法。
如我所描述的，这里的问题是公司经理人面临太多的压力，必须不计方式地满足市场需求、增加利润和股票价格。从概念上说，解决这个并不困难，因为一旦确定了主要问题是市场的压力，其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设法释放一些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市场已经这样做了。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在美国的迅速发展的一部分的（仅仅是部分的）解读是公司经理希望摆脱市场的压力。甚至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公众公司下市，以允许经理人以其（而非市场）认为合适的方式经营他们的业务。但是，私人股权投资基金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事物，我还不能对其现有的或潜在的经济影响发表任何成熟的意见。更进一步地，因为各种原因，我预期巨大的公众公司能够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还是让我们转向如何修正这一问题。
你可能试图以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方法来教育股东，告诉他们有耐心的资本不仅在长期上带来了更大的利益，而且可以产生更好的公司管理，为公司经理人创造空间，允许其考虑为追逐利益而产生的外部性和花时间去思考如何避免对工人、环境、消费者等的不利影响。但是，正如历史所展示的，市场规范是根深蒂固的，并且近利主义的市场特点自1980年一直在发展着。假设从事这项教育是可能的（我并不知道应如何做），其结果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时不我待。
我更希望用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方法进行教育。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当人们太年轻或者太无知而不能懂得高尚行为背后的原因时，应当简单地被训练成像已具有美德的人一样行事。最后，他告诉我们，通过高尚的行为，人们将懂得其背后的原因。这是我解决市场改革问题的姿态。
首先，如果问题是市场的压力，那么我们需要寻找方法来释放压力。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全局性方法是资本收益税的改革。如今，美国税法给予持股超过一年零一天的股东重大税项减免，这是一个长周期。但是，对于很多产业一年很难说是一个长周期。为了鼓励有耐心的管理所必须的耐心投资，我们需要界定商业管理中的长周期。我建议用一种浮动计算的资本收益税来处罚快速交易，奖励耐心投资。假设商业专家认为自动化业的长周期是十年，我们可以设计一套体系：对股东在购买之后第一个月内的交易收益课90％的税；在此之后，税率将每一年或半年减少一些；在十年之后出售的股东将获得完全的税收豁免。决定主要行业的合理的长周期和相似的浮动计算的税收并不十分困难。资本收益税的改革为耐心的投资决定创造了直接的经济激励。 [8]
这将使股票期权形式的高管薪酬成为一种促使经理人的激励与投资者的激励相一致的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几乎都接受了金额高于其所得现金的股票期权形式的薪酬。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冠群电脑”（Computer Associates）的高管人员股票期权计划：只有当公司的股票达到某一股价并保持超过60天时，其股票期权才能被触发。享有这一期权计划的三位高管设法在短时间内实现其价值十亿的股票期权。 [9] 经理人被给予了无法抗拒的、不惜以损害公司长期健康发展为代价的最大化股价的激励，而无论其对公司福利有着怎样的判断。为了增加年薪，他们不得不采取一切方式来增加公司的股票价格，而不顾及此方式对业务长期健康发展的影响，也不顾及公司责任的相关问题。同时，通过税收鼓励耐心的投资决定还可以克服高管仅关注于短期管理的动机，资本收益税改革将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耐心资本必须由耐心的管理人管理，也许我们应当不再要求公众公司向其股东提供季度报告。正如著名的沃伦·巴菲特所说的，在一个季度或一个年度之内，没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与此同时，也不应鼓励公司进行利润预测，因为这一预测将产生压力巨大的市场预期。
与此相关的是延长董事会任期的可能性，例如，延长至5年。这将帮助减少市场对董事会的压力，并保护经理人促进业务的长期发展。
最后我建议考虑会计制度的改革。人人皆知，你管理你所能考核的。市场也通过其所考核的来判断公司的业绩。底限利润是考核的主导标准。但有时候对公司和社会都有利的事情是要花费金钱和损害底限利润。市场压力不允许减少利润，哪怕这些减少的利润仅是源于具有长远效果的短期投资。以工人为例，公司支付高工资或者大量投资于工人的培训将不得不在收入中减去这部分花费，进而会减少底限利润。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会计规则，反映这些花费所产生的收益。也许我们可以建立一套不同等级的支付工资和组织培训的底限产业规则。我们可以允许公司资本化超过底限部分的支付或花费，将超出部分从损益表中的损失转成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并对其逐年折旧。这将帮助减少因更好地支付工资而在股票价格上遭受的损失。
六、投机经济中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
希望我已清晰地说明了，公司责任的基本问题不在于一个良好的公司政策的表达，而在于对资本投资和经理人管理的激励机制。在我看来，这是最有希望解决公司社会责任的途径。一些国家建立了对公司资本结构有耐心的公司资本主义形式，例如，德国和日本的主银行和交叉持股制度。其他的国家，如美国，并没有。但是即使是将公司社会责任放到重要位置的国家，也处于很大程度上采用了美国体制的全球化的资本市场的压力之下。需要政治智慧和领导力来认识到公司社会责任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存在于激励机制的不一致，此种不一致的激励产生于满足金融市场的需要，而忽视基本生产、工人福利、环境安全、消费者利益和资本市场的长期安定。我们所能期待的，是这种领导力的尽快到来。

注释:
*劳伦斯E．米歇尔（Lawrencl E．Mitchell）：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Theodore Rinehart教授。
**韩寒：英国史密夫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律师，本文由北京大学法学院邓峰副教授校对。
[ 1 ]．John R．Graham，Campbell R．Harvey & Shivaram Rajgopal，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Corporate Financial Reporting，J．Acc．Econ．，vol．40（2005），pp．3—73．
[ 2 ]Matteo Tonnello，Revisiting Stock Market Short Termism New York：Conference Board；2006．CFA Centre for Financial Market Integrity/Business Roundtable．Institute for Corporate Ethics，Breaking the．Short—term Cycle：Discussion and Recommedation on how Corporate Managers，Investors，and Analysts can Refocus on Long—term Value（2006）．
[ 3 ]Lawrence E．Mitchell，Corporate Irresponsibility：America’s Newest Export，New Haven：Yale Univ．Press，2001．
[ 4 ]Edward S．Meade，The Genesis of the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Quart．J．Econ．vol 15，no．4（Aug．1901）pp．517—59，542．
[ 5 ]作者借用了电影名，意指最大的一次风暴。——译者注
[ 6 ]“掺水股”是指低于票面价值发行的股票。更准确地讲，在兼并浪潮中，该术语一般指“过度资本化”，即公司发行股票的票面价值的总额高于公司的有形资产的价值。
[ 7 ]美国历史学家，进步主义学者，研究土地投机。——译者注
[ 8 ]对于本建议的具体解释，请参见前注 [ 3 ]我的Corporate Irresponsibility：America’s Newest Export．
[ 9 ]特拉华州衡平法院通过限制解释股票期权计划和大大减少期权的金额保护了冠群电脑的股东。Sanders v．Wang，1999 WL 1044880（Del．Ch．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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