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岁的章荣高每天脑袋里都会“自动播放”女儿章莹颖遇害的细节。讲述这些时，他没有表情、语调的变化，一支“黄鹤楼”夹在手指间：女儿被打晕，被强暴，凶犯在她身上扎了很多刀，掐她的脖子近10分钟，用棒球棒不断击打她的头，然后斩首分尸。
如今，他每天上下班路上都会经过女儿读初中和高中时的学校，但他“心里没什么感受，头脑里只能想到女儿的痛苦”。他再不会主动想到女儿生前的其他片段。
章莹颖在美国访学时失踪。3年里，他们家两次赴美，一次为寻找女儿，一次参加庭审，愿望也从“找到活着的女儿”到“寻到尸首带回家”。
妻子叶丽凤会在中午12点前把饭做好摆上桌，她能清晰地分辨出门外丈夫电动自行车的刹车声。餐桌上，章莹颖已是全家人回避的话题。
福建省南平市的章荣高把雨衣套到电动自行车上，一对后视镜钻出来，他戴上头盔，穿行在雨里。叶丽凤记得，他们出发去美国找女儿时也是这样的天气。
2019年6月，章莹颖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联邦法院正式开审。庭审中，章莹颖遇害的细节被不断披露。章荣高从头到尾听完了，他低着头，不出声地流眼泪，“没有离开是因为想知道女儿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希望他们（章莹颖的父亲和弟弟）能摘下耳机，但他们没有。他们吸收了每一个单词。”一位案件审判的亲历者说道。
坐在离凶犯克里斯滕森五六米的地方，章荣高看到克里斯滕森没有表情，和辩护律师说话会笑，看起来毫无悔意。他们没有对话，也没有眼神交流。
庭审持续了近1个月。最终，凶手克里斯滕森被判处终身监禁。面对庭外的几十家媒体，妻子叶丽凤的情绪失控，章荣高在话筒前平静地念完了发言稿。
大多时候，章荣高看上去都“非常安静，严肃和坚忍”。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曾在法庭外遇到克里斯滕森的父亲，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他“后悔自己当时手上没什么东西”。
判决结果出来后，他和凶手的辩护女律师握手。“如果当时我老婆儿子没在现场，我可能会打死她。”章荣高说，如果那时是自己孤身去美国，“肯定没得回来，不想活了。”
回国后，妻子叶丽凤夜里醒来常发现身旁的空缺。章荣高几乎每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他在夜里去街上走路，一走就是四五个小时，天快亮的时候走到单位值班室倒头眯一会。
城市公园的山坡成了夫妻俩常去的地方，10分钟能爬到顶。女儿刚出事那段时间，叶丽凤胸口堵得疼。医生建议她“要哭出来或者喊出来”。她通常白天去山上喊一喊，丈夫则经常在夜里醒来时上山。
章荣高躺在山顶的凉亭，闭着眼想女儿。他控制不了脑海中“自动播放”女儿遇害的细节。
城市的后半夜几乎没什么人，山上的路灯也熄灭了。他不害怕。有时候，他会忍不住尖叫。
章莹颖的两个行李箱被家人从美国带回来，里面还有几件她生前喜欢的衣服。叶丽凤本不想带这些回来，但拗不过丈夫，她把衣物放回了女儿在家里的衣柜。
1990年出生的章莹颖比弟弟大3岁。母亲叶丽凤没读过书，不识字，在家操持家务。以前，她靠做手工活儿挣点零钱。父亲章荣高话少、没什么爱好，书念到初中。他从1985年开始跑货车运输，有时个把月才回趟家。女儿出事前他闷头打两份工，周一到周五在一家公司当门卫，周六周日开长途车拉板材。
章家的房子是上世纪90年代盖的，一共有4层。章莹颖住顶层，“因为邻居打麻将的声音很吵”。女儿出事后，章荣高在腰带的钥匙串上加了女儿房间的钥匙，他搬上去一个茶几，夜晚睡不着时，他会上楼喝茶、发呆，困了就睡在女儿的房间，这让他“心里舒服一些”。
书柜上还保留着章莹颖读高中时的教辅书，大学里获得的厚厚一摞证书只剩下红色外壳，出国前她把内页取出来做材料；最中间的格子放着3张洗出来的照片和两本纪念册，这是她遇害后朋友为纪念她而做的，也是家里唯一纪念她的地方。
去年，章荣高花1900元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开始学着上网。他经常在搜索引擎里写下女儿的名字，看一些视频。有一段是检方曾播放的，他在法庭上第一次看到女儿作为乐队主唱在唱英文歌。他把妻子手机中关于女儿的视频和照片“都洗掉了”，怕妻子看了伤心。
叶丽凤的智能手机是女儿拿了第一个月工资给她买的，她用来与女儿打视频电话或是听歌。2016年，章莹颖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客座学习。叶丽凤记得，女儿那时每月有4000多元收入，“比她爸爸的工资还高。”叶丽凤嘱咐女儿“不要老想着给家里钱，要多花在自己身上”。
女儿将北京时间周日上午8点到9点定为母女每周的视频时间。她称呼母亲“阿姐”，叶丽凤有时喊她“黑妹”。母亲总有担心不完的问题：房间门有没有锁好，去野外做实验是否安全，钱够不够花？
为了支持女儿出国，章荣高在银行贷款5万元。但钱到账需要几天时间，章莹颖出国前没拿到那笔钱。她宽慰父母，自己有同学和朋友可以借一下，到时候把贷来的钱还给他们就行。章荣高知道，直到女儿去世，5万元钱都没有动过。
章荣高的手机里一共有36张照片，30张都是和女儿案件相关的。微信里100多个好友大多是中美记者和帮助过他们的志愿者。女儿曾帮他注册了微信号，把自己也添加在父亲的好友列表里。但因为章荣高之前一直用老年机，所以他与女儿没有聊天记录。
章莹颖失踪后，民间和官方的多方力量参与进来。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介入，案件正式移交美国联邦调查，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校方和美国当地警方发起筹款活动，并在9个小时内就筹到了1.5万美元。在“寻找莹颖”的志愿者微信搜救群里，直接参与提供帮助的志愿者超过700名，承担着外勤、媒体、公关、信息整理等细分工作。
志愿者把香槟市划分成了20多个区块，组织大家进行地毯式搜索。后来他们把周边的若干小镇串成了8至9条路线，准备了上千张传单。还有热心的当地人参与进来。章荣高记得两名当地美国人，每天下班就来参与寻找。章家很感激这些好心人。
但章莹颖没有找到。失踪一个月后，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公告章莹颖死亡。
叶丽凤坦言，女儿刚出事那会儿，自己不是没有恨过丈夫，“为什么提醒女儿注意安全的话只有我一个人在说？”但她从来没有说出来。“抱怨也没有用了，我们大家都痛苦。”叶丽凤说，丈夫比她更难过和自责。
女儿的房间由丈夫打扫。她怕丈夫伤心，把柜子上女儿照片收了起来。但很快，章荣高会把它们拿出来摆好。
一次，夫妻俩一起从楼梯上跌下来，丈夫肋骨跌断了4根，手臂也受伤了。她自己伤到了腰，蹲起困难，不能做重活儿。
她现在很少外出，必须去买菜时，她都会早早出门避开人群。
大部分时候，章荣高被痛苦和愤怒包裹着。他照常上班，盯着屏幕里监控画面，在公司车队里开车。但他“想为女儿报仇”。
“残忍”几乎成了他用得最多的词。亲戚也很少走动了。他希望上面给老婆解决“低保”，也至今未果。
章荣高也尝试接受心理咨询师的辅导，但通常没聊几句他就听不下去了。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外地的心理医生打来电话，“对方说这样的事情很多，家里不幸的人也不少，有的人还没有人关注，你还有人关注，你现在就不要折腾自己，要放下。”
“怎么放得下？我想问他，如果是你的女儿，你会怎样想？”章荣高没有问出口，大部分时候他都沉默着。
女儿没了，没有找到尸首，也没人为此负责和赔偿，章荣高觉得“每一件结果都让人非常失望，自己被逼到绝路上了”。接受媒体直播采访前，他特地在纸上誊写了一组统计数据，是对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招收中国留学生和收费的估计，为的是说明“学校收了那么多中国留学生的钱却拒绝赔偿”。这些信息大多是他与在美代理律师沟通时得知。
寻找女儿的过程中，他没少因为钱的事受到攻击。2017年，网上设立了“协助家属在美国寻找章莹颖”的募捐。但网友认为，在筹款过程中，善款额度几次上调，章家人从来没有主动披露过任何善款的使用明细。他们受到不少质疑甚至攻击。
拿着老年机的章荣高不上网，每天在“学校附近、玉米地，所有有人提供线索的地方”寻找女儿，他几乎是最后知道情况的人。“有人说我们要移民，还有人说把钱都给了莹颖的弟弟，我真的不知道这些谣言哪里来的？”
去年7月，章莹颖的家人从募捐而来的钱中拿出2万美元赠予泰拉·布里斯，“感谢她的勇敢”。她是凶手克里斯滕森的女友，以检方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在检方的证据链中，泰拉提供的9段卧底录音是最关键的证据。
他们捐出了剩余的3万美元，在章莹颖访学的学校成立“莹颖基金会”，帮助面对意外事故的国际留学生及其家庭。
现今，这也是如今令他生气的地方——学校接受了这项基金的设立，却拒绝提供任何经济上的补偿。他们曾对校方进行民事诉讼，理由是案发前3个月，凶犯曾在学校心理咨询室做过咨询，但两名社工没有做好辅导。今年6月，诉讼被第二次驳回。
回国后，街坊四邻尽量避免在这家人面前提起章莹颖。但也有人问他，“你女儿死了赔了多少钱？听说有几千万？”章荣高听到就会生气。
“全部捐款大概剩了2400元人民币。”章荣高说自己也曾纠结过，“自己家里这么困难，到底该不该把钱捐出去？”
叶丽凤发现，从美国回来，儿子的话更少了。他在一家餐馆做学徒工，“老板好心，每月给他1000多元”。丈夫当门卫和司机每月能收入2300元。
去年10月，叶丽凤做了奶奶。孙子带给他们短暂的快乐。软糯的小生命扑在章荣高怀里，肩膀兴奋地往门口的方向拱着——想让爷爷抱他出去玩儿。章荣高会在这时露出难得的笑容。
叶丽凤平日帮儿媳在家带孩子，生活充实了许多。“生男生女都一样。”她告诉儿子和儿媳。但她心里期待有个孙女，“会当成莹颖一样看待，一生的心血都会在她身上”。
这个家里也有努力生活的痕迹。前几天，章荣高18元买了一袋涂料，把餐厅墙壁重新粉刷了一遍。“不然屋里黢黑，太暗了，好像对别人不尊重。”章荣高说，这几天会有人来。
他们想卖掉现在的房子回农村老家。那样既能还清当年盖房时欠下的债，又能离人群远一点。房子挂出去两年多仍无人问津，农村的老屋已经倒塌，属于兄妹7人公有，只有16平方米属于章荣高。
有记者或志愿者独自到访，夫妻俩会担心安全，邀请来家里住。路过理发店，叶丽凤细心地问“你要不要去洗头？”她担心家里条件不好，对方住得不舒服。章荣高会从小餐馆点两份荤菜带回来，也将两个洗净的桃子放到客人床头做夜宵。夫妻俩不允许客人掏钱。
去年冬天，章荣高和爱人曾参与一档电视节目的录制，他们去女儿在北京曾经住过的宿舍。叶丽凤忍不住去敲了敲宿舍的门，章荣高拍下宿舍的门牌号，“就是想知道女儿住在哪里”。他还想去广州和深圳，把女儿走过的路再走一遍。
今年4月，章荣高戴着口罩从福建跑去山东，特地感谢“神笔警探 ”林宇辉。3年前寻找犯罪嫌疑人时，美国警方邀请林宇辉，根据模糊监控画面，画出了嫌疑人画像帮助破案。章荣高说，这件事在自己心里存很久了。去年从美国参加庭审回来，他“花了一段时间缓过来”，不巧又赶上了疫情。林宇辉和济南爱心企业分别捐款1万元缓解章家的经济困难。
有邻居告诉叶丽凤，她们想来看她，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她们担心某句话会惹得叶丽凤伤心。
案子在美国开庭时，叶丽凤在庭外的一间屋子里等，有志愿者陪着。直到现在，她对女儿遇害的细节一无所知。她不识字，也不浏览新闻，因为不会移动支付，她到现在出门买菜仍然攥着钱包。
与丈夫不同，她能记起的都是女儿生前美好的事，“躺在床上会想，走在路上也会想”。看到学生背着书包路过或是和女儿年龄相仿的女生，她都忍不住“心痛”。“永远都开心不起来了，也真的不想快乐。”
叶丽凤有时觉得女儿已经离世，因为所有人都跟她说章莹颖已经不在了。她在梦里梦见女儿，在美国的一片大草坪上，自己和女儿在挖花生，女儿拎着一串冲她炫耀。
她更相信女儿可能过几年就回来了。“他说丢垃圾桶就丢垃圾桶了？莹颖爸爸还可能相信，我不相信。”她停止哭泣，盯着来访的人问道，“你相信章莹颖已经不在了吗，你真的信吗？”
微信上，她与女儿的聊天记录每天都在更新着。她给女儿发语音信息，从十几秒到60秒。她发视频邀请，发自己和孙子的自拍照。
只不过微信那头，再也不会有回应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0年07月08日
56岁的章荣高每天脑袋里都会“自动播放”女儿章莹颖遇害的细节。讲述这些时，他没有表情、语调的变化，一支“黄鹤楼”夹在手指间：女儿被打晕，被强暴，凶犯在她身上扎了很多刀，掐她的脖子近10分钟，用棒球棒不断击打她的头，然后斩首分尸。
如今，他每天上下班路上都会经过女儿读初中和高中时的学校，但他“心里没什么感受，头脑里只能想到女儿的痛苦”。他再不会主动想到女儿生前的其他片段。
章莹颖在美国访学时失踪。3年里，他们家两次赴美，一次为寻找女儿，一次参加庭审，愿望也从“找到活着的女儿”到“寻到尸首带回家”。
妻子叶丽凤会在中午12点前把饭做好摆上桌，她能清晰地分辨出门外丈夫电动自行车的刹车声。餐桌上，章莹颖已是全家人回避的话题。
福建省南平市的章荣高把雨衣套到电动自行车上，一对后视镜钻出来，他戴上头盔，穿行在雨里。叶丽凤记得，他们出发去美国找女儿时也是这样的天气。
2019年6月，章莹颖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联邦法院正式开审。庭审中，章莹颖遇害的细节被不断披露。章荣高从头到尾听完了，他低着头，不出声地流眼泪，“没有离开是因为想知道女儿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希望他们（章莹颖的父亲和弟弟）能摘下耳机，但他们没有。他们吸收了每一个单词。”一位案件审判的亲历者说道。
坐在离凶犯克里斯滕森五六米的地方，章荣高看到克里斯滕森没有表情，和辩护律师说话会笑，看起来毫无悔意。他们没有对话，也没有眼神交流。
庭审持续了近1个月。最终，凶手克里斯滕森被判处终身监禁。面对庭外的几十家媒体，妻子叶丽凤的情绪失控，章荣高在话筒前平静地念完了发言稿。
大多时候，章荣高看上去都“非常安静，严肃和坚忍”。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曾在法庭外遇到克里斯滕森的父亲，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他“后悔自己当时手上没什么东西”。
判决结果出来后，他和凶手的辩护女律师握手。“如果当时我老婆儿子没在现场，我可能会打死她。”章荣高说，如果那时是自己孤身去美国，“肯定没得回来，不想活了。”
回国后，妻子叶丽凤夜里醒来常发现身旁的空缺。章荣高几乎每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他在夜里去街上走路，一走就是四五个小时，天快亮的时候走到单位值班室倒头眯一会。
城市公园的山坡成了夫妻俩常去的地方，10分钟能爬到顶。女儿刚出事那段时间，叶丽凤胸口堵得疼。医生建议她“要哭出来或者喊出来”。她通常白天去山上喊一喊，丈夫则经常在夜里醒来时上山。
章荣高躺在山顶的凉亭，闭着眼想女儿。他控制不了脑海中“自动播放”女儿遇害的细节。
城市的后半夜几乎没什么人，山上的路灯也熄灭了。他不害怕。有时候，他会忍不住尖叫。
章莹颖的两个行李箱被家人从美国带回来，里面还有几件她生前喜欢的衣服。叶丽凤本不想带这些回来，但拗不过丈夫，她把衣物放回了女儿在家里的衣柜。
1990年出生的章莹颖比弟弟大3岁。母亲叶丽凤没读过书，不识字，在家操持家务。以前，她靠做手工活儿挣点零钱。父亲章荣高话少、没什么爱好，书念到初中。他从1985年开始跑货车运输，有时个把月才回趟家。女儿出事前他闷头打两份工，周一到周五在一家公司当门卫，周六周日开长途车拉板材。
章家的房子是上世纪90年代盖的，一共有4层。章莹颖住顶层，“因为邻居打麻将的声音很吵”。女儿出事后，章荣高在腰带的钥匙串上加了女儿房间的钥匙，他搬上去一个茶几，夜晚睡不着时，他会上楼喝茶、发呆，困了就睡在女儿的房间，这让他“心里舒服一些”。
书柜上还保留着章莹颖读高中时的教辅书，大学里获得的厚厚一摞证书只剩下红色外壳，出国前她把内页取出来做材料；最中间的格子放着3张洗出来的照片和两本纪念册，这是她遇害后朋友为纪念她而做的，也是家里唯一纪念她的地方。
去年，章荣高花1900元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开始学着上网。他经常在搜索引擎里写下女儿的名字，看一些视频。有一段是检方曾播放的，他在法庭上第一次看到女儿作为乐队主唱在唱英文歌。他把妻子手机中关于女儿的视频和照片“都洗掉了”，怕妻子看了伤心。
叶丽凤的智能手机是女儿拿了第一个月工资给她买的，她用来与女儿打视频电话或是听歌。2016年，章莹颖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客座学习。叶丽凤记得，女儿那时每月有4000多元收入，“比她爸爸的工资还高。”叶丽凤嘱咐女儿“不要老想着给家里钱，要多花在自己身上”。
女儿将北京时间周日上午8点到9点定为母女每周的视频时间。她称呼母亲“阿姐”，叶丽凤有时喊她“黑妹”。母亲总有担心不完的问题：房间门有没有锁好，去野外做实验是否安全，钱够不够花？
为了支持女儿出国，章荣高在银行贷款5万元。但钱到账需要几天时间，章莹颖出国前没拿到那笔钱。她宽慰父母，自己有同学和朋友可以借一下，到时候把贷来的钱还给他们就行。章荣高知道，直到女儿去世，5万元钱都没有动过。
章荣高的手机里一共有36张照片，30张都是和女儿案件相关的。微信里100多个好友大多是中美记者和帮助过他们的志愿者。女儿曾帮他注册了微信号，把自己也添加在父亲的好友列表里。但因为章荣高之前一直用老年机，所以他与女儿没有聊天记录。
章莹颖失踪后，民间和官方的多方力量参与进来。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介入，案件正式移交美国联邦调查，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校方和美国当地警方发起筹款活动，并在9个小时内就筹到了1.5万美元。在“寻找莹颖”的志愿者微信搜救群里，直接参与提供帮助的志愿者超过700名，承担着外勤、媒体、公关、信息整理等细分工作。
志愿者把香槟市划分成了20多个区块，组织大家进行地毯式搜索。后来他们把周边的若干小镇串成了8至9条路线，准备了上千张传单。还有热心的当地人参与进来。章荣高记得两名当地美国人，每天下班就来参与寻找。章家很感激这些好心人。
但章莹颖没有找到。失踪一个月后，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公告章莹颖死亡。
叶丽凤坦言，女儿刚出事那会儿，自己不是没有恨过丈夫，“为什么提醒女儿注意安全的话只有我一个人在说？”但她从来没有说出来。“抱怨也没有用了，我们大家都痛苦。”叶丽凤说，丈夫比她更难过和自责。
女儿的房间由丈夫打扫。她怕丈夫伤心，把柜子上女儿照片收了起来。但很快，章荣高会把它们拿出来摆好。
一次，夫妻俩一起从楼梯上跌下来，丈夫肋骨跌断了4根，手臂也受伤了。她自己伤到了腰，蹲起困难，不能做重活儿。
她现在很少外出，必须去买菜时，她都会早早出门避开人群。
大部分时候，章荣高被痛苦和愤怒包裹着。他照常上班，盯着屏幕里监控画面，在公司车队里开车。但他“想为女儿报仇”。
“残忍”几乎成了他用得最多的词。亲戚也很少走动了。他希望上面给老婆解决“低保”，也至今未果。
章荣高也尝试接受心理咨询师的辅导，但通常没聊几句他就听不下去了。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外地的心理医生打来电话，“对方说这样的事情很多，家里不幸的人也不少，有的人还没有人关注，你还有人关注，你现在就不要折腾自己，要放下。”
“怎么放得下？我想问他，如果是你的女儿，你会怎样想？”章荣高没有问出口，大部分时候他都沉默着。
女儿没了，没有找到尸首，也没人为此负责和赔偿，章荣高觉得“每一件结果都让人非常失望，自己被逼到绝路上了”。接受媒体直播采访前，他特地在纸上誊写了一组统计数据，是对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招收中国留学生和收费的估计，为的是说明“学校收了那么多中国留学生的钱却拒绝赔偿”。这些信息大多是他与在美代理律师沟通时得知。
寻找女儿的过程中，他没少因为钱的事受到攻击。2017年，网上设立了“协助家属在美国寻找章莹颖”的募捐。但网友认为，在筹款过程中，善款额度几次上调，章家人从来没有主动披露过任何善款的使用明细。他们受到不少质疑甚至攻击。
拿着老年机的章荣高不上网，每天在“学校附近、玉米地，所有有人提供线索的地方”寻找女儿，他几乎是最后知道情况的人。“有人说我们要移民，还有人说把钱都给了莹颖的弟弟，我真的不知道这些谣言哪里来的？”
去年7月，章莹颖的家人从募捐而来的钱中拿出2万美元赠予泰拉·布里斯，“感谢她的勇敢”。她是凶手克里斯滕森的女友，以检方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在检方的证据链中，泰拉提供的9段卧底录音是最关键的证据。
他们捐出了剩余的3万美元，在章莹颖访学的学校成立“莹颖基金会”，帮助面对意外事故的国际留学生及其家庭。
现今，这也是如今令他生气的地方——学校接受了这项基金的设立，却拒绝提供任何经济上的补偿。他们曾对校方进行民事诉讼，理由是案发前3个月，凶犯曾在学校心理咨询室做过咨询，但两名社工没有做好辅导。今年6月，诉讼被第二次驳回。
回国后，街坊四邻尽量避免在这家人面前提起章莹颖。但也有人问他，“你女儿死了赔了多少钱？听说有几千万？”章荣高听到就会生气。
“全部捐款大概剩了2400元人民币。”章荣高说自己也曾纠结过，“自己家里这么困难，到底该不该把钱捐出去？”
叶丽凤发现，从美国回来，儿子的话更少了。他在一家餐馆做学徒工，“老板好心，每月给他1000多元”。丈夫当门卫和司机每月能收入2300元。
去年10月，叶丽凤做了奶奶。孙子带给他们短暂的快乐。软糯的小生命扑在章荣高怀里，肩膀兴奋地往门口的方向拱着——想让爷爷抱他出去玩儿。章荣高会在这时露出难得的笑容。
叶丽凤平日帮儿媳在家带孩子，生活充实了许多。“生男生女都一样。”她告诉儿子和儿媳。但她心里期待有个孙女，“会当成莹颖一样看待，一生的心血都会在她身上”。
这个家里也有努力生活的痕迹。前几天，章荣高18元买了一袋涂料，把餐厅墙壁重新粉刷了一遍。“不然屋里黢黑，太暗了，好像对别人不尊重。”章荣高说，这几天会有人来。
他们想卖掉现在的房子回农村老家。那样既能还清当年盖房时欠下的债，又能离人群远一点。房子挂出去两年多仍无人问津，农村的老屋已经倒塌，属于兄妹7人公有，只有16平方米属于章荣高。
有记者或志愿者独自到访，夫妻俩会担心安全，邀请来家里住。路过理发店，叶丽凤细心地问“你要不要去洗头？”她担心家里条件不好，对方住得不舒服。章荣高会从小餐馆点两份荤菜带回来，也将两个洗净的桃子放到客人床头做夜宵。夫妻俩不允许客人掏钱。
去年冬天，章荣高和爱人曾参与一档电视节目的录制，他们去女儿在北京曾经住过的宿舍。叶丽凤忍不住去敲了敲宿舍的门，章荣高拍下宿舍的门牌号，“就是想知道女儿住在哪里”。他还想去广州和深圳，把女儿走过的路再走一遍。
今年4月，章荣高戴着口罩从福建跑去山东，特地感谢“神笔警探 ”林宇辉。3年前寻找犯罪嫌疑人时，美国警方邀请林宇辉，根据模糊监控画面，画出了嫌疑人画像帮助破案。章荣高说，这件事在自己心里存很久了。去年从美国参加庭审回来，他“花了一段时间缓过来”，不巧又赶上了疫情。林宇辉和济南爱心企业分别捐款1万元缓解章家的经济困难。
有邻居告诉叶丽凤，她们想来看她，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她们担心某句话会惹得叶丽凤伤心。
案子在美国开庭时，叶丽凤在庭外的一间屋子里等，有志愿者陪着。直到现在，她对女儿遇害的细节一无所知。她不识字，也不浏览新闻，因为不会移动支付，她到现在出门买菜仍然攥着钱包。
与丈夫不同，她能记起的都是女儿生前美好的事，“躺在床上会想，走在路上也会想”。看到学生背着书包路过或是和女儿年龄相仿的女生，她都忍不住“心痛”。“永远都开心不起来了，也真的不想快乐。”
叶丽凤有时觉得女儿已经离世，因为所有人都跟她说章莹颖已经不在了。她在梦里梦见女儿，在美国的一片大草坪上，自己和女儿在挖花生，女儿拎着一串冲她炫耀。
她更相信女儿可能过几年就回来了。“他说丢垃圾桶就丢垃圾桶了？莹颖爸爸还可能相信，我不相信。”她停止哭泣，盯着来访的人问道，“你相信章莹颖已经不在了吗，你真的信吗？”
微信上，她与女儿的聊天记录每天都在更新着。她给女儿发语音信息，从十几秒到60秒。她发视频邀请，发自己和孙子的自拍照。
只不过微信那头，再也不会有回应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