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这个时代，很难谈爱

当地时间2015年12月6日，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获得者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出席新闻发布会。 视觉中国 图

“通往诺贝尔领奖台之路是漫长艰辛的——大约40年的时间，我讲述一个又一个个体的故事，复述一个又一个我听到的声音。这期间，我并不是时刻都沿着这条路前行，很多时候我被人类的本性震慑甚至吓傻了。我同时感受到快乐和厌恶。有时候我想要忘却我听到的事情，让自己回到一无所知的过去。然而，我也不止一次体察到人性崇高，感动至泣。”

当地时间12月7日，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斯德哥尔摩瑞典学院发表了诺贝尔奖演讲。

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前夕，诺贝尔奖各奖项得主们都将陆续发表演讲，其中文学奖得主会通过这个演讲向全世界阐释个人的思想、文学观、写作理念，甚至政治观点。

喜欢人类交谈的方式

“我其实不是一个人站在这领奖台上。”演讲伊始，阿列克谢耶维奇回忆起自己的孩提时代，一个满是女人的世界：“小时候我和小伙伴喜欢在户外玩耍，但是每当夜幕降临，疲惫的村妇们一起坐在农舍边的长凳上开始讲故事时，她们的声音就会像磁石一样吸引我们。这些妇女们没有一个人有丈夫，父亲或者兄弟。二战之后，我几乎看不到村子里有男人出没。战争期间，四分之一的白俄罗斯人丧生，有些死于前线抗击敌人，有些死于后方和敌游击队的战斗。”

令阿列克谢耶维奇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那些女人们的话题并不提及死亡，却往往是关于爱。她们会一遍遍讲述当她们男人上战场那天，她们是怎么和他们告别；讲述战后她们是如何等待他们的归来，并且一直等待；许多年过去了，她们仍然在等，甚至不在乎男人是否缺胳膊少腿。

“我从童年时代就已经明白了爱的真正内涵。”阿列克谢耶维奇说。

而“像磁石一样吸引”的听的过程，就成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兴趣和热爱所在。“每当我走在街上，记录下听到的各种词汇、短语和感叹时，我都会在想：有多少小说都没有痕迹地消失了啊！人们还不能直接把他们生活中的对话记录下来作为文学作品，因为人们不懂得去欣赏这些对话，也不会因为读它们而感到惊讶或者快乐。”但当时这些对话却让阿列克谢耶维奇着迷，甚至已经俘获了她。“我喜欢人类交谈的方式，我喜欢寂寞的人声。”

《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书封

三段日记 讲述战争与切尔诺贝利

阿列克谢耶维奇选读了一些日记中的段落，来回顾一路走来写作历程中的遭遇、思考和灵感的转瞬即逝。

第一段日记写于1980-1985年期间，阿列克谢耶维奇想写一本关于战争的书。“为什么关于战争？因为我们是战争中的人——我们一直在战争或者准备战争。在家里，在街上。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国家的人命如此廉价。一切都是战争。”然而，阿列克谢耶维奇却开始犹豫和怀疑，“写另一本关于二战的书？为什么？”

她举了两次旅行中遇到的两个故事。“在一次旅行中，我遇到了一个女人，她在二战期间是一名医疗兵。她告诉我一个故事：冬天她们穿过拉多加湖时，敌人注意到了风吹草动，开始朝她们射击。人和马都摔在了冰上，这一切都发生在夜里。她抓住一个受伤的人，开始把他拖向岸边。‘我拉着他，他全身赤裸湿透，衣服都被撕烂了，’她对我说。到岸后，她发现自己拽的是一只巨大的受伤的鲟鱼，这个女人想到：人类在受苦受难，但是动物、鸟和鱼，它们做了什么？”

“在另一次旅行中，我听到了另一个医疗兵的故事。在一次战斗中，她把一名受伤的士兵拉到弹坑，突然发现这是一名德国兵。他的腿断了，不停流血。他是敌人！怎么办？自己这边的人全死了。但是，她还是帮德国兵包扎好，随后又跑出来，拖着一名失去意识的苏联兵来到弹坑。苏联兵见到德国兵时，双方都拔枪想杀了对方。‘我给了苏联兵一耳光，又扇了德国兵一耳光。我们的腿都浸没在血泊中。’她回忆道，‘彼此的血融在了一起。’”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这些故事是她从未听说过的战争的另一面。“女人的战争，而不是英雄的战争，不是一方英勇地杀死了另一方。我记得女人们频繁地哀叹：‘一场战役后，你穿过田野，他们都躺在那里……都很年轻，很英俊。他们躺在那里，看着天空。你为他们感到难过和惋惜，战争双方的人。’”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就是这种态度——“所有人，战争双方的人”——给了她创作的灵感。“战争无非就是杀戮。这是女性记忆中的战争模样。‘消失’是女人谈论最多的东西，战争可以很快将一切化为乌有，不管是人命还是时间。男人们十七八岁就志愿上前线，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想杀人。但是，他们准备随时赴死。为了祖国而死。为了斯大林而死。这些是无法从历史中抹去的词。”

两年后这本关于战争的书出版。“读了你的书，没人会打架。你笔下的战争是可怕的。为什么不写一些英雄呢？”一名审查官问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没有寻找英雄。我在写被遗忘的目击者和参与者所叙述的战争历史，”她回答。

第二段日记记录于1989年，当时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阿富汗喀布尔。“我不想再写战争了。但是我现在正处于真正的战争中。《真理报》写道：‘我们在帮助阿富汗兄弟建立社会主义。’战争无处不在。”她写道。

“昨天，他们不愿意带我去战场：‘待在酒店里，女士。我们过会儿给你答复。’我坐在酒店里，思考：我在这里两个星期了，我无法摆脱这种感觉，即战争是男人本性的产物，对我来说深不可测。但是战争的日常配饰却很豪华。武器很漂亮：机枪、地雷、坦克。男人花了很多心思在想如何更好地杀了其他男人。真与美之间永恒的争议。”

“他们向我展示了一款新的意大利地雷，我站在‘女性角度’的第一个反应是：‘太美了，为什么这么美？’他们向我解释，从军事角度：如果有人开车或者踩到上面，以特定的角度，就会被炸得血肉模糊。人们谈论这种不正常的东西，好像很正常，仿佛理所当然。没错，这是战争，没有人会被这些图景逼疯。”

阿列克谢耶维奇问自己，“我到底想写一本怎样的关于战争的书？我想写的这本书里，没有人开枪，没有人对别人开火的书。但是这样的人在哪里？我还没遇到。”

第三段历史记载于1990-1997年期间，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思考。“很长一段时间，我很抗拒写切尔诺贝利。我不知道如何下笔，用什么手法，如何触及这个话题。白俄罗斯藏在欧洲一个小角落，世界几乎从未听说过这个小国的事情，现在人人谈论。白俄罗斯人现在成了切尔诺贝利事故人。现在很明显：除了种族和新形式的宗教挑战，我们还面临更多全球性的、野蛮的挑战，尽管现在我们看不见它。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一些东西变得不一样了。”

“我记得当一只鸽子撞到挡风玻璃时，一位老出租车司机绝望地咒骂道：每天都有两三只鸟撞到车上。但是报纸说情况得到了控制。城市公园的落叶被收拾起来运出城埋掉，地面划出污染面积，然后埋掉。土里再埋土。柴火也草也被埋掉。每个人都有点疯狂。一个老养蜂人告诉我：那天早上我去公园，好像少了点什么，一种熟悉的声音。那里的蜜蜂不见了。我听不到一只蜜蜂叫。一只都没有！什么？发生什么了？第二天它们也没出现，第三天也是……后来我们才知道，核电站出了事故——就在公园不远处。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蜜蜂们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报纸上所有关于切尔诺贝利的信息都用军事语言：爆炸、英雄、士兵、疏散……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核电站奋力抢救。他们正在寻找间谍和破坏者。有谣言称，这场事故是西方情报机构蓄意为之，目的是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军事设备正在运往切尔诺贝利的路上，士兵们正在前往。如往常一样，一切都像战争一般运作。但是在全新的世界里，带枪士兵是悲剧人物。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吸收大剂量的辐射，回家后死去。

“你看不到辐射，触摸不到它，也无法闻到。周围的世界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当我到核爆炸区域旅行时，被告知不要摘花朵，不要坐在草地上，不要喝井里的水。死亡在东躲西藏，但现在是另一种形式的死亡。戴上最新的防毒面具。曾经住在这里的老人被迫疏散，他们仰望天空：‘阳光灿烂……没有烟雾，没有毒气，没有人射击。这怎么可能是战争？但是我们却变成了难民。’每天早上，人们抢过报纸，贪婪地阅读新闻，然后失望地放下。没有抓住所谓的间谍。没人写所谓的敌人。一个没有间谍和敌人的世界也是陌生的。这是一种新的开始。”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俄罗斯文学的有趣之处在于，它讲述了在一个大国实施一场实验的故事。我经常被问到：你为什么总是写悲剧？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现在我们住在不同的国家，但是‘红’人无处不在。他们来自同一个国家，曾拥有相同的生活，有着相同的记忆。”

《战争中没有女性》书封

五本书都在讲述乌托邦

“在我的祖国，孩子们从小就了解死亡。我们被教育了死亡的含义。我们被告知人类的存在就是为了奉献一切，牺牲自我。我们被教会如何用武器去对待别人。邪恶是冷酷无情的，你必须要对此打个预防针。”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她们是在行刑人和受害者之间成长起来的，她们的生活环境是被玷污的，“我们的父母生活在恐惧中，没有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情，甚至大多时候他们绝口不提。”

“我已经写了五本书，但我感觉到它们都是同一本，都在讲述乌托邦的历史。”

她提及萨拉莫夫曾写到：“我是这场宏伟斗争的亲历者，我们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复兴而战，最终却输掉了。”阿列克谢耶维奇试图重现人们为建立理想国和乌托邦而斗争的历史，包括它的成败得失。最终，这个斗争只导致血流成河，数百万人生灵涂炭。

“过去有段时间，整个20世纪没有一个政治理念可以和共产主义（以十月革命为象征）相提并论，共产主义比任何其他事情都强列且富有感染力地更吸引着西方知识分子。”

“但是实际上，共产主义理想已经至少2000多岁了。我们可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找到它的渊源；在阿里斯多芬尼斯有关‘万物共享’的梦里看到它的影子；历史上还有托马斯·莫尔和托马索·坎帕内拉，圣西蒙，傅里叶和罗伯特·欧文这些人。俄罗斯人的骨子里有一种精神推动这他们去试图把这些梦想变成现实。”

阿列克谢耶维奇感慨，二十年前人们在咒骂与泪水中告别苏联“红色帝国”，如今人们已能把它视为一段历史，内心更为平静地看待这段过去。“这很重要，因为有关社会主义的争论并没有平息。新一代人在五花八门的世界中成长起来，但他们依然有许多人再读马克思和列宁，俄罗斯城镇里也依然有新博物馆为斯大林而建。红色帝国没有了，但‘红人’（Red Man），即苏维埃人（sovieticus）仍然存在。”

她提到了刚过世的父亲：“我那位至死都相信共产主义的父亲把党员卡留到了最后。我一直无法使用‘老苏联（sovok）’这个贬义的说法，因为那样我的父亲、我的朋友以及我身边的许多人，都会被贴上这样的标签。”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社会主义，他们之中有许多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但在今天，他们会被称为‘被绑架的浪漫主义者’，或者‘乌托邦的奴隶’。”

“我相信他们所有人本都可以过上不一样的生活，但他们还是选择了苏联式生活。为什么会这样？为了找到答案，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行走于这个曾被称为苏联的幅员辽阔的土地，并留下了成千上万的磁带。我一点点地回顾社会主义的历史，回顾社会主义对人类的影响。我发现人类其实是很小的概念，尤其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但在现实中，人类让一切发生皆有可能。”

诺贝尔奖获得者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演讲。

关注日常事实与小人物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曾在战后说“奥斯维辛之后的写诗都是野蛮的。”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老师，白俄罗斯作家阿莱斯·阿达莫维奇（Ales Adamovich）也认为散文是对20世纪那些噩梦的亵渎。这让阿列克谢耶维奇想起尼采的一句“没有艺术家能抵达现实”。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类知道的真相，要远远多于文学的记录。所以我在做什么？我收集日常所感所想，我收集每一寸光阴。”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看来，日常生活往往被历史大局忽略，或为人不屑。而她却希望能补上这段被缺失的历史。“即使到现在，依然有很多人告诉我说我写的东西不是文学，是文档。今天的文学是什么？谁能回答这个问题？”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如今节奏越来越快，“‘事实’和‘捏造’之间没有边界了。在讲述事实时，人们像雕塑家一般雕刻过去的时间。”

除了关注日常事实，阿列克谢耶维奇还坦言她感兴趣的是那些平凡的小人物，那些因苦难而伟大的人。“在我的书中，这些人述说着他们自己的小历史，使得大历史在无形中也得以窥见。”她说，“这或多或少是我与主人公对话的开始。人们从他们自己的故事开始说起。他们的故事很难抵达人类的灵魂，因为这条通往灵魂的路上充斥着电视报纸和这个时代的迷信、偏见和欺骗。”

在演讲最后，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人们错过了1990年代曾经拥有的机会。当时的问题是：她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一个强大的国家，还是一个配得上人们生活的国家？“我们选择前者——一个强大的国家。同时我们生活在一个权力时代。”

阿列克谢耶维奇提及俄罗斯飞机轰炸叙利亚，并认为现在是一个希望被恐惧取代的时代。“时间已掉头驶回。我们生活在一个二手时代……有时我不确定我写完的历史是苏联的历史（还是现在的历史）。”

她说自己有三个家庭：“白俄罗斯的土地，那里是我父亲的家乡，那儿有我的整个人生；乌克兰，我母亲的家乡、我出生的地方；以及俄罗斯的伟大文化，没有它我不能想象自己。我很爱这三个家。但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很难谈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