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逢甲與許南英久別重逢後，寫下了《鮀江喜晤許蘊伯大令》七律五首。詩的內容充滿對人事變遷的感慨。其前兩首寫道：

漢代陸賈出使越中，說服南越王趙陀歸順劉邦。丘逢甲則感歎隨著中國國勢衰微，使諸夷懾服之國威已不復見，也見不到陸賈這樣的人才。詩歌隱喻了對乙未割台予日，喪權辱國的全權大臣李鴻章之不滿。漢初韓信破齊後，自立爲齊王之田橫率部屬五百人逃亡海島。劉邦稱帝後遣使招降，田橫率二部屬往洛陽途中因恥爲漢臣而自刎，二客後亦自刎于田橫墓旁。在海島上之五百人聞訊後全都自殺。（見《史記·田儋列傳》）《南史·晉安王子懋傳》載：晉安王子懋舉兵失敗後，其好友陸超之拒絕逃亡，並對勸說者道：“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負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 (5) 丘逢甲用的即是陸超之的典故，藉以對唐景菘、劉永福等駐台官吏棄職逃亡進行批判，也有本身最終因無力抗敵而含恨內渡的自嘲。

丘逢甲在與友人見面時，言辭中流露的總是興兵複土的誓願以及壯志難伸的愁懷。《疊韻答陸敬南》就洋溢著這樣的情感：

亞雨歐風鬱不開，聞雞人正渡江來。

篋留表餌平戎策，夢繞旌旗拜將台。

地盡中原逢大海，天當亂世出奇才。

填胸塊壘澆難化，百尺樓高借酒杯。

丘逢甲這種思鄉的愁悶與複土的渴盼，在心中縈繞不去，甚至在病中也未曾忘懷。他有詩云：

所須藥物是當歸，有客天南歎式微。

未報國仇心未了，枕戈重與賦無衣。

《病中贈王桂山》之三

詩中的“當歸”表面上指一種藥物，實際上是說明只要能回返故土，他因去國離鄉，心情鬱結所引致的病症自然會痊愈。“式微”是《詩經·邶風》的篇名，《詩序》說是隨黎侯流亡于衛的臣子作以勸黎侯歸國，後用以比喻思歸。“無衣”是《詩經·秦風》的篇名，內容是寫秦國戰士勤王從軍，同仇敵愾，英勇赴敵。 (6) 從這些典故，可以看出丘逢甲收復故土的渴盼。

丘逢甲不僅懷念臺灣，他更關心風雨飄搖的祖國。他知道臺灣易幟是因朝政腐敗，國家積弱。他在離開臺灣是就已擔心中國再不振作，將陷入更大的危機中：

從此中原恐陸沈，東周積弱又於今。

入山冷眼觀時局，荊棘銅駝感慨深。

《離台詩》之四

然而，由於統治集團的顢頇及列強的加緊掠奪，中國反而進一步面臨被瓜分的厄運。 1898 年，德、俄、法、英便分別強迫清政府租借膠州灣、旅順與大連、廣州與新界，以擴大各自的勢力範圍。同年 9 月，丘逢甲爲之歡忻振奮的百日維新失敗，維新派遭到殘酷的鎮壓。丘逢甲對國家的前途更感憂心。他有詩云：

刀光寒閃鸊鵜膏，俠膽消沈客路勞。

禁衛全軍歸呂祿，中原重鎮付朱滔。 詩中的“金牛”一句，典出秦惠王借石牛開道伐蜀之事。《水經注·沔水注》引述來敏《本蜀論》云：“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百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石成道。秦使張儀、司馬錯尋路伐蜀，因曰石牛道。” (7) 丘逢甲用這一典故，譴責了侵略者的狡詐及清朝統治階層的無能。

丘逢甲對國家前途的憂慮，還因他目睹人們罔顧國難深重，仍是一片歌舞升平，耽於聲色享受中。《次鮀浦，疊前韻》寫道：

一片東風送客旌，海門人暫駐征程。

山回閣石青連岸，江繞篷洲綠到城。

看雨市樓呼酒醉，冶春官舫載花行。

同舟共濟艱難日，未免茫茫百感生。

葡萄牙人於 1533 年以商船遇上風暴，貨物盡濕爲由，用欺騙和賄賂手段買通明朝海運副使汪柏，准許他們在澳門借住和晾曬貨物。後來，林富奏請明政府與葡人互市。他指出互市有四利：“祖宗朝諸蕃朝貢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餘，足供禦用，利一；兩粵比年用兵，庫藏耗竭，借此充兵餉，備不虞，利二；粵西素仰給粵東，小有徵發即措辦不前，若蕃舶流通，則上下交濟，利三；小民以懋遷爲主，持一錢之貨得輾轉貿易，衣食其中，利四。” （ 15 ） 明政府聽從林富的奏請，以年租五百兩將澳門租給葡人。 （ 16 ） 1887 年，葡萄牙在英國支援下強迫清廷簽訂《中葡通商條約》，讓葡萄牙人取得了永租澳門的權利，澳門自此即淪爲葡萄牙的殖民地。 (17)

丘逢甲第三首詩中的“花門”，是回紇之別名 (18) 。 雍正時，藍鹿洲曾上奏表示葡人長居澳門必有後患，但當時其洞見並未受到當政者的重視，遂有後來喪地之恨。

丘逢甲這麽詳盡的敍述澳門的歷史，顯然是由澳門想起了臺灣。早在 1892 年，丘逢甲寫下了“蛇足談功諸將略，牛皮借地狡夷心”（《臺北秋感》之三）的詩句，借澳門的歷史提醒人們要警惕列強對臺灣的野心。但他如當年的藍鹿洲一樣，意見不爲當權者重視，後來臺灣終於被割。丘逢甲在詩中借明刺清。他譏笑明代君臣分不清葡萄牙的虛實，實際上是在譴責清朝統治階層低估了日本的國力，以致在甲午戰爭中一敗塗地。“遮天妙手蹙輿圖”一句，譴責李鴻章爲保護自己的權勢與地位，用欺騙和恐嚇手段，催迫光緒簽署《馬關條約》。 (19) “庸奴”一詞，說明了他對朝中主和派的深刻不滿。

丘逢甲對清代統治階層的不滿，不僅是因爲他們軍事與外交的失敗，也源自他們在國內的黑暗統治。《紀事》二首寫道：

閶闔沈沈路不通，封章空自效愚忠。

人間漫詫朝陽鳳，已落羅鉗罟網中。

晚清末年，腐敗的統治集團爲了支付諸多不平等條約的鉅額賠款，又要維持本身奢侈糜爛的享樂生活，因而通過各種名目向人民橫徵暴斂，不僅日常稅務繁苛，清廷還准許各地市紳公開辦賭，以收取豐厚的賭博稅，而無視民間賭風熾盛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這種現象尤以廣東爲甚。 李鴻章於 1899 年以宰相身份出任兩廣總督後，就以籌措海防經費爲名，准許公開招商承辦聚賭，年餉二百萬兩，並委派都司李世桂承辦，致使廣東賭風愈盛。 (10)

丘逢甲上述兩首詩，寫的便是這一事件。第二首中的“相公”一語，已把矛頭直指李鴻章，流露了對腐朽官吏的強烈不滿。

丘逢甲堅信中國要擺脫亡國的厄運，唯有仿效日本，變法自強。從《與平山近藤二君及同志諸子飲香江酒樓兼寄大隈伯相犬養春官日本東京》一詩，便可看出他的這種信念：

誰挾強亞策？同洲大有人。

願呼兄弟國，同抑虎狼秦。

慷慨高山淚，縱橫大海塵。

支那少年在，旦晚要維新。

丘逢甲在此詩中稱讚了鄭觀應及日本駐滬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等人聯合成立“亞細亞協會”之舉，並希望同文同種的中日兩國能攜手共強亞洲。 （ 22) 丘逢甲在寫給丘菽園的信中也流露了對中日合作的期冀：“日人在台所用之吏，所行之政，反令人有新不如舊之歎。不意方興之國，乃竟若此。推原其故，則日政府治台宗旨，實以西人治屬地之非爲之，不獨不輸入文明之化，且斷絕自由之機；良由台人之稍開化（者），已紛紛內渡，其存者亦付而不肯爲用，其爲用者則皆頑固而無恥之士紳也。日人以其頑固無恥也，益卑視之，如白人之視黑人。……日人已汲汲講求同洲同文聯合之義，乃不以治台爲起點，此無策之甚者也。……此事唯有其政府別轉方針方可爲，” (23) 丘逢甲將在香港所作之詩寄給在東京的大隈及犬養，顯然是希望他們發揮在日本政壇的影響力，實現中日合作的目標。

丘逢甲雖主張中日聯手抗敵，但他對日本強佔臺灣仍是極感憤恨的。丘琮在《我的奮鬥史》中舊記敍：“犬養毅、平山周兩氏，常常和我父親通信，或酬唱詩文，或討論中日問題，大都是寄望兩國人士，體認同文同種的密切關係，必須攜手合作，共求發展，作爲亞洲的安定力量。我的父親對於這一點，也和他倆抱有同樣的期許。但是，有時卻毫不忌諱地指出日本脅迫割讓同文的蠻橫不智。” (24)

丘逢甲堅信唯有變法方可強國，因此他對百日維新的失敗是非常痛心的。他在《哭李芷汀》一詩中寫道：

布衣牢落病兼貧，南徼驚聞噩耗真。

四海名流同哭寢，千秋文苑此傳人。

談兵慷慨曾前席，鈎黨紛紜竟潔身。

地下鬼雄應問訊，中原如沸未維新。

李芷汀，字東沅，曾是彭玉麟的助手。從“談兵慷慨曾前席”一句，可知他頗具軍事才幹。丘逢甲對這位品格高尚而又支援維新的友人，表示了深切的哀悼，認爲李氏最大的遺憾當是“中原如沸未維新”。這實際上也反映了丘逢甲因變法失敗而感受的悲痛與挫折。

丘逢甲對發動政變，囚禁光緒，廢除新法的慈禧太后極爲憎恨。他在南遊途中寫了不少詩歌，通過對歷史人物的吟詠，表達了對慈禧的譴責。如《題駱賓王集》二首：

義師散後遁僧寮，老抱雄心托浙潮。

此筆江河流萬古，多因曾檄僞臨朝。

丘逢甲雖然詩作極豐，而且詩名遠揚。但他一生的抱負實爲救國濟民，詩歌只是他寄託懷抱的一種工具。他曾告丘菽園曰：“弟嘗謂吾之詩非詩，乃吾之醇酒婦人也，借而遣興而已 (29) ”。 他在另一封信中又說道：“弟本不願作詩人，然今則竟不能（不）姑作詩人。” (30) 這是因爲他“立志興漢、強華、驅胡、複土，未能達志，故表之以詩。” (31) 就如丘琮所說：“滄海公，懷才勵德，欲立興漢強華，驅胡複土之勳，以傳後世。乃時會乖舛，所志不達什一。其身後風傳者，乃是詩。是豈公之本意哉 (32) ？” 丘逢甲始終認爲“丈夫不作神仙亦當作豪傑，莫但留名萬古將詩傳”（《枚伯以長句題羅浮游草，此韻答之》）。詩歌於他只是“抒寫胸懷陶冶性靈之文藝耳，無關大旨。” (33) 因此對於抱讀經書，學富五車的陳夢石不遇於世，只能將精力才情用於寫詩這等“餘技”上，感受無限的同情與悲哀。他對埋沒人才的黑暗社會與昏庸腐朽的統治階層之不滿，洋溢在詩歌的字�行間。

明朝時候，中國國力極強，不僅領土擴大，更曾派鄭和七下西洋，宣揚國威。滿剌加國即是在這期間遣使入貢。但此際滿剌加王朝早已爲洋人所滅，強極一時的中國也已淪爲西方列強魚肉的物件。丘逢甲撫今追昔，心中是充滿惆悵的。

丘逢甲在南遊詩中也提到了西方宗教在亞洲地區的傳播情況。“天主堂高十字支，築從新教未行時”（《澳門雜詩》之七），說明天主教在澳門的歷史久遠。“澳門是天主教在遠東最早的傳教中心。自 1575 年羅馬教皇正式在澳門設立教區後，澳門就逐漸成爲西方向中國傳播宗教文化的基地。” （ 44) 丘逢甲對於西方殖民者通過傳教“從事文化侵略，從精神上麻痹、毒害中國人民” (45) 是早有警惕的。他在早年所寫的《臺灣竹枝詞》之廿二中就揭露了洋人的這種罪行：“門闌慘綠蜃樓新，道左耶穌最誘民。七十七堂宣跪拜，癡頑棄禮泰西人。”丘逢甲內渡後積極宣揚新學，但他強調“學其有用之學，非學其教也 （ 46) 。” 此刻他目睹“逢著人天安息日，亞當親挾夏娃來”（《澳門雜詩》之六）這一洋教風行的情況，心中應有許多難言的哀痛。

在洋人的統治下，亞洲各地的社會風氣日趨敗壞。“冶葉倡條遍茁芽”（《澳門雜詩》之五）是各大城市常見的情況，也造成許多婦女離鄉背井，賣笑于青樓。“獨憐嗚咽琵琶語，半是珠江落後花”（《西貢雜詩》之六），丘逢甲對於這些不幸婦女是極感同情的。但他對人們沈迷於賭博，則提出了強烈的譴責。《澳門雜詩》之十四寫道：

銀牌高署市門東，百萬居然一擲中。

誰向風塵勞物色，博徒從古有英雄。

此詩寫的是澳門賭風之熾。丘逢甲生平對賭博深惡痛絕，“除元旦許子弟玩樂外，平時不許觀玩。” (47) 詩歌後兩句的沈痛反諷，正表現出他心中的不滿與憤怒。

（ 12 ） 容宏（ 1828-1912 ），廣東香山人，字達萌，號純甫。 1854 年畢業于美國耶魯大學，爲中國最早的留美畢業生。 1855 年回國後在廣州美國公使館等處任職。 1865 年籌建江南製造局。 1872-1875 年任留美學生監督，不久後任駐美副公使。 1898 年參與戊戌變法。 1900 年在上海參加“中國國會”，被推舉爲會長。自立軍失敗後爲清廷通緝，逃往美國。後轉而支援孫中山領導的革命。 1912 年在美病故。

（ 13 ） 徐博東、黃志平《丘逢甲傳》，（北京：時事出版社， 1996 年 1 月），頁 150 。

（ 14 ） 李慶年《馬華舊體詩演進史 1881-1941 》，（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1993 年），頁 203 。

（ 15 ） 同（ 8 ），頁 199 。

（ 16 ） 同（ 13 ），頁 146 。

（ 17 ）

（ 18 ） 同（ 8 ）。

（ 19 ） 同（ 13 ），頁 81 。

（ 20 ） 同上，頁 215 。

（ 21 ） 同上，頁 148-149 。

（ 22 ） 趙春晨《丘逢甲與日本》，見吳宏聰、李鴻生主編《丘逢甲研究 --1984 年至 1996 年專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7 月），頁 166 。

（ 23 ） 丘逢甲《答菽園》，同（ 3 ），頁 265-266 。

（ 24 ） 同（ 13 ），頁 149 。

（ 25 ）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 203 ，見李宗侗、夏德儀校注《資治通鑒今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66 年 9 月），頁 359-360.

（ 26 ） 同上，頁 361 。

（ 27 ） 同（ 14 ），頁 204 。

（ 28 ） 司馬遷《史記》卷 109 ，（北京：中華書局， 1973 年 4 月）頁 2871-2872 。

（ 29 ） 同（ 23 ），頁 264-265 。

（ 30 ） 丘逢甲《複菽園》，同上書，頁 267 。

（ 31 ） 丘琮《滄海公詩選跋》，同（ 1 ），頁 511 。

（ 32 ） 同上，頁 510 。

（ 33 ） 丘琮《岵懷錄》，同（ 1 ），頁 508 。

（ 34 ） 《論語·公冶長》，見謝冰瑩等編譯《新譯四書讀本》，（臺北：三民書局， 1981 年 5 月），

頁 88 。

（ 35 ） 同（ 33 ），頁 504-505 。

（ 36 ） 丘逢甲《答梁詩五函》，同（ 3 ），頁 275 。

（ 37 ） 同（ 30 ），頁 268 。

（ 38 ） 丘逢甲《大吡叻埠同人擬建孔廟，邀予衍說于巴羅閑真別墅。別墅者華人觴客所也，先爲四詩以餉同志諸君子》之三，見 1900 年 5 月 7 日《天南新報》。

（ 39 ） 班固《漢書》卷 43 ，（北京：中華書局， 1975 年 6 月），頁 2111 。

（ 40 ） 丘逢甲《複沈絜齋信》，同（ 3 ），頁 284 。

（ 41 ） 同（ 8 ），頁 202 。

（ 42 ）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第一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1987 年 1 月），頁 1224 。

（ 43 ） 陳壽《三國志·吳書》，（北京：中華書局， 1975 年 4 月），頁 1191-1193 。

（ 44 ） 同（ 8 ），頁 200 。

（ 45 ） 李廷錦《海島風光民俗畫，東寧史迹吟詠詩膽 -- -- 評丘逢甲的 < 臺灣竹枝詞 > 》，見《中山大學學報》（哲社版） 1984 年第 4 期，頁 77 。

（ 46 ） 丘逢甲《創設嶺東同文學堂序》，同（ 2 ），頁 304 。

（ 47 ） 同（ 33 ），頁 506-507 。

（ 48 ） 丘逢甲《勸星洲閩粵鄉人合建孔子廟及大學堂啓》， 1900 年 3 月 27 日《天南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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