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那些馆藏珍宝之陕西历史博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前身为1944年成立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解放后改称“陕西省博物馆”。1991年，经过历时近8年的建设，这座位于西安市中心大雁塔西北侧的新馆终于建成开放，成为中国第一座国家级的大型现代化博物馆。其占地 6.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博物馆建筑布局集中紧凑、主次分明、散中有聚，主体建筑着意突出了盛唐风采，由名碑池、主馆、库区、东南角楼、西南角楼、临时陈列厅等一组仿唐建筑群组成，在古朴凝重的格调中营造出古代东方帝宫与传统园林相结合的气氛。其庄严、厚重的建筑艺术已经成为古都悠久历史的象征。主体建筑的设计曾获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2016年被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评选入“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博物馆本身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一流博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陈列主要分为基本陈列、专题陈列、临时陈列三部分。基本陈列为《陕西古代文明》，有三个展厅，包括了《凤鸣岐山》、《东方帝国》、《大汉雄风》、《盛唐气象》等七个部分。专题展厅有唐代壁画珍品馆和大唐遗宝展。专门展出陕博最具特色的唐墓壁画和1970年代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银珍宝。临时展厅则根据需要不固定地每年推出。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国宝级藏品首推金银器和唐代壁画。而金银器主要是以何家村窖藏的出土文物为主，也包括一些其它朝代的金银器皿。

这是第二展厅的一头造型奇特的金怪兽。

金怪兽1957年出土于陕西神木纳林高兔的一座汉代匈奴墓，长约11厘米、高11.5厘米、重160克。之所以被称为金怪兽，是因为它是多种动物的集合体：身体似羊、嘴似鹰、角似鹿、蝎形尾。本来，金怪兽身高仅6厘米左右，身体比例也很协调，但它却拥有一双几乎跟身体一样高的大角，这夸张的大角使得这件宝贝的高度直达11.5厘米！认真观看，这大耳环眼的金怪兽头生鹿的双角，内弯的鹿角作倒八字形向侧后展开再分四叉，叉端采用圆雕、透雕、浮雕等方式铸有立耳环眼鸟喙，脖颈也铸有屈曲虬结的鹰嘴小怪兽，它们前后相连构成兽角的主干。再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金怪兽的两只抵角上的两两身相连、背相对的怪兽共有16只！

金怪兽前肢挺直前倾，后肢跨前，弯颈低头作角斗状，偶蹄，细腰，体内中空，尾卷成蝎形，亦作怪兽头像。加上双角上的16只消怪兽，这小小的金怪兽身上竟隐藏了17只小怪兽！此怪兽立于一个正中凸起呈覆斗形、周边花瓣上各有三小圆孔的四瓣花形托座上。通身及四肢上部饰凸云纹，颈脑部以细线条刻划成鬃纹饰，双角及钩喙饰凸楞纹，角、尾和托座系另铸焊接。根据金怪兽底盘上的那些小孔，学者们推测它可能是类似于内蒙古博物馆的那件镶嵌绿松石的匈奴王冠一样的匈奴首领帽上的冠饰。

经过2300多年的洗礼，这件美丽的怪兽依然保存完整，金光灿灿，使人惊叹古代匈奴金匠的睿智巧思和高超精湛的金银工艺水平。

金啄木鸟出土于陕西省凤翔县秦公一号大墓。

这件春秋时期的秦国文物高1.6厘米，长1.1厘米，宽0.7厘米，重6克，体型虽小，铸工却极为华丽精致。

金鸟有大而尖的喙，圆眼凸睛，旗状的羽冠高高向后扬起，颈部较短，身上刻有片状羽毛，双翅平展，扇形短尾，腹下双脚作成一中空圆柱，可插入别的器物。

专家推测这只金啄木鸟可能是秦公冠上的装饰物。因为早期秦人以鸟为图腾，以金啄木鸟作为器物的装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人对鸟的崇拜。

如果说陕博“大唐遗宝展”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珍品太多，令人目不暇接，那么这件唐代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绝对是珍品中的珍品，值得你一遍遍地观赏，品鉴。

这件通高约15厘米，口径2.3厘米的珍品是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的众多金银器中的一件。

鎏金银壶从外形上看，扁圆形的壶身似仿照西域游牧民族装水用的皮囊壶和马镫的形状捶揲成型。而捶揲工艺就是利用金、银质地比较柔软、延展性强的特点，用锤敲打金、银块，使之延伸展开成片状，再按要求打造成各种器形和纹饰。此壶肩部焊接着一端有三朵花瓣的如弓剑形状的鎏金提梁。提梁之前是斜向上的竖筒状小壶口，壶口上倒扣捶揲成型的覆式莲瓣形盖帽。盖顶中心铆有一个银环，环内套接了一条长14厘米的银链与提梁后部套连，套连于提梁的后部，以防壶盖脱落遗失。壶身是先将一整块银板捶打出壶的大致形状，以模压的方法在壶腹两面模出2匹颈系飘带、昂首扬尾、衔杯匐拜的相互对应的舞马形象，再将2匹舞马以鎏金工艺装饰。鎏金就是用金汞剂涂压于表面，再经烘烤形成镀层。银壶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将壶体与圈足两端黏压焊接，反复打磨致平，几乎看不出焊接的痕迹。壶底与圈足相接处有“同心结”图案，圈足内有墨书一行：“十三两半”，标示了该壶的重量。

这件鎏金银壶不仅做工独具匠心，最重要的是银壶上的舞马凸纹印证了史料关于唐玄宗于宫中驯养舞马的记载。因为《明皇杂录》曾载，唐玄宗在宫中驯养舞马400，每年8月初玄宗生日，都会举行盛大的庆贺宴会和乐舞表演。宴会上，身披锦绣的舞马按着宫廷乐队演奏的“倾杯乐”节拍跳舞祝寿，用嘴衔起装满酒的酒杯，恭敬、熟练地递到唐玄宗手中，祝其健康长寿。宴会的高潮则是这些舞兴正酣的舞马跃上三层高的板床旋转如飞，引得君臣惊喜连连，民众更是奔走相告，举国皆欢。唐诗里 “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描绘的就是这种场景。

也正因为如此神奇的历史典故，这件巧夺天工的文物不仅被列为国宝，更是被列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足见其珍贵程度！

这件制作精妙绝伦的鸳鸯莲瓣纹金碗也是一件国宝级文物。

此碗通高5.5厘米，口径13.7厘米，足径6.8厘米，重392克，金碗敞口，圆唇，鼓腹，平底，喇叭形圈足。主体为锤揲成型，圈足和碗体焊接而成。器身外壁满饰珍珠地纹，象征富贵荣华。腹部器壁锤揲出向外凸鼓的上下2层仰莲瓣，每层十瓣，上下轮廓相合，整个金碗犹如一株盛开的莲花，每一个莲瓣单元里都錾刻有不同的装饰图案。上层莲瓣中分别錾刻鸳鸯、鹦鹉、鸿雁、鹳翎、鹿、狐、獐、兔、鸭等珍禽异兽；下层莲瓣内刻忍冬花草。碗内底珍珠地纹上錾刻了一朵宝相花。圈足底沿装饰一周联珠纹，内底流云纹中刻一只飞鸟。底沿以小联珠缀成。碗内壁有墨书重量“九两半”。金属的质感同精致繁缛的纹饰使这件金碗看上去富丽堂皇，充满盛唐代时代豪华、大气的艺术风格，体现了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的成熟，当然是一件罕见的艺术作品。附带说明的是，此鸳鸯莲瓣纹金碗共出土两件。其一就是这件，还有一件高5.6厘米，口径13.5厘米，足径6.8厘米，重391克。碗内壁墨书 “九两三”。

这件鸳鸯莲瓣纹金碗壁面锤揲出凸鼓莲瓣的装饰工艺直接受到粟特金银器的影响，可见唐代金银器已经完全吸收并掌握了外来金银器工艺技术，并以高超的巧思表现出鸳鸯、莲花、蔓草等汉族传统吉祥纹饰，创造出符合唐朝人审美理念的惊艳器皿。

想起了金碗内底流云纹中錾刻的一只回首飞鸟，仔细品位像是一只回首的鸳鸯，那么这一对金碗合起来就是一双鸳鸯。这正是西方的经验工艺，中国的审美理念。这闪耀着中西文明交流光芒的鸳鸯莲瓣纹金碗，代表着唐人的创新精神。其饱满庄重的外形，可能是已出土的唐代金碗中仅见的最富丽堂皇的一对。

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也是一件国宝级文物。

此罐高24.2厘米，口径12.4厘米，足径14.3厘米，重1789克。大口，短颈，覆碗形盖，圆鼓腹，喇叭形圈足。罐体为纯银锤击成型，罐体中心錾刻鹦鹉纹主体纹饰，组成两组均衡式圆形图案。昂首的鹦鹉振翅欲飞于花丛间，灵动可爱；艳丽的折枝花团围绕着鹦鹉，花鸟簇拥的罐体洋溢出生机盎然的景象。器身其余空白处用鱼子纹填满，象征“多子多福”。银罐肩部有一饰菱形图案的提梁，提梁能自由活动。

罐体平錾的鎏金纹饰与圆浑饱满的外型、鲜活而丰满的鹦鹉、团花相得益彰，给人以富贵喜庆的感觉，是迄今已知唐代银罐中最大气、精美的一件。不仅可以从中领略唐代金银器无与伦比的技艺，也是唐代生机勃勃的社会、精神面貌的反映和折射-------这件圆润饱满的器物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唐代以丰腴为美的审美观念，也令人怀念起汉民族辉煌荣耀的大唐盛事。作为何家村窖藏文物中最华丽夺目的一件鎏金银器，提梁银罐已成为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的18件国宝级文物之一。

这件器体厚重的伎乐纹八棱金杯，高6.4厘米，口径7.2厘米，重380克。杯身呈八棱形，浇铸成型。敞口、尖唇、束腰、喇叭形圈足。足沿以环状连珠缀成，环形的把柄上有平鋬，上饰2相背的高鼻深目长髯的胡人侧面头像。杯体每面以錾出的连珠纹为栏界分成八个棱面，杯柄、杯底也都装饰有联珠纹。各棱面鏨刻有8位手执乐器、笑容可掬的伎乐纹样，乐工们或执排箫，或吹洞箫、或拨琵琶、或击小铙，另外还有抱壶、执杯和起舞的胡人乐者。除去那位吹排箫的乐伎，其余7位都身着短衣宽裤，这7位深目高鼻、长髯戴帽的胡人形象也与粟特宴饮图银盘中的乐伎发式很相似。此金杯杯身上的人物、八棱型杯体、环形联珠纹、圆环形把、指垫，足底的环周连珠也是明显的粟特风格，但厚重的杯体、分隔单体式的构图方式却属于典型的汉式风格。

此金杯精致繁复的器型也来自古老中国的铸造工艺：利用陶土制模作范，金水浇铸成型后再以镟刀或平剔掏镗加工而成，呈现出奇妙的建筑浮雕视觉效果。可以毫无悬念地说，此金杯中西结合的造型装饰，正是唐人开放、包容的社会风貌的一个缩影，是唐人富裕、丰富的宴游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

类似的金杯还有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的一只。那只金杯来自一艘打捞出水的黑石号唐代沉船。虽然新加坡的那只金杯尺寸较大，但做工稍欠精细，底部花草纹饰与沉船上的其它银器纹饰相近，专家推测那件金杯出自九世纪初中国南方制作的用于出口的民间作坊，同何家村的这件皇家御用之物自是无法相提并论。

这件享有“海内孤品”美誉的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最初被称作“团花纹金杯”。后来在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件与之装饰手法相同的金宝函，在同时出土的《法门寺物账》中记为“真金函一枚金筐宝钿真珠装”。这“金筐宝钿”是唐人对一种精细、复杂工艺技术的通俗描述。即先把黄金锤成均匀细丝编成各种花纹图案焊接在器物表面，称为掐丝焊接；然后将金液滴在冷水中炸开形成细小宝珠后焊接在器物上，称作珠焊接；最后将宝石、琉璃等物嵌入，称之为“金筐宝钿”。所以这件“团花纹金杯”前加上了“金筐宝钿”四字，成为现在的统称。

这件金杯高5.9厘米、口径6.8厘米、足外径3.6、内径3.1厘米，重239克。厚重的胎体系纯金锤击成型。杯口外侈，器壁有内向的弧度，带圈足，其上端微微外卷而成口沿，素面无纹。下部由横向内折棱处内收，平面呈圆形，圈足焊接，叶芽状的“6”字形的把手并非与器体相连，而是单独铆钉在“柿蒂形”垫片中心轴上与杯身固定。腹身有密集的等距离平行线。在光滑的器腹表面上，由上下两端相对的4对8个如意云头纹分割成4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每个单元装饰一个共4个团花。团花的中心部分原来镶嵌珍珠、松石等，出土时已脱落。金杯下腹部用同样工艺焊接四个云头纹，外侧皆焊有金珠。

虽然这件溢彩流光的唐代金杯因为失去了腹部金丝团花中镶嵌的各色宝石而略显遗憾，但残缺的杯身看上去仍然绚烂华丽，可以想见其当初的模样是多么绚丽奢华！据此杯出土时的目击者回忆，当金杯从陶瓮中取出的一刻，杯身腹部镶嵌的各种宝石因粘贴老化而纷纷掉落！且无法复原！令所以的在场人员颇感惋惜！

隔着展厅的玻璃仔细观看，金杯光滑的器腹表面焊接有4朵以扁金丝构成的精致团花。团花纹是一种泛称，形状大体为圆形，不能确切地指出属于何种植物的花朵。以往有人将这种团花称为茶花、牡丹、西番莲，但从形态观察很难予以肯定，故统称为团花纹。团花纹与宝相花纹都是一种艺术加工的装饰图案，但二者还是有所区别。前者是以自然界存在的花朵为艺术原型，比较写实；而后者更为抽象化、图案化。团花纹的花朵基本上平面为圆形，犹如俯视盛开的花朵，有一种“花团锦簇”的视觉效果。何家村窖藏遗宝中有很多金银器物都装饰有类似团花，是一种浓郁的“唐风”。

这4朵由金片剪丝焊接的曲折盘绕、层层叠叠的花瓣，同金杯外缘排列焊接的细密金珠交相辉映，形成立体感极强的装饰效果，显出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的风采。

金杯最惹人注目的是杯沿下异国情调的环形把手，这种中亚粟特金银器风格的带把杯曾一度受到唐代皇室贵族们的追逐、热捧，甚至在唐代的陶瓷器中也能见到。8世纪中叶以后，这种中西结合的奢华风格的金银器逐渐销声匿迹了。

这件摩羯纹金杯高3.5厘米，长径13.1厘米，短径7厘米，重174克，其造型、纹饰洋溢出浓郁的外来文化色彩，令人印象深刻。

金杯以摩羯戏珠为主题纹饰，造型为四曲椭圆形，俗称“四瓣海棠形”。圈足。杯内底中心錾刻摩羯纹及火焰宝珠，衬以水波纹，一摩羯在水中嬉戏，周饰单向莲瓣纹。工匠们以花瓣将杯内壁栏分为四个区间，每一区间内錾刻两组对称的宝相花，宝相花两侧錾刻对称折枝花纹，杯口沿内侧与圈足外侧各饰一周花瓣。这种来自印度雕塑和绘画艺术的神话龙头鱼身的“河水之精”在中国古代不断演进，至唐代出现了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摩羯躯体更为复杂，形象也更加神异，有单独一条摩羯鱼的，有摩羯追鱼的，有摩羯戏珠的。此器纹饰便属于最后一种。摩羯戏珠的主题纹饰与中国传统的双龙戏珠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中国工匠在吸收外来文化基础上的创新之作。

这件构图协调、华美富丽的双狮纹金铛也是一件极为难得的唐代金质酒器。

铛的最主要造型特点就是带柄、有足。此金铛高3.4厘米，口径9.2厘米。圆底钵状的铛身系捶揲成型，圆口，轮廓线简洁流畅。三足呈兽腿状，单柄呈叶芽形。如同前面介绍的伎乐纹八棱金杯的区分构图，这件金铛也带有明显的西方金银器的构图方式。外壁以9条水波纹曲线分成9个 S 形区间，区间内錾刻出双鸟衔绶、衔方胜、立狮及花卉等纹饰，底部满饰鱼子纹。器内周壁光素，内底饰有奔跑嬉戏状的高浮雕式双狮，双狮周围环绕麦穗纹圆框，这种雕饰纹样类似于萨珊金银器中的“徽章式纹样”。即以单点动物纹为中心，周围环绕以绳索纹连成的圆框，从而形成的固定的构图方式。此装饰艺术影响到粟特金银器装饰，以后又影响了唐代金银器的装饰风格。但铛这种器形则是中国传统的，在南北朝时就已出现，有茶铛、酒铛、药铛等。附带说明的是，8世纪中叶以后，此“徽章式纹样”不再见于唐代金银器上。

唐代银铛比较常见，金铛则十分难得。这件金铛作为何家村众多中西结合风格金银器珍品的一个代表，其最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奇特新颖的器物造型：通常圆形底的器物上配以三只兽腿为足，虽然遒劲沉稳，但极易造成呆滞凝固的气氛。而此金铛则巧妙设计了叶芽形为柄，富有曲线感的叶芽形柄不但使整器物恢复了灵动神韵，更将兽足带来的呆板之气一扫而光！将活泼优雅与沉稳大气兼容一体，也将唐代工匠巧夺天工的艺术表现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着实令人叫绝！

金盆是古代皇家使用的器物。

这件通体光素无纹的赤金盆高6.5厘米，口径28.9厘米，重2075克，以金片捶打制成，敞口，盆口沿处向外弯折，形成便于手捉的边沿。金盆的外壁与内壁都没有花纹装饰，内壁抛光细腻，外壁有捶揲的遗留隐痕。光滑规整的内壁由内底中心点处向外有密集的粗细不一的螺旋纹，一直延续到腹壁。厚重的器壁处处散发出高贵、典雅、殷实、富足的气息，透射出不同寻常的厚重端庄的气势。何家村窖藏一共出土了两件金盆，另外一件金盆与这件形制、大小几乎相同。中国古代金盆保存至今的很少。何家村窖藏发现的这两件金盆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唯一两件唐代金盆。除了何家村出土的两件以外，北京明代定陵也曾出土9件。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1件清代双凤戏莲纹金盆。从年代上看，何家村窖藏出土的这2件唐代金盆是现存时代最早、分量最重的古代金盆。

羽觞是中国战国时期出现的一种盛酒器具，盛行于汉代。其外形椭圆，浅腹、平底，两侧有半月形双耳。这种椭圆形带耳的杯子通常被称为“耳杯”，古语则称作“羽觞”。唐以后，羽觞就变得十分罕见了。

何家村窖藏出土造型、大小、纹饰基本一样的鎏金蔓草花鸟纹银羽觞共2件。展出的这件高3.2厘米，口径10.6×7.7厘米，重146克。银羽觞仿自汉代漆器，捶揲成型。侈口、长方形双耳、椭圆形、平底。此羽觞不寻常之处在于其繁复奢华的纹饰。

羽觞内壁鎏金錾刻四株枝叶宽厚肥大的折枝莲，空白处填以流云纹，底部刻有一朵枝蔓丛生、花繁叶茂的椭圆形蔷薇式团花。器外壁以蔓草将器体分为四个区域，长边两侧各鎏金錾刻莲座一个，有相对而立的鸳鸯、鸿雁。双耳下短边二侧各装饰一只立在莲瓣之上的鸳鸯和鸿雁，鸳鸯和鸿雁的姿态都极为传神。外底部饰以与内底相同的团花。口沿之下焊接的长方形片状双耳上也錾刻有小团花，四角点缀纹饰。器物内外满饰的细密小圆点底纹被称为鱼子地纹（又称珍珠地纹）是从唐代金银器开始广泛采用的装饰手段。它能使银器表面更加斑斓，反射白银光芒四射的质感。这繁复密集的鱼子纹与鎏金錾刻的花鸟纹交相呼应，使得整件器物金银闪烁，富丽堂皇，而自然流畅，而层出不穷的纹饰，又使整器散发出一派雍容大气、浑厚奢华的神韵。这件鎏金蔓草花鸟纹银羽觞自然也就成为一件公认的盛唐金银器代表作了。

银盒是唐代金银器中常见的种类，它具有盛装各种物品的功能，如贵重药材、化妆品等，可以自由开启。这件“鎏金飞狮纹银盒”出土时内有金沙痕迹，被称为“大唐贵妇的精致化妆盒”。

这件煜煜夺目的鎏金银盒高5.6厘米，口径12.9厘米，壁厚0.13厘米，重425克。盒内面以鱼子纹为底，盖面共有两层主体纹饰，以双联珠纹夹棱带点的连续几何附属纹样相隔。中部在麦穗纹圆形框架中錾刻出一只狮目圆睁、张口亮舌、双耳竖立的带翼飞狮，其四肢健壮，三肢抓云，一肢翘起，身上饰满祥云纹，双羽飞起，绒毛上挑。四周的主题纹饰以三组云勾瓣宝相花和三组团石榴花相间，盖的边沿则饰以绳索纹。

盒底的主题纹饰也有二层，中部主题纹饰是六朵缠枝花纹，四周主题纹饰为六组宝相花纹装饰，每组宝相花纹之间插以变形卷云花枝纹。底边沿处同样以绳索纹做装饰，盒盖及底侧沿分别錾有飞禽与莲叶卷草或走兽莲叶卷草组成的连续图案。
这件纹饰靓丽、繁缛的银盒被称为大唐最浪漫精致的化妆盒，不难想象如此繁密的纹饰光是构思都辉花去很多的时间，再加上复杂的鎏金工艺制作，没有“巧夺天工”的极致手艺，是绝不可能铸造出如此光芒四射的艺术品的。

制作精巧、造型美观的鎏金双狮纹银碗也是“大唐遗宝”中的一件精品。

此碗高3.7厘米，口径12.6厘米，碗内底心是一块高浮雕的装饰片，整体鎏金并满装花纹。图案采用对称布局形式，中间是奋足对跃、口衔交叉缠绕花枝的双狮；双狮足下是共用花头的对称折枝花。这种借鉴萨珊金银器“徽章式纹样”的构图习惯的装饰手法，体现出唐人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社会精神风貌，也是中西艺术交融荟萃的精美之作。

这件银盘造型优美、做工精细的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是我很喜欢的一件宝贝。

同何家村出土的众多金银器皿一样，这件高19厘米，最大径22.5厘米的鎏金银盘从造型到纹饰都深受波斯萨珊艺术风格影响。银盘呈双桃相连形，锤揲成型。窄沿、浅腹、平底。盘底两桃中心处锤揲出一对相向而行的狐狸，其中一只双耳抿于脑后，长嘴朝地，作回首俯视状。另外一只狐头向上翻转，长嘴朝天，双目仰视。两狐互为顾盼，神态即小心、机警，又生动活泼。双狐通体鎏金，颈部及腹股处錾刻出毛发般的细纹。呼之欲出的狐狸图案系用模具冲压出来的，高于盘底的图案具有浮雕般地立体视觉效果。双狐在光洁锃亮的银盘衬托下熠熠生辉，似在蠢蠢欲动，好像随时会从盘中脱颖而出，令人徜徉流连，不忍离去。

器形工整、纹饰精美的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也是唐代金银器中的一件精品。

中国古代的器皿形制大部分都为圆形，7世纪半叶至8世纪初多瓣花形器形才逐渐流行起来。这件唐代银盘就是当时流行的多曲花型中的一种------六曲葵花形。

此盘高1.4厘米，宽15.3厘米，窄平折沿，浅腹平底，盘心处凸起并剔刻出一只鼓翼扬尾、偶蹄双足、牛首独角、鸟身凤尾的动物形象。有学者把此银盘上牛首鸟身的神兽定名为翼牛，也有学者因其展翅的双翼称其为异兽、飞廉。飞廉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风神，其形象有牛首鸟身、鹿首鸟身、马首鸟身等多种形式。而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器纹饰中，有一种前半身像狗，后半身像鸟的神兽形象，而受其影响的粟特银器中，这种神兽被一种与之相似的有翼骆驼取代。唐代金银器工匠们在借鉴粟特金银工艺的同时，不仅以中国古代神兽“飞廉”取代了有翼骆驼，而且还突破了粟特银盘单一的圆形平面，将盘口作成唐代流行的六曲葵花形，使之既具有异域风情，又融入了自身文化而创新出新的精神追求，有着明显的本土风格。如此看来，这种以花朵为形、以神兽为纹的飞廉纹饰倒像是中西文化碰撞后擦出的一朵“火花”了。

说起“大唐遗宝”中最具有艺术感染力的鎏金银器，一定非这件“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莫属！

此银杯高5.4厘米，口径9.2厘米，足径4.2厘米，圈足高1.3厘米，重209克。杯口为八曲葵花形，口沿外錾刻一周联珠，杯腹上部以柳叶条作界分为八瓣，下腹捶揲出内凹外凸的的八瓣仰莲以承托杯身，每瓣内饰一朵忍冬花，近圈足处饰一周荷花。杯底焊接装饰四组两两相对应的莲瓣纹的八棱形圈足，足边錾刻一周联珠纹。在口沿下一侧焊接有多曲三角形指垫，指垫上凸起的圆片上刻有一只梅花鹿，圆片周围饰有三、两花枝。指垫下焊接着外侧饰有联珠的环柄，环柄仅能容一手指，下端有勾尾。银杯内底部以水波纹衬底，中间錾刻出摩羯头和三尾呈环游状的长须鱼，凹陷的八瓣内相间地刻着四组山岳的角隅纹样，纹饰鎏金。当杯内注入酒水时，长尾的游鱼，巍峨的山峦，皆在水中灵动浮现，真可谓构思精巧，妙趣横生。

银杯的主体纹饰分饰在外壁的八瓣内，四幅男子狩猎图与四幅仕女游乐图相间排列。四幅男子狩猎图中有三幅是策马追击状，一幅为弯弓射箭状。猎人们或搭箭射鹿、或架鹰追兔、或回弓射虎、或执杖逐狐，一幅生龙活虎、活力四射的山间狩猎景象。

四幅仕女图上的仕女形象或漫步花园，或回首交谈，或手弹琵琶、吹笙奏乐，或观看儿童扑蝶，一幅闲适怡然、岁月静好的世俗生活场景。

这八幅狩猎、伎乐、嬉戏类场景的纹样贴近现实生活，再现了盛唐时期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表现出唐人追求幸福、拥抱大自然的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不容否认的是，此造型奇特瑰丽的银杯杯底的摩羯纹饰带有印度文化色彩，而4幅狩猎图中的猎人也是突厥人形象，形制上也保留着粟特金银带把杯的特点，但八曲葵口和环形碗底的造型及杯身浮雕的多位身材丰腴的仕女形象又使银杯带有深深的唐代本土文化的印记。这件器物不仅是盛唐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其生动的主体纹饰更显现出动、静结合的节奏，紧张与悠闲的气氛也都处理得恰到好处，称其为最具艺术感染力的唐代鎏金银器当然是名副其实的。

匜是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中常见的器皿，是贵族洗手的用具，前端的导流槽用于注水，下面用盘子盛接，在汉代以后已很少见，仅作为唐代贵族礼仪活动中的重要水器。后世匜的出土数量不多，见于报道的只有3件，这其中就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2件。

这件器体厚实的鎏金鸿雁纹银匜银匜通高9.2厘米，口径20.2厘米，重约806克，是当年出土银匜中的一件，其体量较大，造型饱满庄重，器壁光滑平整，银匜腹壁有简约唯美的对鸟图案和阔叶折枝花相间分布。对鸟分别为鸳鸯、鸿雁和另一种雀鸟的三组对鸟图案。折枝花又称“枝子花”，犹如一枝折采下的花草，也可以是单独生长的花草，通常由花、茎、叶组成，这些写实的纹饰使整个器物的装饰画面生机勃勃。并且因为加入了浮雕技法，花纹隐起错落，疏密有致，体现出立体感极强的层次感。银匜的导流槽和底部圈足使用了一种西亚传来的焊接技术，以梧桐树的树脂焊接，焊接处异常牢固，虽历经千年风雨仍牢固完好，足以证明唐代金银器焊接工艺的高超。

提起这个葡萄花鸟纹银香囊，估计很多人即使没有来到陕博，也会通过各种媒介看到过这个银香囊的图片。作为目前发现的直径最大的一件银香囊，其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细精湛工艺已经使其成为唐代金银工艺的代表作。

这间用来作燃放固体香料之用的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外径4.6厘米，金香盂直径2.8厘米。香囊外壁用厚1厘米的银片捶揲而成，圆球形的外壁整体镂空，表面满饰葡萄花鸟纹饰，花纹以顶点和底点中心均匀对称分布，体现了对称的形式美 。香囊外壁錾刻的葡萄花鸟纹不仅具有极佳的装饰性，而且便于香烟飘散。香囊以中部水平线为界平均分割形成两个半球形，上下球体之间，一侧以钩链勾合，一侧以活轴相套合，下部球体内又设两层银制的双轴相连的同心圆机环 ；外层机环与球壁相连，内层机环分别与外层机环和金盂相连，内层机环内安放半圆形金香盂，外壁、机环、金盂之间，用银质铆钉铆接，可以自由转动 ，使球囊能够随意转动而香料不会洒出。

平衡构造原理与现代陀螺仪相同，应用了物理学上的支点悬挂法，显示了极高的设计水平。银香囊的顶部设有长7.5厘米的环链和挂钩，可以挂在车仗帷幔上或贴身佩带。这圆形线条给人以舒适、圆满的感觉，自然婉转、疏密得体的葡萄花鸟纹饰散发出吉祥、温和气息。

此精美华丽的银球则体现了唐代社会高级精致的审美观念 ，银光闪闪的香囊即使历经千年，仍然光灿如新，灵活转动，令我们感叹唐代工匠高超的技艺。

赤金走龙为一组身材纤细，圆眼深目，阔嘴，双角的小走龙。每龙长约4厘米，最高的2.8厘米，最矮的2厘米，只有拇指那么大。它们两唇张开，头顶的双角折曲于脑后，颈弯二曲，身上鼓，龙尾舒卷逶迤，这些作各种姿态的行走状的小龙从龙头到背脊再到尾部，形成一条优美流畅的曲线。除颌腮部位、脊背和尾脊有长鬃纹样外，通体雕满饰精致的片状鳞纹，大小均在毫米之间，似用钎尖插点而成。

这些小巧玲珑的赤金走龙与明清时期的飞龙形象不同，它们朴素而平实的形象特征更具有动物的特点，而不像后世威严可怖的五爪金龙那样，仅仅做为高高在上的皇权象征。虽然在隋唐时代的壁画、金属器物上经常看到精美的龙纹，也出土过一些金铜铸造的立体龙，但像唐代赤金走龙这类的小型龙形制品却是首次发现。这组纯金的小走龙不仅为研究唐代道教提供了实物资料，也体现出盛唐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唐代金银器中更是属于罕见之物，因此极为珍贵。

至于陕博收藏的古代金币，不仅有罗马、波斯的，日本的，汉唐时代的金钱更是琳琅满目，仅西汉时期纯度达95%的金饼就达300多枚，总重约50多公斤！西汉的马蹄金、金五铢，含金量也都在95%以上！虽然看着展柜中金灿灿的一片，颇为讨喜，为节省篇幅，这里暂且不做介绍了。

除了金银器，唐墓出土的壁画也是陕博的靓丽名片。这些壁画都集中在“唐代壁画珍品馆”中，可以一鼓作气地欣赏、比较和观摩，如果你喜欢壁画艺术，不啻是一次赏心悦目的思古幽情的旅程。

高185厘米，宽247厘米的《客使图》出自乾陵陪葬墓章怀太子墓道中部东壁。

懿德太子李重润是唐中宗李显的长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孙子。大足元年（701年）遭谗言被武则天杖杀，时年19岁，中宗复位后，于神龙二年（706年），以太子身份陪葬乾陵并号墓为陵

太子墓道东西壁共有两幅《客使图》，其生动地表现了唐朝官员接待各国使者的情景。

这幅位于东壁的《客使图》画中人物均为真人大小，共有6位人物。画面左侧3位气度沉稳，神情肃穆的唐朝官员手持笏板呈三角站立，其中2人左右面对站立，1人背向站立，他们身着着初唐朝服，头戴介帻（zé）笼冠，穿阔袖红袍，下着白裙，腰系绶带，足蹬高头皂履。三人似乎正在商讨事宜。官员身后是三位拱手躬身站立的外国使者，他们毕恭毕敬的神情中流露出期盼、等待之意。为首者高鼻深目阔嘴，秃顶黑发蓄髭，身穿翻领褐色束腰长袍，足穿黑靴，双手相握置于胸前，应为来自东罗马的使节。中间者面庞丰圆，须眉清晰，细眼朱唇，头戴红色鸟羽冠，身穿宽袖红领白短袍，下着白色大口裤，黄皮靴，双手拱于袖中，像是来自朝鲜半岛的使者。末尾那位头戴翻毛皮帽者，身着圆领黄袍，腰间束黑带，外披灰蓝大氅，下穿黄色毛皮窄裤、尖头黄皮靴，双手拱手胸前，可能是来自东北极寒之地的室韦族或靺鞨族使者。据记载唐王朝曾与世界上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互相交往。长安城内设有鸿胪寺、典客署、礼宾院等机构，专门管理和接待外国宾客和少数民族使节，这三位唐朝官员就是鸿胪寺官员。

《客使图》以矿物质颜料着色，画面用色质朴，线条流畅，造型比例和谐准确，构图疏密生动。不仅表现了不同国家人物的衣着、身份，而且传达出他们各自的心理状态。例如画中3位外来使节，左边一位目光焦虑，忐忑不安；中间一位双手拢于袖中，谦和恭敬；后面远远站立的那位，眼神中流露出谦卑和胆怯。这幅壁画已经成为当下研究、了解唐代艺术、文化、外交及周边地区人种、文化、习俗等方面的重要史料。

巨大的《阙楼仪仗图》高四米宽近十米，有两幅，原绘制在墓道东西两壁，是懿德太子墓中场面最为宏大的一组壁画。东壁阙楼图高304厘米，宽296厘米；西壁楼图高305厘米，宽298厘米。两幅壁画的内容大致相同。揭取时两幅各被分为四小幅，如今对称安置在展馆的核心位置，两幅40平米的巨型唐壁画相对而立。

《阙楼仪仗图》中的阙楼部分绘制了一组三出阙，即一个母阙加两个子阙。阙楼高大宏伟，从上到下可分为屋顶、屋身、平坐、墩台４部分。三出阙有明显的远近关系，具有很强的写实性。阙楼为庑殿顶，屋顶四面呈斜坡状，略微向内凹陷形成了一定弧度，正脊两端饰有高高翘起的鸱尾；屋身面阔，进深各3间，大门居中，周围有回廊；平坐架于墩台之上承托起屋身，转角和柱头有斗拱起到承重作用；砖土结构的墩台为梯形台体，外包长方形条砖，四转角包砌蔓草纹石块。整幅画面配色和谐自然，墩台为冷色调，内部有赭、灰等色彩的细微变化；墩台四周，还有用工笔细描出的蔓草图案，十分庄严典雅。屋身、平坐部分用红色描绘，在主要连接点还绘有金铜饰件，给人以富丽华贵之感，成为唐代阙楼实物的形象资料。

阙楼旁雄伟的城墙下有一支196人组成的仪仗队，分步兵队、骑兵队、车马队3部分。卫士均头戴幞头，穿圆领长袍，腰佩箭囊。其后的3辆豪华马车前排列着十几名侍臣。人物众多，结构复杂，但整体布局却显得井然有序，阵容严整。人物形象却神态各异，栩栩如生。驻足欣赏壁画，仿佛身临其境，与仪仗队员们擦肩而过，惊心动魄，心跳加快。

这巨幅《阙楼仪仗图》的画面采用仰视的角度，突出了画面的立体感，与现实中观看阙楼的视角相符，在城墙和远山的衬托下，阙楼显得更加高大巍峨。气势恢宏的三出阙对称而立拱卫帝王居所，营造了扑面而来的庄严震撼的视觉效果。仪仗队更是阵容强大，严整肃穆，给人以神圣不可侵犯之威严。

阙楼仪仗图为唐代壁画中罕见的较完整、大面幅、高等级的阙楼画面，因而是唐代建筑绘画之极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这幅《宫女图》原绘在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前室东壁，全长384厘米，高187厘米。1960年出土。此画在墙面上以画柱分作两区间，每边各有一队迎面走来的宫女，左边7人，右边9人，这样的排列，既对称又有变化。

右边一组为首一人体态丰腴，头梳单刀半翻髻，内穿白色窄袖短衫，披巾绕肩，脚穿高高鞋头的云头如意鞋，一只脚被裙角遮盖，其目视前方，双臂交叉胸前，挺胸起步前行，神情雍容而矜持，正率领其他宫女徐徐前行。其后一人头梳螺髻，其手挽绛色披巾，外穿红半臂，绛色长裙曳地，双手托方盘，头微微抬起，似在回首与人交谈，宛曲的发辫画得非常细腻而有质感。虽是背影，却留给人以无尽的想象空间。其余7位宫除去最后一位头戴幞头，着圆领长衫、窄长的裤角、手执包袱的男装宫女外，其余6位均头梳半翻髻、螺髻、双螺髻或惊鹄髻，也是着小袖罗襦，上罩“半臂”， 肩披各色纱巾，胸微袒露，长裙曳地，脚穿云头如意鞋。分别手执玉盘、食盒、烛台、团扇、高脚杯、拂尘、如意、包裹等。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队列中那位手捧高足杯的身姿婀娜的宫女。其蛾眉娉目，头梳高螺髻，上身穿淡绿色窄袖短襦衫，淡绿色的披巾绕过两肩垂在袒露的胸前，绿色长裙曳地，同心结缕带由腰间下垂，光采照人，仿佛随时会从画中走下来一般。

左边一组有7人。为首的一位神态雍容安祥，其身穿红裙，双手交抱于胸前。后面6位宫女除两位分别着圆领长褂、翻领长褂的男装宫女外，后面4个宫女皆着窄袖袒胸短襦，肩披丝帛，下穿红、黄、绿等色曳地长裙，脚着如意云头履，6位宫女手中也分别拿着烛台、方盒、包袱、团扇等物，似在侧身缓行，预备侍寝。两组宫女错落有致地相向徐徐行进。通过她们那娴静优雅的神情姿态，似乎令人感到公主寝宫里那种静谧、安恬的气氛。同时也形象地反映了唐代封建王族生前那种呼奴唤婢的生活排场。

《宫女图》在人物群象的组合上突破了六朝以来单纯平面排列的构图方法。宫廷画工们巧妙地利用空间效果，给人物以正、背、转侧的前后穿插，彼此顾盼呼应，显出步履轻盈，仪态万方的生动形象，也使整个画面丰富而有变化。其次，在人物体态的比例上，作者巧妙地做了适当地夸张，使人物高矮胖瘦无一雷同，再加上垂地长裙及流畅劲挺的线条，把“司寝”宫女们的神情体态表现得丰富多彩，栩栩如生。此壁画采用了墨线勾勒填彩的绘画方法，以红、黄、蓝、绿、赭及紫等色着色，简洁而又充满质感。整画勾线流畅洒脱，设色明净，无论在艺术技巧还是绘画风格上，都称得上唐墓壁画中的精品，唐初仕女画的代表作！尤其人物的装束，服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成为研究唐代社会、历史、艺术的珍贵资料。

这幅高高1. 65米，宽6. 75米的《马球图》绘于章怀太子墓道西壁。

图画描绘了崇山峻岭间，一众骑士正在进行一场精彩激烈的马球比赛的瞬间场面。壁画中有20余骑马人物，均着深浅两色窄袖长袍，戴幞头，穿黑靴，此画着重描绘了打球者激烈争夺的一瞬间。突出五个持偃月球杖的骑者驱马抢球。画上骏马飞驰，马尾扎结起来，打球者头戴幞巾，足登长靴，姿态矫健。前一骑为处在紧张夺球场面中的“球员”，其正骑马持杖作反身击球状，其余纵马迎击，5人皆得心应手的神韵。后10余骑人马，行者骑枣红马，或山间奔行，或驰骋腾空。止者着绿色长袍，红翻领，伫目凝神，无球杖。背景衬起伏山峦，五颗孤零零的古树点缀在空旷的画面上。

作品线条精炼，通过对人物、马匹姿态、动势的把握，画家用寥寥数笔，将马球比赛中的速度与力度表现得十分到位。勾出夸张的人物动态和马的矫键体态。无论是人、马的细部描绘，还是山石古树的粗狂勾勒，都能给人一种古朴、典雅的美感。

这幅壁画也是我国最早的“马球运动”的形象记录，生动地再现了唐代马球比赛紧张惊险的夺球场面。

这幅《狩猎出行图》1971年出土于陕西省乾县章怀太子墓。唐代原图高度大约为2米，长度近9米。整幅画面构图大气磅礴，宏伟壮观，令人叹为观止。

原图揭取时分为数幅，画面用苍劲的枯笔勾画出五棵挺拔大树，显示出林荫山道古木森森，40多位骑马狩猎者排列有序，最前方为两名探路随从，两侧为执旗卫士，最后为两匹辎重骆驼和殿后随从，中间大队人马束腰佩箭携弓或持旗或持驯豹鞭或架鹰抱犬。而行走在大队人马最前列的是一位身着紫袍、雍容端庄的官员，身无佩箭及箭囊，坐骑为白色“走马”，推断此官员应是章怀太子李贤。他正在随从的前呼后拥下浩浩荡荡纵马奔驰在长安郊外林木繁茂的山道上，向远处的猎场进发。

画中的人物比例匀称、和谐，造型逼真，绘画技巧圆熟，画师通过线条色彩，把人物活动的姿势和马奔驰的体态描摹得栩栩如生，气韵生动，深幽空灵的画面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充分显示了唐代时期绘画艺术水平的高超，不愧为唐墓壁画中上乘杰作。

这幅《乐舞图》高约233厘米，宽396厘米，出土于西安大兆街办郭庄村的唐玄宗朝名相韩休墓墓室东壁。其子韩滉就是传世名画《五牛图》的作者。

《乐舞图》描绘了官宅庭院中的一场乐舞景象，画面共绘有男女乐舞伎14人，分男女两组对称构图，左侧为汉人女子，右侧为胡人男子，他们相对歌舞，纵情欢乐。女子乐伎执筝、箜篌、笙、拍板等乐器，与隋唐传統的汉族乐舞清乐（清商乐）相近；男子乐伎手执排箫、曲项琵琶、箜篌、筚篥、小铜钹等在演奏，表情专注而又投入，这些胡人乐舞就是盛唐流行的“胡乐”。画面上的男女舞者相对舒臂而舞，身姿曼妙、轻盈，似在和乐旋转，但是又与胡旋舞高速旋转、紧张激烈的舞姿不同，体现出唐朝贵族优雅精致的生活态度。轻松浪漫的乐舞使庭院的气氛喜庆、圆满，营造出墓主人在未来世界享受歌舞的“乐园”意象。此幅壁画人物神态、姿势刻画生动，布局和谐而又错落有致，场面热烈、高雅，人物服饰也刻画细腻，各种中外乐器悉数登场，是一幅生动详实的研究唐代舞乐的珍贵实物资料，也是唐墓壁画的精品之作。

说到陕博的青铜器类，虽然不能说是“如数家珍”，起码也有很多可圈可点的珍贵藏品。

这件带有典型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蛇首匕长约36厘米的，制作于商代晚期，匕首扁长而薄，器首蛇头状，蛇头吻部突出夸张，呈半开合状态，双目以圆孔表现，看上去深邃阴森。匕身起脊，两面刃，剑锋呈圆形无尖，可能是餐具或者生活用品。匕是商周时期比较少见的短兵器，可以刺，也可以劈砍，类似于早期的短剑。而这件蛇首匕不但罕见，整体形象也非常生动逼真，堪称青铜匕中的珍品。

这件上世纪70年代在宝鸡眉县出土的“旟（yú）鼎”通高约77厘米，口径56.5厘米。鼓腹，敛口，折沿，立耳，平沿方唇，三柱足。口沿下饰浮雕状饕餮纹，地衬细雷纹。三足根部饰大饕餮面。双耳外侧各饰一条曲体上缘的夔龙。

细看圆鼎，除了敦厚雄伟的造型，庄重神奇的纹饰，这件腹外壁及底部厚积烟迹的旟鼎貌不惊人，体量也不大，纹饰也没有什么特别，然而却以内壁上铸有的4行28字铭文，在西周青铜器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该铭文大意是说：某年八月初，西周康王的王后王姜将原本赐予师栌的土地收回转赐给旟。旟为了感激王姜的恩德，便做此鼎纪念。

按照旟鼎铭文上的内容，收回土地和赏赐土地的决定，全部是周康王的王后王姜做出的。这个赐封决定同贵为天子的周康王没有任何关系。而史书里只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论述，没有说过王后能替周天子拍板处理婚后共有财产的记述。原本旟用来纪念自己获赏的青铜器，却刻下了西周后妃参与国家事务的信息，成为了一段珍贵史料。这同当年商王那位能征善战的王后------女将军妇好一样，都说明了商周女性地位之高，完全不是后世王权显示的“男尊女卑”那样：皇后的命令不得出后宫，否则就是扰乱朝纲。

这段28字铭文不但是研究周初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背后也蕴含着些许颠覆历史的女权主义色彩，加之铸刻时代明确，被公认为周康王时期的标准器，是一尊著名的西周时期国宝。

五祀卫鼎也是陕博的一件青铜器国宝。

该鼎1975年出土于宝鸡市岐山县。通高36.5厘米，口径34．3厘米，腹深19．5厘米，重11．5公斤。双立耳，三柱足，平沿外折，下腹向外倾垂，鼎外底积结着厚厚的一层烟炱，口沿下饰以细雷纹填地的变形兽体纹（窃曲纹）。整器造型简单大方，内壁铸有铭文19行共207个字，讲述了西周中期一件土地交易事件。大意是说西周共王五年的正月，一个叫裘卫的人想与他的邻居邦君厉交换土地，于是他把这件事报告给刑伯、伯邑父、定伯等大臣。经过询问，邦君厉表示同意并立下誓言，大臣便命令三有司（司徒、司马、司空）以及内吏实地勘察、划定地界并办理了手续。

这篇铭文反映出西周中期部分土地实际已属私有，但土地的转让、交换和买卖，仍需通过王朝重臣。说明贵族对土地的处分已得到制度上的默认。五祀卫鼎因此成为研究西周中期社会经济和土地制度的第一手资料，也因为这篇铭文中有确切纪年，五祀卫鼎成为判断西周中期青铜器的标准器，非常珍贵。

这件多友鼎1980年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鼎通高51.5厘米，腹径50厘米、深31厘米，耳高10厘米、宽11.6厘米、厚3厘米，蹄形足高20厘米，径7厘米。重35千克，内壁后方铸有22行铭文，共计279个字。

多友鼎造型普通，半球形体，立耳环底，器腹较深，口沿外折，三只蹄形足，为最基本的三足鼎形态。除造型简单之外，铜鼎表面仅以弦纹、重环纹或窃曲纹装饰，谈不上精美。

看着这附着厚厚墨灰的鼎腹底部，实在感觉不到有一丝“国宝”的神韵。然而同前面介绍的旟鼎一样，这件西周多友鼎也因腹内壁后方铸有的22行铭文而珍贵异常。该铭文分两块铸成，每行字数不等，共计279个字。大意是说：周厉王时期，周王朝与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猃狁(xiǎn yǔn)发生了战争。周厉王令武公派遣多友率兵迎击，多友与猃狁激战半个月，大小共四次战役全胜，最终将猃狁逐出周境。

此铭文在西周金文作品中可称长篇巨制，其笔意从容稳健，布局均匀协调，虽有行无列，却井然有序。字体造型完全摆脱了西周早期结构随意的金文特征，代之以严谨的笔画结构，每字无论大小、繁简，其笔画间距、空隙大致相同，绝无松紧之差，给人以平衡、稳重的感觉。这规范、整齐、典雅的文字美感，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中的重要篇章。不仅如此，在所有涉及到猃狁的铜器铭文中，西周多友鼎是最为重要的一件。这篇铭文对战争的原因、过程以及结果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是重要的上古文献，对研究西周晚期同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及古文字研究、历史地理研究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其铸于周厉王时期，有明确的纪年，这简单的半球体三足造型已成为西周晚期青铜器的标准器形样本。

在第一展馆的一角，细心的参观者还会发现一件西周时期的著名青铜器-------它盘。

青铜盘为盛水器，是西周晚期王公贵族饭前饭后洗手用的实用器皿。

这件青铜盘通高约14厘米，口径40厘米，腹深6.8厘米，重8.3公斤。平沿，浅腹，双附耳，向上高出口沿，圈足饰斜角夔纹。圈足下以四个裸体跪坐男童为足，四人均为受过刖刑的奴隶，其眉眼俱全，双手扶膝，肩上扛盘。盘腹及耳饰重环纹，圈足施斜角夔纹。盘的正中央有一个“它”字铭文，具有族徽的性质，故名。

刖刑是砍断犯人的一足或双足的刑罚，是周代律法制定的墨、劓、刖、宫、杀五大刑之一。但是作为西周广泛使用的一种刑罚手段，史籍对其记载仅见于《周礼》《吕刑》中寥寥几则。而此盘不仅仅是西周贵族富贵生活的标志，也是向奴隶阶级昭明其刑法的工具。作为刖刑制度的一种体现，这件它盘对研究西周时期的法律、社会制度自然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因此弥足珍贵。

在我参观过的青铜觥里，日己觥是我最喜欢的一件。

此觥高约32厘米，通长33.5厘米，腹深12厘米。1963年出土于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窖藏。整器由盖和长方形器身组成，盖前端为双柱角夔龙头，后端作虎头形，中脊为一只小龙，两侧各饰长尾凤鸟纹。器身曲口宽流，四角起扉棱，曲口饰回首夔龙纹，尾随小鸟，器腹四面饰卷角饕餮纹，圈足饰鸟纹，把手为宽大逶迤的兽尾，饰鱼鳞纹，纹饰采用浮雕手法，突出于器表。器、盖同铭，各18字，大意是：天氏为亡父日己铸造祭器，庇护子孙万代。

不同于一般青铜觥形制的古朴端庄，日己觥的独特之处就在于长方形的器身上雕刻的这只双柱角夔龙头、脊上的小龙、尾部的小鸟！视线触碰间宛如与时空交织的神秘精灵邂逅，问候。而龙嘴是青铜觥最吸引人注意的地方，浮雕龙抿起的大嘴使其看上去好似微笑，这萌态的笑意带来了一阵阵扑面而来的喜庆之气！即使 2700年光阴白云过隙般流过，也无法抹去其融化人类心灵的笑颜！也正因这超萌的喜感，这只日己觥在国内众多的青铜觥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网红”。

作为“日己”系列青铜器的一员，华美富丽的日己方彝也是陕博的一颗明星。

这件青铜器酒器通高约38.5厘米，重12.8公斤。造型为雄伟端庄长方体，其四壁较直，盖为庑殿式屋顶形，盖钮为硬山屋顶形。器身和盖的四角皆有镂空棱脊。盖顶和盖钮正面饰一倒置的兽面纹，盖沿和圈足皆饰长尾小鸟纹。整个器物主体花纹是器腹上巨目咧口的大兽面纹，其额角上卷，卷角上配置卷龙纹。器盖和内底同前面的日己觥一样，各有铭文18字，大意仍是天氏为亡父日己铸造祭器，庇护子孙万代。

这件形体方正的日己方彝造型精美。其上浮雕的纹饰突出于器表，线条粗犷有力，和方彝的立体造型非常协调，器身上的饕餮纹具有一种神秘狞厉的力量之美，从而使整件方彝充满着活力四射的灵气。

牛尊在酒器中极其稀少，而陕博恰恰就收藏有1尊这样的青铜器。

此牛尊通高24厘米，长38厘米，腹深10.7厘米，重约7公斤，通体为雄健浑圆的牛形。牛体身躯壮实，挺直的四腿粗壮有力，尾巴紧缩臀后。其怒目圆睁，眉额以阴线刻饰，张耳抱角，做引颈翘首状。器作者在整体造型不失真的情况下，巧妙将牛的各个部位“开发”成酒具的各项功能，使其既实用又美观。伸出的长舌作流，呈鸟喙下颌状。背上开方口置盖，覆瓦状盖面上铸一立虎钮，方向与牛向一致。虎头大，昂首竖耳扬尾，长脊下压，四腿发达有力，躯体微微后缩，作捕食扑攫前的搏击预备状。盖与牛背以环钮相连，可随意开启而不脱落。

此体魄壮伟的牛尊整体造型生动，比例匀称，纹饰构图疏朗豪放，牛尊腹背及足部满饰的华美流畅的夔龙纹和云纹，与商末周初青铜器上狰狞怪诞的装饰风格截然不同，写实的牛形使造型上的呆滞转为憨厚驯顺的生活之美，给人以庄重大气、亲切真实的艺术美感，堪称西周青铜器的顶尖之作。

鸟盖瓠( hù 户)壶充满了传奇色彩，因为它是1967年文革期间被文物专家从陕西省绥德县一家废品收购站无意中“拣选”来的。当时稍有大意，这件瓠壶便会从我们的视野中不知流向何方，从此销声匿迹。

“瓠”指的是一种类似葫芦的植物，因为果实可食用，俗名 “瓠瓜”；春秋战国时期曾经出现了很多“瓠瓜”造型的酒具，这类器皿被统称为“瓠壶”。

这件实用与装饰融于一体的瓠壶通高仅为37.5厘米，口径6厘米，圈足径8.8厘米，最大腹围39.7厘米。因其形似瓠子，盖为鸟形，故名。酒壶虽然体量不算太大，但是胜在精致。壶身上下所饰纹样精细而逼真，令人过目难忘。

壶呈瓠瓜形，前鼓后曲，珍珠纹地的鸟首形器盖，鸟的嘴部装有环扣，可以启闭。瓠壶从肩部至腹部饰有宽带状的6道蟠螭纹。肩腹部有扁环形把手，两端作龙首形，捏手作八棱形，便于把握。盖上的鸟尾与把手用4节链环连接，每节链环均饰有头朝上、尾部卷成圆环形的蛇纹，相互套合。盖上装饰较为繁复，鸟的胸部饰有两条昂首盘身的蛇纹，在蛇的尾部，各有用于蛇身作展翼欲飞、伸嘴啄蛇状的小鸟一个。

仔细观察壶身带状蟠螭纹，这精细富丽、纷繁多姿的蟠螭纹都是由极小的蟠曲形兽体叠加组成！近百条首尾毕具，若龙若蛇的细小动物，上下左右交错缠绕，构成精致的蟠螭纹图案！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铸造技术如此高超，不禁令人拍案叫绝！此类样式新颖的瓠壶在众多已出土的同类青铜器中堪称绝无仅有，其细密繁缛的纹饰，生动形象的装饰已经使其成为战国青铜中罕见的珍品。

在中学语文课本上曾经学习过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所以对陕博的这件杜虎符非常感兴趣，几乎每次去那里都会看上几眼。

所谓的“符”，其实就是古代朝廷向下面部门、人员所要传达命令、征调兵将以及用于各项事务的一种凭证。其制作材料金、银、玉、角、竹、木皆可，形状常为虎、狗等形状，用时双方各执一半，合之以验真假。

这件战国晚期的秦国兵符1975年出土于西安市南郊。

杜虎符属青铜质， 虎作奔走状，昂首环眼、半张口，耳向后紧贴脑际，收腹弯背，两腿前屈，垂尾上卷，虎身曲线圆润，柔中有刚，颈部有一穿孔，便于携带。背面有一凹槽，正面突起如浮雕，背面下凹，肩部近脊处有一条上下竖行的铸槽做牝榫，以与君符同样部位的牡榫相套合。这左右两半合成的虎符目前仅发现这左半符。虎身长约9.5厘米、高4.4厘米、厚0.7厘米，重约0.08千克。符面有圆转秀丽的悬针小篆错金铭文9行40字，大意是：右半符掌握在国君手中，左半符在杜地军事长官手中，凡要调动50人以上的带甲兵士，杜地的左符就要与君王的右符相合，才能行动；但遇上烽火报警的紧急情况，不必会君王的右符。

我国所出土的虎符数量上是比较稀少的，到目前为止，现存的秦国铜虎只有三件，分别是新郪虎符、阳陵虎符及这件秦国杜虎符。这些虎符的文字内容大同小异，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前两只虎符的形态上是伏虎，而杜虎符是立虎形。而且杜虎符尺寸较大，是所知时代最早、铭文字数最多的秦虎符。精湛的错金工艺让杜虎符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依然是文字清晰，熠熠闪光。历史学家通过研究杜虎符上成熟的小篆书体，进一步验证出秦国曾在少陵原西周杜伯国封地（即杜国，今西安市东南）设杜县的事实，也证明秦统一及李斯作篆前的战国时代事实上已经存在小篆这一字体。 除此之外，这枚杜虎符也真实再现了战国时期虎符调兵遣将机制的历史事实，故而非常珍贵。

如果说中国古代香炉以汉晋间流行的博山炉最为精美，那么这件西汉时期的鎏金银竹节铜熏炉绝对为所见博山炉中最精美者，是罕见的艺术珍品。

这件1981年出土于陕西兴平市茂陵东侧从葬坑的鎏金熏炉通高约58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13.3厘米，重2.57公斤。铜炉系高柄竹节豆形，盖如博山，由炉体、长柄、底座分铸铆合而成。其通体通体鎏（liú）金鋈（wù）银，圈足底盘透雕两蟠龙，均以头承托盘腹，盘腹下部有十组三角形，内雕饰蟠龙纹，龙首回顾，龙身从波涛中腾出，线条流畅，造型奇妙。炉口外侧和圈足外侧刻有刻铭文一周135字，记其原为未央宫物，后归阳信家，应是汉武帝赐给阳信长公主及其丈夫大将军卫青的赏物。

竹节熏炉的炉盖形似多层山峦，造成了一种山景朦胧，群山灵动的效果，仿佛是传说中的海上“博山”。站在这金光熠熠的熏炉前，回想起西汉帝王们矢志不渝地追求仙山灵丹，渴望羽化升天的奇闻佚事，眼前的香炉内仿佛飘出了仙气袅袅的云烟，于是那些曾经参观过的洛阳博物馆的鎏金铜羽人、陶制彩绘百花灯、河北博物院的鎏金博山炉、河南博物院的四神云气图壁画一一浮现眼前，带人进入全民求仙的汉代社会，令人恍如隔世。

这件鎏金佛菩萨三尊铜造像高约高35.2cm，宽22.5cm，为东魏时期文物，整体造型为一佛二菩萨，由主尊、背屏、左右胁侍菩萨、底座及两侧的翼形饰件等七个构件组成。各构件之间以榫柱与卯眼相插组合，构思奇特，铸造精湛，装饰华丽，堪称佛教造像中的精品。

这是一枚几乎和真蚕同样大小的鎏金铜蚕，1984年出土于安康市石泉县。

这件形神兼备的铜蚕是一件汉代圆雕作品，细部刻画写实具象，首尾九个腹节，通体长5.6厘米，腹围1.9厘米，胸高1.8厘米，重0.01千克。腹足、尾足做得非常精细，连腹部凹痕都清晰可见，上身略微弯曲，上扬的头部凝固了它即将吐丝成茧的瞬间神态。鎏金铜蚕作为殉葬品，足以说明汉代陕西养蚕之风盛行，象征着汉代的人们已经对蚕这种生物有了很深的研究，说明西汉丝织品不仅畅销国内，且途经西亚行销中亚和欧洲。

这件器物尽管小巧，却是汉代丝绸业和丝绸之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融合最生动的文化符号和见证，两千年的地下掩埋使铜蚕出土时表面金漆已部分脱落，但其余部位还是能发出淡淡的金光，代表汉代的镀金工艺已经非常先进。

《史记》《邺中记》等许多书籍中都提到过金蚕，如今终于找到了第一件汉代金蚕。正是这小小的、柔软的蚕，带来了象征财富的丝绸，它是万里凿空的金钥匙，更是文明交流的守望者。强汉时的鎏金铜蚕则象征着华夏儿女与世界交流沟通的强烈愿望，带给当代关于丝绸之路的种种珍贵历史信息，

也是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的明证。

2017年时这只金蚕在“一带一路”论坛中被当成古代丝绸之路我国与西域地区国家友谊的见证，瞬间成为网红。次年在西安的发展论坛中将这只鎏金铜蚕设为出土地安康市新的城市名片。

据悉，西北大学博物馆和收藏家马未都也各收藏有一件鎏金铜蚕。马未都的那件尚未公开展出，而西北大学博物馆的这件出土于汉代贵族墓葬的鎏金铜蚕，此鎏金铜蚕为柱状，通长4.9厘米，最大直径约1厘米，重19.5克，作休眠状，铜蚕首尾共9节，身下有8对胸脚、腹脚和尾脚，周身呈黑绿色，因年代久远，鎏金大部分已经脱落。与陕博收藏的鎏金铜蚕外观相比，这件铜蚕更年轻，处于尚未吐丝阶段。

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二展厅的一个“单间”里，有一件1985年出土于神木县西汉墓的西汉彩绘雁鱼铜灯。

虽然此前在江西博物馆参观过海昏候墓出土的雁鱼铜灯，后来在游记中简略提及，但没有详细描述，所以此次还需介绍一下。

此雁鱼铜灯为一回首衔鱼的鸿雁形状。通高54厘米，长33厘米，宽17厘米，壁厚0.1厘米—0.2厘米。雁眼圆睁，颈部修长，体宽肥。雁身为两范合铸，两侧铸有羽翼，短尾上翘，并立的双足为分铸后焊接，掌有蹼。雁鱼铜灯由雁头、雁体、灯盘和灯罩组成。雁喙张开衔一肥鱼，下接灯罩盖。灯盘和灯罩能够自由转动开合，不仅可以挡风，还可以调节光线的明暗度和照射角度和防御来风。雁腹盛有清水，灯被点亮后产生的油烟会顺着大雁颈部导入大雁的腹内溶于水中，减少或消除对空气的污染，起到净化作用。

除了精巧的构造，雁鱼铜灯由红、白漆彩绘而成的色彩也极为典雅温馨。雁喙、腿下关节及蹼涂朱，眼圈、头部羽毛勾白，颈、腹及背部外饰朱鳞纹，内点白心，眼睛点墨，两翅硬羽轮廓隆起，似先勾墨继描红，羽梗画出白线。

这样一件构思精巧别致，色彩雅致的铜灯，即是一件观赏性极强的艺术品，也是一件实用性很强的节能环保灯具，当然也是汉代灯具中的杰作，其在展厅中享有一个独立的单间也就不足为奇了。

海兽葡萄镜, 这类铜镜在宋代的《博古图录》上称“海马葡萄镜”，在清代《西清古鉴》上则称之为“海兽葡萄镜”。

它是在隋至唐初流行的瑞兽镜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去掉了铭文和规矩刻板的图案化装饰，代之以新颖浪的海兽葡萄纹饰。“海兽”是以狮子为原型，根据想象、结合诸种动物特征合成的神兽，装饰在铜镜背面成为一种祥瑞的符号；而葡萄经丝绸之路传入长安，其茂密的果实象征“多子多福”。海兽葡萄镜的镜背多层次浮雕装饰错落有致，极具立体感，富丽的风格不仅体现了盛唐繁荣富强的气象貌，将外来纹样的海兽和葡萄融入汉式铜镜也体现了唐代开放包容的帝国风度。海兽镜为青铜艺术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古代铜镜制作的最后一个高峰。一般最小的有几厘米的，最大的大概有30多厘米的，不过15厘米以上的已经很罕见，也比较高档了。世界上有很多博物馆都争相收藏，目前所见唯有陕西历史博物馆和日本正仓院收藏的2面海兽镜最为珍贵。但是最大的海兽葡萄镜，则非陕博莫属。

陕博所藏这面大海兽铜镜直径约直径超过29厘米，厚度2厘米，重达5公斤有余，堪称“巨制”。

铜镜出土于汉中市西乡县。整镜由锡、青铜铸造而成，做工精细，锈色古雅，出土时保存完美。镜的背面中央为伏兽钮，弦纹高圈将镜背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以舒卷缠绕的枝蔓连接的葡萄纹为底纹，浮雕8只姿态各异、丰腴肥美的海兽环绕镜钮；外区外缘凸起，装饰一周卷云纹，外缘以内区域一周以葡萄纹为底纹，其间装饰刻画细致的海兽和飞鸟，奔跑、飞翔于葡萄枝蔓之间。葡萄藤纹饰柔蔓虬曲，蜿蜒迤逦；葡萄颗粒饱满，油亮鲜灵；顽皮活泼的海兽们生机勃勃；翱翔的瑞鸟振翅奋飞，生趣盎然；一派盛唐气象！记得2017年有一面同类铜镜曾经在拍场上出现后以2000余万成交，而后又有一面日本正仓院流出的海兽铜镜也出现在拍卖预告中，据宣传这面“尺寸巨硕”的铜镜为海兽镜中“最丰广的样式，盈华神工，超然之作，臻至顶峰。”然而其21.3的直径尺寸较之陕博这件则顿时黯然失色。在我的心中，这面体量敦重，纹饰精细的“大海兽”永远是我最喜欢的海兽葡萄铜镜，没有之一。

这面四鸾衔纹金银平脱镜1956年出土于西安市韩森寨，其直径约22厘米。金光银辉的铜镜曾经激起我对大唐盛世的无限追忆，为此创作了一篇珍宝系列短篇小说《安乐公主的六鸾衔绶金银平脱镜》，所以对其印象极为深刻。

此铜镜圆形，镜背正中置圆钮，镜钮四周以金丝同心结环绕，素缘。钮外一周贴饰花叶形银片，在这些银辉灼灼的花枝点缀下，作为镜背主纹的四只金片刻镂粘贴而成的鸾鸟更加璀璨耀眼：只见金光灿灿的四只鸾凤口衔绶带，头上昂、足后瞪，逆时展翅飞翔，翩然飞舞，鸾凤羽毛的刻画更是细致入微、生动逼真。金银灿灿的饰片在黑色素胎的映衬下显得富丽华贵，花与鸟共同组成了一幅生动优雅的华丽画面。

此镜纹饰的主要制作工艺为金银平脱。做法是先将金银片刻成图案，然后再贴在涂有生漆的镜背上，接着用褐色漆涂抹，经多次打磨，使纹片与漆面平齐，既显示出华美动人的金银图案，摸上去又有着平滑细腻的质感。

这面金银平脱鸾凤纹镜历千年春秋依然光洁如初，日月流逝也难掩其繁丽耀眼的绝代风华。作为目前西安出土的唐代平脱镜中最精致、最完整的一面，虽然其未列入国宝序列，仍然是参观者心目中最耀眼的“铜镜之星”！

陕博还有一面西汉透光镜。这种构思奇特的透光镜被国外称为“中国魔镜”，在西汉后成为绝响，故十分珍贵。但是因为上海博物馆现已收藏有4面，其中1面“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八字铭文的透光镜已被列入禁止出国的文物名录，等同于国宝，所以这次便不做介绍，留待上海博物馆篇再详解。

说起这条鎏金铁芯龙，有点类似前面介绍过的6条唐代的赤金小走龙。

这条1975年出土于西安南郊草场坡的鎏金铁芯龙也是唐代的，但尺寸比小走龙“巨大”。当时出土了2条铜龙。除去那条经常送出外展的保存完好的铜龙，馆内展出的这条铜龙高约34厘米，长28厘米，重达2.78公斤，是后来拼接修复的。

这条金龙并非纯金打造，而是铁铸内芯，铁上包铜，铜上再鎏金，故整体呈金黄色。虽有些斑驳，但做工极为精美。其身体细长，龙头与上身呈“S”型，龙头高昂，龙嘴张开，露出锋利的牙齿和卷曲上翘的长舌；两只圆睁的双眼直视前方，三个结叉的长角紧贴头部向后伸展，两只有力的前脚紧扣地面，龙尾从高高上扬的后肢处反折向龙头上方，尤其是背上还带有两朵祥云，仿佛正从天而降，气势非凡。

这条金龙在材质的使用上非常高明：鎏金的工艺让铜龙有了华贵的外衣；铁、铜的使用则让其造型更加坚韧舒展，而正是铜、铁、鎏金的结合，才造就了这件体态巨大的铜龙轻盈而不失厚重美，飘逸而不失力量美的希世珍宝的诞生。不仅仅是材质，此铜龙造型精美灵动，整体曲线流畅飘逸，极富动感，威武而又霸气，专家们结合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唐代鎏金银碗底部的龙纹，判定这条铜龙为唐代珍宝，其体现了唐代龙形象的生动美与气势美，是不可多得的文物精品，可谓价值连城。

陕博还收藏有2只锈迹斑斑、古色古香的青铜鹅。

青铜鹅出土于秦始皇陵园七号陪葬坑。这是距秦始皇陵最远的一个陪葬坑。当时共发掘出青铜水禽46件，其中青铜天鹅20只，青铜仙鹤6只，青铜鸿雁20只。这些水禽多数由西向东依次排列，头部都朝向一条“象征性河道”的中央，所有水禽展示的都是动态过程中的瞬间形态。这些象征祥瑞的“水世界”的精灵如此精美，不禁让每一个参观者对秦始皇陵地宫的模样充满了期待和幻想。

陕博的陶、瓷类藏品，首推这件新石器时代的人面鱼纹盆。这件1974年西安临潼区姜寨遗址出土的的人面鱼纹盆，距今约6700年。盆高22厘米 口径44厘米，敞口，方唇，腹较深，微鼓，心凹，周有凸棱，盆底有2个小圆孔。光整的内壁绘有圆形、三角形、直线、弧线等几何图案构成的人面鱼纹。盆沿面旋几何形黑彩。人面眯目，戴锥顶帽，圆圆的脸蛋，三角形的鼻子，头两侧有翘起的枝状饰物，双眼圆睁,嘴上还衔着2条用简易线条描绘的小鱼，人面旁还绘有一只较为写实的鱼。

这水波流动，鱼儿穿游其间的彩陶盆令我想起了中学历史课本上的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那件仰韶文化时期的细泥红陶人面鱼纹盆。果然，询问了工作人员后得知，眼前的这件陶器同国博的那件1955年出土于西安市半坡遗址的人面鱼纹盆一样，同属于仰韶文化中的半坡类型，都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图案、尺寸相差不大，只不过陕博的这件人面上多了2条线和点组成的十字，当年出土时也比送往北京的那件破碎得厉害。类似的人面鱼纹陶盆在西安的半坡博物馆也有收藏，它们都是古代陶器中的珍品。

这类新石器时代的陶盆并不是生活中使用的用具，而是一种为夭折的小孩特制的葬具。陶盆底部的2个小孔就是方便小孩的灵魂自由出入的。如此看来，几千年前的先民同现在的我们也是心灵相通的，那就是灵魂不灭，信仰永存。

除了人们鱼纹盆，陕博还有一件红陶尖底瓶，也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精品。

这件陶瓶高41厘米，口径5.8厘米，小口、鼓腹、双耳、尖底。作为仰韶文化中典型的器物之一，尖底瓶也是半坡人最常用的汲水器。其具体用法是先将绳子系于双耳之上，当尖底接触水面时瓶身便会自然倒下，水注满后则又自动立起，汲水非常方便。尖底瓶最大的优点就是口小，水装满后不易溢出；另外就是瓶腹部两边有耳，穿绳后便于背挎和手提。尖底瓶这种自动汲水的奇妙现象，恰是近代物理学中重心原理和定倾中心法则的最早运用。虽是一种巧合，却体现出半坡人所具有的智慧和创造。

陕博最出名的秦陵兵马俑，首推那尊彩绘跪射俑。而在介绍这尊跪射俑时有必要先对比一下现在网上“文不对题”的介绍。

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出土过多尊跪射俑，很多文章介绍历史博物馆的彩绘跪射俑时基本上都“张冠李戴”，在现在的“读图”时代“先入为主”的思维习惯下极易引起混淆。其实这些跪射俑目前基本上都收藏在秦始皇陵博物院。著名的就有3尊。首先是那尊70年代出土的面相温和的跪射俑，他成为几十年来兵马俑宣传图册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尊（如下图）。

另外有一尊1990年在秦始皇兵马俑2号坑发现的绿面彩绘跪射俑则是当前最出名的“网红”。

这尊绿面跪射俑通高128厘米，是秦兵马俑挖掘出土的唯一绿面跪射俑。此俑除头发、胡须、瞳孔是黑色外，俑面、颈部颜色全为石绿颜料涂成的黄绿色，他是保存最完整的、唯一一尊未经人工修复的跪射俑，已经成为秦皇陵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它曾经被送到陕西历史馆展出过一段时间，但并非陕博所有！陕博古代文明展厅的那尊彩绘跪射俑非绿面。很多文章都以讹传讹，粘贴复制，读者看得一头雾水，这里就是给读者清理一下，以做区别。

下图就是绿脸跪射俑。

秦始皇陵博物院还有一尊有名的彩色跪射俑，也被张冠李戴地用在陕博的跪射俑介绍上。甚至在博物馆的志愿者微博上都如此介绍。就是这一尊（如下图）。

陕西历史馆的彩绘跪射俑实际上是这一尊（如下图）。

这件彩绘跪射俑高约120厘米，是1976年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出土的。

俑头顶挽一圆形发髻，身穿交领右衽齐膝长衣战袍，外披铠甲，双目警觉，凝视前方。头和身体向左微倾，左腿蹲曲，右膝跪地，脚穿方口鞋，右足足尖着地并与地面垂直，左腿蹲曲。右臂弯曲，手半握，拇指上翘；左肘置于左腿上，左手四指微曲呈半握状，拇指微翘，双手在身体右侧一上一下作握弓弩待发状，表现出一个持弓单兵操练的规范化动作，其双足与右膝着地构成稳定的三角形，也使得跪射俑重心在下，雕塑的稳定感也更强了。

此俑比例类同真人大小，雕塑手法高度写实，纤细的缕缕发丝酷似真发，衣纹和铠甲伴着体态的变化而曲转，富有韵律感的线条，尤其是右脚的鞋底，仔细察看会发现其两头密、中间稀的针脚，显示出雕塑者对人脚着地后磨擦部位轻重不同的细微观察，令人惊叹秦国雕塑工匠的艺术领悟能力！

时光飞逝，白云苍狗。千年的地下时光并没有完全褪去陶俑身上生动的彩绘。他的身体还保存着部分最初的色彩。其面部颈部均为黄绿色，双耳为浅绿色，头发、发髻为赭石色，发带为朱红色，眉毛、胡须为黑色，黑白分明的眼睛炯炯有神，表情镇定自若，气势如虹。令参观者印象深刻。

其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最初都是有彩绘的，只不过因为时间的久远和埋藏中受到物理、化学侵害而色泽受损，以至于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很少一部分还保留有当初的色彩。

这件唐代五瓣葵口浅凹底秘色瓷盘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其口径24、腹深5.6、凹底径8.2、高7.2厘米。敞口平折沿，呈葵口形，5个三角形曲口下有内凸外凹线，使口沿和碟身自然形成五瓣。器身斜腹中间微外折，呈弧形内收并折下腹，小凹底。通体青釉，素面，在凹底四周有斜行排列的糯米状支烧钉痕11枚。这类瓷器的出土释疑了仅有史书记载而无实物佐证的“秘色瓷”，是中国瓷器史上的重大发现。

秘色瓷最为神奇之处就是“无中生水”。此盘釉面光滑明快，釉层均匀，釉质莹润，给人以高雅柔和、素洁明快的感觉。最令人惊叹的是：在光线照射下，碟内明澈清亮、玲珑剔透，的确像盘内盛着一泓清水，令人大为称奇！

虽然其他的秘色瓷器隐约也有水感，但相对较弱。专家通过细致的观察对比发现，“无中生水”的秘色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器底部均为“凹底”。 所谓“凹底”是相对于瓷器底部而言，由瓷器底部外侧向内侧凹进而出现一个窝状。相应地从瓷器口处观看，瓷器底部形成一个微小的弧面。而这件五瓣葵口凹底斜腹秘色瓷碟就是秘色瓷的典型器形，堪称唐代秘色瓷器的精品之作。

说起唐三彩的收藏，洛阳博物馆可以说是此中翘楚，但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也有一些非常出彩的文物，堪称国宝。比如这件釉色鲜明亮丽、逼真自然的三彩骆驼载乐俑。

这件1959年出土于西安市的载乐俑通高58厘米，长43厘米。通体施有蓝、绿、黄等单色釉，张口嘶鸣的健壮骆驼昂首直立于长方形座上，驼背铺有带花边圆形垫子，其上搭一刻花菱形纹毯覆盖的平台，其上有7位手持笙、琵琶、排箫、拍板、箜篌、横笛、萧的男乐俑，他们头戴软巾幞头, 身穿圆领窄袖长袍，盘腿朝外坐于平台四周，神情专注地演奏，7俑中间立一头梳乌蛮髻、面颊圆润、体态丰腴的女子，其身穿黄底蓝花窄袖衫, 下系长裙。右手前举, 左臂向后轻拂，在毯子铺就的舞筵上和着拍节跳起胡旋舞，欢乐的气氛感染了每一位凝视欣赏的参观者。

是的，站在这尊三彩骆驼载乐俑，我的耳边不由得回响起胡旋舞发源地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舞曲，这舞曲仿佛就来自驼背上7位男俑的乐器，驼背舞筵上的女子合着急促的节拍婀娜旋转，裙带飞扬，哪怕飞驰的车轮、狂奔的骏马甚至急速的旋风都抵不上胡旋女飞旋的节奏……

载乐俑运用大胆的艺术夸张，将阵容庞大的乐队安置在狭小的驼背上，奇妙的构思充满想象与浪漫，人物形象也是惟妙惟肖，传神而又生动。细节部分更是处理得非常到位。比如舞女脚下跳胡旋舞的舞筵。就是这驼峰上方形的黄蓝等色相间的菱形花纹毯子，四边有纤毫毕现的蓝色穗儿，非常精美，很有毛织物的质感。也难怪此三彩俑自出土就成为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2013年更被列入“中国禁止出国（境）展览的195件文物名录”！ 足见其唐三彩“极品”的美誉是多么不容置疑！

唐三彩的人物，以仕女俑、文、武官俑、天王俑等为杰出代表。特别是丰满华贵、气韵生动的仕女俑，其开脸生动、姿态优美、服饰精致、色彩逼真，更是唐三彩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下面的几件三彩女立俑都是令我“一见钟情”的精品之作。

这一尊身披蓝色披巾的黄衣三彩女立俑通高约42厘米，其体态雍容，面庞丰润，头梳鬟发垂髻，娟秀的双眼微眯，下颌微抬，以优美的角度向左上方仰视；微启的樱桃小口显出甜美的微笑，仪容端庄，优雅、高贵中透出些许矜持，衣裙自然流畅的丝绸质感和丰腴优美的身体曲线，充分体现出唐朝女性柔美、风雅的气质，将一位盛唐仕女微笑面对喜悦生活和憧憬美好未来的形象永远定格在这永恒的瞬间。

这尊女俑的神态令人想起倾国倾城的杨玉环，其造型比例匀称，气度雍容，自信而又娴静，“丰肌秀骨”的艺术风格再现了盛唐女子“丰腴为美”的健康向上的审美理念，逼真细腻的表情刻画反映出唐朝工匠极高的艺术表现力，成为唐三彩仕女俑中的杰作之一。

这尊高约45厘米的绿衣女俑1959年出土于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女俑面向左侧，头微微仰起，做举目远眺状。其内穿半袖，外穿黄绿相间的窄袖衣，下穿绿色丝质曳地长裙，足穿黄色尖头履，橘黄色的披巾披于右肩，后端下垂过膝，前端绕过胸前夹于左腋下。两臂自然下垂，被长袖掩住的右手微向前伸，稍稍抬起的左手则露出袖口。似乎正专注地仰望墙外飞过的燕子，或者聆听邻家书生抑扬顿挫的唐诗朗诵。此俑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面部的刻画，圆胖的脸部白里透红，红唇微启，欲说还休。额前梳双鬟髻，黑色的秀发整洁而又时尚。恬静安详的表情看上去自然、娴静、自信，生动的神情有呼之欲出之态。立俑比例匀称，丰满但不夸张，形象端庄纯朴，衣着素雅而不浓烈，为盛唐妇女形象的又一精美之作。

这尊高约45厘米、蓝底白花上装的女俑同上面的绿衣女俑出土于同一座唐墓，是我最喜欢的“时尚”型女俑。

细眉秀目、面颊丰腴的女俑头梳鬟发垂髻，面向右侧，做抬头仰望状。其两臂下垂，双手笼于袖内相交置于腹前，似乎正在独自回忆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或是在构想该如何同姐妹们一起跨上骏马到长安的郊外踏青赏花，又或是在思念自己正在京城赶考，即将归来的情郎？最令人赏心悦目的是女俑的服饰搭配：其内穿半臂，外穿有黄、白花朵点缀的蓝色外衣，下穿曳地褐色长裙，脚穿橘黄色尖头履，右肩披橘黄色丝绸披巾。整体衣裙的色彩上深下淡，鞋子、披肩和上衣的花朵一色系，蓝色上衣的底色同长裙的褐色、披巾的橘黄色的搭配简洁、和谐，看上去素雅而又靓丽，与女俑白皙的皮肤、极为相得益彰，加上优美、端庄的姿态，给人以清新脱俗的美感，是唐朝女俑的又一精品之作。

这是一尊西安西郊纺织厂出土的女立俑。其头梳鬟发垂髻，丰润的脸颊，细长的丹凤眼，小巧的鼻梁，露出些微笑意的红唇，给人以“春风拂面”的气度。虽然女佣丰满的体态略有夸张，但是仍露出雍容华贵的气息，端庄矜持间顾盼生辉，千娇百媚，洋溢着生机勃勃的青春之美，也将盛唐女子“丰肌秀骨”形象惟妙惟肖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仪态万方的姿容也从此永留在了每一位参观者的心间。

这件1955年出土于西安市王家坟唐墓的梳妆女坐俑展示了唐朝仕女“对镜顾盼”的瞬间。

女俑发髻高梳，柳眉细眼、小嘴红唇。其身穿橘红色小袖腰襦，腰系与小袖腰襦同色系的裙带，外罩白底绿边的绣花半臂，阳绿色长裙的折褶处遍绣淡黄色的柿蒂花。持镜照面的左手半握举于胸前，伸出食指的右手高举于颈部，似要妆点额头。这传神、简洁而又充满动感的“肢体语言”，将一位养尊处优、举止优雅的唐代贵妇人刻画得鲜活而又生动。

此俑衣饰华丽，仪态俏丽而又娴静，为唐俑中最为美艳动人的一尊，加之唐朝彩俑尤其是女俑中坐俑少见，自然也就成为唐三彩中极为珍贵的作品。

这尊彩釉已经部分脱落的女俑头梳乌蛮髻，鬓发抱面，从其残存的釉彩部分仍能领略其略施粉黛的丰腴脸庞、苹果绿的长袖罗衫和红色高腰的丝质曳地长裙。女俑右手持一面带柄铜镜，大约侧头准备照面，忽然听见窗外枝头黄鹂的悠然鸣叫，赶紧抬头察看，却不料惊起了鸟儿，心中便不免有些惆怅。这是一尊少有的没有微笑的女立俑。其丰腴的身姿丝毫未减女性的婀娜曲线，尤其是贴身的自然流畅衣裙线条，有一种舒适自然的丝绸质感，不但将唐代女性秀美洒脱的气质表露无遗，而且留给观众以无尽的想象空间，去猜测她为何没有“对镜贴花黄”的原因。单从“意犹未尽”这方面来讲，这尊女立俑就已经成为一件回味无穷的艺术珍品了。

这件身材颀长的女俑1985年出土于长武县枣元乡，其削肩蜂腰的仪态好像是唐代仕女中的特例。

女俑头梳双鬟望仙髻，细眉凤目，白粉涂面，高鼻红唇。身穿红色阔袖锦襦，外罩同色系贡领翘肩半臂，下着褐色曳地丝绸长裙，前腰佩褐色绣花遮膝，颈戴大颗粒宝石项链，臂饰金玉钏镯，抬举至胸前的双手食指伸出，似在虔诚地默默祈祷，又似在示意身旁的人安静一下，或者是在悄悄向闺蜜“对暗号”。这鲜明的手势动作将女俑飞舞游移的一瞬间永远定格下来，达到了“意味深长”的意境。

此俑表情沉稳坚定，动静和谐交融，色彩疏淡自然，特别是流动的衣褶线条贯通衣裙，既有雕塑的立体感，又有绘画的平面效果，呈现出飘逸轻盈、流畅的气韵，如跳动的音符音乐一般充满节奏感，极具东方女性神韵。只是在以胖为美的唐朝，假若这样一位身形曼妙的姑娘身在后宫，很难想象有哪一位皇帝会对其宠爱有加，毕竟，只有杨玉环般的雍容丰腴，才会将皇帝的三千宠爱集于一身呢。

陕博第三展厅的一角，还有一件唐三彩三花马是绝对不能错过的。这尊三花马1971年出土于陕西乾县懿德太子墓。马匹头小、臀圆、腿长，膘肥体壮，有一身棕红色的皮毛，外表装饰华贵。马头微抬，前腿站得笔直，后腿稳健有力，尾巴微微翘起。英姿勃发的形体，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匹训练有素的宝马良驹。对的，它就是唐朝的一种名贵马种------- “三花马”。

用“三花”来装饰马，是唐代宫廷和贵族流行的时尚，也是良马和等级的体现。三花马的名称源自马鬃的修剪方式，马鬃被精心修剪后形成三缕堞垛状的凸起鬃毛，看起来如城墙一般，故名。唐太宗陵前的“昭陵六骏”，马鬃也都被修饰成三花的样子。唐代绘画和雕塑中，三花马也屡见不鲜。而能够被“三花”对待的马可不是一般的马，都是来自西域的名贵宝马。马的主人也往往不是皇亲国戚就是王公贵族。白居易就曾有诗：“风笺书五色，马鬃剪三花”，另一位诗人岑参也曾有诗：“紫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鬃高”，说的也是三花马。

从这件唐三彩器物上不难看出，此三花马的马鬃也是经过精心修饰：马鬃被修剪成三缕堞垛状，马身上也挂着许多精美的饰物：马笼套上装饰着鎏金花朵，马背上披着一条绿色的障泥锦，一直盖到马的腹部。马身两侧的杏叶形垂饰，绿瓣黄芯，鲜艳夺目。正应了李白描写三花马装束的“银鞍白鼻騧，绿地障泥锦”诗句。

这件提梁倒灌壶产自唐宋时名震天下的北方名窑------耀州窑（窑址在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时人推崇耀瓷“巧如范金，精比琢玉”。

此壶为五代时期文物，1968年出土于陕西省彬县，高18.3厘米，腹径14.3 厘米，足径8.7厘米。壶身呈圆球形，虚设的壶盖与壶身浑然一体。伏凤式提梁，以花蒂象征壶盖。盖、壶衔接处堆塑哺乳母子狮，母狮张口为流，球形壶腹刻饰满刻刀法犀利的四朵缠枝牡丹花朵，梅花形注水口设于壶底中央，壶内有漏柱与水相隔，灌水时将壶倒置，待盛满后，将壶放正，滴水不漏。此壶胎质灰白坚细，釉色淡青而略泛灰，光泽莹润。造型典雅奇巧，构图精美生动，洋溢出清新活泼的生活情趣，被视为国内外存世耀州窑瓷器中最为出类拔萃的一件珍品。

这盏陕西渭南市出土的黑釉油滴碗也是一件宋代国宝级文物。

此碗高约9厘米、口径30.2厘米、足径11.8厘米。口大足小，口沿微斜，浅斜腹，圈足，灰白的胎质坚硬致密，通体施黑釉。油层表面布满了大小不一，呈金属光泽的小圆点，这些圆点就像浮在水面上的油滴一样，因此被成为”油滴釉“。油滴釉是黒釉中一个特殊的种类，属于结晶釉。迄今所见的油滴釉器多出自建窑，胎体较厚，器型较小，而这件黑釉“油滴”瓷碗，不仅胎体厚重，釉色黑亮润泽，而且尺寸较大，具有典型的北方窑口的工艺特征。尤其是环布碗底釉层表面的密集均匀的形似油滴的银色油滴小圆斑点，更是晶莹透亮，色彩梦幻，颇似古籍记载中 “盛茶闪金光”的赞誉。油滴釉碗虽然出土不少，但如此大口径的油滴碗实属罕见，作为迄今所见同类器物中体量最大的一件，堪称瓷中珍品。

祭红、祭蓝碗也是陕博陶瓷中的精品。

景德镇工匠在明朝宣德年间烧出的红釉瓷祭红，属于高温铜红釉中的一种，师从宋代著名的红釉陶瓷"钧红"，他们配制“祭红”时不惜工本，在釉料中常加入珊瑚、玛瑙、寒水石甚至黄金，但烧成率却很低，堪称“千窑一宝”，故价值极高。其色泽和纯度上，也都超过了红釉中掺杂其他颜色的宋代钧窑，人们之为"宣德祭"、祭红，有时也被写成霁红、济红，鸡红、积红，算是从祭红的谐音中延伸出来的名称。这种祭红瓷器釉色以色泽鲜丽著称，喜庆的红色一直为皇室喜爱，成为宫廷实用瓷器的重要来源，也偶有外传，成为景德镇瓷器的名瓷。“中国红”一词，最早就来自于享誉国际的“祭红”！后来此红釉烧制技术彻底失传，故存世的明代祭红碗极为珍贵。

这件明代祭红碗釉色深沉，釉面光润，釉中无龟裂纹理，不甚透明，不流釉，不脱口，不开片。其釉层较厚，口沿部分釉层虽然因太薄无法呈色有“灯草边”，但口沿的露白和整体的红釉之间过渡自然，呈现晕染的状态，看上去赏心悦目。底足几乎没有积釉，比清代后来仿制的底足大多有积釉；釉色深沉、死板的祭红釉器自然要技高一筹。

与“祭红”类似，这只景德镇“祭蓝”碗也是品相极佳的瓷中珍品。

“祭蓝”又称“霁蓝”，是一种在石灰釉中掺入适量钴料，在1280摄氏度——1300摄氏度窑内一次烧成的明代著名蓝釉瓷器。这件祭蓝碗色泽深沉，釉面不流不裂，色调浓淡均匀。可以想象在明代紫禁城的大殿内，皇亲国戚们围坐在山珍海味之间，宴席摇曳烛光的照耀下，盛满琼浆玉液的“祭蓝”碗中波光粼粼，晕染出令人陶醉的 “梦之蓝”，海之蓝…那该是怎样的“美食美器”的盛宴狂欢啊。

提起陕博的玉器，很多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这枚洁白莹润的西汉皇后之玺。这件玉玺在入馆收藏不久，即被评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此玉玺1968年出土于咸阳市韩家湾。高约2厘米，边长2.8厘米，重33克，质地为新疆和田羊脂玉。其温润洁白、有着凝脂般的光泽，无任何受沁现象。玉玺印面为正方形，玺钮为高浮雕的匍匐螭（chī）虎形，四面皆琢出长方形阴线框，雕琢互相颠倒、勾连的卷云纹，每个云纹均以双阴竖线与边框相连。钮虎形象凶猛，体态矫健，隆鼻方唇，双耳后耸，尾藏于云纹之中，腹下钻孔以便穿绶系带。玺面阴刻笔画流畅的篆书“皇后之玺”四字，其结构严谨大方，刀法自然娴熟，代表了当时最顶尖的书法篆刻艺术。因其出土地点距汉高祖刘邦和皇后吕雉合葬墓东侧仅有一千米，且形制、印文与汉制相合，专家推测它极有可能是汉皇后吕雉生前所用印章。

“皇后之玺”是迄今发现唯一的汉代皇后玉玺，对研究秦汉帝后玺印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已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堪称无价之宝。

“风流少年时，京洛事游遨。腰间延陵剑，玉带明珠袍。”这是诗人李白诗中所提及的玉带，是装饰革带用的薄片状玉制品。这种由西域于阗白玉制成的玉带在唐代为价值万金之珍宝，始终是唐代皇室贵族和三品以上官员专用的高贵物品。这条狮纹白玉带饰1970年出土于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为当时出土的10副保存完整的唐代玉带饰的最为珍贵的一条。这组玉带饰的材质为西域和田白玉，由13枚狮纹方銙、狮纹圆首矩形銙（置于带扣之后）、狮纹圆首矩形铊尾和玉带扣共16件组成。玉带板的边缘较厚,无棱线。其中圆首矩形銙长5厘米，宽3.8厘米，厚1厘米;方銙长3.8厘米，宽3.6厘米，厚0.6厘米;铊尾长4.8厘米，宽3.8厘米，厚0.6厘米。其洁白无暇，细腻温润。在已出土的唐玉带中，素面居多，有纹饰的极为罕见。

这15块带板上均碾琢有栩栩如生的狮子纹饰，纹样的雕琢方法为使用砣具先雕琢出纹饰轮廓，再沿带銙边沿向内斜刻，将纹饰之外的部分剔除，使纹饰突起形成浅浮雕的效果，然后再刻划狮的眼睛、鬃毛等细部。唐时将这种玉器加工工艺称作“碾文(纹)”。这些形态各异的狮子或俯卧，或行走，或嬉戏，充满浓郁的异域风格，令人想起千年前唐朝与世界友好交流、贸易往来的美好岁月。

八曲长杯是波斯萨珊金银器的典型造型。然而以白玉琢器则是华夏文明独有的传统。

这件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1970年何家村出土。玉质洁白莹润，一侧口沿略呈黄色。其通高3.8厘米，口径10.1厘米，平面呈八曲椭圆形，深腹，曲瓣对称，曲线处向器内凹入。两侧曲瓣的曲线不及底，为横向分层的曲瓣，下附亚腰形矮圈足。外腹凹凸分明，口沿一圈壁面极薄，厚度仅有半毫米，外腹壁装饰有尖叶忍冬卷草纹。忍冬纹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代被视作为长寿的象征。杯内两侧的弧形凸棱在腹壁，居中的两条弧线凸棱从口沿至腹底，凸棱两侧为圆润的凹槽。从杯口至杯底，器壁则逐渐增厚。这只曲线优美的八曲长杯虽然模仿自萨珊器物，棱线却并没有后者极度夸张的凸鼓，加上优雅祥瑞的忍冬纹饰，完全是一件博采众长的更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审美基调的“创新”型玉器珍品。

唐代上好的玉料、玛瑙皆来自西域。除了白玉，唐代工匠们也制作了许多极具艺术魅力的玛瑙珍宝。比如这件素面玛瑙长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此玛瑙长杯以西域进口的酱红地缠橙黄夹乳白色缟带的玛瑙制成，造型也仿自西域金银器形制、长径115厘米，短径72厘米，高46厘米。长椭圆形，中部下凹，圜底长径115厘米，短径72厘米，高46厘米。整器琢磨光滑，有玻璃光泽。此玛瑙长杯在何家村窖藏中出土了2件，色泽、造型大同小异。

这件玛瑙长杯纹理清晰自然、琢磨光洁顺滑、玉质晶莹滋润，通体呈现出玻璃般的光泽，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作为繁华盛世的唐朝，这珍稀的玛瑙杯却已经成为上层阶级饮酒的常用器，足以成为盛唐社会强盛富足的“沧海一粟”的实物证据。唐诗中“酒爱油衣浅，杯誇玛瑙烘”、“红芳金蕊绣重台，低倾玛瑙杯”、“冰浆碗碧玛瑙寒”…林林总总的浅吟低唱，都是对这种玉质食器的最恰如其分的赞美。

本篇最后压轴出场的就是这件“国宝中的国宝”--------镶金玛瑙兽首杯。

此玛瑙杯造型在中国绝无仅有。其简洁有力的线条，色彩丰富微透明的玛瑙质地，显示出浓郁的西域风情，也使其成为何家村出土宝藏“大唐遗宝”中最为奇特，知名度最高的一件珍品。

兽首玛瑙杯选用红、棕、白三色相杂的玛瑙制作，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材质为红色缠丝玛瑙。工匠巧妙利用玉料的俏色纹理将杯体前端雕琢成牛形兽首，以兽的双角作为杯柄。兽头颇似西域羚羊，其圆瞪着大眼，目视前方，眼球外凸，耳朵后抿，头上两只弯曲犄角接在杯口外侧，角上碾出凹槽，兽嘴部镶金帽，唇边刻划着细微的毛孔、髭须等，兽嘴有一个塞子，取下塞子，液体从里面流出，如同漏斗，可以用来注酒。

兽首玛瑙杯最令人叫绝的就是杯体的俏色纹理和整器奇特的造型，玛瑙纹理层次分明，浓淡相宜，晶莹鲜润。圆雕技法琢制，造型生动优美，轻盈飘逸，充满动感。

专家认为此兽首玛瑙杯造型独特，与源于古希腊的酒具“来通”极为相似。兽首玛瑙杯所使用的红色缠丝玛瑙主要盛产于中亚、西亚地区，因此，此兽首玛瑙杯极有可能非唐朝工匠制作，而是产自西域，被以贡品的方式经过丝绸之路来到唐都长安，成为皇室珍宝。

然而无论此杯出自何处，它作为迄今发现唐代唯一一件俏色玉雕，是唐代出土玉器中做工最精湛的一件，也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所以兽首玛瑙杯出土后即成为陕博18件镇馆之宝之一，被誉为“国之重宝，海内孤品”，随后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禁止出国展览。由此可见这件镶金玛瑙兽首杯的非凡地位。

“如数家珍”的游记至此已经“大书特书”了3万多字，我眼中的馆藏珍品系列陕博篇就此打住，下期南京博物院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