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霸之王：郭鹤年全传，益海嘉里和香格里拉背后的大佬

“做生意90%靠自己勤奋和智慧，要有一种胆量，要不断收集讯息等，看准时机要快，如果每次胆量都太小，永远是穷人，并特别强调做生意要有胆量，但胆量要对生意，不要用胆量对人。”

他就是郭鹤年，一位将近90高龄还在奋斗不息的伟大企业家。从90年代至今，他每年都被列为亚洲十大富豪之一，并一直蝉联马来西亚首富之位。 【欢迎分别回复亚洲粮商 | 粮油争霸 | 国内粮油 | 油脂巨头 | 油脂油料 | 橡胶 | 鸡蛋 | 大豆 | 糖 | 茶油 | 棕榈油 | 棉花 等关键词 查看更多『农产品』干货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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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有为 临危受命担负家族使命

郭鹤年祖籍福建，1923年10月6日生于马来西亚新山，彼时，他的父亲郭钦鉴已定居马来西亚近15年。

16岁时，郭钦鉴就远渡重洋，去往被称为“天府之州”的马来西亚柔佛州首府的新山市。从普通店员到自己开咖啡馆，历经磨难的郭家兄弟终于经营起了一家以大米、大豆和糖为主的家族公司。郭鹤年出生时，他的父亲和叔父们已经是新山一代颇有名望的商人，而且与很多当地的政要名流都是好友，这样的家庭在当时的新山已经算得上是名门望族。

郭鹤年一共有三个兄弟，大哥郭鹤举，二哥郭鹤龄。父辈们在商业上所取得的成绩，让他们拥有了良好的成长环境，同时也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并被赋予了广阔见识。

郭鹤年的母亲郑格如毕业于福州协和大学，是受过新式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郑女士对家族生意不管不学，却自幼劝告孩子要有商业道德，不要崇拜物质。在世时，她曾在铁板上刻下“儿孙能如我，何必留多财，倘若不如我，多财亦是空，不为自己求利益，但愿大众共安宁”的金玉良言。郭鹤年非常孝顺母亲，说母亲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而将郭鹤年引入商道的父亲也对他有着至深影响。“由于父亲是一位商人，诸如‘商业道德’、‘诚实’、‘一言九鼎’是他经常提到的词汇，这些都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郭鹤年说。不仅是直接的道德教育，父亲也以自己的言行对儿子们进行着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本着“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理念，事业有成之后，郭钦鉴和他的兄弟们热心办学，为华人发展出力献策。日本侵略中国之后，郭钦鉴更出任新山华侨筹赈委员会主任，和家族成员积极筹款，支援祖国。

家庭教育之外，在学业方面，郭鹤年更受到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熏陶。小学毕业后，郭鹤年和两个兄长进入新山英文书院学习。这所学校在马来西亚极负盛名，马来西亚的第二任首相敦阿都拉萨和第三任首相胡先翁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而胡先翁的父亲拿督翁，正是郭钦鉴的知己之交。在这个阶段的学习中，郭鹤年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并对西方社会产生兴趣。

从新山英文学院毕业后，郭鹤年又进入当地最为著名的华文学校宽柔中学，系统地接受了华文教育。

郭鹤年曾说：“一个人如果能够改善他的沟通技巧，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更加靠近他。”事实上，这两种背景迥然的学习的确让郭鹤年离世界更近了，他不仅同时具备了英文和华文的沟通能力，还和很多马来西亚日后的政界要人成为了好友，这些都非常有利地支持了他其后事业的发展。

1941年，郭鹤年进入到另一所名校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深造。在这里，他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并与先后担任过马来西亚总理的拉扎克与侯赛因·奥恩，以及新加坡前总理、前国务资政、前内阁资政李光耀等成了校友。

但是好景不长，郭鹤年的踌躇满志很快就被灾难揉得粉碎。一年之后，日军南侵让郭鹤年被迫辍学返马，而此时，家族生意也因战争影响江河日下，直到关门。

战乱、恐慌，每个家庭、每个生命，在动荡中都飘零如草芥。为了谋生，郭鹤年进入到日本三菱公司在新山分行的米粮部，一点一滴地做起了白米面粉的生意。

二战结束后，郭家的生意恢复了生机，郭鹤年也回到家族公司协助父亲发展生意。凭着敏锐嗅觉与在商场上早已奠定的雄厚人脉关系，这对“父子档”很快就将家族事业带入正轨。利用战后消费品奇缺的时机，郭钦鉴父子通过与政府的关系获得了大米和粮食的采购权，从而在很短时间内控制了柔佛州的粮食生意。而在协助父亲的过程中，刚刚二十出头的郭鹤年也表现出了极为卓越的商业才华，因为这样的原因，1947年，父亲拨出部分资金，让郭鹤年独自创业，这一年，他24岁。

在新加坡，郭鹤年创办了他商业生涯中的第一家公司——力克务公司。开始的生意是杂货、米面，后来逐渐发展到船务经纪、船租业及胶粘剂制造。

然而，正当家族在马来西亚的事业红火运行，且郭鹤年也在商场中崭露头角时，1948年，在多年操劳中本就身体欠佳的郭钦鉴因病离开了人世。他的离去对当地社会的发展具有相当冲击，为纪念他对新山的贡献，地方政府特意将一条街命名为郭钦鉴路。而对于家族来讲，他的逝去对整个家族生意的打击更是前所未有。全盘接手家族生意的郑格如不希望由于丈夫的离开导致家族事业停滞，甚至是衰败，因此，她建议郭鹤年与他的哥哥及堂兄弟们拧成一股绳，联手重新创业。

经过和郭家人的会议商讨，郑格如拿出部分自己和郭鹤年兄弟的财产，加上郭钦鉴几位堂兄弟的下一代的入股，于1949年4月1日主持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郭氏兄弟有限公司。在管理者方面，由于郭鹤年两位哥哥的发展比较侧重政治(大哥郭鹤举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代表马来西亚出使荷兰、比利时、前联邦德国等国家，还担任过马来西亚驻欧共同体首席代表，回国后还出任过马来西亚旅游局主席等职务，二哥郭鹤龄则是马来西亚共产党内的著名人物)，新公司成立后，已经在新加坡取得良好业绩的郭鹤年便推举大哥担任董事长，自己出任执行董事和公司秘书，担负起了家族企业在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业务。这样，郭家的生意就这样正式交付给了下一代，而郭鹤年也在掌舵家族事业的同时，一肩扛起家族兴旺重担。

这一年，郭鹤年26岁。

专注糖业 一鼓作气成就亚洲糖王

与很多白手起家的企业家相比，郭鹤年的起点算是比较高，然而，他对事业的执着却是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开始做生意时，是不够本钱的，靠着微少的储蓄，加上像超人一般的勤奋工作。要成功，不得不比常人勤奋，两年的工作一年完成。”回顾往昔岁月时，郭鹤年这样说。然而，除了善于用时间创造效益之外，对于时机的准确判断与勇敢把握，也是促成他今日之辉煌的关键因素。

1953年，郭鹤龄在内战中牺牲，郭家被英殖民当局严密监视，生意也大受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为拓宽视野找寻新的机会，郭鹤年离开马来西亚，去往正殖民统治马来西亚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

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发源地，很多现代化的产业运作方式当时已经在英国出现并大行其道，比如期货、股票等，这些都让郭鹤年倍感新鲜。因此，在英国期间，他深入各种商业场所广泛熟悉当地的经济与商业环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甚至天天流连于商品交易所，一边学习现代化的商业交易方法和英国人的高效经营管理理念，一边潜下心来研究自己所熟悉的糖业，也因此对全球糖业的贸易情况有了宏观认识与把握，并由此萌生了在糖业上有所作为的想法。

1955年，马来西亚巫统、马华公会和马印国大党组成“马华印联盟”，开始谋求马来西亚的独立。消息传来，远在英国的郭鹤年敏锐意识到，“日不落”的英国终将退出历史舞台，而那些被英国商人占领的市场，必将在马来西亚独立之后成为真空地带。

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郭鹤年立即离开英国返回故乡，并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发展。除经营郭氏兄弟公司之外，他将自己在新加坡的力克务公司改组为郭氏(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同时又创办了另一家公司——明因(Mintien)私人有限公司，经营各种商品和进出口贸易，并因加强在食糖方面的经营，获得不少利润。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之后，郭鹤年更瞄准国家食糖供应全部依靠进口的现状，产生了在本国建立糖厂的想法。于是，在某次郭氏家族董事会议上，他向家族成员大胆建议，率先建立糖厂，并把资金全部投入炼糖业。

此言一出，全场哗然。虽然马来西亚拥有种植甘蔗的条件，且在外国商家垄断中价格不断走高的马来西亚糖业确实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但这种孤注一掷的投资策略还是存在着很大风险。而这，却也从侧面反映出郭鹤年的睿智与魄力。他说，做生意就是要做最有市场的，最存在的市场不是像化工品那种有时有人要，有时没人要，所以简简单单的生意，最聪明的办法，抓便宜的原糖就可以发财。

1960年，郭鹤年与马来西亚联邦土地发展局合作，建立马来西亚第一家炼糖厂，并迅速构建起遍布全马的销售网。同时，他也加强了糖业的国际贸易，让郭家的食糖贸易在国际国内的补充与配合中，开始摆脱家族生意，向国际化的大企业进军。

因为还没有自己的种植园，郭鹤年从泰国进口粗糖进行加工提炼，如他所料，糖厂开工后产品供不应求，并逐步形成“原料-加工-销售”的“一体化”经营模式。在此期间，他还直接从古巴购进蔗糖，转卖给印尼等东南亚国家。

在当时的糖业市场，能够说一口流利英文的东方人非常少，因此，黄皮肤黑头发的郭鹤年在伦敦和纽约这些地方非常引人注目，也很容易与别人建立联系。加之过人的勤奋和自律，郭鹤年的扩展便进行得非常快。“经常白天在他们的办公楼跑5、6家(企业)，晚上就请一家出去吃饭，吃饭中把他脑中的看法都拿出来，回去之后再进行研究，(然后)写电报去新加坡，睡觉的时候差不多就半夜一点了。我相信比我聪明的对手有好多，但是有的人聪明，夜生活却比较乱，第二天我不会睡觉，他们却会睡觉，所以我就跑得快。”郭鹤年说。

然而，商场总是变幻莫测，作为先行者的郭鹤年所遭遇到的变动更是难以预测。1961年，几乎控制东南亚全部市场的老牌糖王黄仲涵家族被印尼收归国有，这个强大竞争对手的退出无疑为郭鹤年的食糖生意带来巨大机会。但正当郭鹤年带领家族大展拳脚时，1962年，刚刚开始工业复兴的中国也瞄准马来西亚的广阔市场，将大量白糖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输入马来西亚，这给市场地位还没有稳固的郭氏家族带来了沉重打击。

如果连本土市场都保不住，又何谈雄心二字?在这样的情况下，郭鹤年必须反击。他分析后发现，中国糖之所以能赢得市场，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价格低廉，但自己的工厂刚开工不久，且从别国购买原料导致成本较高，如果简单以价格战进行反击，必然导致亏本。因此，郭鹤年在综合考虑各方情况之后，充分发挥自己对国际糖业市场的了解及在国际贸易方面的优势，直接引入比中国糖价格更为低廉的印度糖，顺利夺回阵地。经此一役，郭鹤年在马来西亚糖业市场上奠定了稳固地位，他自己也赢得了“马来西亚糖王”的美誉。

郭鹤年并没有就此止步。翌年，他结识了印尼首富林绍良，开始供应白糖给林氏旗下的布洛公司，将版图扩展至印尼。同年，郭鹤年在香港设立万通贸易公司，将白糖销往东南亚，甚至是中国市场。

不断开拓市场的同时，1962年一役也让郭鹤年愈加看清了原糖在糖业发展中的重要性。然而，受传统种植习惯影响，马来西亚的气候条件虽然非常适合甘蔗生长，但大马民众还是更倾向于种植稻米、可可等传统作物。于是，为拥有自己的原糖，1968年，他再次与政府合作，建立了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将14500英亩森林地开垦为大片甘蔗园，翻开了马来西亚农业种植史的新篇章。同时，郭鹤年还配套建立了玻璃市综合糖厂有限公司，专门炼制种植园生产的甘蔗。

彼时，正值马来西亚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政府全力推进新兴工业的发展，因此，郭鹤年的种植公司和糖厂便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发展迅速。糖厂产量大幅提高，不仅在马来西亚实现自给，更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此期间，郭鹤年依然持续关注全球糖业市场的变动。1970年，已成为伦敦糖业联合会会员的郭鹤年认定世界糖价很有上升趋势，利用这个机会，他以东南亚为主要基地，广泛收购白糖和白糖期货，当年就赢得了600万马元的丰厚利润。

贸易和糖厂的双丰收让郭鹤年的糖王地位更加稳固，特别是在70年代之后，他领导下的郭氏企业集团占有马来西亚糖业市场80%以上的份额，而在国际市场上每年上市的1600万吨糖中，郭氏企业则控制了其中的二十分之一，糖业贸易遍及英国、美国、香港、中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然而，这整个过程依然不是一帆风顺，1963年，郭鹤年就因为对市场判断过于乐观，一次性购入了十几二十万吨现货，但几个月后，市场不仅没能稳住，更是出人意料地大跌。他说。“假如财力不够的话就破产了。”当时的状况已是人力无法补救，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好在8月底的一场台风破坏了古巴的甘蔗园，从而影响了糖业市场的走向(古巴的糖产量当时每年是550万吨，在世界糖业市场上占有重要分量)，国际糖价一路上涨，这才将郭鹤年从危机中解救出来。

虽然这场危机的化解似乎更多源于运气，但郭鹤年还是坚定地认为，在商场上90%以上要靠自己的勤奋、头脑和智慧。他说：“要不断地搜集信息，研究各方面，好像供求问题、生产消费问题、运输问题。有的船载糖要5、6个月，但一个国家要是缺糖，你不能等1个多月，所以这些都是经济的材料，要多懂得。一旦看清楚之后，马要跑得快，因为别人也能看的清楚。”

1976年，郭鹤年用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收购了自己创立的马来西亚糖厂93.3%的股份。至此，40出头的郭鹤年已由原来的“马来西亚糖王”升级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糖王”，并成为国际同行所公认的世界六大糖王之一。谈及成就糖王的这段岁月，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勤奋、智慧与专业之外，郭鹤年特别强调了这样一点：“一定要专一，不能花心。”

多元发展 先人一步铸就产业帝国

作为糖王的郭鹤年无疑是能够叱咤国际糖业的风云人物，然而，在糖业市场频频取得良好战绩之时，郭鹤年却没有在这个领域内继续乘胜追击。多年的市场经验告诉郭鹤年，食糖的升值空间非常有限，因此，在通过糖业积累资金的同时，郭鹤年立足未来，将事业引向多元。

1960年，他成立马来西亚三夹板厂，产品远销到欧洲、美洲、东亚及西亚各国。1962年开始，他先后创办多家面粉厂、食油公司、饲料厂、塑胶袋厂、大理石厂、玻璃厂和矿业等多个企业。他拥有拉曼锡矿41.37%的股权，并成为马来西亚第二大银行——土著银行的董事，还与其中一位董事合作收购了在马来西亚的法国银行。1972年，他又成立彩虹公司，大量投资地产业务。

上世纪70年代，正值航运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以此为契机，郭鹤年与另一位杰出华人企业家曹文锦合作，开始发展航运业。

作为华商界的杰出代表，郭鹤年和曹文锦有过多年合作，两人彼此欣赏，共同奋斗，也因此成就了一段佳话。“我对船运一窍不通，但是，曹文锦在船运界却享有祟高的声誉。我要求他协助搞船运，经过数次会谈后，我们开始合作。在遇到他之前，我自认是很勤劳的人，但是遇到他之后，我改变了这种想法。他不分日夜的工作，而我告诉他，我的格言是：只要有一丝阳光，我就继续工作，夜晚则停止。”

1970年，他们联合在新加坡成立了第一家公司——Leo船务公司，之后又成立了太平洋船务公司。鉴于航运业和保险业的密切关系，第二年，他们创立了Jerneh保险公司，同时也应马来西亚政府邀请，合作筹建了马来西亚国际船务公司。1973年，在马来西亚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的邀请下，二位再次合作成立了马来西亚船坞及工程有限公司。1977年，郭鹤年又在香港建立嘉里船务。

从船务公司，到船坞与保险，在短短不到10年时间内，郭鹤年就在上下游的不断扩张中，在航运业构建起了完整运作体系，运输能力也有了相当程度地提高——太平洋船务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散干货船队;国际船务在成立第五年时已实现净利润1850万马币，并上市;船坞及工程公司成为马来西亚重工业的划时代标志;作为郭鹤年航运事业的主力，嘉里船务既负责郭氏集团的自身运输，也经营着来往于世界各地的货运生意。

在发展船务的同时，上世纪60年代末旅游业的逐渐发展，也让郭鹤年从中看到无限潜力，因此，他率先将触角伸向酒店业。其后的事实也再次证明他眼光的精准与独到。

1971年，郭鹤年投下1亿马币，在新加坡将自己的酒店品牌——香格里拉推向实践。

“香格里拉”的英文释义是“世外桃源”，源于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1993年所撰写的《消失的地平线》一书。郭鹤年非常喜欢这本书，也对书中所描绘的如画卷一般美好的香格里拉非常向往，因此，他当年听从朋友的建议将酒店定名为“香格里拉”，就是希望能够为顾客营造最为舒适、理想的居住体验。

果然，充满浪漫色彩并充分承载人本理念的香格里拉酒店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市场和消费者的广泛好评，不久便成为新加坡盈利最高的酒店，并在其后若干年里一直保持这个头衔。

以香格里拉首次亮相酒店业的郭鹤年也由此一鸣惊人，之后，他又在马来西亚、泰国、中国香港、中国内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兴建香格里拉酒店，特别是在香港投资1.63亿港元建设的面向维多利亚港建立的五星级豪华酒店——九龙香格里拉，开业不久即被评为亚太区最佳酒店第三名，即便在经济低迷时期，也仍旧保持了80%以上的入住率。

对郭鹤年个人而言，与糖业比较起来，酒店业是他更喜欢的事业。因为糖业只是出售商品，而酒店业售出的却是服务，服务的承载者，便是行业里的每一位员工。“所以我一开始做酒店就有一个大的原则，我对董事会讲，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一个大责任，就是要照顾我们的职工。”他说。这样的责任感让郭鹤年的酒店生意以稳健步伐向前推进，而船务和酒店也像一双强劲翅膀，将蓬勃发展中的郭氏集团引入到又一个辉煌阶段。

然而，危机却再次猝不及防地降临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郭氏家族所有航运业务连续出现赤字，在曼谷和吉隆坡新开业的香格里拉酒店也遭受到了严重损失。

面对危机，郭鹤年再次显示了他睿智、果决的一面。1986年，在航运业已经亏损数亿美元之时，郭鹤年壮士扼腕，果断退出。而对于同样处于亏损的酒店业，郭鹤年却始终坚信自己对于旅游业发展的预判，在坚守中等待春天的到来——他将酒店业作为集团的主要业务不断投入，甚至在香港因主权移交问题陷入低迷的80年代，还在香港大举兴建豪华住宅、商业楼宇以及深湾游艇俱乐部，并合资兴建了一座16层高的广场。1989年，郭鹤年又创立了为商务旅客服务的四星级酒店品牌——商贸饭店。“我相信中国不会摔破这颗东方明珠，令中国遭受损失。”他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阶段的投资，郭鹤年都是在航运大萧条，酒店陷入亏损的状况下完成的。当时的手法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通过抵押香港的产业，从银行取得贷款;二是出售自己在马来西亚上市公司的股票，兑换大量现金;三是将泰国香格里拉运作上市，募集资金。如此迅速且有效的资金运作方式，难怪很多不明就里的人会发出这样的感叹：“郭鹤年似乎有用不完的钱!”

这就是郭鹤年的风格，不仅能顺势而行，更能逆流而上。“危机就是机会。一名生意人必须保持对时势的敏感与警觉。”他说。

因为这样的逆境坚守，现在，郭氏的品牌酒店已经扩展到了马来西亚、泰国、香港、斐济、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在中国内地，香格里拉酒店在落户旅游胜地杭州之后，更是在北京、上海、西安、青岛、大连等多个旅游城市留下足迹。如今，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已经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酒店集团之一，“糖王”郭鹤年，也再次被冠以“酒店大王”的美誉。

不断开拓相关产业，是郭鹤年多年坚守，且促成他不断飞跃的产业发展信条。进入90年代之后，郭鹤年则以更大的气魄，在更多行业内大展拳脚。1988年，郭鹤年以20亿港元的价格，收购香港电视有限公司31.1%的股权，一举成为无线电视的最大股东，全港震动之余也给郭鹤年授予“传媒大亨”的美名。但仅仅在1年之前，郭鹤年还因一次失败的糖业期货投资承受了高达1亿美元的巨额亏损，这也又一次充分显示了郭鹤年不退缩、不畏惧的企业家本色。

成功进入传媒领域之后，顺势而发的郭鹤年又以持续行动进一步强化了他在传媒业的地位。1991年10月，应荣智健邀请，郭鹤年与李嘉诚、郑裕彤一起加入到大昌行的世纪收购大战。1993年，郭鹤年在香港的旗舰嘉里集团，以26.5亿港元的价格收购香港销量最高最有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

从最初的临危受命，到后来的“亚洲糖王”、“酒店大王”、“传媒大亨”，直至现在的多冕之王;从60年代的立足大马到如今遍布世界多个国家的业务网络。郭鹤年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凭着坚韧与智慧，打造了一座足以让众人仰望的产业帝国，而他自己，也成为了除政治领袖之外，最为国际社会熟悉和认可的马来西亚人。

心分两瓣实业报国谱写爱国华章

企业的进步、企业家的发展始终与社会紧密相连。

作为一位在马来西亚出生和长大的华人，对于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郭鹤年的感激之情自是不言而喻。这些年来，他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通过创办糖厂，他填补了马来西亚糖工业的空白;通过创办种植园，他在马来西亚农业史上写下了崭新一页;通过创办航运公司，他让马来西亚扭转了远东航运垄断国家航运市场的不利局面;通过创办马来西亚船坞及工程公司，他为马来西亚重工业发展铺就了一条新道路;当新加坡从马来西亚独立之后却仍旧与大马共有一间航空公司时，他受两国政府委托，出任马新航空公司董事主席，带领公司度过过渡期;他在两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分别担任马来西亚驻美国大使和马来西亚旅游局主席，为马来西亚国家服务⋯⋯1985年，在由亚洲管理学院以及马来西亚银行公会共同举办的马来西亚十大企业家评选活动中，郭鹤年被评为“最杰出企业家”，并被授予象征马来西亚企业界最高荣誉奖——“金字塔奖”。这是马来西亚社会对他多年努力的肯定，更是对他的感谢与褒奖。

郭鹤年为马来西亚在国际社会上创造了诸多机会，并赢得了巨大荣誉。然而，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的郭鹤年，还有另外的使命。郭鹤年说，他之所以会说中文，是受了先母的影响，她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后辈，不要忘本。这是一句朴实的教诲，但这句教诲却几乎伴随了郭鹤年整个的商业历程。

作为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企业家，一直以来，他都十分关注对华人与华人社会的发展，最为鲜明的体现，就是发生在1985年的“马华控股”事件。

马华控股是马来西亚华侨组织——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公会)创办的一家大型企业集团，参与这个集团的股东、合作社社员以及存款者，多达30万人。1985年，由于管理不当，马华控股出现严重亏损，生死存亡时刻，马华公会决定对企业进行全面改组。为了维护广大华人的切身利益，郭鹤年毅然出任马华控股董事会主席，并带领企业迅速偿清债务度过难关，在此期间，郭鹤年没有进行任何新的个人投资入股或股权转让。

1993年，郭鹤年在接受香港《大公报》采访时说：“我的心分成两瓣，一瓣是爱我生长的国家，一瓣是爱我父母亲的家乡。”在支持大马华人社会发展的同时，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郭鹤年更多次直接投资中国，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早期与中国的频繁往来中郭鹤年遗憾地发现，有着丰富旅游资源且以开放姿态努力融入世界的中国却没有好的住宿条件。“中国旅游业一定要发展，能帮它发展就帮它发展。”出于对祖国建设的关注以及对中国旅游业未来发展的信心，1978年，郭鹤年投入巨资在杭州通过改建打造了中国内地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当时，改革开放政策刚刚在中国提上议程，作为马来西亚进军中国的开路先锋，郭鹤年和正面临巨大变动中的中国一起摸着石头过河。

杭州之后，郭鹤年将建设内地的下一站定在了北京。1983年，郭鹤年与他人合资兴建了北京的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北京香格里拉，之后，他又进行了一次更大手笔的投资。

1984年，郭鹤年斥资5亿美元，在北京长安街兴建了国家贸易中心，这是当时外资在中国的最大笔投资。国贸中心是包括酒店、写字楼、商场、高档国际公寓在内的综合性建筑群，国贸饭店和中国大饭店是国贸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一经建成，便成为了北京的地标式建筑，长安街也由此进入到新的规划建设时期。他回忆说：“当时我的伙伴林凯来找我，他讲建国门外有一大块地项目，一共大概40万平方米，当时有美国和日本集团竞争，我想今天中国还要依靠这些国家帮助?我们要争志气，不要给外面人看不起我们华人。刚好我有一亿多美元现金在香港盘古银行，我(就决定)来用这个投资。”也是在这个时期，郭鹤年为北京亚运会捐出200万美元。如今，由郭鹤年投资的北京国际贸易中心三期落成后，不但是北京最高的建筑，而且树起北京中央商务区的崭新形象。

上世纪80年代，国内投资环境还不甚良好，如果郭鹤年当时将这笔钱放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进行投资，回报可能远远不止现在这些。但谈及这本账，郭鹤年却并不后悔，他说自己不是个有本事的商人，“我不会算”。

因为这样的“不会算”，5亿美元且有着很长回报周期的项目在很短时间内便做出了决定;因为这样的“不会算”，在其他外资纷纷因1989年撤出北京时，郭鹤年却仍旧增资数千万美元。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不会算”后面，我们却清晰看到了郭鹤年对中国的热爱，以及对邓小平所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强烈支持与回应。郭鹤年说：“他们讲今天开放的成果是我的功劳，我说不对，我只把大门开了一点点，是后面的人推我出去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当年在接见郭鹤年时曾说过的那样，郭鹤年和邓小平同志一样，所扮演的都是引路人的角色。“我一个人的力量来帮助祖国中国，只是大海洋的一滴水，但是我做一种榜样，同时很多商人也要和你竞争来做，这都是好事。”郭鹤年说。

进入90年代之后，郭鹤年在内地的投资更为增多。1995年，针对CBD地区高档写字楼稀缺的状况，郭氏旗下的嘉里集团联合北京北奥公司兴建了高级写字楼嘉里中心，其中包括嘉里饭店。而从1996年到1999年的短短4年时间里，郭鹤年就在中国开设了9家饭店。这样的长线投资开始自然无法带来多大利润，但需要养活一大帮人的郭鹤年却并不着急，他有着自己的考虑与打算：“在中国内地投资，今天签了合同，等于种一棵榴莲树，你要等6、7年，才第一次看到结果，这中间的6、7年，饭从哪里来?我们在香港的企业、生意，东南亚的饭店、砂糖工业和面粉厂，这些的利润，不止养我一家，还有我们公司下面的好几百人、好几千人，大家都可以过日子。”

现在，在全球已经开业的72家香格里拉酒店中，有34家位于中国，而在建的45家中，中国则有28家，品牌所到之处，香格里拉就成为当地的标志性酒店。

这些年来，郭鹤年在中国的投资已达百亿规模之巨，是在中国投资规模最大的海外华商之一。

不仅是酒店，郭鹤年在中国其他产业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投资与贡献——嘉里集团与中粮集团合作建设的嘉里粮油公司，以年销售额200亿人民币的规模成为亚洲最大的食用油生产基地，投资建设10多家可口可乐瓶装厂，拥有包括住宅、商业及综合用途物业的庞大且多元化的物业投资组合，同时，嘉里集团在饲料、速食面以及物流行业也都有着非常广泛的参与⋯⋯很多嘉里集团的人都知道，申请项目时，只要有益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郭鹤年80%都会表示同意。

除了以巨大投资展现自己对中国的信心和热心，郭鹤年还捐款支持中国的公益事业，比如，先后捐款5000万人民币给中国希望工程，并向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研究所捐款5000万港元等等。

郭鹤年认为，企业领导人的成功要诀有三：首先是要拥有一批强大及有高度效率的经理人才，并与属下的各级员工密切合作，为公司奋斗;其次是要公平及诚实，领导人应以公平及诚实的态度与所有人交往，平时以礼待人，讲究信用，将会建立良好的声誉，一旦面临困境时，将会得到贵人协助;最后是领导人必须要拥有坚强的体魄及精神意志，随时为公司的前途尽力奋斗。同时，他特别强调企业家一定要有使命感。他说：“企业家都有一种使命感。赚钱当然是最重要的工作，可是，当获得大量金钱后，使命感便会油然而生。因为没有使命感，一个人很快便想到退休，每天在高尔夫球场出现。”

对于如何领导并管理庞大的事业，郭鹤年说：“就我个人的意见认为，追寻良好的管理，必须要从个人的庭院，以及花园着手做起。相同的文化，诸如语言、举止、形态，以及教育制度，可以对建立起早期的内聚管理工作队伍，做出巨大贡献。当集体协作及团队精神建立起来后，始能引荐其他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才智之士进来。换句话说，我建议在事后才在你的花圃中介绍其他的花卉。”他说：“持续实行的良好管理需要高层管理人员作出榜样。其一是对工作的全面贡献，其二是埋头苦干。现在假设生意已经获得成功，不管这是有赖于全部或部分管理方面的努力所达致的，我一样建议给予全体职工作出奖励——虽然有关奖励需基于个人的贡献与表现而有所不同。”

郭鹤年强调纪律在公司发展中的重要性。他说“我相信良好的纪律行为对维持一家公司的正直作风及向前、向上发展大有裨益。此外，它也可以协助防止贪污事件的发生。一个人一生中如果出现贪污，已经够坏了，如果有一个人本身的庭院中有这样的事件，肯定糟透。对于那些犯下严重错误行为的人，应当给予惩罚。”

郭鹤年还有一个经营的秘诀，就是在经营中，始终坚持与人合作的方法，取长补短，实现双赢。找寻大伙伴的同时，他还喜欢找寻小伙伴，把有贡献的公司骨干变成股东。“因为他们已把一生最好的时光献给公司，这对中级与低级人员同样是一个很好的奖励。因他们有一个可以期待的东西。”

早在1992年就宣布退休，将集团事业交给年轻人的郭鹤年，对事业的追求依然激情不减。最近两年，他似乎更加老当益壮，越来越忙，常常往来于中国各地。可以想象的是，在他的背后，一个在中国取得更大成就的蓝图已经绘制，并在加快实施。

郭鹤年曾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是旧社会的说法，现在，九十岁才是古来稀。人生一定要有挑战。”现在已经90岁的他，依然还在挑战。曾经，宝刀不老的郭鹤年还影响了台湾企业家郭台铭，令后者改变了自己要退休的想法。据中国台湾地区媒体报道，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历经一年多漫长的“约会”后，终于在2009年末见到已经86岁的郭鹤年，令郭台铭感到吃惊的是，出现在他眼中的郭鹤年，不但“健步如飞，脑筋清楚”，而且“连周杰伦都知道”。

2012年年底，郭鹤年在获得当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期间，他寄语年轻人：“第一，要专注，无论做什么事业，要抓住机会，不要东想西想，找到好的项目，要抓紧，推动力要大。第二，必须有耐心。路程中肯定有不少困难，不会很容易的被克服掉，我记得邓小平先生提到做不倒翁，打倒了站起来，做生意一定要这样;第三，成功以后，赚了钱以后要特别小心。几十年前讲失败是成功之母，我本人的经验，成功也是失败之母。”

而在此之前，郭鹤年还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回顾自己的商旅生涯。被问及生意的成功之道，他总结说，做生意90%靠自己勤奋和智慧，要有一种胆量，要不断收集讯息等，看准时机要快，如果每次胆量都太小，永远是穷人，并特别强调做生意要有胆量，但胆量要对生意，不要用胆量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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