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疫情对社会影响的范围和程度而言，事态仍在演变，大势尚未明确，但我们可以作出推测性判断。从消极一面来看，许多企业严重亏损，世界多国出现企业关停倒闭的现象，汹涌的失业潮向我们袭来。对于在世界多国即将到来的失业潮，许多分析人士所持态度非常消极，因此，人们深忧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社会的许多不平等现象正在持续加剧。结局不一定会如此惨淡，因为如果我们能尽早研发出有效的疫苗，经济活动可能会大幅提振，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会随之涌现。
刘晓明：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战胜疫情的文明史。百年未遇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给人类社会带来全方位冲击，疫情影响仍在不断发酵，我认为至少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给人类健康带来重大挑战。此次疫情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截至目前，疫情已造成全球
3800多万人感染，超过109万人病亡。疫情表明，重大传染性疾病仍是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的严峻挑战，全球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亟待加强。
二是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冲击。疫情导致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面临调整，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4%，中国经济则将增长1.9%，将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各国复工复产正在逐步推进，但全球经济复苏路途艰难。
三是给全球治理带来严峻考验。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恢复经济，都要坚持多边主义，都要走团结合作之路。但个别国家却固守本国优先，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借疫情搞
“经济脱钩”，对别国污名化，甚至鼓吹“新冷战”，二战后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多边机制正经受严峻考验。
四是给人类发展带来深刻反思。疫情全球大流行这种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不是第一次，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国际社会更加深切感到，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越是面对困难挑战，越要凝聚共识、共克时艰。越是面临猜忌疑虑，越要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共同发展。我坚信，人类终将战胜疫情，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英两国携手抗疫，取得积极进展：其一，保持政策协调。两国领导人密切沟通，习近平主席与约翰逊首相一个多月时间里两次通电话，就加强抗疫合作达成重要共识。其二，加强经验分享与研发合作。中英专家就疫情防控等深入交流经验，两国高校、科研机构、医疗公司在病毒检测、疫苗和药物研发、临床诊治等方面不断加强合作。其三，提供物资支持。中英各界在对方抗击疫情关键时刻，均及时伸出援手，相互提供宝贵支持。其四，促进国际合作。中英都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协调全球抗疫的核心作用，支持加强二十国集团框架内抗疫合作，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加强三方和多方合作。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中英可携手为国际抗疫合作作出新贡献。中英在新冠疫苗研发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可加强疫苗研发科研攻关合作，推动加快疫苗生产和上市使用。中英还可通过双多边渠道加强沟通合作，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统筹疫苗研发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推进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积极探讨中英非三方卫生合作，携手促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肖连兵：
英国的《柳叶刀》杂志以专业精神向英国和世界客观介绍新冠病毒的起源。刘大使，您如何看待专业媒体在疫情中的角色和作用？
刘晓明：
病毒不分国界、种族，团结合作是人类战胜疫情的唯一选择。在这命运攸关、风雨同舟的关键时期，媒体不仅仅是信息的传播者，更是全球抗疫合作的宣传者。面对危机，专业媒体在发布信息、分享经验、凝聚共识、促进合作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面对部分西方政客
“甩锅”中国，以《柳叶刀》杂志为代表的专业媒体仗义执言，代表了英国医学界、科学界有识之士的专业判断与公允之见，是对所谓中国“隐瞒论”“责任论”等各种谬论的有力回击，有助于英国以及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对国际抗疫合作的重要贡献和大国担当，有利于为国际社会携手战疫营造客观理性的良好氛围。
我衷心希望，专业媒体能秉持责任感和使命感，本着客观、公正、真实原则，发出理性声音，凝聚各方力量，为推进国际防疫合作，早日战胜疫情，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作出贡献。
后疫情时代须善用积极的结构性趋势
肖连兵：人类社会将进入后疫情时代。在你们看来，后疫情时代的特征是什么？将会发生哪些变化？如何从转危为机的视角看待疫情的影响？
奥尼尔：
同为事实的是，一些积极的结构性趋势似乎正逐渐显现。实际上，自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许多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数据一直表现平平，在我看来，这已成为未来最大的长期经济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所谓的服务业经济明显呈现颓势。尽管技术有所进步，至少在表面上取得了许多观察家认为应该有用的进步，但社会、企业和政策制定者似乎都难以提出提高生产率的良策。现在，我们可能已经无意中发现了一些力量，这些力量正助推生产率提高，这并非天方夜谭。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三个方面的场景：第一，转为居家办公状态。一些人目前是全时居家办公，而另一些人则是暂时而灵活地在家工作，许多专业服务人员仍然可以从事与以前一样的工作，但无须再将时间花在城市通勤上。他们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工作，但之前的压力已不复存在。许多企业，无论是金融服务业公司还是科技公司似乎都表示，尽管其员工不在办公室，但公司收入仍然持平甚至有所增加。第二，越来越多消费者在网上购物，这当然增加了许多实体店的压力，但也确实表明零售业正在提高其生产率。英国最近一个月的数据显示，虽然报纸上每天都有商店关门的报道，但总体零售额正在以惊人的势头强劲增长，整体水平高于去年。第三，卫生系统所面临的压力似乎也在促使卫生部门作出结构性反应，这也可能意味着其效率将开始大幅提升。上述场景的一一实现意味着新的工作岗位需求在其他领域不断产生。这将实现非常必要的生产率提升，从而强化增长趋势并提高收益。
对于很多其他可能产生的后果，我们同样可以初步做出一些判断。首先，许多国家的人民现在可能会进一步意识到自身行为对同胞的影响。我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北亚国家，由于其文化及以往应对疫情的一些经验，都有这样一种习惯。但如果这种习惯在西方也能实现，那么将显得十分新颖，而且值得欢迎。当然，这也可能只是权宜之变，一旦疫苗或有效的治疗方法问世，人们会立即恢复旧习。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第二个问题当然是关于大城市，特别是伦敦、纽约等超级城市。由于人们要保持社交距离、在家工作、害怕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许多城市甚至到了
9月初，也就是最严的封城措施结束几个月后，都还是一片空寂荒芜。许多人对此感到相当震惊，因为人们认为经济增长、文化娱乐和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关系。我们很可能已经看到了大型城市生活的高度集聚达到顶峰，也见证了小城镇的出现。再说一次，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许多消极或积极的后果都有可能产生，一切尚无定数。
本次疫情更具挑战性的一点在于，某些国家偏离了过去
30至40年的常态，变得更加“内顾”。这一点在美国尤其显著，而英国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如此，当然，其他地方也初见端倪。我认为有必要在这方面加以强调，这似乎是一种普遍情绪，而疫情的出现只是加重了这种情绪，不管其是否合理。故事往往都有两面。尽管全球化取得了成功，我也一直是全球化最坚定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在推动转型方面做得不够，也没有尽力帮助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失利的国家。这些情况使得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意外赢得大选，也让英国选民居然公投决定脱欧。让人大吃一惊的是，不少传统的英国中左翼工党选民也支持了这一决定。这些未获满足的低收入工人，通常但不总是来自传统制造业领域，他们认为全球化给其个人造成了损失。我不同意这些观点，但其并非毫无根据，西方国家政府应该在教育、再培训、技能等方面强化措施来助其转型。那些选择从反华情绪中牟利的政客们，可能会从各个方面扭曲、利用这种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探索不同方式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接触。当前认为“中国正试图超越世界”“输出其治理模式”“不惜任何代价以达到目的”的民粹主义说法，仍有可能进一步抬头。这可能非常危险，而且会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构成进一步挑战。
要想快速改善上述情况，可以借助今年由沙特阿拉伯担任轮值主席国的二十国集团机制。与
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球政策反应相比，此次疫情期间全球政府合作水平相当低下，这一大反差令人失望。事实上，在4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二十国集团甚至未能发表一份公报。考虑到迫切需要更多资金用于全球疫苗公平分配以及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二十国集团的表现令人忧虑。中国决不能因为美国本届政府对其进行孤立而过于踌躇止步，因为中国确实举足轻重，世界迫切需要中国通过二十国集团重新发挥强大的领导作用。
刘晓明：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世纪灾疫与百年变局相互交织叠加，使人类社会发展再次走到了进步还是倒退、团结还是分裂、开放还是封闭的十字路口。总的来看，在后疫情时代，人类社会发展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
第一，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面临新的风险挑战。当今世界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世界各国的普遍愿望。个别国家逆势而动，蓄意在国际上挑动意识形态对立，公开胁迫别国选边站队，企图在世界拉下一道
“新铁幕”，制造一场“新冷战”，把世界推向动荡和分裂。世界各国有识之士都应对此高度警惕、坚决反对。
第二，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格局正加速深刻演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世界面临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大国互动加快国际政治关系分化重组，全球化曲折前行推动世界经济格局演变，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频发考验国际安全治理，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构全球创新版图，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助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
第三，中国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重要力量，必将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为国际格局演变不断注入正能量；始终做国际秩序的捍卫者，为全球治理体系不断增添稳定因素；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为世界经济增长不断提供强劲动力；始终做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
肖连兵：站在进步还是倒退、团结还是分裂、开放还是封闭的十字路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如何预防下一次重大疫情危机？
奥尼尔：
我想说以下三点：
第一，如前所述，我们需要加强和改进现有国际治理体系，特别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二十国集团。这些组织虽然都有缺点，但均位于全球治理中心。用最受欢迎的中文词汇来说，如果能够改进，我们最终会得到
“双赢”结果。
第二，经过这些年，我愈发坚信，我们需要改进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不仅在全球化进程中诞生了明显的输家，而且经济社会中有太多市场失灵的迹象，目前的资本主义体制似乎没有能力或意愿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面临着两个巨大的挑战，分别是气候变化和抗生素耐药性，这两个问题都是与这场疫情一样大甚至更大的挑战。许多企业十分擅长实现利润最大化，也非常善于利用现有规则，即使其行为会给社会带来负面的外部效应。同样，许多企业并不经常将社会所遭遇的挑战视为自己面临的问题。只要他们的消费者想购买其产品，那他们的使命就完成了。在我看来，这还不够。公司需要去发现
“有目标的利润”，即试图优化一系列目标，包括员工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而不仅仅是股东的需求。我认为，要实现这种转型并不容易，但很有必要。
第三，具体地讲，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卫生系统进行重新思考并加以定位。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做过的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就是主持一项独立的抗生素耐药性评估，而我所做的不仅仅是让卫生部长们参与，而且是让市场主体和财政部长们也参与，让他们意识到这个项目的重要性，我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但因为我们没能将上述议题列入二十国集团议程，所以我还不够成功。奇怪的是，这场疫情却推动了财政投入，使这一项目完全取得成功。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更重视影响商业人士和金融决策者，让他们相信我们需要将卫生投资放在与建设机场和道路同样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在培养恢复力方面。我希望这一切都能实现，否则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面临另一场巨大的全球卫生危机。
刘晓明：
疫情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国际社会错综复杂的形势。我认为，后疫情时代国际社会要健康发展，须共同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坚持多边主义共识，反对单边霸凌。当前，单边主义不断抬头，个别国家将一己之私凌驾于他国之上，肆意毁约退群，严重威胁二战后建立的多边机制和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应旗帜鲜明地维护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二要坚持团结合作共识，反对对立对抗。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然而，个别国家自身抗疫不力，动辄
“甩锅”他国、散播政治病毒，借疫情大搞政治操弄，鼓动意识形态对立，妄图发起“新冷战”，这完全是在开历史倒车。国际社会要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对违背时代潮流之举说不，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三要坚持文明互鉴共识，反对制造隔阂。中国向来主张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不同文明应互尊互鉴，共同进步。政治和社会制度差异不应成为文明交流的障碍，国际社会应超越地域种族、历史文化乃至社会制度差异，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墙而不是筑墙，坚持合作而不是脱钩，增进彼此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生、交流互鉴、共同发展。
“全球化什么时候会结束？我看不出任何苗头”
肖连兵：在谈到关于疫情的冲击时，您提到了经济全球化问题，在疫情期间，经济全球化受到质疑。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会终止吗？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会脱钩吗？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我想请你们谈谈这一话题。
奥尼尔：
这都是些大问题，非常宏大！很多深刻的思想家可能比我有更好的答案，但我想集中讨论我今天观察到的两个谬论。相信全球化已经
“结束”的观点现在非常流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全球化在最近一个时期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没有特别积极的影响。这两种说法都不对。
关于后者，人们忘记了，自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已有千百万人脱贫。其中，中国的脱贫人口占很大比重，印度次大陆、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以及欧亚地区也有几千万人甚至数亿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虽然个别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有所增加，但并非各国都是如此。如果不是世界贸易大幅增长，先进技术普及全球，且最重要的是，社会和企业能够以最优惠的价格为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提供消费品，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即使有不可预见的外部因素，我们也不应忘记亲眼所见的巨大进步。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说法，如果上述体系能像以前那样推广延续下去，那么到2030年，世界上有极端贫困人口的地区将只剩下非洲。在早些时候，虽然个别政府对全球化的想法有了明显转变，但这种转变并不统一，最重要的是，私营部门的做法恰恰相反。事实上，世界各地的制药公司为寻找更好的治疗、诊断方式和疫苗进行了非凡创新，其展示出的信念，与许多肤浅评论所暗示的观点完全相反。此时此刻，作为个人消费者的我们想要疫苗，而上述体系正在引领快速创新，拿出成果的速度或许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快得多。没有庞大的全球合作，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技术应用方面也可以观察到这一点。我在2019年甚至都从未听说过ZOOM软件，但它在2020年已成为全球疫情期间维系工作和生活的生命线，我每时每刻都在目睹这种全球化蓬勃发展的形式。只有在消费者不想以合理价格购买其目标产品时，全球化才会结束。全球化什么时候会结束呢？我看不出任何苗头。
刘晓明：
经济全球化最早可溯及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在此过程中，经济全球化理论也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一些英国知名经济学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化进入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有力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但全球化积累的贫富分化等问题也更加突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各国人员跨境流动受阻，西方一些国家借势推行保护主义，一些人惊呼“全球化已死”。对此，我想强调三点：
一是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但其进程难以逆转。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经济全球化犹如百川汇成的大海，不可能再退缩为相互隔绝的湖泊。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因非经济因素面临调整，这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前行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
二是少数国家强推
“经济脱钩”，但结果将事与愿违。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疫情形势下，一些西方政客抱持零和思维，鼓噪“经济脱钩”，强推“产业链回归”，破坏国际产业链开放安全稳定。这些逆全球化举动违背经济规律，如同缘木求鱼，终将得不偿失。
三是全球化的问题只有在全球化发展中才能加以解决，开放共赢才是正途。全球化越是面临矛盾和困难，各国越要坚持以开放促合作、以创新求发展，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完善，推动科技创新合作和成果共享，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肖连兵：奥尼尔先生，您作为全球化的推动者，首次提出
“金砖五国”的概念，这一思考从何而来？刘大使对此如何评价？
奥尼尔：
从某些方面来说，我的灵感很简单，而提出这个概念，让我在国际上出了名，这有时令我感到尴尬。具体而言，我的灵感来自于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这是不是有点奇怪？那时，我刚刚成为高盛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此前则是该公司经济研究部门的联席主管，当时我正试图创造一个对公司和客户有帮助的新概念。在目睹恐怖袭击之后，信息的潜在影响让我得出判断，这一事件将标志着世界“美国化”的结束。我发现，在我于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旅途中，无论走到哪里，世界都变得越来越千篇一律，而且我也很清楚，世界上有些地方其实并不喜欢这样。对于中国在帮助遏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印度作为全球科技服务来源国的崛起，以及柏林墙倒塌后的俄罗斯，我都非常了解，而我对巴西在前总统卢拉领导下坚持通胀目标制的猜测也被证明是对的。这让我意识到，近30亿人口正在融入全球化进程，虽然全球化可能会更加复杂，但这就是世界在下一个时代的发展方式，而且大局已定。我从未想过，提出这个概念会导致一个同名的政治领袖团体的形成，并反过来使这个缩写词和我自己更为人所知。
刘晓明：
在我看来，首先，
“金砖”概念顺应历史潮流。奥尼尔提出金砖的构想非常有远见，敏锐地捕捉到了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崛起的势头。自2009年金砖国家举行首次领导人会晤以来，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已从12%上升至23％，贸易总额比重从11%上升至16%，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金砖国家日益成为推动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要力量。其次，“金砖”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十多年来，金砖国家以领导人会晤为引领，建立起了涵盖经贸、金融、农业、教育、卫生、科技等领域的多层次合作架构，包括成立了新开发银行，合作不断走实走深。面对疫情挑战，金砖国家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坚定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重要作用，团结携手抗疫，充分彰显了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金砖精神。最后，“金砖”发展前景光明可期。金砖国家合作走出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为国际社会树立了榜样。展望未来，金砖国家将继续以领导人会晤为引领，加强政治安全、经贸财金、人文交流、公共卫生等领域合作，共同推进多边主义，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问题，为世界和平担当，为全球发展尽责。
西方忽视了中国人民与政府间的默契
肖连兵：中国政府提出了发展经济的新思路，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于这一举措，两位有什么评价？中国经济的发展会给世界经济带来红利吗？
奥尼尔：
对此，我的回答非常简单、有力。中国政府优先考虑的这些重点举措是基于本国消费者所占据的地位而采取的，可以看出，本国消费者在中国经济的整体份额中越来越重要。这不仅将使世界上更多人从中国成为庞大经济体中真正受益，而且也将使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更加平坦。我经常在想，许多其他西方观察家忽视了中国
14亿人口与中国政府之间的默契，而且我认为，这种关系将继续推动越来越多中国人达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现在只有让更多中国人进行消费，才能做到这一点。让我们用数学简单阐释一下这种巨大影响，如果中国在未来10年里名义GDP年均增长7%~8%，那么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将达50%，中国将成为全球GDP最大贡献者，道理昭然若揭。
刘晓明：
当前，中国正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根据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中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灾疫背景下世界经济复杂环境，我们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同时，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同世界的联系将更加紧密，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更大机遇。我认为，中国经济将给全球经济带来至少三方面红利：
一是发展红利。中国有
14亿人口、9亿劳动力、1.7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资源、超过4亿中等收入群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14年居世界第一。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始终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加快推进。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3.2%，成为全球首个实现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增长将为世界经济持续注入重要动力。
二是共享红利。中国正积极落实《外商投资法》，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扩大进口，扩大对外投资，保障国际物流畅通，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提供巨大机遇。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成功举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信念和决心。
三是创新红利。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中国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中外科技创新合作交流不断深入。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排名第14位，连续两年位居世界前15行列。中国5G、人工智能、高铁网络、移动支付等蓬勃发展，疫情期间“云办公”、数字经济、医疗健康等产业展现强劲发展势头。中国科技创新红利将进一步惠及全球。
肖连兵：两位如何看待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奥尼尔：
我可以从一个新角度进行阐述。我在高盛公司任职时，曾主持创建一项针对
180多个国家而制定的名为全球环境评分（GES）的指标。该指标包含多个变量，试图对推动可持续增长的所有力量进行衡量。我很快意识到，GDP增长和GES分数之间并未存在高相关性，而是在财富和GES分数之间，特别是共享财富和GES分数之间，呈现出高相关性。我们都不知道100%的幸福感是什么，但似乎越富裕的国家，共享财富越多，人们似乎也越幸福。北欧和一些东北亚国家的得分就特别高。我经常喜欢特别提及韩国。在我职业生涯中，只见过一个拥有5000多万人口的国家，能够从典型的相当于非洲国家的低水平经济发展起步，达到欧洲富裕国家的财富水平，这就是韩国。其他国家，无论大小，都应该努力了解掌握韩国所采取的措施。
刘晓明：
这些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强调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并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还致力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中国梦”是中国人民对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
中英关系未来仍然充满希望
肖连兵：回顾美好的过去会激励人们对未来的憧憬，请刘大使介绍新中国成立后中英关系令人难忘的事件。
刘晓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英关系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实现了三次
“历史性飞跃”。
一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950年，英国在西方大国中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6月，中英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这是世界上首例“半建交”的外交关系。经过长期艰苦斗争与谈判，英方终于“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的立场”，中英于1972年3月13日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二是成功解决香港问题。
1984年，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97年，香港历经百年沧桑回到祖国怀抱。香港问题的解决，为中英关系发展扫清了历史障碍，也为国际社会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树立了典范。我有幸参加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亲眼见证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当前，中英围绕香港问题仍有一些分歧，我们希望英方纠正错误言行，使香港继续成为中英关系的桥梁和纽带，而不是相反。
三是开启中英关系
“黄金时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英先后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5年，习近平主席对英国进行“超级国事访问”，双方宣布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开启中英关系“黄金时代”，为中英关系发展规划了新愿景，注入了新动力。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要中英双方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妥善处理分歧，两国关系就能不断向前发展，反之就会遭遇挫折甚至倒退。我期待中英关系能克服当前困难，早日重归正轨，实现稳定健康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肖连兵：你们都为推动中英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请谈谈你们的努力成果。
奥尼尔：
我在卡梅伦执政时期开启中英关系
“黄金时代”的过程中处于核心位置，我曾试图向首相证明，推动中英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两国来说将是一个双赢局面。当我加入政府时，我有责任去进一步推动中英关系“黄金时代”，也很高兴能参加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的2015年秋季行程，并能在不久之后帮助接待习近平主席访英，包括访问我的家乡曼彻斯特。遗憾的是，他去了另一家足球俱乐部“曼城”，而我爱的是“曼联”。自2016年年底以来，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并没有真正发展繁荣，我真诚希望这段关系能够复苏，因为双方明显仍然能在教育、卫生、先进制造业、文化、体育等领域合作互利，也能够携手实现改善世界约78亿人生活的愿望。
刘晓明：
我担任驻英国大使已
10年有余。10年多来，中英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
一是高层交往保持良好势头。
2015年10月，习近平主席对英国成功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决定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中英关系“黄金时代”。两国通过总理年度会晤、经济财金对话、战略对话、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会议、高级别安全对话等高层往来和对话机制，保持高层交往与战略沟通。
二是经贸合作持续深化。中英双边货物贸易额从
2010年的501亿美元跃升至2019年的863亿美元，英国成为中国在欧洲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是英国第三大货物出口市场。10年前，中国对英国累计直接投资约10亿美元，截至2019年底超过200亿美元，增长了20倍，英国已成为中国在欧洲地区最大投资目的地国。伦敦已成为全球第二大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和第一大人民币离岸外汇交易中心，“沪伦通”开创了中国与境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先河。中英“一带一路”合作方兴未艾，英国首相特使两次赴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英还签署了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
三是人文交流亮点纷呈。目前约
22万中国留学生在英就读，英在华留学生超过1万人。“汉语热”不断升温，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数量分别为30和164家，居欧洲首位，比2010年增加近2倍；注册学员超过19万人，170多万人次参加孔院开展的各类文化活动，600多所英国学校开设中文课程。中英合作办学项目344个、合作办学机构27个，涉及139所英国高校和232所中国高校，约8万名学生在中国参加双方教育合作项目。两国地方交流合作不断拓展，目前中英建有69对友城关系。中国是访英游客的重要来源国，疫情前中英客运航班达每周168班，每年人员往来近200万人次，比10年前翻了一番。
四是国际协作日益深入。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在维护多边主义、支持自由贸易和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方面共识更加突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框架下不断加强沟通协调，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伊朗核、朝核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密切沟通。
同时我们也看到，近一段时间中英关系遇到一些障碍和困难，责任完全在英方。一个稳定健康的中英关系不仅符合中英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当前中英关系正处于一个重要关口。我们希望英方回归独立、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与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英关系行稳致远。
肖连兵：非常感谢你们与光明日报的读者分享见解，你们所谈让人们感到后疫情时代的中英关系仍然充满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