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刘浦江：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

天庆四年（1114年），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完颜阿骨打起兵叛辽；次年正月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建元收国。这是中国历史上尽人皆知的史实。然而本文的研究结果可能将改写这段历史。

《金史·太祖纪》对金朝的开国史做了如下的记载：

辽天庆四年（1114年）九月，完颜阿骨打以二千五百人起兵反辽，首战告捷，“撒改使其子宗翰、完颜希尹来贺，且称帝，因劝进。太祖曰：‘一战而胜，遂称大号，何示人浅也。’”

同年九月，破宁江州。十一月，破辽兵于出河店。“是月，吴乞买、撒改、辞不失率官属诸将劝进，愿以新岁元日恭上尊号。太祖不许。阿离合懑、蒲家奴、宗翰等进曰：‘今大功已建，若不称号，无以系天下心。’太祖曰：‘吾将思之。’”

辽天庆五年（1115年）正月元日，阿骨打称帝建国：“收国元年正月壬申朔，群臣奉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上曰：‘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改元收国。”

收国二年（1116年）十二月，“谙班勃极烈吴乞买及群臣上尊号曰大圣皇帝，改明年为天辅元年”。

又据《金史·太宗纪》记载：天辅七年（1123年）八月，太祖崩；九月，太宗即皇帝位，“改天辅七年为天会元年”。

自《金史》问世六百馀年来，有关金朝开国史的上述记载从未受到过任何怀疑。但是我近年发现的一些文献及考古材料，却使上述历史记载发生了严重的动摇。

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吕颐浩写给宋高宗的《上边事善后十策》，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政和年间，内侍童贯奉使大辽，得赵良嗣于泸沟河，听其狂计，遣使由海道至女真国通好（原注：女真于宣和四年方建国号大金）。”[1]吕颐浩（1071—1139年），北宋元祐间进士，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和绍兴元年（1131年）曾两度出任宰相。据他在这篇奏议中所说，金朝建国之初本称女真国，至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才改国号为大金。然而这一说法的可信程度如何呢？至少有三点理由促使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吕颐浩的上述记载：第一，吕颐浩是南宋位高望重的政治家，而非见识寡陋的俗儒，我们相信他不会信口雌黄；第二，这是写给宋高宗的奏议，而非一般的笔记杂著，不能视为游谈无根的传闻；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吕颐浩的特殊阅历使得他对金初历史拥有无可争辩的发言权。徽宗时，吕颐浩在与辽朝接壤的河北路长期担任转运副使、都转运使，身为北边方面大员；宣和五年（1123年）收复燕京后，又改任燕山府路转运使，对辽金鼎革的历史有最直接的了解，故上面引述的那篇奏议一开首就说：“臣任河北塞上守臣岁久，目睹金人与契丹相持二十年。”而且，宣和七年（1125年）金军攻陷燕京时，吕颐浩曾被郭药师劫持降金，在金军中滞留达三四个月之久，《上边事善后十策》也谈到了这件事：“臣于宣和七年十一月陷于虏贼，次年二月得归朝廷。”这些经历可以证明，吕颐浩有关金初历史的记载绝不是来自道听途说，必定是有相当可靠的根据的。

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出使金朝的范成大，在他归来后呈交给朝廷的语录《揽辔录》中，提到当时金朝民间通行的一种小本历：“虏本无年号，自阿骨打始有天辅之称，今四十八年矣。小本历通具百二十岁，相属某年生，而四十八年以前，虏无年号，乃撰造以足之：重熙四年，清宁、咸雍、大康、大安各十年，盛（寿）昌六年，乾通（统）十年，大（天）庆四年，收国二年；以接于天辅。”[2]从范成大介绍的情况来看，这种小本历在金朝建国之前是采用的辽朝纪年，岳珂针对《揽辔录》的这段记载指出：“按此年号皆辽故名，女真世奉辽正朔，又灭辽而代之，以其纪年为历，固其所也。”[3]在辽天庆四年之后接续收国，收国二年之后接续天辅，说明范成大所看到的这种小本历关于金初的纪年与《金史》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揽辔录》的这段文字，引起我注意的是“虏本无年号，自阿骨打始有天辅之称，今四十八年矣”这句话。按照范成大的说法，金朝建立的第一个年号是天辅，没有《金史》所记载的收国年号；而且天辅至今“四十八年”，如此算来，天辅元年当为1122年，与《金史》记载的1117年改元天辅不符。而范成大所称的天辅元年（1122年）正好与吕颐浩所说的宣和四年（1122年）女真国改国号为大金的时间相吻合，所以我怀疑它们反映的是一个共同的事实。至于1122年以前女真国究竟有没有年号，吕颐浩的奏议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留待下文再讨论。

不仅如此，在金代文献中也同样能够找到很能说明问题的线索。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朝廷臣僚讨论德运问题时，右拾遗田庭芳上奏曰：“又闻故老相传：国初将举义师也，曾遣人诣宋相约伐辽，仍请参定其国之本号，时则宋人自以其为火德，意谓火当克金，遂因循推其国号为金。”[4]根据金人的这种传说，“大金”国号的确定乃是出自宋朝方面的建议，而宋金海上之盟始于1118年，至1120年才达成联手攻辽的协议。如果上述传说属实的话，那么“大金”国号的建立就不得早于公元1118年。

更值得注意的是，新近发现的金代考古材料也为此提供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证据。1993年9月在内蒙古敖汉旗清理发掘的一座金代墓葬中，出土了一合契丹小字墓志，墓主人是辽末降金的契丹人，在金代曾任博州防御使，卒于金大定十年（1170年）。[5]这方墓志最令我感兴趣的地方是，志文第11、12和15行在记载墓主人金初的活动时，三次出现“女真国”的字样（另外第12行和24行两次称“女真”，无“国”字，可能不是指国号，当是指女真人或女真族），“女真国”被写作“

”，而众所周知的金朝国号“大金国”，在契丹小字石刻《郎君行记》中写作“

”。这方墓志对吕颐浩关于金朝原称女真国的说法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面对这些发现，我想我们确有必要对金朝开国史重新进行一番审理。

首先需要探寻《金史》有关金朝开国史的史料来源。元代所修《金史》，依据的主要原始材料是金朝实录，《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引有一段《金太祖实录》的佚文：“太祖生于辽咸雍四年戊申秋七月。其先为完颜部人，后因以为氏。以辽天庆五年建国，曰：‘辽以镔铁为国号，镔铁虽坚刚，终有销坏，唯金一色最为真宝，自今本国可号大金。’天辅七年八月乙未，终于部堵滦。在位九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建炎元年正月辛卯条附注中也引有这段文字。[6]可以看出，《金史·太祖纪》里的那段记载就脱胎于此，只比《实录》多出“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一句话，当然这句话也不是元代史臣随意加上的。元修《金史》，除了依据金朝实录之外，还参考过金朝国史，苏天爵说：“金亦尝为国史，今史馆有太祖、太宗、熙宗、海陵本纪。”[7]金朝国史是世宗以后撰修的，世宗大定间确定本朝德运为金德，后来就有人将太祖所建国号“大金”附会为金德之征，故“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之说，大概就是国史中添加的内容。但金初历史的基本面貌在《实录》中已经成形，《太祖实录》二十卷，由尚书左丞相完颜勗领修，皇统八年（1148年）成书进呈。[8]由此我们可以初步断定，目前人们所熟悉的有关金朝开国史的传统说法，大致是皇统八年《太祖实录》成书后定型的。

除了金朝实录和国史之外，另一部金代文献《大金集礼》对太祖阿骨打称帝建国的过程做了如下记载：“收国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诸路军民耆老毕会，议创新仪，奉上即皇帝位。阿离合懑、宗幹乃陈耕具九，祝以辟土养民之意；复以良马九队，队九匹，别为色，并介胄、弓矢、矛剑奉上。上命国号大金，建元收国。”[9]《大金集礼》是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礼部尚书张嵍等人编修的一部官书，因此它对金朝开国史的记载当然是与实录、国史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字对太祖阿骨打的即位仪式有比较详细的描述；然而我敢断言，即便阿骨打真的是在1115年称帝建国的，当时也绝不会有这么复杂的仪式，这段文字显然有许多藻饰的成份。

与上述金代官方文献相同的记载，我们至少还可以举出以下几种：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谓铁州人杨朴劝阿骨打称帝，“阿骨打大悦，吴乞买等皆推尊杨朴之言，上阿骨打尊号为皇帝，国号大金，改元收国”。《会编》的这段文字纪年不详，但既然说阿骨打称帝伊始即建国号大金，又有收国年号，可知与金朝的官方记载是一致的。《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详述女真始末，而不注出处，陈乐素先生怀疑它是引自李焘《四系录》的文字，[10]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按《玉海》卷五八曰：“淳熙三年，权礼部侍郎李焘进《四系录》，记女真、契丹起灭，自绍圣迄宣和、靖康，凡二十卷。”《会编》卷三备述女真由来，并不始于绍圣，不像是出自《四系录》，我更倾向于认为它是徐梦莘本人根据各种有关记载而对女真历史的一个综述，其中有采自《松漠记闻》、《亡辽录》、《北风扬沙录》等书的内容，而有关阿骨打称帝建国的一节，则可能参考了《金太祖实录》的记载，上文征引的《金太祖实录》佚文，就见于《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

南宋归正人苗耀《神麓记》曰：“太祖，契丹咸雍四年岁在戊申生，自辽国天庆四年甲午岁，年四十七，于宁江府拜天册立，改元，称帝号。侍中韩企先训名曰旻。收国三年，天辅六年，共在位九年。”[11]苗耀是金世宗时遁归南宋的，他这里的记载当是依据金朝实录或国史。

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二“历年之谶”条谓：“武元（即太祖阿骨打）以宋政和五年、辽天庆五年乙未为收国元年，至哀宗天兴二（当作“三”）年蔡州陷，适两甲子周矣。”又，元好问在天兴三年（1234年）除夕作的一首《甲午除夜》诗云：“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泪洒吴天。”[12]“甲子两周”，是指金朝从收国元年乙未（1115年）建国至天兴三年甲午（1234年）亡国，正好轮回两个甲子一百二十年。元好问的说法与金朝的官方记载是完全一致的。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年（1265年），翰林直学士王磐等奉命编纂《大定治绩》，其序谓“金有天下，凡九帝共一百二十年”。[13]王磐是金末进士，他的这种说法与元好问“甲子两周”的说法是一个意思。《金史》卷二《太祖纪·赞》谓“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是因为金亡于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十日，故将天兴三年略去不计的缘故。一百二十年也罢，百十有九年也罢，都是从1115年起算的。

郑麟趾《高丽史》卷一四睿宗十年（1115年）正月载：“是月，生女真完颜阿骨打称皇帝，更名旻，国号金。”《高丽史》是十五世纪的著作，故有关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的记载大概是以《金史》为依据的。

以上记载都是与金朝的官方说法相吻合的。但是，有关金朝开国史历来就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说法，在辽宋元史料中主要有两种异说，一说谓金朝建国于1117年，一说谓金朝建国于1118年。

金朝建国于1117年的说法以《辽史》为代表。《辽史》卷二八《天祚皇帝纪》（二）在天庆七年（1117年）下记载说：“是岁，女直阿骨打用铁州杨朴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辅，国号金。”《辽史》卷七○《属国表》也有相同的记载。按照这种说法，金朝没有收国年号，但天辅建元的年份与《金史》相同。又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三年（1266年），许衡奏上的《时务五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金完颜氏都上京，迁燕。九帝，一百一十八年。”[14]许衡谓金朝历国一百一十八年，可能也是以为金建国于1117年，与《辽史》的记载暗合。

金朝建国于1118年的说法，以宋元文献为代表。宋人普遍认为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是在宋徽宗政和八年（即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重和元年八月载：“旻（即完颜阿骨打）用辽秘书郎杨璞计，即皇帝位。”他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条中也记载说：“建中靖国元年，辽主天祚立，淫虐不道，阿骨打叛之，用兵连年，夺辽地大半。重和元年八月，阿骨打始称帝，以其水生金，故号大金，改元天辅。”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二五《金国传》云：“（天庆）四年，遂举兵叛。……辽东人有杨朴者，劝阿骨打称皇帝，以其国产金，号大金国，建元为天辅。是岁政和八年也。”南宋佚名《中兴御侮录》卷上谓阿骨打“自立为大金国大圣皇帝，建元天辅，时本朝政和八年，契丹亦天庆八年也。……阿骨打立六年卒，弟吴乞买立，改天辅六年为天会元年”。此外，如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八、李倝《十朝纲要》卷一八、佚名《宋史全文》卷一四等都是这种说法。

再有就是托名宋人而实出元人之手的《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这两部书也一致记载金朝建国于1118年。《契丹国志》卷一○《天祚皇帝》（上）天庆八年（1118年）条云：“是时有杨朴者，……劝阿骨打称皇帝，改元天辅。以王为姓，以旻为名。以其国产金，号大金。”《契丹国志》卷首所附《契丹国九主年谱》亦以辽天庆八年为金天辅元年。《大金国志》在天辅元年之前不记年号，只称“阿骨打之××年”（《大金国志》谓阿骨打于1102年承袭生女真部落酋长之职，其纪年即始于此年），在“阿骨打之十七年（即1118年）”下记载说：“是冬，阿骨打用杨朴策，始称皇帝，建元天辅。以王为姓，以旻为名。国号大金。”[15]该书卷首《金国九主年谱》云：“太祖武元皇帝以戊戌（宋徽宗重和元年、辽海滨王天庆八年）称帝，国号大金，建元天辅；至癸卯天辅六年（宋徽宗宣和五年、辽海滨王保大三年）五月乙丑崩，在位六年。”又谓：“金主自宋徽宗重和戊戌称帝，至理宗端平甲午，计九主，一百一十七年。”宋元文献关于金朝建国于1118年的说法，不但比金朝官方文献记载的建国时间晚了三年，而且天辅元年也比《金史》的传统纪年要晚一年。

对于上述不同记载，过去人们大都不以为然，如赵翼在谈到《辽史》、《金史》的歧异时就这样说：“按《金史》，金太祖自出河店之捷，即于次年正月称帝，建国号曰金，年号曰收国，凡二年，又改元天辅。《辽史》，出河店之败在天庆四年，则金之建国应在天庆五年，乃《辽史》本纪是年并不载金建国之事，直至天庆七年始云：‘是岁，女直阿骨打用铁州杨朴策，即皇帝位，改元天辅，国号金。’则似金太祖至是年始称尊，而收国两年俱抹煞矣。此《辽史》之疏漏也。”[16]这种观点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人们之所以如此笃信《金史》，是因为《金史》历来享有较高的声誉，赵翼说：“《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1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评价《金史》：“其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对《金史》的这种信任感影响了人们的判断力，使他们对于与之相悖的其它异说都不屑一顾。现在看来，《辽史》及宋元人有关金朝开国史的不同记载，是必须予以认真对待的。

上述种种异说与金朝的官方记载在以下两点上是一致的：其一，完颜阿骨打起兵的时间，所有记载都说是在辽天庆四年（1114年）；其二，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卒年、太宗即位并改元天会的年份，均记载为公元1123年。它们的分歧主要在于：完颜阿骨打何时称帝建国，国号是什么，有没有收国年号，天辅始于何年等等。要想弄清这些问题，就必须对辽末金初的历史进行具体的分析。

按照《金史》的记载，完颜阿骨打在天庆四年（1114年）九月起兵之后，很快便于次年正月一日称帝建国。在此期间，阿骨打统率的女真兵只进行了两次规模很小的战斗。九月的宁江州之战，女真人当时的全部兵力还只有二千五百人，而宁江州的辽朝守军仅八百人而已。十一月的出河店之战，时女真“甲士三千七百，至者才三之一”。[18]况且这两个地方也并非什么政治军事要地，这两场战斗的胜负对双方来说都远远不是决定性的。天庆五年（1115年）初的时局态势是，不惟辽朝五京当时尚未受到任何威胁，就连辽朝控制生女真的军事重镇黄龙府（今吉林省农安县）也还没有被女真人攻下，完颜阿骨打在这种情况下就贸然称帝建国，恐怕是不大合乎情理的。

实际上，完颜阿骨打起兵以后好几年内，都在与辽朝进行谈判，目的在于寻求妥协。这在《辽史·天祚皇帝纪》和《金史·太祖纪》里都有记载，只不过《金史》的文字比较隐晦罢了。双方的议和活动从天庆五年（1115年）正月就开始了，阿骨打提出议和的先决条件是：“若归叛人阿疎，迁黄龙府于别地，然后议之。”[19]阿疎即生女真之纥石烈阿疎，因故投奔于辽，女真人起兵叛辽，即以索取阿疎为借口；阿骨打所提的条件，其实质性的内容是第二点，即“迁黄龙府于别地”。从各种史料来看，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主要是因为不堪忍受辽朝的压迫，在他起兵之初，并没有推翻辽朝并取而代之的打算，而只是想争取女真族的独立地位罢了。天庆五年（1115年）九月，阿骨打曾对其部众说道：“始与汝等起兵，盖苦契丹残忍，欲自立国。”[20]这几句话很能说明问题，阿骨打之所以提出“迁黄龙府于别地”的议和条件，就正是为了实施其“自立国”的计划。由此我们想到，吕颐浩说金朝原名女真国，后来才改国号为大金，看来并非天方夜谭。女真族起初只是为了获得独立而“自立国”，故自称为“女真国”，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推理。辽朝建国之初，不也曾经以“契丹”作为国号么？至于女真国的国号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则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从天庆五年（1115年）正月开始的议和活动，持续到当年九月。其间双方使节至少往返四次，但各自提出的条件相距太远：辽朝要求女真“为属国”、令其“速降”，女真要求迁走黄龙府、脱离辽朝的控制。因此谈判没有结果。当年九月，辽天祚帝调集大军，准备亲征，“女直复遣赛剌以书来报：‘若归我叛人阿疎等，即当班师。’”[21]不再提迁走黄龙府这一要害问题了，这是为什么呢？据说当时“延禧（即辽天祚帝）举国亲征，女真大惧”，[22]阿骨打提出遣归阿疎、即当班师的条件，可能只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妥协的态度很明显；孰料辽朝大军云集，志在必胜，竟连这点面子也不肯给，索性杀害了女真派来的使者赛剌，[23]致使谈判终于破裂。此后两年，双方数度交战，但没有议和的迹象。

根据《辽史》的说法，阿骨打是在起兵三年之后的天庆七年（1117年）才称帝建国的，南宋方面的记载比这还要晚一年，两说孰是孰非暂且不论。值得注意的是，《辽史》及若干宋代文献都一致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是采纳铁州渤海人杨朴的建议的结果。《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对此有比较详细的叙述：

有杨朴者，铁州人，少第进士，累官至秘书郎，说阿骨打曰：“匠者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必巧；师者人之模范，不能使人必行。大王创兴师旅，当变家为国，图霸天下，谋为万乘之国，非千乘所能比也。诸部兵众皆归大王，今力可拔山填海，而不能革故鼎新；愿大王册帝号、封诸蕃，传檄响应，千里而定。东接海隅，南连大宋，西通西夏，北安远国之民，建万世之镃基，兴帝王之社稷。行之有疑，则祸如发矢。大王何如？”阿骨打大悦，吴乞买等皆推尊杨朴之言，上阿骨打尊号为皇帝，国号大金。

杨朴，一作“杨璞”，南宋方面的文献有关他的记载很多，如赵良嗣《燕云奉使录》、马扩《茆斋自叙》、张汇《金虏节要》等书，都如实反映了他作为完颜阿骨打的主要谋臣在金朝建国前后的重要活动。赵良嗣和马扩是宋金海上结盟时宋方的主要谈判代表，多次往返于宋金两国之间，有关杨朴的记载当系他们的亲身见闻。张汇本为宋人，靖康之变后陷金十五年，后于绍兴十年（1140年）南归，他的记载也很值得信赖。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对于杨朴这样一位重要人物，《金史》却几乎不予记载，仅在《耨盌温敦思忠传》中提到一句，而对他建议阿骨打称帝建国等等关键活动都只字不提。过去人们历来把其中的原因归之于元朝史臣的疏漏，如《四库全书总目》在《金史》提要中就是这样说的：“其列传之中，颇多疏舛，如杨朴佐太祖开基，见于《辽史》，而不为立传。”现在看来，杨朴之不见载于《金史》，原因恐怕不在元朝史臣，而是金朝实录和国史有意隐讳的结果，因为杨朴建请阿骨打称帝建国的史实与金朝官方杜撰的开国史是相互矛盾的。

首先，从杨朴劝说阿骨打称帝的那些话来看，不像是阿骨打刚刚起兵不久的事情；其次，《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都说杨朴是渤海高永昌起兵叛辽时归降女真的，而高永昌在东京起兵是天庆六年（1116年）正月的事情，这就是说，杨朴劝阿骨打称帝不得早于天庆六年。另外，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和苗耀《神麓记》记载，在杨朴劝阿骨打称帝的同时，由韩企先为阿骨打确定汉姓汉名，“以王为姓，以旻为名”。韩企先是辽朝进士，何时降金不详；若按《金史》的说法，谓阿骨打天庆五年（1115年）正月称帝建国，当时女真人只占有一个小小的宁江州，仍僻处于金源一隅，韩企先恐怕不会在这个时候就已归降女真吧？这些都是与《金史》的记载相牴牾的。

金朝实录和国史对杨朴的忌讳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据辽宋方面的史料记载，杨朴在劝阿骨打称帝建国之后，又建议遣使议和，请求辽朝加以册封。《辽史·天祚皇帝纪》云：“杨朴又言：‘自古英雄开国或受禅，必先求大国封册。’遂遣使议和，以求封册。”女真方面提出议和的具体条件有十项：“乞徽号大圣大明者一也；国号大金者二也；玉辂者三也；衮冕者四也；玉刻‘御前之宝’者五也；以兄弟通问者六也；生辰、正旦遣使者七也；岁输银绢二十五万疋两者八也（盖分大宋岁赐之半）；割辽东、长春两路者九也；送还女真阿鹘产、赵三大王者十也。”[24]从这些条款来看，阿骨打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得到辽朝对生女真建国的承认，想获得与辽朝平等的地位而已。实际上，请求辽朝册封这件事本身就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阿骨打称帝建国之后，仍然没有灭亡辽朝、取而代之的打算，因为此时女真人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他们还不敢奢望能够动摇契丹人的庞大帝国。

此次议和大约始于天庆八年（1118年）初，《辽史·天祚皇帝纪》和《金史·太祖纪》分别在这年的正月和二月开始出现双方遣使议和的记载，议和活动一直持续到天庆十年（1120年）三月。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自天庆八年（1118年）闰九月以后，由于南宋方面的主动提议，宋金双方开始商议夹攻辽朝事宜，而与此同时，辽金之间的议和活动却仍未停止，完颜阿骨打还在继续寻求辽朝的册封，这表明当时女真人对灭辽尚无信心。这一阶段的议和活动，主要围绕着册封问题讨价还价，双方互遣使节不下十馀次。天庆九年（1119年）六月，辽遣太傅萧习泥烈等册封完颜阿骨打为“东怀国至圣至明皇帝”，“杨朴以仪物不全用天子之制，又东怀国乃小邦怀其德之义，仍无册为兄之文”，[25]于是“阿骨打大怒，鞭其使，却回之”。[26]此后双方仍就册封的具体内容往复商议，久拖不决。直到天庆十年（1120年）三月，辽朝“以金人所定‘大圣’二字，与先世称号同，复遣习泥烈往议。金主怒，遂绝之”。[27]和议最终破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这年春天金宋双方达成了夹攻辽朝的海上之盟，在这种情况下，女真人才终于下定灭辽的决心。是年三月，完颜阿骨打“诏咸州路都统司曰：‘朕以辽国和议无成，将以四月二十五日进师。’”[28]四月，阿骨打率军亲征辽上京临潢府，拉开了与辽决战的架势。

完颜阿骨打向辽朝请求册封一事，清楚地反映了天庆十年（1120年）以前辽金关系的真实状况。此事虽主要见于辽宋方面的记载，但其真实性是绝无可疑的。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春，遣直秘阁赵有开等人报聘女真，因传闻女真已受辽册封，故临时改派军卒呼延庆前往。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呼延庆离开女真前，完颜阿骨打亲口对他解释说：“大辽前日遣使人来，欲册吾为东怀国者，盖本朝未受尔家礼之前，尝遣使人入大辽，令册吾为帝，取其卤簿。使命未归，尔家方通好。后既诺汝家，而辽国使人册吾为至圣至明皇帝，当时吾怒其礼仪不全，又念与汝家已结夹攻，遂鞭其来使，不受法驾，乃本国守尔家之约，不谓贵朝如此见侮。卿可速归，为我言其所以。”[29]这是根据呼延庆向朝廷的报告而留下的记录，无疑是非常可靠的。

颇有意思的是，关于天庆八年到十年的辽金议和情况，虽然在辽、金史中都有记载，但两书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辽史·天祚皇帝纪》对双方在册封问题上的讨价还价直言不讳，而《金史·太祖纪》却只记载双方互遣使节的情况，不提议和的内容。翻遍《金史》，只有《耨盌温敦思忠传》中的一段文字透露了阿骨打请求辽朝册封的事实：“天辅三年六月，辽大册使太傅习泥烈以册玺至上京一舍，先取册文副录阅视，文不称兄，不称大金，称东怀国。太祖不受，使宗翰、宗雄、宗幹、希尹商定册文义指，杨朴润色，胡十荅、阿撒、高庆裔译契丹字，使赞谋与习泥烈偕行。赞谋至辽，见辽人再撰册文，复不尽如本国旨意。……辽人前后十三遣使，和议终不可成。”我猜想，这篇列传的史料来源可能不是金朝的官方文献（或许出自神道碑、墓志铭之类），所以无意间透露了真情。前面说过，杨朴其人也只是在这篇列传中才偶然地被提到一次，这更说明了我的猜测是有道理的。

日本学者外山军治氏对辽金之际的政治形势有一个概略的评析。他认为，完颜阿骨打于收国元年（1115年）称帝之后，虽在对辽的战争中节节获胜，但直到天辅四年（1120年）与宋朝达成夹攻辽朝的盟约时为止，始终没有推翻辽朝的计划；至天辅四年，金朝虽已占有辽的上京和东京，但对能否灭亡辽朝仍没有把握，金人产生灭辽的信心是在天辅五年（1121年）五月耶律余睹降金，金人尽知辽朝虚实以后。[30]从本文的分析来看，这个结论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至此我们可以对金代官方文献篡改金朝开国史的动机做出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了。完颜阿骨打起兵以后，由于女真人与辽朝实力相差悬殊，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阿骨打是以争取女真的民族独立并获得辽朝的承认为其奋斗目标的，所以他最初建立的国家可能是以“女真”为国号的。而且即使在他称帝建国之后，仍与辽朝进行长期的和谈，希冀得到辽朝的册封，直到与宋朝达成海上之盟，阿骨打才决意灭亡辽朝并取而代之。及至女真人灭亡辽宋，入主中原，建立了一个庞大帝国之后，就对当初那段开国的历史讳莫如深了。于是他们在实录、国史等官方文献中重新塑造了一部开国史，要让人们知道，完颜阿骨打起兵伊始即称帝建国，并以取代辽朝为目的。当然，在金朝前期，可能还有少数人知道历史的真相，上文提到的《博州防御使墓志铭》称金国为女真国，就是一个证明。此墓墓主是由辽入金的契丹人，他的墓志既是用契丹小字写成的，当然也是契丹人的手笔。金代的契丹人大凡都有一点遗民心态，墓志作者刻意使用女真国的国号，似乎就是遗民心态的一种流露。

顺便指出，金朝统治者伪造本朝历史，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日本学者池内宏氏在他的名篇《〈金史·世纪〉研究》一文中指出，《世纪》所载太祖阿骨打以前的十代先祖中，从第六代景祖以后才是实有其人的，而前五代全系子虚乌有，是金人为了夸示其历史的悠久而虚构出来的世系。[31]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

当我们对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给予一个否定性的结论之后，还需要对大金国号及收国、天辅年号做一些具体分析。首先，“大金”这个国号就很值得考究。“大金”一名，取义若何？《金史·太祖纪》是这么解释的：“上曰：‘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于是国号大金。”《金史·太祖纪》的蓝本是《金太祖实录》，《实录》引用阿骨打的话说：“辽以镔铁为国号，镔铁虽坚刚，终有销坏，唯金一色最为真宝，自今本国可号大金。”[32]按照这种解释，完颜阿骨打确定“大金”国号的本意，是因为金优胜于镔铁，明显流露出女真人想要取代辽朝的意图。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可信。

金代中叶以后，关于“大金”国号又衍生出一种新的解释。章宗时朝廷百官讨论德运问题，因为各种意见分歧很大，主张维持金德的一派就以大金国号附会金德，如“刑部尚书李愈以为：‘本朝太祖以金为国号，又自国初至今八十馀年，以丑为腊。若止以金为德运，则合天心、合人道、合祖训。’”户部尚书孙铎等人也说：“圣朝太祖圣训：‘完颜部色尚白，白即金之正色，自今本国可号大金。’又尝有纯白鸟兽瑞应，皆载之国史。请依旧为金德。”但这种附会之说在当时就遭到许多官员的反驳，泰和二年（1202年）尚书省奏曰：“李愈所论太祖圣训，即是分别白黑之姓，非关五行之叙。”[33]可以肯定地说，在完颜阿骨打起兵之时，女真人根本就没有中原王朝的德运观念，金德的确定是世宗大定初年以后的事情。“大金”国号与金德毫无关系。

总之，以上两种解释都不符合“大金”国号的本意。实际上，“大金”一名源自女真完颜部世代生息的按出虎水（今黑龙江省境内之阿什河），《金史》卷二四《地理志》就如是说：“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我们不清楚《金史·地理志》的史料来源是什么，但很明显，它对“大金”国号的解释与刻意改造金朝开国史的《太祖实录》完全不同。《地理志》的这种解释可以得到许多史料的有力支持，《金国语解》说：“金曰桉春。”“桉春”即按出虎之异译。《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云：“以水名阿禄阻为国号。阿禄阻，女真语‘金’也。以其水产金而名之，故曰‘大金’，犹辽人以辽水名国也。”这里说的“阿禄阻”也是按出虎的异译。又南宋归正人张汇《金虏节要》也说：“阿骨打为帝，以本土爱新（按：即桉春，此系清人以满语改译）为国号。爱新，女真语‘金’也。以其水生金而名之，犹辽以辽水名国也。”[34]综合这些史料所得到的解释是：女真语称金为按出虎，按出虎水以产金而得名，“大金”国号即来自按出虎水，此外没有别的任何含义。

《太祖实录》对“大金”国号的解释既不可信，那么《实录》说的“辽以镔铁为国号”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令多少辽金史研究者为之头疼。自元以来，人们对此解释各异。元世祖时的翰林学士王磐是这样理解的：“契丹以其国产镔铁，乃为国号，故女真称金以胜之。”[35]这是他的想当然之说，并没有任何根据。清人张穆则说：“契丹建国号曰辽，译言镔铁，盖《尔雅》‘白金美者谓之镣’。故女真抗辽，则名其国曰金。”[36]《尔雅·释器篇》明明说镣是白金（银）之美者，与“镔铁”有何相干？况且“镣”和“辽”也不能划等号。此乃强为解人。三十年代初，冯家昇先生在《契丹名号考释》一文中专门就此问题做了详细的论证。他煞费周章地引证中亚、北亚各民族语言中“钢铁”一词的读音，试图证明“镔铁”即为“契丹”之音译或意译。[37]但由于证据太薄弱，不为学界所认同。直至今日，“辽以镔铁为国号”仍是辽金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我的解释是：“镔铁”一词与“辽”或“契丹”都没有任何关系，《太祖实录》里的那段话纯属杜撰。前面已经证明，“大金”国号来源于按出虎水，而《太祖实录》的纂修者为了表明完颜阿骨打起兵伊始即以取代辽朝为目的，于是随意编造了一个“辽以镔铁为国号”、“故女真称金以胜之”的话柄，曲解“大金”国号的本意，以期混淆世人的视听。不幸的是，后人果真深受其蒙蔽，致使这句话困扰人们达数百年之久。

最后要谈的是收国和天辅年号的真伪问题。

根据本文的考述结果来判断，我认为收国年号是不存在的。金朝的建国，看来并不像《太祖实录》所记载的那么早，如果天庆五年（1115年）没有建国的话，当然也就无所谓收国年号了。从文献记载来看，《辽史》以及绝大多数宋人著述中都没有提到这一年号，金代考古材料中唯一涉及收国年号的是《海龙女真摩崖石刻》。这一石刻位于吉林省海龙县城西杨树林山山崖上，最早发现于光绪年间，1929年奉天省通志馆搜罗金石材料时得到拓片，罗福成据此作《女真国书碑考释》，[38]释出“收国二年五月五日”数字，故以为这就是该石刻的镌刻年代。六十年代初，金光平、金启孮父子根据拓片译释出石刻全文，认为石刻内容记述的是收国二年（1116年）五月在番安儿必罕建置谋克的事情，但镌刻于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三月。[39]七十年代末，孙进己根据实地考察结果，又将石刻年代订正为承安五年（1200年）三月。[40]总之，石刻内容是事后的追记，不能据此判断收国年号的有无。

天辅年号的存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它始于何年。《金史》和《辽史》都以公元1117年为天辅元年（一谓改元，一谓建元），宋代文献多以1118年为天辅元年，范成大《揽辔录》则以1122年为天辅元年。按照前两种说法，天辅总共当有七年或六年，但是目前所见金代考古材料还无法证实这一点。迄今出土的金代文物中只有两件记有天辅年号的石刻和题记砖，一是河北省兴隆县出土的契丹小字《萧仲恭墓志》，其中第10行有“天辅六年”字样，但这方墓石为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年）所立。[41]另外一件文物是从河北省固安县金代宝严寺舍利塔塔基地宫中出土的一块题记砖，上有墨书题记“大金国天辅十（当作“七”）年”、“天会十五年至天眷元年”云云，[42]题记写于天眷元年（1138年），也不能据此证明天辅年号究竟有几年。

综上所述，本文的基本结论是：由《金太祖实录》所撰造而为《金史》所承袭的金朝开国史肯定是不真实的，但是其历史真相究竟如何，目前还不能给予十分肯定的回答。我初步认为，完颜阿骨打于公元1114年起兵以后，可能在1117年或1118年建立了国家，国号是“女真”，年号为“天辅”，1122年改国号为“大金”。——当然，这远远不是定论。彻底恢复金初历史的真实面貌，仍有待于我们的继续努力。

（原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1]《忠穆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篇奏议在《忠穆集》中没有系年，《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七六系于绍兴七年正月，但《会编》所引此疏略去了那句关键的小注。

[2]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五，引范成大《揽辔录》。

[3] 《愧郯录》卷九“金年号”条。

[4] 《大金德运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朱志民：《内蒙古敖汉旗老虎沟金代博州防御使墓》，《考古》1995年第9期。

[6] 《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只有两处引录《金太祖实录》，文字又都不长，而且《会编》的引用书目中又没有列入此书，估计徐梦莘和李心传并没有见到原书，有可能是从归正人的著作中转引来的。但明人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上载有“《金实录抄》三本（原注：完颜勗）”，完颜勗领衔纂修的金朝实录有两部，一为《祖宗实录》，一为《太祖实录》。据此推测，大概《金太祖实录》至明代后期犹有残本传世。

[7] 《滋溪文稿》卷二五《三史质疑》。

[8] 《金史》卷四《熙宗纪》、卷六六《完颜勗传》。

[9] 《大金集礼》卷一《帝号》（上）“太祖皇帝即位仪”。

[10] 陈乐素：《〈三朝北盟会编〉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2、3分，1935—1936年。

[11]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引《神麓记》。

[12] 《遗山集》卷八。

[13] 王磐：《〈大定治绩〉序》，《元文类》卷三二。

[14] 《元文类》卷一三。

[15] 《大金国志》卷一《太祖武元皇帝》（上）。

[16] 《廿二史札记》卷二七“辽金二史各有疏漏处”条。

[17] 《廿二史札记》卷二七“《金史》”条。

[18] 《金史》卷二《太祖纪》。

[19] 《金史》卷二《太祖纪》，收国元年正月。

[20] 《辽史》卷二八《天祚皇帝纪》（二）。这段话又见于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二五《金国传》。

[21] 《辽史》卷二八《天祚皇帝纪》（二）。

[22] 《东都事略》卷一二五《金国传》。

[23] 《金史》卷八四《耨盌温敦思忠传》云：“自收国元年正月，辽人遣僧家奴来，使者三反，议不决。使者赛剌至辽，辽人杀之。”

[24]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25] 《契丹国志》卷一○《天祚皇帝》（上）。

[26]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27] 《辽史》卷二八《天祚皇帝纪》（二）。

[28] 《金史》卷二《太祖纪》。

[29] 《三朝北盟会编》卷四。

[30] 《金朝治下的契丹人》，见《金朝史研究》，李东源译，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31] 《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11册，1926年。参见三上次男：《关于金朝皇室完颜氏始祖的传说》，载《金史研究》第3卷，中央公论美术出版（东京），1973年。

[32]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引《金太祖实录》。

[33] 以上均见《大金德运图说》。

[34]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建炎元年正月辛卯条附注引《金虏节要》。

[35] 王恽：《玉堂嘉话》卷三。

[36] 《蒙古游牧记》卷七。

[37] 《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39页。

[38] 《支那学》5卷4号，1929年。

[39] 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328页。

[40] 孙进己：《海龙女真摩崖石刻考释》，《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

[41] 王静如：《兴隆出土金代契丹文墓志铭解》，《考古》1973年第5期；刘凤翥、于宝林：《契丹小字〈萧仲恭墓志〉考释》，《民族研究》1981年第2期。

[4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固安于沿村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文物》，《文物》1993年第4期。

该文原刊《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后收入《辽金史论》（中华书局，2019年）。此据后者。

编辑：三卜

排版：大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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