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最后的覆灭与辽东局势的败坏有莫大的关系，而这也始于万历时代。若论及辽东，首先要明确何谓辽东。若简言之，辽东即辽河以东的地理范围。在明代，所谓“辽东”指的是山海关外，辽河两岸，东至鸭绿江畔，北至开原，南抵大海之滨的旅顺。
在明代“九边”国防体系中，辽东地位重要，与宣府、大同、延绥共同构成了北部国防一线。辽东地处塞外东北一隅，但是“沧海之东，辽为首疆。中夏既宁，斯必戍守”，战略地位自然重要。明末清初人所撰《明书》曾谓：
若以地之轻重论，诸边皆重，而蓟州、宣大、山西尤重，何则？拱卫陵寝，底定神京，宣大若肩背，蓟晋若肘腋也。以守之难易论，诸边皆难，而辽东、甘肃尤难。何则？辽东偏处海滨，三面皆敌······
晚清时期曾经出使过北京的朝鲜文臣金景善在其《燕辕直指》中亦曾评论：
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一扰，则天下金鼓互鸣。何也？诚以平远旷野一望千里，守之则难为力；弃之则胡虏长驱，曾无门庭之限，此所以中国必争之地，而虽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
明初武力尚盛之时，用兵于塞外，尚有恢复汉唐世界帝国之战略目的。但是，自宣宗、英宗之后，军力衰退，西北、东北防线逐步收缩，蒙古势力渐渐复起于塞外。西北一线，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大同弃墙不守”，山西即与虏邻，也就是暴露于蒙古随时可能的侵扰之下。宣府、大同只能勉强支撑，而后河套、青海等地也渐为蒙古所据，而延绥四镇暴露于外。
至于东北地区防御，永乐元年（1403），明廷主动将大宁都司内迁至保定府，各卫、所均内迁至长城一线，蓟州即成边境。宣德九年（1434），明朝政府再撤奴儿干都司，辽东已外无屏蔽。
这意味着，到了明朝中期，明初军力强盛之时建立的外线军事重镇几乎全部丧失，其硕果仅存者即辽东，由是又负有“肩背神京”之重。在这种情况下，辽东之安危更加是大明北方防御之所系。
明朝立国初期，太祖以藩王御边，号称“塞王”，其中辽东为辽王朱植藩封之地。至于永乐之后，朝廷徙辽王于荆楚，辽东方有总兵之设。辽东军镇，设都指挥使司于辽阳，并设副总兵，其他要害之处则设置开原、海盖、锦义、宁远、宽甸五参将。
明英宗、宪宗之时，派遣都御史巡抚军镇成为一种制度，“巡抚之任，以防边御虏，调兵讨贼，馈饷赈济，抚安兵民，皆是重务”。辽东巡抚先驻广宁，后移至宁远。嘉靖朝始设蓟辽总督，驻密云，辽东有警，则赴山海关调度遥制。
辽东与其他军镇还有一个显著区别，即整个辽东皆是军事化空间，全境不设州县，故无编民，亦无民治。整个辽东军镇，全部戍卒加上原有的居民及招徕、发配人口，皆纳人军事编制，尽为都司卫所所辖军卒。辽东都司下辖二十五卫，按每卫5600人计，正军约14万，再加上随军家属，全辽人口大概在70万左右。
辽东地理位置在东北一隅，军需粮饷供应难度很大，在国初洪武时代，主要依赖于海运，辅之以屯田。永乐以后，海运停止，辽东全赖军屯。明代的世系军户制度规定，军户仅仅是一子世系军籍，其余余丁及其子孙则为编民。按照这个制度，经过百余年的生息繁衍，辽东又有大量民户。但是，辽东地方治理又始终不设民治，全部人口皆统于卫所，渔盐矿冶之利，也归于军镇。有民户而无民治，辽东地方的社会治理其实十分混乱。
明初辽东尚无紧迫的国防危机，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地理环境，“辽东山川险阻，林木茂密，地方窄狭，虏贼间或侵犯，难于久住”。从外部之敌角度而言，北部蒙古实力尚不强大，朵颜三卫已然臣属于明朝，并移驻于大宁故地，而东部女真各部尚未整合，更不会成为威胁。
然而，自宣德中撤奴儿干都司之后，辽东军镇派兵去松花江造船运粮，就会遭到海西、野人女真袭杀，形势十分被动。英宗正统之时，蒙古复盛，瓦剌大军自西向东横扫边外，明边各军镇毫无招架之力，脱脱不花进犯辽抚驻地广宁之时，明军更是一战即溃。辽东兵力孱弱暴露无遗，但之后蒙古内乱，仅有小规模袭扰，并无大兵进犯，辽镇亦能长期苟安。
但是，到了嘉靖中期，西部土默特蒙古崛起，俺答汗率军南犯，数次逼近京畿，甚至在嘉靖二十九年，“攻古北口，从间道黄榆沟入，直薄东直门，诸将不敢战”。另外，察哈尔蒙古也在这一时期迁徙至大兴安岭一带，并不断南迁，威胁辽东。朵颜三卫叛服无常，时时勾引蒙古入寇，西起前屯、宁前，东至辽阳、海州，多遭劫掠。原先恭顺的女真各部也伺机生事，叛乱时有。
隆庆中，明廷与土默特蒙古媾和，册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开放双方贸易，西北边境渐趋安宁。西北暂安，东北危机却日益深化。隆庆、万历之际，内附朝鲜人出身的李成梁出任辽东总兵，形势因之发生重大变化。
李成梁，这个在晚明辽东政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名将，其实发迹很晚。根据成书于清朝康熙年间，由李氏后人编撰的《李氏谱系》记载，“李氏出陇西，盘根挺秀，蕃衍遍海内。而吾宗则自朝鲜迁铁岭”。
陇西李氏出身，自然是扯淡，“自朝鲜迁至铁岭”才是重要信息。《明史·李成梁传》也记载，“高祖英自朝鲜内附，授世铁岭卫指挥佥事，遂家焉”。1930年代，日本学者园田一龟依据《李氏谱系》等史料，考证出李成梁家族先祖是鸭绿江右岸的女真人，亦不无道理。
《明史》中讲李成梁的高祖父李英自朝鲜迁至铁岭卫，被授予世系的指挥佥事，这种履历着实有点突兀。综合明末手抄《李氏家谱》《朝鲜李朝实录》《明史》等多种史料，可以清晰勾勒出李成梁家族的谱系，李氏先人中迁往明朝的一世祖叫李哲根穗，生平事迹不详；第二代叫李膺尼，定居铁岭，成为辽东军户，先是总旗，后升为副千户；三世祖李英，当上了世袭的铁岭卫指挥佥事； 四世祖李文彬世袭指挥佥事；第五世李春美，就是李成梁的祖父，生于成化十一年（1475），不仅袭职指挥佥事，还曾奉命入关作战，参与过镇压刘六、刘七起义，“破流贼有功，塑像狼山，名登国史”。很可惜，嘉靖九年（1530）七月，李春美被朝廷革职，罪名是贪墨。李春美之子李泾，原本在嘉靖二十年（1541）授本旗右哨把总，但是后来因为自己外甥获罪而受到牵连，“代姊子坐戍”。
因李春美、李泾父子两代人的背运，铁岭李氏家道中落，李成梁的人生起点并不好。李成梁生于嘉靖五年（1526），虽然是将门出身，“英毅骁健，有大将才”，但是因为家中无财疏通门路，也不能袭任世职，到了四十岁的时候，还是生员身份。
嘉靖四十五年（1566），李成梁的人生发生了转折。是年五月，五月，巡按御史李辅奉命“将辽阳都司儒学见在文武生员量行考拔”。英武但困顿的中年人李成梁不知为何打动了御史大人，“巡按御史器之，资入京，乃得袭”。在巡按御史李辅的资助之下，李成梁得以进京打点关节，袭任指挥佥事之职。
袭职之后的李成梁如同开挂一般，不到一年就“积功为辽东险山参将。”隆庆二年（1568）三月，朝廷“命险山参将李成梁为副总兵。仍管参将事。”隆庆四年（1570）九月，“总兵官王治道战死”，李成梁受命代理总兵。是年，李成梁44岁，他镇守辽东的光辉岁月刚刚开始。
李成梁面对的辽东，局势复杂严峻。蒙古鞑靼部俺答汗于隆庆五年（1571）款塞，受封顺义王。但是，察哈尔蒙古首领土蛮野心勃勃，“挟三卫窥辽欲以求王”，兀良哈三卫亦常常内犯。东边女真部落此时也渐成威胁，嘉靖三十二年（1553）以后，海西女真、建州女真“诸部日强，皆建国称汗”。反观明朝辽东边军，早已孱弱不堪，“十年之间，殷尚质、杨照、王治道三大将皆战死”。
李成梁受命代理辽东总兵后，“大修戎备，甄拔将校，收召四方健儿，给以厚饩，用为选锋，军声始振”。李成梁不仅稳定了辽东的局面，还屡挫来犯之敌。需要说明的是李成梁所招募的“健儿”并非定制中的卫所军人，而是私兵性质的家丁。
明中叶之后，世系军户性质的卫所军事制度事实渐渐废弛，“卫所官军既不能杀贼，又不足以自守”。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所言，“这种把世袭军官、世袭士兵和军事管理下的农田结合起来的办法，是不适合中国社会的性质的，而且在军事上也是毫无效率的。它到头来摧毁了这整个制度的军事性质”。
卫所军事的衰落，才有了家丁兵的兴起。明代的家丁兵有点类似于唐末五代藩镇的牙兵，是统兵大将的私人亲兵，称谓有“健儿”、“厮养”、“私卒”、“家众”、“亲兵”、“亲丁”、“苍头军”、“跳荡之士”、“能死之士”。家丁是将帅私兵，是用钱财招募成军的，待遇优厚，远超过一般军士，甚至“过额兵十倍”，故而家丁的战斗力也是十分强悍的，只有“膂力骁健，弓马娴熟”者才能入选。在战争中，精选精练的家丁兵往往能“以一当十，摧锋陷阵”。
蓄养家丁不是李成梁首创，“将帅树奇勋多藉家蓄之兵”并不鲜见，嘉靖年间的大同总兵梁震和宣府总兵马芳威震边陲，其中一个成功之道就是“惟是肯养敢死之士而己”。李成梁招募四方健儿，李氏家丁兵从此开始成为辽东军政格局中的重要力量。李成梁实际是为大明在辽东打造了一支真正的职业军队。
李成梁出任总兵之后，与时任辽东巡抚张学颜配合很好，李“敢力战深入”，而张学颜“则以收保为完策”，使敌来无所损失，敌退备战如初，“公私力完，渐复其旧”。李成梁出任辽东总兵后，打过不少胜仗，主要说来有这几个：
隆庆五年五月的卓山之战，李成梁击败来犯的蒙古和女真联军。万历二年（1574）的古勒寨之战，李成梁更是痛击建州女真首领王杲，并因获此大捷，进左都督，世荫都指挥同知。
在万历六年的劈山之战中，李成梁率军直到来犯的泰宁部首领速把亥位于劈山的大营，斩获四百三十级，杀其首领五人，夺获马驼营帐器械等更有数万。明朝得到捷报，万历帝登皇极殿接受群臣祝贺。李成梁被加太保，世荫本卫指挥使。
万历六年的圜山之战中，李成梁再次击溃进犯耀州的速把亥三万余骑，斩获八百四十及其长九人，获马千二百匹。因此战功，李成梁得封宁远伯，岁禄八百石。
万历十年三月，速把亥率军再犯义州，李成梁指挥部将李平胡将其射下马斩首，余部仓皇逃命。泰宁部首领速把亥一直是辽东大患，“为辽左患二十年”，这次被李成梁除掉，万历帝大喜，“诏赐甲第京师，世荫锦衣指挥使”。
李成梁一生，两次镇守辽东，凡二十二年，其武功最盛的是万历最初的十年。《明史》中说，“其始锐意封拜，师出必捷，威振绝域”，万历最初的十年，李成梁正当四五十岁，尚算年富力强，且地位并不算很高，正是锐意功名之时，进取精神较强，他向朝廷所奏十次大捷，多数也是在万历十年以前。
李成梁的军功为其本人及家族，甚至家丁奴仆都带来了无上的荣宠，其弟李成材位至参将，“子如松、如柏、如祯、如梅皆总兵官；如梓、如梧、如楠亦皆至参将”，李氏蓄养之健儿李平胡、李宁、李兴、秦得倚、孙守廉等人皆富贵，拥专城。
有一点需要注意，万历最初的十年，朝廷秉政之人是张居正，李成梁的武功及荣耀与江陵相国不无关系。史载，“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以法绳边吏，无所纵舍。独奖拔成梁逾于诸帅，成梁亦自奋”。历史上，李成梁几乎是一个毁誉参半之人，而毁之者往往多攻讦其虚报战功，甚至杀良冒功。
《明史钞略》中说，李成梁的战功，万历十年以前的都是可信的，而在此之后的上报战功则“此其不可信者也”。原因就在于“十载以前，新郑、江陵相继当国”，朝廷政策得当，“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成梁固不敢不效命”；万历十年以后，朝廷怠政，“功则与赏，罪不蒙罚”，故而才纵容出李成梁的骄惰以及种种不法之行。
万历十一年（1583）十一月，山西道御史魏允贞上疏指控李成梁杀降冒功，说辽东的军饷一半被李成梁拿去贿买敌人，一半用之“奉贵人”，就是贿赂朝廷权贵，所谓的斩首敌虏多是李成梁斩被掳军民首级冒功。刚刚亲政不久的万历帝对此事的处理态度却是十分冷淡，一方面说魏允贞的指控没有实质证据，多是“漫逞私臆，语多过当”，但又没有真正处罚魏允贞。对李成梁是好言安慰，但又命兵部派员调查。万历十一年九月，南京工科给事中冯景隆等人弹劾“李成梁冒功，宜夺封”。朝中监察官员的参奏弹劾，与当时朝中清算张居正的政治氛围不无关系。但是，万历皇帝从辽东局面稳定的角度考量，对之都是冷淡处理。直到万历十八年（1590）五月，兵科给事中薛三才上了两封奏疏，指控李成梁近来所奏辽东捷报并非实情，还说李成梁搜捕夷虏弱旅以充军功，战功不实，请朝廷派员调查。
越来越多的言官参与到对李成梁战功的质疑之中，万历帝不得不启动了调查程序。万历十九年（1591）七月巡按御史胡克俭又上了一封奏疏，讲了李成梁两件非常恶劣的冒功事件。一件是万历十一年（1583）十二月，在十方寺堡之战中，李成梁纵容部下史儒、涂广等人割取三百汉人首级以充军功，后被御史陈登云参劾，李成梁等人才未敢报功；另一件事在万历十六年（1588）三月征讨北关那林学罗、卜寨之战中，兵丁死伤过半，又遇天寒地冻，冻死冻伤数以千计，李成梁竟然割去死掉士兵的首级谎报军功，竟然还得到“岁加禄米五十石”的恩赏。
舆情汹汹，万历十九年（1591）十月，“辽东总兵宁远伯李成梁以人言求去位”，万历帝仍想慰留。但是御史言官们依然没有停止弹劾攻讦。是年十一月，在言论的压力下，万历帝被迫将李成梁罢职，“以杨绍勋镇辽东”。
明王朝在辽东的军事局面早已危机四伏，李成梁固然有种种不法情形，但他也确实有能力稳住形势。李成梁去职之后的十年中，辽东局势每况愈下。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月，大学士沈一贯奏称：
······谓李成梁镇守辽东二十年，虏人畏服，成梁离镇十年八易将，戎务尽弛，战守无资，辽事大坏，还将成梁前去方可整理，况彼家在铁岭，为国为家必宜尽力。昨本兵与臣商量推举，伏望皇上轸念重镇，准命成梁出镇，仍乞稍加礼数，作彼忠勤。······
看来辽东是离了李成梁不行，数日之后，万历帝下诏“命宁远伯李成梁以原官挂印，镇守辽东。”但是，李成梁却以身体不支推辞，所谓“不能以骨立之马，再服盐车之任”。这些当然只是托辞，李成梁最终还是复职了。
七十六岁的李成梁复镇辽东，“尚堪将兵”否？李成梁已经没有壮年时的豪情，不再有什么显赫的战功建树了。相反，第二个任期的李成梁却做了几件在历史上饱受诟病的事情。
其中之一便是放弃宽奠（甸）六堡。所谓“宽奠六堡”，就是辽东军镇的六个防御城堡，原先都在辽东边墙以内。万历元年，出于钳制女真的需要，总兵官李成梁奏请“移孤山堡于张其哈佃，移险山五堡于宽佃、长佃、双墩、长岭散等。皆据膏腴，扼要害”。移筑工程从万历二年开始，建成宽奠、长奠、永奠、大奠、新奠、孤山等六城堡，基本都在今天的辽宁省本溪南部和凤城县东部以及宽甸县一带。
据《明史·张学颜传》记载：“万历初，李成梁议而边人苦远役，出怨言。······卒筑宽佃，斥地二百余里，于是抚顺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约束。” 李成梁议设宽奠六堡，其实是一种“展地”计划，在军事上是意义是可以延伸力量，遏制建州，在经济上又有拓殖之效。
宽奠等六堡一带，原在明辽东边墙之外，“周围环抱山林，中间宽平膏腴”，历来是汉人和女真人的共同经济区，既宜于农业种植，又便于打猎采参。移筑六堡之后，明廷立即在那里驻军队、设仓库、建学庙、设关市这一带的农业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经过三十年的生聚蓄积，到了万历三十年的时候，已经是“积集六万余众，屯积日久，生齿日繁”，“化瓯脱为膏腴”。万历初年的辽东巡抚张学颜对宽甸六堡评价颇高，认为这里“四山环抱，土脉肥美”，以后可以“夺虎穴以为内地之藩篱，据羊肠以塞东胡之孔道。山泽之利无穷，赡养之资甚便。”
但是，暮年再镇辽东的李成梁却要主动建议放弃自己当年修筑的军事要塞。李成梁再度出山之时，辽东局面已然恶化许多，“屯民苦于赋税繁重，逃至边外，或投向建州者，岁不乏其人。”辽东军屯的崩溃，民众的离心，迫使李成梁和辽东当局不得不将辽东军事战略由扩张改为收缩，采取防御态势，于是才有了放弃“六堡”的事情。
万历三十一年（1603）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李成梁和辽东巡抚赵楫等人以宽甸六堡“孤悬难守”，“建议弃之”。既然“弃地”，就要移民。宽奠六堡经营近三十年，人民生齿日繁，早已安土重迁，弃地易而徙民难。李成梁的徙民手段十分粗暴，率军队驱赶百姓，烧房屋毁器具，致使年富力强之人逃亡建州，所剩六七万皆妇孺老幼。
李成梁强行迁回六七万老弱妇孺，却以功劳上报朝廷，说什么六堡军民徭役繁重，逃窜者甚众，六万之众集聚于此，恐日久生变，于是蓟辽总督蹇达、辽东巡抚赵楫等人筹议，采取措施将六万余人迁回故土。素来倚重李成梁的万历皇帝听到这样的奏报，甚是喜悦，下旨给李成梁、蹇达、赵楫等人加官进爵。
没想到，朝中对辽东情势有所了解的官员却掀起了一场针对李成梁的政潮。万历三十六年（1608）七月，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上了一封《抚镇弃地啖虏等事疏》，指控李成梁、赵楫等人放弃宽奠六堡之地是自毁长城，“李成梁与前人共得之，复与后人共失之”，助长了建州女真的的势力扩张，并奏请皇帝派员前往辽东勘查弃地实情。
极为吊诡的是，万历皇帝对待如此严重的弹劾非常冷淡，将宋一韩的奏疏留中不发。朝臣们并没有因为皇帝的冷淡而停止，当年八月，兵部又向万历帝上疏，“言请速勘辽左抚镇二臣弃地事情。”如此一来，万历皇帝才真正重视辽东弃地之事，然后下旨“着都察院即选差巡按御史勘明以闻”。
奉旨勘查的是明末名臣、时任辽东巡按熊廷弼，他的调查的结果与宋一韩的奏疏一致。万历三十七年（1609）二月，熊廷弼上疏弹劾李成梁等人“弃地啖虏”。万历皇帝的反应依然是冷淡，还是把奏疏留中，也未公开辽东勘查情况。
掀起政潮的宋一韩接着又“连章极论”，甚至还说李成梁与建州女真通好两世，“晋爵以来惟思取朝鲜”，李成梁想要谋夺朝鲜土地，“非结连建州无以善其后”，所以才有割地贿赂建州的事情。李成梁粗暴的弃地徙民手段，激起了屯民的反抗，“乐业之民宁死焚溺，死冻饿，终不肯回，而横江宽奠之间积尸，不止以万计”。
朝中言官对李成梁的攻讦指控愈发严重，“啖虏”甚至被上升为“通虏”，兵科给事中朱一桂上疏说李成梁“通虏之情灼然可见”。万历三十七年(1609)九月，宋一韩又继续上疏攻击李成梁，说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和李成梁情同父子，李成梁弃地媚虏，勾结建酋，以图自立，甚至建议皇帝杀了李成梁。前往辽东调查的熊廷弼也加入了对李成梁新一轮的攻讦之中，又上了《催勘疆事疏》，也是将李成梁的罪名从“啖虏”上升为“媚虏”，甚至还把矛头指向了皇帝本人，说“假使城郭之臣弃城郭，封疆之臣弃封疆，社稷之臣弃社稷，而皇上又何以驭天下？”类似的指控非常之多，在言官口中李成梁俨然是个通敌卖国奸贼。
万历皇帝似乎仍然无动于衷，对于这些弹劾指控不为所动，依旧信任李成梁。朝臣们还是不肯罢手， 万历四十年（1612）十一月，兵科给事中赵兴邦又上疏弹劾李成梁，说他是“献地通虏”。言论汹汹，必欲置李成梁于死罪而后快。
依据目前史学界的研究来看，李成梁的“弃地”不过是一种战略收缩，在辽东局面陷入颓势的一种不得已之举而已，“弃地”规模也并不是很大。宽奠六堡在李成梁“弃地”事件后，一直为明辽东防务前哨，并没有弃与女真人。
17世纪的辽东，明王朝的军政早已陷入一种难以振作的局面之中，建州女真的兴起已经难以阻遏。李成梁的保守，既是其暮年的生理性反应，也是一种理性务实的选择。万历皇帝的冷处理，同样是无奈与现实的共同促成。辽东局势的败坏并不是一时和少数人所能导致的，它是王朝国运整体进入下降期的一个侧影。
万历朝辽东局势的败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万历帝及其宫廷对辽东的贪婪掠夺。辽东地区出产黄金，自然也逃不过矿监税使的搜括。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万历皇帝向辽东地区派出了矿监，此人是尚膳监左监丞高淮，也就是“掌御膳及宫内食用并筵宴诸事”的宦官。
与大多数宦官身份的矿监税使一样，高准在辽东也是无恶不作，“杀人鬻狱，黩货无厌。……邮传惟其骚动，营卫惟其需索，山海惟其蹂躏，官兵惟其輘轹，士夫惟其奴隶，军民惟其草营，行人惟其劫掠”。
高准在辽东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为宫廷敛财，根据相关史料统计，高准在辽东任职十年，进贡给万历帝的矿税银总计为：样金两千零七十六两，样银三万八千零三十四两，马匹一百三十多匹，人参一百八十二斤，另外，还有貂皮百余张。然而，这些并不是高准搜刮金银的全部，“所劫银物十九入淮，十一进御”。这样就是说，高准进献给皇帝的不过是其敛财总数的十分之一，其余十分之九皆进了他自己的腰包，《明史》上说他“搜刮士民，取金至数十万。”
高准聚敛的钱财并不都是靠开矿收税，更多的是敲诈勒索式的“包矿包税”。高准在辽东执行的是广泛无差别的搜刮政策，不论有没有矿产，“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高准的掠夺严重破坏了辽东地方的社会经济民生，仅辽阳城内，原来有四十七户有“数千之产”的人家，经高准一番敲诈之后，“非徙而贫，无一家如故矣”。
富户如此，一般穷困之军户亦不能逃脱。在包矿包税的广泛掠夺之下，辽东军户“每人一身，除屯田、科粮、帮军、买马、修城、贴驿、排车、号头，各正项杂差之外，每丁仍包矿税，多者二三两，少者一二两”，如此导致了“富者日贫，贫者日逃，逃者不返，返者更逃”的悲惨局面。
高准的无度聚敛将辽东人民逼到了绝境，民间有谣“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辽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复杂，高准的暴政又极易引发动荡。万历三十六年（1608），高准无故勒索军户，“索骑操马，拷打号头”，激起了众怒，导致军户暴动，甚至要“北投虏地”，暴动蔓延于前屯、锦州、松山屯等多地。
高准的倒行逆施引发朝中及辽东当地官员的严重不满，弹劾上疏其实一直不绝。但是，万历皇帝出于聚敛财富的私欲考虑，一直对高准加以袒护。直到前屯等地发生暴动，蓟辽总督蹇达上疏弹劾高准擅自出巡、骚扰地方、克扣军士粮饷，奏请朝廷罢免召回高准。在这个情势之下，万历帝终于下诏召回高准，撤销辽东矿监税使，但是对于朝臣们要求惩治高准的呼声却始终没有回应。
高准被罢，李成梁也被解任，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这位传奇名将病逝于北京，卒年九十三岁，辽东局势更加溃烂不可收拾，大明王朝早已日暮途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