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克衫的衣兜里至少还剩了一万，我当时无意中目光一转，扫到了他的衣兜，看见里面还留着一团红色。夹克衫真是好衣服，衣兜很大，装得下钱，还装得下秘密。其实这场谈判只要再努力一把，小翠两口子还能再多得到一块红砖头。我有些替这两人惋惜。

——马金莲小说《旁观者》

《白衣秀士》收录了宁夏作家马金莲近年来创作的6篇中篇小说。小说集依然将关注主体对准西海固女性，讲述她们热气腾腾、辛苦劳作的日常生活，也讲述她们曲折的心路历程。从这部作品可以看出，马金莲小说创作的量与质在不断地增长、攀升，这增长与攀升体现在她一篇篇的小说里，体现在她出版的一部部作品里。她早期的小说创作以短篇为主，亮点与特点主要是儿童视角的巧妙运用、诗意的恰当弥漫，以及细节的真实与细微。但这本小说集却呈现出马金莲小说创作新的、明显的特点：一是小说的现实性在增强，二是小说主题的深度、宽度在拓展，三是作家的叙述控制力在增强。

众多读者与评论家在谈到马金莲的小说时，都诧异与感叹其写作的题材、主题与节奏等与国内其他“80后”作家的不同，她更像一名“70后”甚至是“60后”作家。马金莲出生成长于乡土文学传统深厚、现代化转型相对迟滞的西北乡村，擅长围绕稔熟的乡村，用细腻、质朴的笔触书写生活中动人的细碎。她以往多书写记忆里童年的故事，或者是从父辈甚至是爷爷辈口中听来的故事。但《白衣秀士》这本小说集却一改她往日的创作风格，其中的《旁观者》与《梅花桩》已明显呈现出由乡土文学向城乡文学的转变。可以看出，作者在努力、自觉而深入地书写当下的现实，并且生动而有质感。

《旁观者》中的“我”是一个农民工的妻子，目睹了病友家属“小翠”与她被摔残废的农民工丈夫的悲惨遭遇，并以旁观者的视角和态度表现出同情与悲悯。这里涉及的是非常现实的农民工权益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具体的人所面临的现实遭遇与艰难选择的问题。从《旁观者》可见，作者书写现实的意识在增强，而她始终坚持并擅长的底层视角，则进一步彰显了作品的现实性。

马金莲最初创作的短篇小说，主旨多数是相对显豁与单纯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语言与细节上。后来，她在中篇小说创作上集中发力，主旨与意蕴的深度有了明显的增加与拓展，小说集中的《梅花桩》便是如此。在这部作品中，“我”与哥哥都生活得不如意，“我”婚姻失败后不敢对亲人说出实情，自欺、伪装。哥哥内敛卑怯，却因为婚姻破碎而犯下大罪。哥哥在被警察带走前留下的嘱咐，是他对“我”最后的关怀与温情，“我”那一刻却只能无语悲伤。小说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主旨的深刻与多元繁复，写出了亲情的珍贵，写出了人情温暖与寒冷的一体两面，写出了人世间的许多含混、未知与可能，因而读来引人生发无限感叹和思考。小说主旨的深度与多维度达到了马金莲小说创作的新高度。

从作品集收录的6篇小说来看，马金莲的写作越来越从容了，她将那些微不足道但意味深长的瞬间汇诸笔端，用了一种诗意的、绵密的方式在讲述，很好地控制着叙述的节奏与主旨的缓缓浮现，也调控着读者的阅读之心。《山中行》和《小渡》即是体现这一特征的典型。

《山中行》写了一个新媳妇秀女与老光棍“蒜头巴巴”一起夜行的故事，小说以秀女丰富的想象推进故事节奏。在漫长的同行、孤寂与暗夜中，秀女内心惶惑不安，“蒜头巴巴”最后留下一个背影，映现了他的沉重、苦痛、隐忍与可怜，尤其珍贵的是其内心的善与真。贯穿其中、悬在半空的疑问到最后才轻轻地揭晓，让读者有一种失重般的轻松美好。《小渡》写了支教大学生秦老师的现实遭遇与张小蛋被洪水冲走的悲剧，这沉重主题只是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孝女与秦老师之间似有若无的一丝关联，表现出了一种美好、清浅的情愫，是一种萌动的美与真。读者读到最后才领会到其中的甜与酸，西部女性的纯朴与美好、苦难与隐忍慢慢地展现，小说体现了一种高超的叙述控制能力。

马金莲的《白衣秀士》里这几篇小说篇幅相当，继续展现了她细节描写的功力。她用很多细节的真实勾起读者共通的记忆和共鸣的感触，彰显了小说巨大的力量。她同时继续保持着创作的底层意识和底层视角，关注着那些平凡而弱小的存在，贴着他们的情感与生命来书写，这点尤为可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