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法院平反了几起实打实的冤案。湖北的佘祥林、河南的赵作海、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河北的聂树斌，他们的冤情之浮出水面，或者源于“亡者归来”，或者基于“真凶现身”。他们应该是世界上最能理解“无妄之灾”一词含义的人。这些案件虽然情形各异，但其原因都有相似之处。呼格和聂树斌早已被执行死刑，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在被定罪前曾发生过什么，而侥幸活下来的佘祥林、赵作海，则无一例外地讲述了他们曾遭刑讯逼供的经历。一个人只有在“痛不欲生，但求一死”的情况下，才会承认自己没做过的事，因此，我们无法想象他们曾遭受过怎样的非人待遇。

小时候看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知道给窦娥上夹棍、打板子都是在演戏，是假的，自然也就无甚感想。现在回看该剧，则明白了屈打成招的具体样式。“真凶”张驴儿知道在官衙里会有拷打，“你这等瘦弱身子，当不过拷打，怕你不招认药死我老子的罪犯！”他以“官休”还是“私休”来要挟窦娥，而糊涂的楚州太守只知道“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审断方法只有“左右，与我选大棍子打着”这一招。再读到“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这样的戏词时，才能理解该剧的震撼之处——个人在面临强大而合法的公权力的暴力时，她的屈从中隐含的是深深的无助与绝望。现实生活中侥幸活下来的人曾说他们一直相信法律会还他们以公正，而呼格和聂树斌在身赴刑场时，不知是否也曾有过窦娥这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憾恨？

其实，人们并不是不知道刑讯会导致冤案的发生。早在西汉时期，司法官路温舒就曾上书宣帝要“尚德缓刑”。他说，“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导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纳）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按照人之常情，平安时就愿意活，痛苦时则宁可死，在严刑拷打之下，什么样的口供得不到呢！于是，逼供、诱供就会收到明显的成效，而由于屈打成招、罗织构陷的罪行也更显周密而自洽，可织造出“完整的证据链”，所以，即便是法祖咎繇在世，也会认为犯人是死有余辜的。

尽管人们早有这样的认识，但由于古代侦破技术有限，加之犯人的口供乃“证据之王”，所以历朝历代并不禁止刑讯，最多在开明的朝代里对刑讯做一些限制。于是，当比我们早一步“走出中世纪”的西方人来到中国后，最先观察到的就是公堂上刑讯的不堪。曾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多年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他的《中国总论》中，就曾对此进行过详细的介绍。他说，虽然律例中描述了合法的刑具，包括三块板上挖大小恰好的槽用以压脚踝，五根圆棍用以压手指，也可以加上竹板（拶指），但在拷问中用其他方法的事是常有的。

直到清末实施新政期间，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在《奏停止刑讯请加详慎折》后，仍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后者认为，如果罪犯有罪证据太少，而且又拼死抵赖，那么，不用刑讯就难以结案，也有碍司法公正的实现。当然，晚清政府的这一举措还是受到了普通百姓的欢迎。1908年，年仅十七岁的胡适就在《竞业旬报》上发表了《停止刑讯》的短评，“我们中国讯官司的时候，专用各种刑法，屈打成招，往往有之。所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也？要晓得这用刑讯一事，是文明各国所没有的，所以前年便有上谕，要停止刑罚，如今法部又行文到给各省的地方官，一律停止刑讯。唉……只是太便宜了那班大盗老贼了”。这最后一句的感叹，倒也反映了民众的一般心理。

不消说，从清末发展至今，刑讯逼供早已失去了它的合法性，甚至还将刑讯逼供入刑。然而，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现实生活中因此而致伤致死的案件时有发生。近年来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无法从根本上杜绝或减少刑讯逼供现象，由此而造成的冤错案还是会时不时见诸报端。为聂树斌等人的冤案平反固然给人以“正义从不缺席”的慰藉，却免不了死者不能复生的遗憾。毕竟，与其事后昭雪，莫如事前的预防——与其在谷底准备一辆救护车，不如在悬崖边安装防护栏。这或许是呼格、聂树斌等人用生命的代价告诉我们的道理。

（文章节选自马建红《穿越古今的法律智慧》，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