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古籍刻工题名是历代刻工在书版上所留下的重要信息，其中除了最常见的姓名、字号等个人信息外，往往还包含非常丰富的地域信息。特别是清代以后，随着刻工题名方式的变迁，其中所呈现的地域信息也日渐具体、复杂，这就为我们了解清代出版业的地域情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本文即通过梳理清代古籍的刻工题名，同时结合其他相关文献，对清代刻书业的地域变迁与刻工的异地流动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力求从一个侧面反映清代书籍出版业的地域特性。 关键词： 清代古籍；刻工题名；地域
自有雕版印刷以来，参与古籍刊印的工匠就常常会在所刻书版上留下个人信息，包括工种、姓名、字号、籍贯等，因一般以刻工为主，故多径称为刻工题名。纵观宋代至清代的各种刻工题名录，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刻工题名方式的变迁，这些刻工题名所反映的内容、信息也日渐丰富。特别是其中所记载的地域信息，自明清以来可谓日渐增多。其中明代多表现为单纯地记录刻工籍贯，即所谓“称籍式”，如“庐陵刘云”之类。而到了清代，由于刻字店的大量出现，其中所反映的地域信息则更为多样。如道光十八年（1838）刻《存悔斋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刻工题名作“金陵侯瑞隆刻，店在嘉兴东塔寺前，局设扬州新城董公祠内”，其中既有刻工的籍贯，又有刻字店的所在位置，还有刻书的实际场所。短短一行题名，出现三个城市的名称，虽非通例，却也极其生动地反映了清代刻书业在地域属性上的复杂一面。由于笔者近年来一直关注并搜集清代古籍的刻工题名材料，发现其中不少内容颇能反映清代刻书业在地域性上的特点，因捃摭所见，以就正于方家。
01 清代刻书业的地域变迁 关于古代刻书业的地域变迁，历来早有论述。如就宋刻本而言，古人即有浙本、蜀本、建本之说，其时浙江、四川、福建等地都是著名的刻书中心。元明时期，徽州、南京、苏州等地逐渐崛起，成为刻书业极其发达的地区。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曾记载云：“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又云：“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说明至明代晚期，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已成为全国书业的中心，其中江南一带尤以刻书精善著称，而传统的四川、福建则已式微。胡氏还提及了湖州、徽州等地的崛起。其中著名的徽州黄姓刻工世家，自明正统至清道光十二年间（1436—1850）有约四百年的刻书历史（鼎盛时期是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刻工也达到三四百人的规模，从而成为中国版刻史上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刻书家族。
而到了清代，江南地区刻书业的优势仍然保持，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九曾专列“古今刻书人地之变迁”一节，对宋代至清代的刻书地域变迁有颇为具体的描述与概括：
王士祯《居易录》十四云：“陆文裕深《金台纪闻》云：‘叶石林时，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又云：‘比岁京师印板，不减杭州。蜀、闽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售。今杭绝无刻，国初蜀尚有板，差胜建刻。今建益下，去永乐、宣德亦不逮矣。唯苏州工匠稍追古作。’此嘉靖初语也。近则金陵、苏、杭书坊刻板盛行，建本不复过岭，蜀更兵燹，城郭邱墟，都无刊书之事，京师亦鲜佳手。数年以来，石门（原注：即崇德县）吕氏、昆山徐氏，雕行古书，颇仿宋椠，坊刻皆所不逮。古今之变，如此其亟也。”吾按：文简时，金陵、苏、杭刻书之风，已远过闽、蜀。乾、嘉时，如卢文弨、鲍廷博、孙星衍、黄丕烈、张敦仁、秦恩复、顾广圻、阮元诸家校刻之书，多出金陵刘文奎、文楷兄弟。咸丰赭寇之乱，市肆荡然无存。迨乎中兴，曾文正首先于江宁设金陵书局，于扬州设淮南书局，同时杭州、江苏、武昌继之。既刊读本《十三经》，四省又合刊《廿四史》。天下书板之善，仍推金陵、苏、杭。自学校一变，而书局并裁，刻书之风移于湘、鄂，而湘尤在鄂先。同、光之交，零陵艾作霖曾为曹镜初部郎耀湘校刻《曾文正公遗书》及释藏经典。撤局后，遂领思贤书局刻书事，主之者张雨山观察祖同、王葵园阁学先谦与吾三人。而吾三人之书，大半出其手刻。晚近则鄂之陶子龄，同以工影宋刻本名。江阴缪氏、宜都杨氏、常州盛氏、贵池刘氏所刻诸书，多出陶手。至是金陵、苏、杭刻书之运终矣。然湘、鄂如艾与陶者，亦继起无其人。危矣哉！刻书也。
在这段话中，叶德辉辗转引用叶梦得、陆深、王士禛之语，从古人的角度概述自宋至清的发展变迁；随后，他又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天下书板之善，清初至清中叶当推南京、苏州、杭州，至晚清则转为湖南、湖北。显然，除了“京师亦鲜佳手”这一变化外，南京、苏州、杭州仍然是清代前中期的刻书要地。
关于这一点，清人的其他文献也颇有涉及。如清初戴名世曾云：“天下各种书板皆刊刻于江宁、苏州，次则杭州。四方书贾皆集于江宁，往时书坊甚多。”又稍晚金埴在《不下带编》中亦云：
六十年前白下、吴门、西泠三地之书尚未盛行，世所传者，独建阳本耳。其中讹错甚多，不可不知。今闽版书本久绝矣，惟三地书行于世。然亦有优劣，吴门为上，西泠次之，白门为下。
按金埴（1663—1740）生活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而《不下带编》是其晚年之作，故文中所谈正是康熙至乾隆年间的变迁。惟金埴云“六十年前”三地之书尚未盛行，而叶德辉称王士禛（1634—1711）生活之时，“金陵、苏、杭刻书之风，已远过闽、蜀”，则二人的叙述还是存在微小的差异。
江南地区的刻书优势一直保持到道光末年。至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陷南京等城市，江南刻书业亦随之逐渐凋零。甘熙曾在《白下琐言》中比较南京状元境二十年前后的书坊状况：
书坊皆在状元境，比屋而居有二十余家，大半皆江右人。虽通行坊本，然琳琅满架，亦殊可观。廿余年来，为浙人开设绸庄，书坊悉变市肆，不过一二存者，可见世之逐末者多矣。
这种变化，甘熙认为是商人逐利之故，这当然是一种原因。但更重要的却是因为战争而使江南典籍散失殆尽，以至于市场上缺乏可卖之书。同治三年（1864），张文虎于南京上元境寻访书肆，不仅只有“寥寥三五家”，而且所卖者“惟有三场夹带及制艺试帖而已”，亦可见一斑。兵燹过后，各地官书局乃大力刻书，所刻多为《十三经》《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文选》之类的经典旧籍，正是为了弥补因战乱造成的典籍缺失。
值得一提的是，张秀民也曾在《中国印刷史》中罗列清代的刻书要地，则依次为北京、苏州、广州、佛山、泉州等，并总结云：
清代书坊最多者为北京，约有百余家，次为苏州，再次为广州。南京、杭州远不及明代。而广东佛山，江西金溪许湾，福建长汀四堡乡及各省亦有不少书坊。鸦片战争后，上海逐渐取代北京，成为全国最大之出版中心。
细读张秀民关于清代出版业地域分布的描述，不难发现与《书林清话》所录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张氏认为南京、杭州刻书业在清代已然没落，叶氏则认为清前中期刻书仍首推南京、苏州、杭州，直到晚清才向两湖地区发展。产生这样的分歧，原因可能主要在于二人的关注点不同。叶德辉关注的是刻字业，特别是其中擅长精雕精刻的名工、名铺；张秀民关注的则是整个出版业，且更侧重于刻、销一体之民间书坊。此二者的发展在清前、中期或尚有同步之处，至清晚期则已截然不同。书坊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发展强调“多”和“快”，因此商业气氛浓厚的广州、上海等地后来居上。至于北京，则是因其京师文化、科举中心的地位而有着巨大的市场。刻坊则以承接私人刻书业务为主，更依赖深厚的人文积淀。江浙一带尤其是南京、苏州、杭州等城市，都是传统的文化重镇，不仅文人众多，且多私家藏书、校书、刻书之举。张秀民也指出“私家刻书多在南方”，尽管笔者并不认同将优秀刻工、刻坊简单等同于私家刻书，但其“多在南方”之说则恰与叶德辉的说法相吻合。
以上是根据文献记载所梳理出来的清代刻书业的地域情况。由于一直缺乏对清代刻工的有效数据统计，因此这些记载基本上都停留于一种印象式的概括，未免有些粗略。有鉴于此，笔者根据已经刊出的两种清代刻工名录，再加上近年来所搜集、补充的刻工题名，共得一千七百余条刻工名录，对其中可考地域信息的刻工及其分布情况，做了更进一步的统计与梳理。其中一些主要城市的具体数据如下：
根据表格所列数据，可知全国刻书的核心区域主要还是集中在江南地区，并逐渐向周边地区逐层扩散。具体而言，江苏、浙江两省特别是其中的苏州、南京等地，仍然是刻工最为集中的地区，这与前人印象式的文献记载正相吻合。其中苏州无论是刻工数量还是刻书条目都雄踞榜首，是清代毫无疑问的出版中心。惟其中包含了大量仅知姓名而不详籍贯的刻工，例如参与刊刻《通志堂经解》的近500名刻工，尽管我们可以大致确定他们的活动区域是在苏州一带，却无法考知他们确切的籍贯地。不过，即使剔除这些条目，苏州的刻工数量仍然是最多的。其次则为南京，再次则为福州与杭州。其中杭州地区虽然刻书条目较多，刻工数量却完全不能与苏州、南京相提并论。事实上，清代杭州比较有名的刻工不过陆贞一、陈立方、任九如等寥寥数位，规模稍大、值得称道的刻坊也只有爱日轩、任有容斋等少数几家，与苏州、南京两地可谓相去甚远。惟就刊刻之精良程度而言，杭州刻坊尤其是爱日轩所刻书籍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这或许也正是叶德辉等人仍将其与苏州、南京相提并论的重要原因。
江浙以外，数据上比较引人注目的则有福建、安徽、湖北、直隶、广东、湖南、山东等省，也基本上囊括了前人文献中曾经提及的刻书中心。其中福建、安徽两省属于比较老牌的传统刻书重镇，历来坊刻业发达，盛产书坊、刻工。然而也正因为其偏重于坊刻，因此能够留下刻工题名的书籍反而不多。其中福州尽管刻书条目众多，但实际上绝大多数都出自吴玉田一家；徽州府则多出自虬川黄氏（其中版画刻工未计入内），宁国府的刻工虽略显多样一些，但其中不少实际上活跃于苏州、江宁地区，已经很难说是纯粹的本地刻工。换句话说，这个表格中福建、安徽两省的刻工群体，特别是活跃于坊间的无名刻工，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呈现。
至于湖北、直隶、广东、湖南、山东等省，则是相对新兴的后起之秀。从数据上看，湖北一省以黄州府刻工最多，但基本上出自黄冈陶子麟及其所组建的刻字铺。至于向与之并称的湖南，有赖于寻霖、刘志盛所著《湖南刻书史略》一书的详尽考订，得以对其各府刻工情况进行比较全面的搜罗。然而即便如此，湖南值得一提的刻工仍然寥寥无几。其中被叶德辉认为堪与陶子麟齐名的永州艾作霖，却不像陶子麟那样喜欢留下题名，故而可以明确落实的刻书条目很少。与之相类似的是山东，唐桂艳在《清代山东刻书史（一）》中曾详细记录了其所经眼之山东著述上留下的刻工，然而其中有代表性的山东籍刻工比湖南更少。此外还有北方的直隶与南方的广东。直隶的刻书业基本集中在京师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地区，广东则集中在广州府所属之顺德、佛山等地区。这两个省份有个共同的特点，即书坊业要比刻字业更显兴盛。如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即称：“清代书坊最多者为北京，约有百余家，次为苏州，再次为广州。”其中列举了北京书坊多达107家，而刻字铺则只有7家。当然这里对刻字铺的数量是远远低估的，且不说其所列书坊中实际上还包括了不少刻字铺，如刘春生所开设的文楷斋实为清末民国时期北京最大也是最有名的刻字铺；另外据《北京志》统计，民国九年（1920）北京市刻字铺有43家，民国十五年（1926）更多达77家，这些店铺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从清代延续而来。然而店铺虽多，对于刻工的记载却非常少，绝大多数店铺连店主都不可考，这也算是北京刻字业的一种奇特现象。至于广东，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称“广州省城内书坊林立”，并列举了二十五家书坊。林子雄《明清广东书坊述略》更将这一数字大加拓展，称“清代后期广东的书坊大部分集中于广州、佛山两地，其中广州有234间，占当时广东书坊总数的49%”，据此逆推，则广东一省仅清代后期的书坊就达到了近五百家。然而这两篇文章都没有提到广东比较有名的刻工或刻字店，且林子雄在其略早的另一篇文章《广东古代刻工述略》中，还特别申明“清代广东刻工，刊登在书籍上的很少”。因此我们目前所能收集到的广东刻工题名数量其实并不多，若非《（康熙）广东通志》一书在版心记载了121位刻工，则该省在出版业上的优势地位恐怕完全无法得到呈现。此外，广东地区的刻字铺也不如北京那样数量众多。当然，也有将富文斋、翰墨园等直接视为刻字铺的，如罗志欢《清代广东部分书坊及私人刻书简述》等文，但从一些存世书籍上钤有富文斋、翰墨园等的发兑章来看，其性质至少是介于书坊与刻字铺之间的，故本文暂未予以计入。
02 清代刻工的异地流动 上文主要还是从宏观的角度，对清代刻书业的地域分布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分析。事实上，如果具体到一些刻工及其刻书的个案，我们就会发现宏观的叙述虽大致不差，却多少失之笼统和含糊，并不足以反映清代出版业的复杂之处。这就需要我们对刻工题名中所反映的地域信息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
一般来说，刻工在题名中所留下的籍贯信息，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这些刻工的故乡，同时也能帮助我们大致判断一部书的刊刻地。如康熙间刻《张仲景伤寒论辩证广注》十四卷，题名署“吴郡张冲翰书、吴郡程际生刻”，可知此书的写工、刻工均为苏州人，则此书亦当刻于苏州。又如康熙间刻《屯留县志》四卷，刻工题名“上党剞劂王得玺、得行等刊，上党缮写刘惠”，则写工、刻工均为山西本地人，可知此书亦当刻于山西。此外，清初著名丛书《通志堂经解》的编撰者，一直有徐乾学和纳兰性德两种说法。而据王爱亭博士的考订，尽管书中刻工均未明确标注籍贯，但其中很多都曾在苏州地区刻过书，如柏功臣、邓茂卿、甘典等曾参与刊刻昆山徐氏冠山堂《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曹洪甫、邓格、甘世明等曾参与刊刻冠山堂《憺园文集》三十六卷，张公化、邓明等曾参与刊刻长洲顾嗣立秀野草堂《昌黎诗集注》十卷，刘公一、芃生等曾参与刊刻昆山徐氏花溪草堂《李义山文集》十卷，这些都足以从一个侧面证明《通志堂经解》系徐乾学在苏州所刻。
然而比较复杂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一部书籍往往由多位不同地区的刻工共同完成。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刻《永清县志》二十卷，刻工题名：“画工刘永，本县人；刻工穆雄如，江南江宁人；刻工姚得符，江南江宁人；刻工唐彦儒，顺天宛平人。”从“本县人”云云看，此书当刻于河北永清县，而两位江宁刻工、一位顺天刻工都属于外来刻工。而在乾隆十六年（1751）所刻《清绮轩词选》一书中，我们发现三位刻工“云间丁鸣和、吴郡金子亮、旌邑刘其章同镌”分属松江、苏州、宁国三府，显然仅凭刻工籍贯，我们很难判断此书的刊刻地。还有一些书籍，尽管刻工籍贯比较统一，但刻书地却并不与之一致。如嘉庆十二年（1807）刻《存素堂文集》四卷，其卷末题名署“秣陵陶士立缮写/江宁王景桓董刊”，理论上此书当刻于南京。然而此书内封有“程氏扬州刊板”字样，又作者法式善在序中云：“既别去，一日自扬州寄书来，谓方梓家集，俟工竣，将并镌余文。余闻之皇然惊，亟作书止之，书至而镌已半矣。”可知此书真正的刊刻地为扬州，而非南京。
显然，题名中的刻工籍贯并不一定反映书籍的刊刻地，这说明刻工是有一定流动性的。作为以技术手段谋生的手工业者，他们往往可以摆脱土地对人身的束缚，相对自由地流动于不同城市之间。尤其在刻书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水道交错，各个城市之间的往来十分便利，也在客观上为刻工的异地流动创造了良好条件。事实上，早在宋元时期，刻工异地流动就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就曾介绍不少宋代刻工异地刻书的例子：“建安刻工余良、游熙至湖州刻《大字本论语集说》。建安周祥至江西漕台刊《吕氏家塾读诗记》。福州、建州的工匠也被雇至舒州刊医书。”并总结云：“可看出他们（宋刻工）有在本地工作的，又有到外地去刻的，流动性很大。”而在元代，由于书籍出版量较小，又开始推行所谓“匠籍”制度，刻工谋生不易，甚至有远渡重洋到日本去刻书者。据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的统计，元末明初从中国到日本从事印刷业者多达五十余人，其距离之远、人数之多不免让人惊讶。
明清时期，随着“匠籍”制度的逐步废除以及相关税收制度的改革，手工业者开始享有越来越多的人身自由与经济自由，而日渐发达的水陆交通，使得这些刻工的流动更加便利，其活动区域也越来越大。如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无锡顾起经曾刻《类笺唐王右丞集》十九卷，书后附“无锡顾氏奇字斋开局氏里”，详细列出写勘工、刻工、装订工的姓名、籍贯等信息，其中涉及无锡、苏州（长洲）、金华、武进、江阴五地人氏，尤以无锡人居多，苏州人则居其次。而据此书每卷末所录雕版地点，可以明确其实际刊刻地为无锡，这也是无锡刻工最多的主要原因。而检索《明代刊工姓名全录》，我们发现其中提到的苏州刻工李焕，曾与无锡刻工何大节一起，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赴苏州常熟参与刊刻《桂翁词》六卷附《鸥园新曲》一卷；又苏州刻工章亨、袁宸二人，一同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赴松江华亭参与刊刻了《何翰林集》二十八卷。显然，无论是无锡本地刻工，还是苏州等外地刻工，都没有在一个城市固定刻书，而是辗转往来于周边几个城市，且彼此之间经常合作。 而自明代后期直至清代，随着出版业的发展与刻工数量的增多，异地流动现象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一方面，不少刻工从旧的刻书中心（如徽州）逐渐流出，进一步集中到南京、杭州、苏州等地，从而造成了这些城市的人才饱和；另一方面，一些技艺精湛的优秀刻工开始以设局开店的形式谋求长期的稳定经营（甚至是垄断性经营），有些城市还出现了带有一定地方保护色彩的行会组织，这就限制了外地刻工的流入与进一步发展。因此，相比宋元时期，明清特别是清代刻工的流动性与稳定性并存，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态势。一般来说，有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短期异地刻书。这是清代以前刻工异地流动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即因为某部书籍的刊刻而临时奔赴某地。其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刻工之间比较熟识，故彼此招呼前往外地刻书。如前文所举之明代奇字斋诸刻工即是如此。清代多人联合署名的现象较少，但也有这种不同籍贯刻工多次互相搭配的情况。如乾隆十二年（1747）刻《吴江县志》五十八卷，除张廷献等苏州刻工外，尚有旌德刻工刘茂生；而早在乾隆二年（1737），刘茂生就曾与张廷献等人一起刻过《纲鉴正史约》三十六卷，可见二人当早已结识。另一种则是刻工受雇主之邀赴外地刻书。一般来说，有这类要求的雇主都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私人刻书家，邀请的也往往都是知名刻工。因为他们对版刻质量往往有比较高的要求，也能够承担相应的刻书费用。如前文所及扬州名工汤鸣岐，曾应袁枚之请前往南京刻《红豆村人诗稿》十四卷；又南京名工陶士立、王景桓，亦曾应程邦瑞之请赴扬州刻《存素堂文集》四卷。值得一提的是，王景桓还曾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在陕西醴泉县刻《防护昭陵碑》，这样远的距离实在令人惊讶。
总的来说，由于固定作坊逐渐取代了个体户刻工，因此短期前往外地刻书的现象在清代逐渐减少。特别是那些拥有稳定本地客源的知名刻工，如南京的刘文奎兄弟、苏州的穆大展、杭州的陆贞一等，基本都以延揽本地业务为主，很少赴外地刻书。在清代，更常见的异地流动形式是第二种。
第二，长期移居异地刻书。这种移居，往往是因本地刻工相对饱和，促使一部分刻工迁往外地以谋求新的发展。如著名的徽州虬村黄氏家族，就曾于明末清初大规模外迁。据周芜《黄氏宗谱与黄氏刻书考证》一文统计，黄氏于明清时期先后迁出一百余人。所迁城市则“北至北京，南至湖广，主要是在长江沿岸和浙江一带”，尤以杭州居多，亦不乏迁往南京、北京、苏州等地者。不难发现，黄氏的迁出地都是新兴的刻书中心，他们的迁入显然也为这些城市带来了徽州的刊刻技巧。而在清中叶以后，南京、苏州等城市的刻工也日渐饱和。特别是南京，嘉庆、道光年间几乎为刘文奎兄弟所垄断，以至于刻工纷纷外迁。如南京刻工柏华升，其嘉庆五年（1800）刻《人寿金鉴》二十二卷有题名云：“金陵柏华升董刊/店开扬州青莲巷内。”又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唐文粹补遗》二十六卷亦有题名云：“维扬砖街青莲巷内金陵柏华升刻字。”可知柏华升从南京移居扬州，还在砖街青莲巷内开了刻字店。有趣的是，在稍晚一些的刻本中，柏华升的署名中悄悄抹去了“金陵”二字。如道光四年（1824）刻《种瑶草堂诗钞》二卷题“扬州砖街青莲巷柏华升刻”，道光六年（1826）刻《丽则堂诗钞》四卷题“维扬砖街青莲巷内柏华升刊”，道光十六年（1836）刻《赠云轩全集》四种四十三卷题“扬州砖街柏华升刻”，其后所刻均是如此。可见随着迁居日久，他已将扬州视为自己的家乡，而不再提及金陵。
除了柏华升外，我们还发现不少从南京迁往各地的刻工：迁往嘉兴者，如乾隆四十年（1775）刻《文房肆考》八卷，题名“金陵周品儒镌，店开嘉定秦殿撰第西首”，又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孟邻堂文钞》十六卷，题名“金陵侯瑞隆刻寄籍嘉兴东塔寺前”；迁往北京者，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刻《尔雅正义》二十卷，题名“琉璃厂西门内金陵文炳斋刘德文镌刻”；迁往淮安者，如道光十四年（1834）刻《泉史》十六卷，题名“金陵邓文进”“开局邓文进斋于淮安旧城”。不一而足。
相对南京来说，从其他城市迁出的刻工比较少，有些还有比较特殊的原因。如前文提及的刻工王景桓，最初本活跃于苏州一带。乾隆三十二年（1767）刻《竹云题跋》四卷，题名“吴郡王景桓镌字”，乾隆三十四年（1769）刻《义门读书记》三十四卷，题名“吴郡铁瓶巷王景桓镌”，可知其时王景桓居住在苏州铁瓶巷。然而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防护昭陵碑》、乾隆五十五年（1790）刻《子史精华》一百六十卷时，题名已改为“江宁王景桓”，且此后嘉庆年间所刻书籍均署“江宁”而非“吴郡”。显然，王景桓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前从苏州移居到了南京。而其中原因，则可能与文字狱有关。据《清代文字狱档》记载，发生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尹嘉铨《近圣编》”一案中，有违碍内容的《近圣编》一书曾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委托彭绍谦“寄苏刊刻”，而“刻板、刷印俱系书店王景桓经手”。办案人员很快提审了王景桓，王氏供称“此书系店内所刻，除三十七年刻就时彭绍谦印过十部外，余再无刷印流传，断不敢隐藏捏饰、自取重谴等语”，对此事供认不讳。尽管档案中并没有王景桓遭受重罚的记载，但受到惊吓想必是不可少的，这应该正是王景桓离开苏州迁往南京的重要原因。然而离开苏州之后，王景桓不仅仍然从事刻书行业，而且仍直署自己本名，只是将籍贯改为江宁而已。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文字狱对清代刻工署名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第三，书籍的异地刊刻。除了刻工自身的流动外，出资刻书者还可选择将书籍寄送给外地的刻工刊刻，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异地流动。如乾隆间方苞在南京作《重修清凉寺记》，写信请方承观写样，并云：“《清凉寺碑记》行楷一听择便。江宁刻工甚拙，若得好手，于浙中刻之，一水易达也。”又嘉庆年间铁保编《熙朝雅颂集》，亦以“山东省刻工不佳，交浙江巡抚阮元于杭州校刊”。显然，在刻工越来越倾向于稳定经营的清代，如果出资者对刻书质量有一定要求而又对本地刻工不甚满意，那么将书籍委托给外地刻工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如清末叶昌炽刻《左传补注》，即“苏地写样，闽省上板”。而僻处南浔的嘉业堂，则将刻书业务分别委托给上海鸿文斋、苏州穆子美（铺）、苏州文铭斋、湖北陶子麟（铺）、扬州周楚江（铺）、南京姜文卿（铺）、北京文楷斋共六地七家刻字店。这其中“一水易达”的发达交通，显然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此外，经济上的考量也是刻书者选择异地刊刻的一个重要原因。清中叶以后广东刻字工价甚廉，江南地区的刻书者就将书籍发往广东刊刻。如据咸丰《顺德县志》记载：
今马冈镂刻书板，几遍艺林，妇孺皆能为之。男子但依墨迹刻画界线，余并女工，故值廉而行远。近日苏州书贾往往携书入粤，售于坊肆，得值则就马冈刻所欲刻之板。刻成，未下墨刷印，即携旋江南，以江纸印装，分售海内，见者以为苏板矣。
文中苏州书商前往广东贩书，再利用广东的低廉刻资，将新刻好的板片带回苏州以谋利，一来一回，皆是商机。显然，为了冒充苏板，这类雕版上不会轻易题署广东刻工的姓名，因此很难找到实例。不过清中叶发生的“沈德潜选辑《国朝诗别裁集》”一案，却恰好能印证这一说法。据《清代文字狱档》记载：
乾隆二十五年，曾有江宁怀得堂书客周学先来粤卖书，以粤省书刻刻工较江南价廉，曾将《国朝诗别裁集》初刻本、翻刻本板片带回江南刷卖。闻得于乾隆二十九年，周姓已赴江宁县衙门缴销，现在委无板片……
按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曾三度刊刻，其中第一次刻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第二次又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重刻，并于次年二月刻成。周学先于乾隆二十五年赴广东翻刻此书，可见使用的底本为乾隆二十四年本。这说明《国朝诗别裁集》甫一出版，就被传播到了广东，速度之快令人叹为观止。
而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寓居南京的袁枚谋刻《子不语》一书，也曾两次致信在广东做官的堂弟袁树打听刻书价格，其中前一通云：“又闻广东刻字甚便宜，不过不好耳，然刻《子不语》原不必好也。弟为留意一问。”后一通又再次叮咛：“替我打听些《子不语》事寄来。闻广东刻书虽不好而价甚贱，意欲将此等游戏之书托弟在广东刻之。”后《子不语》改名《新齐谐》，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前后正式刊行，由于没有明确的刻工题名或刊记，我们无法确定此书是否真的刻于广东。然而袁枚如此积极询问，亦说明当时远赴广东刻书是文人学者颇能接受的常见现象。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本国的异地刊刻外，还不乏跨国的异地代刻。对于这一问题，国内较早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复旦大学的陈正宏教授，其在《越南汉籍里的中国代刻本》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具有跨国刊刻性质的“代刻本”这一概念，并列举了数种越南人编撰而实际由广东书坊（尤其是佛山书坊）代刻的越南汉籍。此外，又在《琉球本与福建本——以〈二十四孝〉、〈童子摭谈〉为例》一文中，提到了清末琉球人在福州委托书坊代刻书籍的情况。当然，除了越南、琉球外，这一现象在与中国交流更多的日本、朝鲜等国家亦颇为常见。如黎庶昌在担任驻日公使期间，就曾请日本刻工刊行《古逸丛书》《黎氏家集》等书，而这些书的版片后来都运回中国刷印流通。如果能多发现几个这样的跨国代刻本的实例并加以深入研究，对我们了解古代书籍刊刻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流动性，无疑都是颇有裨益的。
03 结  语 从宋代开始，刻书业就是一个地域色彩非常浓厚的行业。考察清代刻工的地域变迁与异地流动，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这个群体的了解，而且还能从一个别样的角度去审视古籍版刻风格的形成过程。一方面，刻工的异地流动，显然能够促进他们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从而对彼此的版刻风格带来一定影响。特别是不同地域的刻工合作刻书时，为了实现版面风格的协调统一，监刻者通常需要出面协调各人的刻字风格，而刻工之间的切磋交流亦在所难免，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刻工原有的风格与技巧。而随着这些刻工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流转，这些风格和技巧也会得到传播和改进。另一方面，一旦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刻工群体趋向稳定，特别是一些知名刻工以开设刻坊的形式占据垄断性地位时，又会产生或推广一些具有某种时代性、地域性的代表性风格。如清初苏州地区“软字”的流行，南京刘文奎兄弟与清中叶标准“宋字”的盛行，以及杭州爱日轩对“仿宋字”的推动与改进，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关于这些问题，笔者将另文加以探讨，此处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