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十个月的闭馆“复原”工程，北大红楼一层(北京大学图书馆旧址，现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重现五四时期的风貌，并于近日对观众开放。同时，主题为“新时代的先声”的展览也在纪念馆南墙内的平房开展。4月23日上午，记者走进红楼，犹如置身于90年前的北大，置身于五四运动的先驱者正在工作、求索和读书的环境中。纪念馆业务部主任陈翔对每一处复原的旧址都做了细致和生动的介绍，他告诉记者，房间门口蓝底白字竖写形式的搪瓷门牌，如“图书馆主任室”、“第十四书库”、“第二阅览室”等等，也是经考证后依原样复制的。

红楼建成于1918年。北大校友、已故著名学者邓云乡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当年的情形：“说起老北大，人们自然想起沙滩红楼，说起红楼，人们又自然想起沙滩北大，在北京，红楼几乎成了北大的代名词。”

红楼是一座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凹字形建筑，如今旧貌依然。五四时期的北大红楼，地下室是印刷厂，一层是图书馆，楼上是校部办公室和教室。在西式楼房还很不多见的北京，当年这座红砖建筑颇为扎眼，很有“雄视一方”之势。五四时期的北大校长是蔡元培，他所领导的学校，已是引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镇，同样有“雄视一方”之势。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鲁迅，有《新青年》“四大台柱”之称的胡适、刘半农、钱玄同，以及当时的北大学生傅斯年、徐志摩、邓中夏、朱自清等等，这些当时和后来的风云人物，都曾出入红楼，在这里留下过足迹。

1925年，鲁迅应北大学生会之邀写了《我观北大》一文，对“五四”以来的北大，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

三个办公室的主人

“五四”前后，红楼一层是北大图书馆，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此办公。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办公室及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的教室都在二楼。陈翔说，目前二层仍由其他单位使用，无法复原旧址。此次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重新开展，利用一楼的书库旧址辟出蔡元培、陈独秀两个展厅，只好把他们的办公室移至一楼。

图书馆主任室是一个“原汁原味”的套间，位于一楼东头南侧，外屋会客，里屋办公。李大钊于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此期间，他对北大图书馆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整顿和改革，把一个旧式藏书楼转化为现代大学图书馆，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同时，李大钊开始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播之路，《庶民的胜利》等名作，就是在这里写出的。甚至可以说，这间办公室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的一个策源地。1920年3月，他在这里同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讨论了建党问题，并介绍维金斯基去上海会见陈独秀，从此拉开了建党的序幕。当年10月，也是在这间办公室，李大钊与张国焘、张申府等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小组。李大钊虽身为名教授，但办公室朴素无华，很贴近主人谦和质朴勤恳的形象，据说当年红楼的不少师生都喜欢到这里和主人聊天，并给这两间斗室起了个雅号――饱无堂。

1917年，陈独秀接受蔡元培的聘请，从上海来到北京，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此前两年，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率先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振聋发聩的反封建口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新青年》编辑部随陈独秀一起迁到北京后，迅速形成一个以北大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为骨干力量的编辑阵营，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学改良刍议》，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陈独秀都功不可没，他本人也在《新青年》上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1918年，他在这间办公室和李大钊、高一涵等共同创办了另一个著名杂志《每周评论》，五四运动期间，从5月4日到6月8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33篇《随感录》，陈独秀展厅悬挂着其中的一段：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6月11日，他因亲自到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他和李大钊共同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而遭军警逮捕，正所谓“出了校门就入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