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都》：不结婚就有自由吗？

《金都》是我今年最期待的香港电影之一。

一部去年就在香港上映的影片，本以为由于港陆两地的“时间差”，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才看正片，前段时间却令人惊喜地突然释出“资源”。

就连导演也在豆瓣上开玩笑地说：

小成本制作，经费只有300万港元，仅用18天拍成 ，却在今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拿下包括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编剧在内的八项提名，在台湾金马奖获得三项提名。

导演黄绮琳2012年毕业于香港浸会大会电影学院，作为编剧身份创作的《玛嘉烈与大卫 绿豆》和《叹息桥》，都是高分佳作。

《金都》仅仅是她执导的第一部作品。

片名所说的金都，是兴旺于香港90年代的一个结婚主题商场。里面有大量经营喜帖、婚纱、礼服和婚礼策划的店铺，可以提供结婚一条龙的服务。曾经的平价、亲民，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也许是衰败、落伍。正如导演在采访中说，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怎么喜欢去金都了。

《金都》的色调，也常常给人一种衰败、灰暗的感觉。

男主角Edward和女主角阿芳都驻扎在金都里，Edward经营婚礼摄影，阿芳在婚纱出租店打工，两人在一起已经七年了。

对于什么时候结婚的问题，她也很无所谓：“有人求婚那就结婚吧。”但是当男友Edward真的求婚时，她没有一般求婚桥段里女生欣喜激动的神情，反而明显地看到她左顾右盼。

尽管最后还是接受了求婚。

正式求婚之后，婚礼就排上了日程，然而阿芳却越来越推搪，不想摆酒，想旅行结婚，想推迟婚礼。

原因是十年前，阿芳做了一个完全不符合她现在形象的决定，她为了从父母家里搬出来，真正自由独立，通过中介跟内地人杨树伟办理了 假结婚 ，赚取租房费用。

问题是，这十年里中介却没有妥善地帮助他们办理离婚。阿芳想尽快与杨树伟完成离婚手续，好跟已经定好结婚日期的Edward结婚，而杨树伟也想尽快利用婚姻关系拿到香港居民身份。

三来两往，假结婚终于还是被Edward发现了。

Edward为此大发雷霆。为什么你可以为了几万块钱跟别人假结婚，却不愿意跟我真结婚？言下之意是，难道七年感情胜不过几万块钱吗？

等一下，谁告诉你结婚一定是因为爱情？

事实上，在《金都》里， 为了爱情而结婚的人只有一个，阿芳。

Edward想结婚，因为那是妈妈的期待，也是社会规范的要求；杨树伟跟阿芳假结婚是为了获取香港居民身份。就连Edward的客户情侣，都在有意无意之中透露，之所以答应男方求婚，就是因为他有房子。

只有阿芳会感到内心不安和挣扎，跟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结婚，算不算假结婚？

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执念，社会、家人会催促我们，尽快挑选一个门当户对的结婚对象。时间一长，我们就不再抗拒，或者说懒得坚持。

阿芳何曾不是。她时时体现出一种厌世的颓废感，说话慵懒无力，即使争吵都是“阴声细气”。

如同这个电影开场。

阿芳在宠物店里，跟老板说他的鱼缸里的一只龟的背翻了过来。但老板拿起这个翻背的龟就塞给她，“45块。”她不想起争执，也不敢拒绝。

有时候，还显得过分善良。店里出租的婚纱脏了，顾客坚称之前就是这样的，她自己就垫工资出钱清洗。理由是人家结婚开开心心就算了吧。

在这段关系里，她似乎也说不上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Edward有自己的事业，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也能凑出一笔首付婚后买房；

两人吵架，还会主动求和，讲冷笑话（这一点估计很多男生都做不到吧）。

注意，阿芳在背面还偷偷地笑了。

尽管电影里没有明说，但可以看出Edward还是一个文艺男。

他租的屋子里贴着《暖暖内含光》的海报，厕所里挂着梵高的《向日葵》，连厕所读物都是《电影美学》。

但杨树伟的出现，开始让阿芳彻底反思自己现在的生活： 为什么要结婚？自由是什么？

杨树伟刚出现时的形象，和消极低沉的阿芳很不一样。他像是这部电影里全新的形象，经常高昂地侃侃而谈，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对于阿芳急着结婚的想法，他说：蠢人才急着结婚，结婚证书有什么用？有屁用。

阿芳问他：那你拿香港身份证又有屁用啊？杨树伟回答说：因为自由啊，有了香港身份证，想去旅行的话，买张机票就走了。

阿芳不理解他就为了旅游自由而折腾十年，杨树伟更是看不起阿芳急着走进婚姻的牢笼。两个人就像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杨树伟还给阿芳讲了一个 “亚洲蹲” 的故事。他说，只有我们内地人才能后脚跟着地蹲下来，因为我们是从一种渴望自由的鸟进化而来的。阿芳之后一次次地尝试亚洲蹲，果然失败了。

这是一个政治隐喻，也是一个有关婚姻的隐喻。 没有自由的，拼命向往自由；拥有自由的，却不敢追求自由，不敢化身为鸟。

电影里还有一句很妙的对话，印证了那一句话：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枷锁之中。

-你知道微信的对话会被监控的吗？（阿芳）

-那你现在不是一样被你男朋友监控（杨树伟）

阿芳十年前就敢为了独立而假结婚，也许更是因为父母婚姻不和，她当时就觉得自己一辈子都不会打算结婚。

她心里一直埋有一颗追求自由，反叛的基因和种子，但她也隐约知道自由并非易事。

正如她问同性恋的好友： “是不是只有事业有成的女人和同性恋才不用结婚呢？ ”

她知道尽管这个社会一直在说什么独立女性，但她资质平平，又有一个在一起七年的男朋友，不结婚还能怎么办呢？七年来，她变成了一个逆来顺受的人，承受着男友和他的母亲带来的束缚。

Edward是一个站在自由背面的“妈宝男”。什么事情都由母亲决定，不喜欢也不愿意承担选择的风险和后果。支票本，放妈妈那里；银行卡，跟妈妈联名；结婚时间，听妈妈的；买不买房，听妈妈。

由此而来的是对阿芳的强烈控制欲。看到她的衣服遮不住内衣肩带会让她扔掉，发现她买了超短的牛仔裤，也会帮她扔掉。甚至还在她的手机里开通定位功能，随时监控和夺命call。

阿芳假离婚的事被他发现后，他第一时间想的是：你和别人结婚的事不能被别人知道。阿芳对此看得很清楚，她对杨树伟说：

如果他是愿意我被车撞死还是和你暧昧，他一定宁愿我死。

阿芳爆发的一次，是平时来家里指指点点的Edward妈妈，擅自把阿芳的龟给扔了。要命的是，Edward还站在了妈妈这边。平时什么都不说，什么都忍耐的阿芳，终于忍不住了，她说， 是不是结婚后我就连养龟的自由都没有了？

Edward显然不懂她在说什么。

Edward当然不懂阿芳在说什么，他是一个活在传统秩序里的人，时间到了就结婚，结婚了时间到了就要孩子，到底有什么不妥的呢？

这就是两人的根本矛盾： 你要为了安全而逃避自由，还是愿意为了自由放弃安全？

教会她自由意义的杨出身大陆，对大洋彼岸的美国充满向往，而留学英国归来的Edward却对传统秩序充满依恋。

这是另一个绝妙的讽刺，也是一个寓言式的解读：

自由跟位移有关系吗？

从大陆去到美国，从逼仄的金都逃到其他地方，就能获得新的自由吗？还是说就像电影里的乌龟一样，只是从一个缸换到另一个缸？

电影最后，那个向往自由的杨树伟却奉子成婚，放弃了香港身份，还长了一个啤酒肚。这个曾经嘲笑阿芳着急结婚的人，却对她说出一句自相矛盾的话： “不结婚就有自由吗？”

不结婚不一定就有自由，但是你得首先要有选择结婚或者不结婚的自由。

这一点，最后阿芳也明白了。她可以选择结婚或者离开Edward，也可以选择是否养乌龟，是否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是否关闭手机的定位监控。

事实上，这种自由一直都没有离开她，并不需要走出婚姻才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