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多月前，上海音乐学院“钟鼓奖”国际作曲比赛决赛现场，许多人没有鼓掌。
如今，围绕比赛发生的争议、动手、抄袭等话题，依旧在学院内、诸多校友间乃至音乐界议论纷纷。
这是一场由文化部审批同意、上海音乐学院主办的比赛。作为上海音乐学院建院80周年纪念活动之一，这次比赛曾被媒体评价为“我国作曲界级别最高的比赛”和“中国首次举行的大型国际作曲比赛”。
更引人注目的是高额奖金。比赛设36岁以下的“春钟奖”和36岁以上的“秋鼓奖”各一个，奖金均为16万元人民币。在许多人记忆中，这是中国作曲比赛史上的最高纪录。
“秋鼓奖”未征集到合格的参赛作品。在2007年10月30日晚于上海音乐厅举行的决赛音乐会上，由复赛挑选出的6部作品共同争夺“春钟奖”。
决赛音乐会上，“国际性”很明显。7名评委中，除了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杨立青、作曲系主任何训田等3名国内音乐家，还有克里斯托夫・潘得雷茨基等4名欧美作曲家。上海交响乐团现场演奏的指挥则来自瑞士。
不过，在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戴鹏海看来，这个所谓中国“级别最高”的国际比赛，唯独没有高水平的作品。
决赛当天，戴鹏海听罢演奏，未等公布结果便起身离去。他认为，参加决赛的作品水平一般，不管哪个作品获奖，都“根本不值这个价”。
坐在他周围的好几位知名作曲家也都纷纷摇头表示失望。回家路上，戴鹏海与同车的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创作委员会主任、作曲家徐景新一路都在讨论这个话题，回家后仍觉言犹未尽，连夜打电话质疑这次比赛“究竟在搞什么”。
86岁的老作曲家、曾任上海市文联主席和音协主席的朱践耳，听后也颇为失望。他记得，有人甚至“听到一半就不想再听了”。
“为保持我国举办大型国际作曲比赛的高标准和高规格，这次比赛的大奖最好空缺。”朱践耳的这个意见，在台下得到不少人赞同。不过，台上评委的决定却并非如此。
最终，“春钟奖”16万元奖金颁给了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生宋歌的作品《了歌》。此外，为“尊重国际评委意见”和“鼓励新人”，临时决定加设两名“评委特别奖”，奖金分别为4万元和2万元，获奖者均为上音在读学生。这场国际作曲比赛的3个奖，最终悉数落入上海音乐学院囊中。
评选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评委中名气最大的波兰作曲家潘得雷茨基，曾被主办方着力宣传。不过决赛这天，主办者似乎并未让潘氏弄懂评分规则。一份评分结果的表格显示，他错把音乐会上下半场演奏的参赛作品当成两个奖项的角逐者，分别排了名次。比赛尚未完全结束，潘氏便离席赶赴机场。不过，据了解，他的评分本来已成废票，但实际上又并未被当做废票处理。
比赛引起的讨论和争议始终没有停息。
关于奖金设置和比赛花费的问题，首先成为争论焦点。提到原定32万元两个大奖和实际上发出去的22万元奖金，几名音乐界知名人士纷纷咋舌，认为“前所未有”。此外，不算初评复评费、国际旅费、宾馆宴请和乐团排练演出费、场租和宣传费等各种开销，仅决赛评委和指挥的个人酬金一项，即开支4万美元。
知情者透露，比赛经费高达一百数十万元人民币。除去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的18万元以外，其余全部来自上海市教育局拨给上海音乐学院“作曲与音乐设计”重点学科项目中，作曲方向为期3年的学科建设资金。按申报立项和审批的规定，这笔钱本该分别专用于作曲系音乐创作、新作比赛首演、作曲技术理论、学科梯队、教材科研和学科基地的建设。
此前，作曲系主任、比赛艺术委员会主席、评委何训田曾接受媒体采访，对高额奖金作出解释：“高奖金一定能鼓励出优秀作品，这样做，只是想给作曲家们一个应有的尊重。”
有消息称，复评之后，因“秋鼓奖”出现空缺，何训田曾多次提出要将这16万元挪过来，颁发两个“春钟奖”，后因财务部门以违反章程规定为由反对，未能实现。
与很多同事的看法不谋而合，作曲系教授、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之一陈钢也认为，将作曲重点学科建设的专项经费用来举办这样一次比赛，实非必要。他认为，除了奖金数之高达到“国际性”外，中国音乐界目前并不具备如此举办国际比赛的条件。“当前，我们更需要的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只有在我们创作出大量被社会广泛认可的作品时，举办这样的国际比赛才较为适宜。”
这位老上音人提到上音原来筹钱为毕业生演奏作品的传统，“从前，作曲系的毕业生一定要开毕业作品音乐会，因为学生作品只有被演奏，才能对其作出准确的评价”。他心疼地说起，因为经费短缺等原因，这样的音乐会已有近10年没举办过了。他不理解，学院为何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耗费原本为期3年的宝贵经费，举办一场水平不高的“国际比赛”。
同样心疼这样花钱的，还有上音已离休的老院长、曾任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的桑桐。他以院长经历，深知作曲系筹钱之难。对于这次比赛，85岁的老作曲家感到，无论从作品质量、比赛规模、评分规则、操作公正乃至遵守国际惯例等方面，“都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
桑桐告诉记者，尽管主办者多次对外及对上级部门称有50余部作品参赛，实际上征集的作品仅有21部。其中，尚有3部作品编制不合要求，使有效参评作品减少为18部。
比赛的第一轮评选，除一名中国音乐学院教师外，全由上音作曲系教师担当。这与桑桐所熟悉的上音民主作风和传统大相径庭。他记得，1987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上海音乐学院等主办的“中西杯”中国风格国际钢琴作品比赛，初评评委包括全国5所音乐学院的教授。在他看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多项比赛，一直具有公认的声誉，最重要的原因，正是由于其严谨公正的作风。
1993年离休后，桑桐虽一直关心上音的发展，但从不干涉学校事务。尽管早就听说过比赛情况，并密切关注媒体报道，可是他始终没有过问比赛的相关事宜。直到比赛结束后不久，听说由一则报道引发“动手”事件，才引起桑桐注意。
事情起源于决赛次日，一直正面报道比赛的某早报，在一篇报道中作出了“整场音乐会让人为之一振的作品不多”的评价。该报道称：“包括朱世瑞、杨燕迪在内的几位作曲家都摇头认为没有上乘之作。”
杨燕迪现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而朱世瑞则是该校作曲系教授和学科带头人。2003年，在德国留学12年的朱世瑞应邀回国，来到上音任教。
这篇报道引发了作曲系主任、“钟鼓奖”评委何训田对朱世瑞“动手”的风波。据知情者透露，事发之后，朱世瑞立即向学院党委和纪委提交了一份“投诉书”，简述了事发经过。
“投诉书”称，比赛结束次日，朱被何叫到作曲系会议室，何与系领导班子其他3人一起，斥责他“我们辛辛苦苦搞比赛，你在搞破坏”，“对媒体乱说”。其间，何边说“老子给你一砣”，边“一拳出手”，因朱躲闪，仅触鼻翼“而未伤人”。
“投诉书”又称，针对何的斥责，朱答“原话并非我说，即便说了，这话也没错；更何况，对比赛民主地表达不同看法是好事”。何认为“这是对比赛的污蔑”，“将一个大玻璃烟灰缸砸来”，朱则“将一个一次性纸杯扔去”。“双方均未命中”。这时，其他人将朱“按在椅子上”。
据悉，情况上报后，院长和党委曾与朱世瑞谈话，建议让何训田在学院高层小范围内向他赔礼道歉，请他“以大局为重”，“为了学院发展”而“将相和”，尽可能淡化此事。
到目前为止，院方在公开场合并未承认“打人事件”的存在，也未宣布处理意见。内部人士称，在一次会议上，院领导曾表示“打人我没看见”，并要求，一定要把“未看见打人”这个底线守住，以“维持学院的声誉”。
因为此事，何训田被卷入话题中心。这个名字，在“第五代”作曲家那一串炙手可热的名单中占据着位置。他最早在1986年以作品《天籁》引起音乐界注意。此后，他以《黄孩子》、《阿姐鼓》等一系列作品获得更大声誉。
此次“钟鼓奖”比赛，何训田担任艺术委员会主席及评委，被认为是主要的组织者。比赛一结束，质疑声立即出现。
根据作曲比赛国际通行的惯例，评委与参赛者不得有夫妻、亲属、师生及其他亲密关系和直接利益关系，如有此类关系，评委应主动申明并实行回避。而数名采访对象均指称，何训田与“春钟奖”得主宋歌，有包括师生、情侣等在内的特殊关系，属于应回避范围。
出生于1979年的宋歌曾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是何训田的学生。去年发行的由何训田制作的唱片《神香》，音乐制作总监一栏写的正是宋歌。
“钟鼓奖”比赛章程规定：总谱上不得署作者姓名。据此，桑桐认为：“何训田对宋歌《了歌》的总谱完全一清二楚，单凭这点，何当评委就失去了公正性。”有同行更明确指出，为了维护比赛的公正性和上音的学术声誉，也为了尊重其本人的艺术人格和学术良知，何训田本应恪守国际惯例，主动回避出任评委。
更严重的批评，则是有人反映获奖作品《了歌》的最后一段，与何训田2006年公开发行的音乐专辑《七日谈・了歌》的结尾段落，高度相似。根据桑桐向现任院长杨立青的建议，所有参加决赛的6部作品的原谱及录音，由学院派专人送交朱践耳阅读和审听。
在老友眼里，朱践耳生性淡泊，从不喜欢卷入是非，甚至给人“老好人”之感。但这次在表白自己态度时，他语气坚决：“我参与这件事，没有任何私人利益的纠葛，而是为了公义。”
朱践耳表示，他听到作曲系学生反映，宋歌的《了歌》末段的人声齐唱，手法上极像何训田的多首作品，特别是《七日谈》。起先，他对此并未重视，因为手法雷同的情况虽可说是缺乏个性与独创，但尚不足以说明违反比赛规则。后来，他找来《七日谈・了歌》的CD，在反复仔细聆听之后，发现两首同名作品的末段，除个别音有所调整外，旋律、调性、情绪、速度几乎完全相同，甚至在表现手法上，也都采用了齐唱的形式，而且都是“画龙点睛”地揭示全曲的立意和主题。
在由组委会发布的《“钟鼓奖”国际作曲比赛章程》中规定：“作品必须为参赛者本人原创”，并“未曾以全曲、片段或者其他版本的形式进行过公演和出版”。同时还规定：“参赛作品必须符合本章程要求，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由此，朱践耳认为，宋歌的《了歌》，有袭用何训田同名作品之嫌，不符合比赛章程。而该作品获奖，则“明显地违反了章程的规定，背离了此项比赛鼓励独立原创音乐作品的宗旨”。桑桐对此持同样看法。
他们认为，何训田作为比赛的主办人，完全知道章程的规定，而他作为《七日谈・了歌》的作曲者，也应该知道宋歌的《了歌》与自己同名作品的关系，但他并未向比赛组委会、评委会和艺委会说明这种情况，“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外，据上海交响乐团有关人士透露，乐团在排练《了歌》时，由于有的段落根据总谱上标明的速度不适合演奏，因而与作者宋歌发生争执。当乐团演奏员一度因不满而罢练时，何训田曾赶来解围，并表示“这部作品很可能得大奖”，希望能继续排练。
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通过电话、传真等方式联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截至发稿时，未得到正式答复。
上海音乐学院建院80周年庆典刚刚过去。创办于1927年的这所音乐专门学校，为这段历史举办了隆重的纪念仪式。除了规模宏大的音乐会，新教学大楼的落成典礼及新建校史陈列馆的揭幕仪式也同时举行。学院网页上，国家领导人和各大部委的贺信，列了长长的几页。
然而许多老上音人担心，这所学院所留存的中国音乐界的优秀传统，已面临难以维系的危险。这个传统，由蔡元培、萧友梅、黄自等人开启，尽管经历战火和运动，但由贺绿汀、丁善德等几代人的传承，一直延绵发展。
1955年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就读并执教至今的陈钢，深深感受到这种传统的失落。过去师生、同事之间相互敬重的温情，在他看来已经消退。民主的学术氛围，也正逐渐远去。
陈钢回忆，当年上海音乐学院学派林立，教授们的学术渊源既有德国派，也有美国派和法国派，后来还加上苏联派。这些学派之间时有争论，但学术上的争论从不会带到生活和工作事务中来。“那时只有学派，而无帮派。”他感慨道。
不甘心自己珍视的东西被舍弃，酝酿已久的情绪在围绕“钟鼓奖”国际作曲比赛的争议中找到突破口。这样，便有了一些长者的身影登台。
上音毕业生、著名作曲家王西麟认为，在音乐界乃至整个文化界学术道德沦落的情况下，上海音乐学院作为曾经的传统象征，更应坚持住“底线”。
“大学是社会的良心，上海音乐学院应该是音乐界的良心。”朱践耳说，这颗良心，不能丢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