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进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欧盟联合发布的《2022全球粮食危机报告》，2021年有53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93亿人经历了粮食危机，或粮食不安全程度进一步恶化。2022年3月以来，俄乌冲突成为叠加在新冠疫情、经济衰退、极端天气之上的又一个导致粮食不安全的新变量。这些危机往往给非洲的粮食安全带来巨大冲击。

非洲自然资源并不匮乏，但在面临危机时总是首当其冲受到影响，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其农业的转型为何至今仍然举步维艰？

自去殖民化以来，非洲农业曾经也取得过不少成就，进入21世纪以后，非洲各国农业发展的自主性也有了根本性改善，但是非洲农业发展与转型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在许多人的印象里，非洲依然是饥饿、营养不良和食物短缺的贫困大陆。

从历史角度讲，非洲农业在全球化的长期进程中不断受到各种干扰，造成了非洲当代农业发展与其传统农业和食物营养结构的脱节。农业资本主义将非洲纳入全球化的体系中，非洲的农业成了依附于体系“中心”国家而存在、为其发展提供支持的边缘产业。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深刻地影响着非洲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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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

非洲农业发展是外来农事系统不断“植入”和替代的过程。这导致了非洲传统农业的农事系统与其现代农业结构的某种断层。

15至16世纪，东非地区沿海商业城镇的兴起和欧洲殖民者的入侵，影响了非洲食物和农业结构的转变，以粟类和高粱为主的粮食生产逐渐被玉米、水稻、红薯等外来作物所取代。非洲经济作物种植体系的建立是殖民主义的重要遗产，其核心是在非洲推行单一栽培植物，实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作物代替传统农业作物的机制。

殖民地经济作物的扩张，一方面将非洲小农与欧洲、北美主导的全球市场相联系，将非洲小农纳入全球农业体系之中；另一方面，殖民者不断鼓励非洲农民种植经济作物来换取现金收入，在非洲开拓了大量移民主导的大型商业化农场。在殖民经济体系中，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作物，然后以现金收入购买粮食作物，这种做法扭曲了非洲小农的生产结构和生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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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上世纪60年代以来，非洲进入独立发展时代。非洲本土精英迫切希望推动独立后国家的经济增长，非洲农业也进入了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发展语境。西方国家对非洲的影响从过去的直接殖民，转向了利用援助推动其原殖民地国家的发展。在援助的影响下，非洲农业反复进行改革调整，却屡屡遭遇危机。

在国家干预、国家发展计划等西方主导的发展框架下，非洲统治者纷纷将工业化作为其赶超型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也同时实施了大量的农业国有化政策。这一时期，非洲国家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农业市场委员会，针对用于出口的经济作物向农民征税，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他们将殖民者建立的区域性商品农业研究机构转变为国有农业研究机构，削弱了原本基于非洲生态区域划分所形成的农业研究和技术服务格局；与此同时，还将大量的私人种植园转变为国营农场。

然而，在工业化优先的发展战略指导下，非洲并没有步入工业化轨道或实现高速增长，反而陷入了一系列经济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结构调整计划推动下，西方援助者将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作为进一步提供援助的条件，这极大地冲击了非洲国家已有的国有农业研究机构和推广体系。最终，改革并未提高农业服务的效率，反而使得农业服务更加碎片化和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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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的全球发展议程下，非洲农业的发展虽然超越了传统发展逻辑下被动提供原材料的边缘地位，却与后现代的发展议题相交织，构成了更为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非洲农业发展问题。进入21世纪，非洲的农业被赋予了解决粮食安全、缓解气候变化、增加就业的责任，农业发展的意义发生了改变。

非洲虽然长期以来农业也在不停增长，但人口增长迅速，这意味着非洲农业增长的净剩余非常有限，农业增长的很大一部分被人口增长所抵消。另一方面，非洲的粗放农业依靠种植面积扩大来提高作物产量，但无法对土地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的提升产生积极作用。此外，非洲农业发展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变量是气候变化。过去20年来，非洲极端天气增加，雨养农业区降雨模式越来越不稳定。与此同时，非洲支持农业的制度性资源也非常稀缺，非洲小农无法获得强大的外部支持来适应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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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

非洲的农业在几百年的发展演化中不断遭遇外来的人为干扰，一直未能建立以现代技术要素为支撑的农业发展的条件。新世纪以来，非洲联盟和非洲各国为推动农业发展制定了各种类型的战略和政策，为非洲农业在新阶段的发展带来了希望。但是，非洲的农业发展依然受到外部各种思潮和影响的干扰。因此，非洲农业的转型需要回归自身的社会经济条件，推出坚持农业发展重要性的整体发展战略。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及转型经验可以为其提供一定的借鉴。

中国农业发展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农业发展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紧密联系，从而得以与经济社会转型同步，并成为减贫的动力。中国源自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大规模提升了农业生产率，在推动农民增收的同时，又为工业提供了剩余劳动力；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工业化及之后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又推动农民工进城，进一步提升了农民的收入；近年来启动的乡村振兴战略则是在乡村人口大幅减少的背景下，继续推动农业生产率的提升以及乡村的发展。

目前，非洲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经济增长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相联系的趋势，这有望推动农业和工业的同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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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也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经验，这尤其体现在中国“农业、农村、农民”三方面相联系的整体性政策体系上。非洲的财政能力一直是其农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在此背景之下，非洲国家应该制定农业发展的优先序列，优先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并更加重视粮食作物的生产，以改变较为单一的、过于依赖国际市场的农业生产结构。

小农户长期以来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主体，大国小农条件下，农业取得高速发展也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特色。许多非洲国家以分散型小农为主体，因此，中国通过适应小农发展的技术要素和组织要素投入，来推动小农户生产率提升的做法值得借鉴。例如，中国水稻、玉米采用的劳动密集型技术，通过施用良种、密植、适度施肥、增加中耕除草次数的简单技术方案，就可以显著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此外，通过合作社、示范园等方式为小农户提供组织化的培训和对接市场的服务，也可以增强小农户的议价和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也为中非农业合作提供了新的增长空间。非洲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加强与中国等国家的农业经贸和发展合作，增强对农业的投资力度，推动农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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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中国观察智库独家约稿，英文版标题为 "Some parallel experience"

观中国微信公众号2022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