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学二年级进入南模，一直读到高三毕业，中间休学过一年，在南模度过了我的整个少年时期，也经历了国家的三个重要历史阶段。整个小学阶段是上海沦陷时期，初中到高一是抗日战争胜利和解放战争时期，高中的最后二年是新中国的成立初期。在学校里，我从来不是一个活跃分子，各方面均无所长，也从来没有担任过社会工作或班干部，没有做过什么出头露面之事，因此也就写不出激情燃烧的回忆录来。不过我终究在南模经历了十二个春秋，可以算是一个老资格的南模学生。从一个顽童的角度写下一些凡人琐事，作为老年人的一种怀旧，与同学们共忆。
一、小学时的周会
进入南模在天平路的校门入口，左边有一间平房，可能有一百多平方米，是学校的食堂。学校的周会就在那里进行，正面墙上挂着孙中山遗像和国旗，学生坐在下面。先是唱中华民国国歌： “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 ，向孙中山像行三鞠躬礼，校长沈同一用崇明口音宣读总理遗嘱： “ 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 ……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 之后是校长或老师给学生讲话。其他的内容还有学生们跟着沈同一校长一句一句读校训（宣誓）： “ 我为陶冶品性而来，愿遵守校规；我为提高学业而来，愿尊敬师长；我为锻炼体魄而来，愿爱护自己。 ” 唱校歌： “ 旧南洋，新南洋，说新旧，感沧桑，旧历史，廿七年，新纪录，日方长。有许多家庭信仰，得一般社会帮忙。全校精神个个向上，何等蓬勃气象，老根基昔年师范，新规模今新南洋，锦绣醒狮古校旗，永久昭展有荣光。 ” （因年长日久，校训与校歌的词句，难免记忆有错，请详知者指教。）当时年小不懂事，把这种仪式当作例行公事，参加周会就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不理解学校对于教育学生的一片心意。现在来看，当时向学生贯输爱国爱校精神，和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与解放以后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一脉相承的。
二、法国兵营的杀猪声
与南模贴邻的原来是一个法国兵营，坐落在天平路康平路交界处。同南模的操场用竹篱笆隔开，留一扇小门。当学生们的小皮球踢到隔壁去时，就去敲小门，进去把球拾回来。驻扎在兵营中有一批安南兵（即越南籍的法国军）。我们有时听到隔壁传来猪的惨叫声，有同学隔着篱笆观看，说是那些兵将猪捆绑在杀猪凳上，他们不是去砍脑袋，而是先砍猪屁股，因此猪一下子杀不死而嚎叫。这事在同学中传为笑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占据了法国兵营。抗战胜利后，又改为警察局。解放后，在那里办起过一所华光中学，到文化革命结束以后，该地块 � 入了南模。
三、女生避寇 改换男装
南模的女中部是坐落在校园西北角的一幢小洋房内，外面有一些场地，用篱笆与男生部隔开，男女生之间没有什么交往。在抗日战争接近最后阶段时，有一天忽然看见女中部内有几个男生模样的孩子与女生在一起玩耍。原来，日寇在太平洋战争节节退败之际，忽然调了一支精锐的 “ 关东军 ” 部队进驻上海。 “ 关东军 ” 在上海的第一件兽行便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中国妇女，这样的罪行发生了很多起，弄得市民人心惶惶，于是许多家长便将自己的女儿改成男装，免遭蹂躏。当时，男生和女生都穿兰色长衫，女生们将头发剃短成男式摸样，看上去就像男孩了。由于 “ 关东军 ” 的兽行激起上海各界的民愤，汪伪政府也不得不与日本交涉，后来， “ 关东军 ” 就撤回东北去了。大约半年以后，日寇就投降了。
四、校园失火 红楼遭殃
南模的主楼是一幢红色的假三层洋房，中学部的教室和教师办公室都在其中，假三层的阁楼是高中寄宿生的宿舍。在红楼的东面是一长排平房，属于小学部的教室。它的西头是一间图书室和一间老虎灶，与红楼相连。记不起是那一年，有一天半夜由于老虎灶处的电线老化走火，火势烧向红楼，三楼的寄宿生半夜惊醒时，火势已无法控制，他们大都是只身从老虎窗爬上屋顶后，跳到近旁的矮房子上逃生的。第二天早晨我去上学时，火已扑灭，校门紧闭，大批学生拥在校门外面的马路上，一打听，说是学校发生火灾了。当时学生们都高兴的得跳呀笑呀，因为可以不上课了。大家认为，红楼的教室被烧掉后，至少 1 个月不会恢复，我们就可以痛快地玩一个月了。不料，过了三天，学校就通知复课，我们都大为沮丧。原来学校临时在沿南面围墙处建了一批临时教室，各班级轮流在里面上课，教学恢复了正常。
五、南模的童子军
南模的童子军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当时是由 郑润 � 老师领导的，每逢有什么游行活动时，南模的童子军乐队总是队伍的先导，它是一支管乐队，有七、八个鼓手，好几个吹管乐器的，十来个吹笛子的。最厉害的是两个身材魁梧的学生，一个敲大铜鼓，一个吹大喇叭，非常威风。我也参加了童子军，买了服装，有时穿上了制服去参加童子军的活动。有一次我还报名去参加笛子队，但在考试选拔时我胆怯了，觉得自己瘦小吹不响笛子，不会被录取，结果没有参加面试，后来知道所有报名者参加面试的全部被录取，我很是有些懊悔。童子军分初、中、高三级，分别要学会各种技能，如绳结、旗语等等，通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考试后发给初级、中级和高级童子军的徽章。我通过了初级童子军考试，学会了绳结如打平结、绳口结等。我弄堂里对面邻居一位好朋友，在别的学校当童子军，也佩带了一枚初级童子军徽章。他说是学校里发给他的，不需要经过考试，可见南模童子军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最精彩的莫过于童子军的节庆表演。学校请了一批来宾，在操场上排起了贵宾席位，童子军乐队在他们面前表演奏乐。指挥的一位同学姓黄，他会把手里的指挥棒像耍杂技似的玩弄一套旋转、竖立、飞舞、胯下腿上旋转等等，博得观众一阵阵掌声。与此同时，另外有几个组里的童子军在操场的一角搭起了一座露营的帐篷，挖了一个炊事灶，竖起了一个像华表似的标记，还在学校内的一条小河上，从河的一边用竹子和木板架起了一座行军便桥通到对岸。沈同一校长陪同客人们一起巡视了这些营地，还观看营地上童子军的旗语表演。所有这些表演都显示了童子军的野外生存能力，所以受到来宾的高度赞赏。解放以后，童子军被视作为国民党的附属组织而被取消了。
六、小卖店的老王
校门外面有许多小贩，学生们常在他们的摊上（有的根本就是背在身上的箩筐）买东西，最多的是买零食，如花生米、棉花糖、甘草梅子等等，当时花几分钱买一根十几厘米长的甘草，可以嚼好半天。在小贩中人缘最好的是老王和小王两兄弟，他们是风雨无阻天天在那里，学生也喜欢买他们的东西。只要说起老王、小王，学生当中是无人不晓的。过了几年，他们在校门对面，弄堂的墙角处弄到一块地盘，破墙开店，门面不到一开间大，店堂面积更小，也许只有 3― 4 平方米 。但是这个店维持了相当长时间，不知道现在还存在否。
七、校门外的有轨电车
有轨电车建造在法租界时期，沿霞飞路（今淮海路）行走的是双轨电车，到了福开森路（今武康路）站以后，转到姚主教路（今天平路）就变成了单轨通到徐家汇。所以中间设了二个交车站，一个就在南模校门到康平路之间。车厢共两节，前一节车厢中间隔开，分成头等和三等，后面拖车都是三等，三等车票便宜些，是一般老百姓和穷人坐的，车门是铁栅栏的拉门，冬天不挡风。学生中也有坐电车上学的，我只是极偶而回家乘车到徐家汇。但是我们都知道，只要趴在地下用耳朵贴着电车轨道听声音，就可以知道电车快来了没有。有一些学生是从武康路那边走路过来的，但碰到下大雨时，天平路靠近武康路一端会有一大段路面积水，穿上高统套鞋也会进水，所以有时他们就会等有轨电车开过时，赶快追上去抓住车门把，踏在门沿上，跟电车开过积水区，叫做摆渡。
解放前，电车司机是站着开车的，一天下来要连续站立很长时间，还要不断用脚踩踏铃（没有电铃或喇叭），车前没有挡风玻璃，冬天尽吃西北风，下雨下雪还得穿上雨衣，工作条件极其艰苦。电车工人为提高待遇而罢工，往往要受开除或压迫。后来他们采用不售票或少售票的办法，对乘客 “ 请客 ” ，使公司减少收入，但公司会派出管理人员上车查票。有一次工人们采用变相罢工，叫做怠工，故意将电车开得极慢极慢，和人们慢吞吞散步的速度差不多，我们跟着它一起走，觉得很是好玩。解放后，政府对这些老式有轨电车进行改造，前面加装挡风玻璃罩，车门改为封闭的木门，到了冬天整个车厢就完全不透风了。司机站立的地方装了座位，取消了头等和三等的区分。
八、小宝宝之死
与南模同在上海称雄的还有一所上海中学。南模和上中都有一些学生读到高二时，就跳过高三，以同等学历去考大学，有不少常被清华等大学录取。大概是我在上初三或上高一时，我们的教室和高二的一个班级共用，在墙上常常有一些小字的壁报，就一张练习本纸大小，是学生们自己写的东西贴在上面。有一次高年级同学的壁报上写了一件事，说是他们班上原来有一个姓袁的绰号小宝宝的同学，转学到上海中学，最近不幸因病去世了。正好有一次 赵型 先生给我们上数学课，休息时他看到了这张壁报，触发了他的思绪。在第二个星期的一次周会上，他给我们学生讲话，就以 “ 从小宝宝之死，论私立南洋模范中学与省立上海中学的中庸之道 ” 为题目，论述了一番，中心意思是上海中学虽然功课程度很深，水平高，但学生不堪负担，而南模则对学生的各个方面施行全面的教育，更加体现了中庸之道的儒家思想。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可以牵扯上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话题了。
九、地理教师汪化钧
我高一时，教地理课的是 汪化钧 老师。他来南模时间不长，但我觉得他在地理方面很有学问，远不是一般中学教师的水平。他是苏北人，家在扬州。 1949 年初他回家过年，刚好扬州解放，到了学校开学时，他回南模来上课，第一堂课就讲他从扬州回上海的经历。当时解放军尚未渡江，国民党政府已呈败局，一些有钱人纷纷逃往上海，京沪铁路（今沪宁铁路）客车极为拥挤。 汪 先生从扬州乘坐小船过江到达镇江，好不容易买到了镇江到上海的慢车票，但进了站台后，列车已塞满了人，连车门口都站了人，许多人有票不能上车。 汪 先生在开车前是抓住了车门外的把手，人吊在车外，等车开了以后，他对前面的人说你能不能往上再挤一下，那人使劲向前挤上了一级踏板， 汪 先生的脚总算站到了火车门口的最低一级舷梯上，就这样他拉住了把手，一直从镇江站到上海。按那时慢车的运行时间估计恐怕要站立七、八个小时。 汪 先生讲到他在扬州遇到的解放军，那时他当然不便与我们多讲。但他碰到一个连长，和他交谈甚为融洽。他说那位连长很得意地对他说，你看我们每个解放军士兵身上都有一支笔， 汪 先生看到果然如此，说明解放军除了打仗外，很重视对士兵的文化教育， 汪 先生说的时候流露出一种钦佩的心情。（解放前，自来水笔也算是值钱物品，一般老百姓都不一定佩戴。扒手们在电车上偷窃的目标中就有自来水笔。有个小学生设法将自来水笔用绳子拴在内衣扣子上，扒手偷笔时不知道底细，拉动绳子，就被当场捉牢。）
十、南模与交大
南模与交通大学有很密切的联系，交大校门在华山路上，与南模后门仅隔数百米，更重要的是南模有相当多的学生毕业后考入交大，南模有好几位老师都是在交大兼职的。从历史渊源上来说，南模曾经是交大前身南洋大学的附小。因此有交大的教师戏称南模为他们的 “ 儿子学校 ” 。我和许多同学都经常进交大校园去，特别是在体育馆内的跑道和滑竿上玩，还在上院的餐厅中吃过西餐。门卫一般也不阻拦我们。南模的篮球在全市中学中是赫赫有名的，而交大的篮球也是上海高校的老牌冠军队。交大篮球校队中有许多原来是南模校队成员。记得有一次交大和圣约翰大学的冠军决赛在上海体育馆（后来称卢湾体育馆）举行，我和许多南模同学都去助威。交大的两位绝对主力沈被章和何增原来就是南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 1951 届的刘巽尔同学在高一以前一直和我是同班同学，他在南模时还进不了校队，但到了交大后，成了交大的主力队员。他和交大另一队员李家钟（也是南模校友）被交大教练认为是最有培养前途的队员，我也曾到上海体育馆去看过他们代表交大队比赛。
南模与交大的更深刻的联系是在政治方面。交大是解放前上海学生运动的领袖，地下党的力量很强，在上海干出过许多轰轰烈烈的反蒋学生运动，最有名的便是交大学生自己开火车去南京请愿，这在全市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得到了市民们的交口称赞。南模的学生耳闻目睹很多情节，对交大的学生运动都很同情和钦佩。当时上海的大学中，既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外围组织，也有国民党安插的特务组织。有些大学是完全受白色恐怖统治，有的是红一半黑一半，而交大是红色堡垒，国民党特务在交大没有市场，只好靠反动军警从外部来进行镇压。近朱者赤，南模学生在与交大的密切关联中，受到了很大影响，加上南模不存在教会势力，学校教育也比较开明，因而进步势力在学生中有很好的生根萌芽的基础。
十一、 南模的地下党
从南模的一些资料中，了解到南模在解放前的地下党员有 135 人之多。当时像我这种缺乏政治头脑的幼稚学生当然是一无所知的。不过，我们班级上最小的一个同学胡文炳就加入了地下党。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约好了星期日下午到学校里去玩球，但是他却迟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们怪他失约，他说是家门外来了些坏人，要找麻烦，他不敢出来，我们也就信以为真。到了上海解放，有同学告诉我们说： “ 胡文炳是他们（指共产党）派来的。 ” 我们都还将信将疑。后来学校举办一次活动，请共产党员来主持，果然就是由胡文炳同学出场的。另外， 1948 届和我哥哥同班的一位同学何守发，绰号叫阿尔发（ α ） , 是地下党员，在学生中比较活跃，解放前夕他转移去了苏北解放区，后来随解放大军回到上海。在上海刚刚解放打击银元贩子时，曾来南模作报告，讲解党的政策。何守发同志在 1957 年被打成右派，以后的经历很是坎坷。
女中部地下党员中有二位同学很活跃，校方为此很头疼，又没有什么理由开除他们，就想办法将她们与其余女生隔离开来，把她们二人（其中一位可能是曹子真）安排到男生的一个班级中去上课，坐在后排之中。当时南模中学部的男女生从来都是完全隔离的。校方的这样做法引起了学生中的骚动，第一天下课时有很多人怀着好奇心到那个班的门口去张望，将走廊挤得满满的。但两位女同学都神情镇定、坦然自若。她们参加革命连死都不怕，那里会怕学校的这种 “ 小儿科 ” 的招数。
十二、我们班级的青年团员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以后，南模学生的庆解放活动非常活跃，我也参加了不少激情高昂的活动。但到了 7 月份我就病倒，以后住院开刀休学了一年，于是就和形势脱离了一大节。 1950 年 9 月复学后，我被编入高二丁班，同班同学都是高一进入南模的。进入这个新的班级后，最大一个感受就是班级的集体主义风气很浓，这与解放之前学生呈散沙状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除了当时整个学校的政治空气有了很大改变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是班上形成了一批由青年团员（当时称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成的核心，他们在各种政治活动中都起了模范带头作用，而班级的集体活动也都是他们组织的。当时我在班里可以说是政治上最落后的份子，但是他们都从来没有歧视过我，对我还是很热情帮助的。我手术切除肾脏以后，身体属于弱病残之列，但我很要面子，在老师同学面前从来不提，于是照样要上体育课和参加球类活动。记得体育课考试是跳高，从及格线起跳，我第一次起跳就擦到横杆，竹竿在横梁上弹跳了好几下，总算没有掉下来，旁边的同学欢呼起来，似乎比我还高兴。这个高度也许是我一生中跳过的最高高度，因为横杆加高以后，我再也没有能越过去。学校举行各班级的排球联赛，我们班也组织了一个队，但班里的好手都不在内，反而都是一些水平比较差的同学，我也在内。我就去问班干部为什么，他说我们商量后觉得要让更多的同学有机会来参加这类集体活动，而并不在乎名次，你们去打，输了也没有关系。我才知道他们的胸襟。在毕业参加高考之前，班里组织同学间互相帮助温课备考。因为我功课比较好，他们安排我和楼盛赫同学结对，复习功课时常在一起，后来班上对我的表现很满意。其实我自己也从中得到不小的收获，因为它培养了我助人为乐的集体主义精神，而且把我自己懂的东西讲给别人使他能理解，以及告诉别人怎样来复习掌握知识，对于我后来的教师生涯是有帮助的。
班上同学中，哪些人是团员，我并不知道。但和我一个小组中的团员，我知道陈彦荃是团支委，唐贤诚是班长，他们二人和我接触较多。陈彦荃的思想比较深沉，看上去是比较成熟的。唐贤诚绰号唐老鸭，他确实具有忠厚憨直、坦诚可爱的品质。自毕业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过见面的机会。戴 � 戎在我们班上是很有威信的。他德智体全面发展，篮球打得好，很多班级活动是他主持的，讲话很有分量。他在一次班会上朗读了方志敏写的《可爱的中国》，我深受感动，后来我专门买了这本书读了。有一次班会上（也许是民主生活会），他批评班上的不良现象，连人带事丝毫不留情面，可见当时风气之正。他和另外三、四位同学，在天平路靠近广元路处合租了一幢房子的二层楼居住，我曾去过他们的住处，看他们过着那种不依赖于家庭的独立自由生活的情景。唐修哲同学和我一起考入了复旦大学，他进的是新闻系，一年后他被选拔去北京俄语专修学院出国进修部读俄语， 1954 年留苏。出国前回了一次复旦，那时我已加入共青团，与他交谈时也提起入党之事，他的忠贞之情溢于言表。班上其他的团员我不太清楚。不过，总的来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思想比较单纯，受到党的教育和解放初良好的社会风气的熏陶，真正做到了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工作就哪里安家。
当年聚会南模，后来天各一方。经历了 50 年的风风雨雨，不少人经历过挫折、打击和不公正对待的遭遇，但是可以告慰的是，我们都对得起自己的祖国，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哺育培养过我们的南洋模范中（小）学。
（写于 2005 年 7 月 刊于《我和南模》第六辑，南洋模范中学校友会， 1996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