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科研条件和环境，对科学工作者来说是莫大的幸福。我们应该进一步坚定为国奉献的理想信念，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将国家提供的科研和教育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 ”这是一位“海归”的“中国梦”，这位“逐梦人”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舒红兵。

他从山乡走出、从美国归来， 8 年前，扎根江城，在珞珈山下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段逐梦之旅；两年前， 44 岁的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武汉大学乃至全国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最年轻的院士。他的“学术梦”正在祖国的沃土上开花结果，而给予他强大支撑的，是他对祖国的一片赤子情怀。

1967 年，舒红兵生于重庆市荣昌县的一个偏远农村，直到上大学时，村里才通了电。舒红兵谈起每天早上母亲一边打猪草、做饭，一边听他朗诵课文的往事时，仿佛能触及内心最深处的柔软。母亲对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 9 岁那年，因为一次医疗事故，母亲与他阴阳两隔。也许正是如此，在他的心灵深处，暗暗许下要用知识造福人类生命健康的诺言。

读高中时，家徒四壁的舒红兵买不起鞋，只好捡来两只不一样的拖鞋，走进课堂。被别人嘲笑后，他索性开始了赤脚求学路。家境贫寒的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国家发放的每个月两三元的补助金。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不仅考上了大学，更走出了国门。

尽管他在美国一待就是 15 年，却并未加入美国国籍。在他心中，有一片魂牵梦萦的热土，一个念念不忘的故乡。舒红兵说，“是国家和人民帮助我渡过了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光，更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让我从一个几乎走投无路的山村少年，变成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他告诉自己，总有一天要回到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报答党和国家以及父老乡亲的养育之恩。

1999 年，在舒红兵 32 岁这一年，他终于圆了自己的回国梦，成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一名教授，开始了在祖国的教学和科研生涯。当时他还没有全职投入北大的科研工作，他希望借助美国的研究条件和平台，促进国内科研加速发展。

在他的心中，全职回国始终是一个难以割舍的梦想。 2005 年的一天，美国，同实验室的博士后拿着《人民日报·海外版》对舒红兵说，武汉大学在招聘院长，你不是一直想要全职回国吗？舒红兵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从小到大，我从未做过带‘长’的工作。”他笑着说，第一次挂帅，就是院长。“我第一次踏上了这人杰地灵的荆楚大地，来到这有着光荣历史的江城武汉，走进了此前完全陌生的百年名校武汉大学，开始了我人生中一段新的奋斗历程，只为着尽己之能，报效国家的信念。”

舒红兵到任后，学院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一位老教授问他，“你是‘飞鸽牌’，还是‘永久牌’？”

舒红兵明白，发问者是担心他在这里干不长久，因为当时他已是美国犹太医学研究中心的副教授，有自己的项目和不菲的科研经费。国内生物学领域引进人才时，也存在两边兼顾、无法全身心投入的情况。“放心，我是武汉大学的‘永久牌’。”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打消了众人心中的疑虑。

为了安心扎根武大，舒红兵立刻在武汉安家，甚至动员当时还在美国读博士的女朋友中断学业，提前回国。

当时的学院，学科发展不平衡，教学、科研、师资队伍等各项工作都存在很大困难。在这时要挑起大梁，家人和朋友都不看好，甚至有人断言他“顶多干一年”。

但舒红兵带着一股执着的热情，来到了珞珈山。“我就不信自己干不好。”他花了两个多月时间，跑遍学院上上下下，拉着教师、职工、学生聊天摸底。渐渐地，一幅改革画卷在他心中悄然铺开。

立院兴院，首先要树正气。他下定决心，制定和履行“铁规”“戒律”。在他的倡议下，生命科学学院在全校率先成立“教授委员会”，倡导民主办学理念。 在党政联席会授权范围内，凡涉及学院改革和发展的大事，如人才引进、专项经费使用、学科布局规划、大型仪器设备购买、职称评定，以及学院未来发展规划等等，都需要 教授 委员会讨论决策。除此之外，“广开渠道引人才”、“坚持原则不退让”都是舒红兵坚持的改革之路。

然而，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不理解，埋怨，甚至愤恨，各种牢骚话不时钻进他的耳朵；更有甚者，冲到他办公室，拍桌子，摔杯子……舒红兵仿佛掉进麻烦的漩涡，他曾问过自己，我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但咬咬牙，他都坚持下来了。“我决定的事情，永远不会回头，哪怕碰得头破血流。”他的目光中满是坚毅。

“舒红兵说话很直。”这是许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一上任，他就炮轰学术造假之风，提出学术不端“零容忍”；第一次学科讨论会上，他没有唱赞歌，而是细数武大生科的种种差距与不足；各种场合，他都明确指出，做学问要大气，你们的竞争对手，不是身边人而是全世界！

生命科学是关于人类疾病健康、农业、生态环境的研究。但以前学院只有病毒学和植物学比较强，要想在主流领域竞争，必须引进新的人才。 8 年来，学院引进了 20 多名年轻教授，最年轻的不到 30 岁，绝大部分从事的研究与疾病健康相关。“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改变了狭窄的学科结构。”舒红兵说。

几年下来，生命科学学院扫清了制约学科发展的障碍，实现了学院甚至是武汉大学整个理科 973 项目零的突破，学院科研水平和经费大幅度增长。

“最让我欣慰的是，这里的文化、这里的氛围，都已经焕然一新。我相信，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一定会沿着与国际接轨的道路，不断前行。”他淡淡一笑，语气里带着自豪。

2011 年，隆冬，在武汉大学研究生网络投票评选十大“我心目中的好导师”活动中，舒红兵高票获选。

评选组委会在给舒红兵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学贯中西，才华横溢，您是学者更是智者。学术领航，争做一流；赤子之心，运驰伟力。曾经欧美的留学生，如今武大的顶梁柱，静能寒窗苦守，动能点石成金。您踌躇满志，只为一个深沉而热烈的信仰……”

他将这樽奖杯放在办公室显眼处。在所获得的荣誉中，这是他最喜欢也最看重的奖项之一。“因为这是学生们投票评出来的。”舒红兵言语中透露出对学生的眷恋，“是他们成就了我，他们是我人生与事业的一部分，是我事业的延续。”

舒红兵是良师，亦是严师。“为学先要学会为人。踏踏实实做人，才能够认认真真做学问。”他说。

他总是告诉想报考他研究生的学生，如果有下列情形，不要进他的实验室：无理想和抱负；不诚实；懒惰或不能自觉工作；经不起挫折和失败，无恒心和毅力；心胸狭隘、自私自利、没有忠诚或集体荣誉感；对本实验室的研究不感兴趣；不大量阅读相关文献；人云亦云，无批判性思维能力。

几乎每一位刚进舒红兵实验室的学生，都听过他的“科研人生”。为了培养学生的德才和意志，舒红兵总是用自己的经历去激励、鼓舞他们。“在学术面前，如果你不懂，就要不耻下问，研究生无面子可言”；“你可能不聪明，但你不能不努力，不能不坚持”；“凡事要去‘挣’，而不是‘争’”…这些话语，每位“舒门”弟子，都耳熟能详。

师者，言传身教而育人。在舒红兵看来，“身教”重于“言传”。

实验上，舒红兵有时亲自带领学生操作。有一次需要做一个同位素实验，几天后都未收到学生关于实验的任何反馈。舒红兵明白，学生们对同位素的放射性有畏惧心理。于是，他带着学生一起走进同位素实验室，亲自示范同位素实验的操作，不到两天就完成实验。“我们这才知道，只要防护得当，仔细操作，同位素也没什么可怕。”从硕士阶段就师从舒红兵的李姝说。

学院党委书记何建庆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小故事：一个周末清晨，大雨。一位教授来到实验室，看到门口放着四五把伞，很开心自己的学生这么勤奋。当走到舒红兵实验室门口，却发现走廊上竟然撑着十几把雨伞，他感慨万千。

“舒老师总是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那一个，节假日也照常工作。”学生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日长月久，学生们受他影响，整个团队形成了踏实勤勉的作风。

现已是学院教师的钟波回忆起，读博时，他有一篇文章被 Immunity （《免疫》） 杂志要求修改，此时，国内外还有两个实验室也在争夺该成果的发表机会，时间非常紧张。做实验需要大量的细胞，大家都停下手上的实验，把自己培养的细胞交给钟波。由于部分实验需要人外周血单核细胞，实验室里七八个男生还纷纷献血，提供实验样本。最终该文章得以顺利发表。

“在舒老师的影响下，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互相帮助。” 2010 级博士生雷曹琦说。

筑梦、追梦、圆梦，舒红兵，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怀揣理想与信念，正在武汉大学书写新的传奇。也许舒红兵的成功经历难以复制，但他的爱国热情、执着精神和为师之道，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慢慢琢磨，细细品味。

（供图：生命科学学院 编辑：杨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