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名遐迩的“宁波帮”是中国近代著名商帮。旧宁波府所属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天县。所谓宁波商帮就是指这六县的宁波商人载外地经商形成的商业群体。它形成于明朝万历年间，鼎盛于“五口通商”之后。20世纪中叶，“宁波帮”的重心逐渐移向海外，现有宁波籍人士73000多人，加上他们的后裔有30多万人，分布在世界64个国家地区。其中工商巨头、科技名人、社团首领和社会名流有800多人。自内地改革开放以来，旅外“宁波帮”人士以积极支持、参与祖国统一与现代化建设大业而享誉海内外。“宁波帮”精神是宁波人民，乃至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典型教材。镇海是“宁波帮”的主要发源地。根据中共宁波市委、市政府领导关于加强宁波商帮文化建设的指示，中共镇海区委、区人民政府决定，实施宁波商帮文化建设工程。
一、“宁波帮”的历史地位及作用
宁波地处全国大陆海岸线中段，镇海位于甬江入海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碇港，是海外贸易重地。据记载，宁波秦时称鄮，“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晋时，“商贾已北至青、徐，南至交、广”。唐宋时市舶商船遥达海外，即使是福州、台州等地启航的海船，一般也先到宁波（明州）停泊，后横渡东海，到达值嘉岛、博多津、新罗等地。北宋淳化三年（992）两浙路市舶司从杭州移置明州定海（今镇海），当时明州是通往南亚、中东、非洲东海岸“陶瓷之路”的启航地，开赴日本、高丽的商船也大多从这里出发。南宋时期，明州是“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定海（今镇海）也“蛮夷诸番舟帆所通，为一据会总隘之地”。明朝时，政府历行海禁，宁波人外出经商者和手工业者渐多，大批贸易转向内地，明末宁波商帮初始形成。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宁波埠际贸易迅速发展，也使宁波商帮势力不断加强，相继在北京、天津、汉口、上海、杭州以及辽宁、江苏、福建、广东等地的商业重镇建立会馆，结帮经商。清末民初时的上海，方（介堂）氏家属、李（也亭）氏家属、严信厚、王铭槐、叶澄衷、朱葆三、虞洽卿等一大批新一代宁波商人脱颖而出。他们不失时机地开拓经营地域，充分发挥人才、行业、资金、货源等方面优势，把商业和金融业紧密结合，从而使“宁波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
20世纪40年代前后，大批宁波商人从上海等地移居港台地区，或从港台转向日本、东南亚、和南北美洲等地发展。他们抓住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凭借长期从事工商业的丰富经验和资本积累，艰苦创业，奋力开拓，迅速在海外站稳脚跟并取得成功和发展。
近代“宁波帮”中，出现了香港中华商会会长王宽诚、“世界船王”包玉刚、董浩云、“影视大王”邵逸夫、香港发展局主席安子介、“娱乐大王”邱德根、 “棉纱大王”陈廷华、“毛纺大王”曹光彪、“纺织大王”厉树雄、王统元、“电子大王”邵炎忠、金融巨子李达三；全美华侨总会董事长应行久、旧金山华商总会会长张济民；旅台宁波人应昌期、叶启发；日本侨团孙忠利、傅在源等一大批代表人物。他们不但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繁荣贡献了智慧和力量，而且成为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颇受海外注目的“宁波帮”中坚力量。
对于“宁波帮”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早在1916年，孙中山先生就有过过高度评价：“宁波人对于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人足迹，其能力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1984年，邓小平同志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
二、“宁波帮”的特点
百年商帮的发展过程，向世人阐释了“宁波帮”文化特征和价值取向。
第一，勇于开拓、善于创新。宁波商人善于开拓市场，占领市场，足迹遍及海内外。继上海成为宁波商帮主要活动地域后，20世纪40年代，香港又成为宁波商人活动的大本营。此后，一批宁波商人又进一步向日本、东南亚、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等地拓展，把自己的企业发展成为全球性的企业。宁波商帮善于保持商界究享盛誉的银楼、药材、成衣、海味等特色传统项目，还不失时机地开发新的经营项目。他们敢于师夷之长，从中学习轮船航运业、银行证券业、五金颜料业、房地产业、保险业、垦殖业和进出口业务等新兴行业。他们思想机敏，经营灵活，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市场需求，及时更新经营项目。但宁波商人并非洋奴，而是民族立场坚定，敢于跟洋人竞争较量。早期虞洽卿对英商在轮船票价上的抗衡，近期包玉刚与英商竞争收购九龙仓的成功，都成为轰动一时的美谈。
第二，艰苦创业、克勤克俭。宁波商人历来有吃苦耐劳、知难而进、艰苦创业、克勤克俭的品质。绝大多数宁波商人都是从最低层的劳动者开始，“出门谋生但求一枝之栖，为僮为仆在所不计”。“五金大王”叶澄衷，11岁入油坊为学徒，3年后到上海学成衣匠，不成，又入杂货店做活。上海开埠不久，随兄在黄浦江上摇舢板。什么苦都吃，什么累活都干，学得业务爛熟，“门槛全精”，但为人诚实可信。他还勤学“西语”，深得“西人”信赖。后经人介绍与洋商贸易，经营洋油、洋烛、洋线兼及五金杂货等，发展成宦海商路皆通，社会上称他为“五金大王”。许多“宁波帮”人士都走过一条坎坷而艰辛的创业之路。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事业有成之后依然简朴节俭，宁可一掷千金捐办公益事业，自身却从不奢侈挥霍。包玉刚先生生前曾为宁波大学师生题词：“持恒健身，勤俭建业”。这既是对后人的勉励，也是他一生的操守，更是“宁波帮”精神的写照。
第三、以诚为本，务实取信。清浙东学派形成的“最重人格、最重良心”的学风，哺育了一代代宁波商人重视信与义，主张以诚信为本，从义内求财的经商理念。历史上宁波人在上海开设的钱庄信誉卓著，所开出的庄票通行沪上及各埠。为此，他们执掌上海钱业至首要地位而多年不衰。同样，宁波人的信誉支持了上海民信事业的发展。钱庄业和民信业的盛况反映出宁波人“重然诺，尚信义”的诚信特征。赵安中先生的创业道路全靠诚信获得朋友，又靠朋友取得发展。他告诫儿子：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钱可以不要，路不能没有，宁可断财不要断路。这在当时宁波商人中很有代表性。叶澄衷先生在黄浦江驾舢板时，曾拾得一洋人买办遗忘的装有许多钱财的皮包，但其不为所动，想方设法将皮包归还，并拒酬金，被传为佳话。
第四、敦重乡谊、结帮经商。宁波开埠早，商贸活动历史久远，培育了宁波人“经商赚钱，成家立业”的传统观念。亲帮亲，邻帮邻，投亲靠友到上海，甚至远涉重洋去“学生意”。父母也不会因恋子女而加以阻碍。宁波商人重乡谊，出外经商互相帮衬，回家互托携带钱物，店主、厂主多喜雇用同乡人，在商业交往和人生道路上更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明天启、崇祯年间，宁波药材商人在北京设立“鄞县会馆”可看作宁波商帮初始形成的标志。以后迅速向上海、天津、营口、汉口、常熟等地发展。乾隆四十五年（1780）宁波商人在号称“八达通衢，九江巨镇”的汉口建立浙宁公所；嘉庆二年（1797）在上海创设四明公所，延续到现在还有上海宁波同乡会。宁波商帮所建的会馆、公所，不仅叙同乡之谊，联同业之情，恤嫠赡老济贫，还作为同业集议场所，研讨商情，联络商务，团结同乡，维护共同利益，以求“有利则均占，有害则共御”。这是宁波商帮实力迅速发展和凝聚力日益增强的标志，也是宁波商人“吃苦、团结、精明、互帮”传统美德的体现。
第五，爱国爱乡，回报社会。宁波商人是热忱的爱国者。在历史上，宁波帮人士中，有同情和支持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有在民族危难中舍生取义的；至于热心慷慨解囊相助公益事业的更是不乏其人。早在1905年，旅日爱国侨胞吴锦堂先生就回国办学和兴修水利，出资30余万银元在家乡慈溪创办锦堂学校，兴建杜湖，白洋湖两个水库。他的办学义举美誉海内，与著名华侨陈嘉庚齐名。中国化学工业社创办人方液仙，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八一三”事变中，两次办伤兵医院，救护大批抗日受伤战士。他的爱国立场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极端仇视，后被日寇杀害。著名企业家项松茂，创办五洲皂药厂，产品久享盛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组建义勇军，自任营长。为营救11名职工，甘冒万险，两次深入虎穴，被捕后不畏强暴，面斥敌酋，正义凛然，卒遭杀害。其子项绳武克承父志，宁断手而拒与敌人签约合作。抗美援朝时期，港胞王宽诚先生率先捐献一架飞机和其他物资，并认购公债，支持抗美援朝和祖国建设。目前，旅居在外的“宁波帮”“叶落归根”的传统思想和“落地生根”的创业精神，得到了非常完美和交融贯通的体现，形成了特有的成就价值
观念。他们斥巨资造福社会、反哺故土，且代代相传。从十九世纪末期的“五金大王”叶澄衷先生捐地出银在上海兴建上海澄衷蒙学堂（后改名为澄衷中学）和家乡镇海的叶氏义庄（后改名为中兴学堂），到二十世纪以来的包玉刚、邵逸夫、包从兴、赵安中等在事业成功后，捐巨资兴办国家和家乡的社会事业，邵逸夫向国家教育事业和其他公益事业捐资就达二十六亿多港元，包玉刚创建了宁波开埠以来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他们的义举体现了“宁波帮”对祖国母亲的一片赤诚。
三、实施宁波商帮文化建设工程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
认真发掘、开发、利用宁波商帮文化，实施宁波商帮文化建设工程，对于继承和发扬“宁波帮”爱国爱乡、开拓进取、艰苦创业、诚信经营、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扩大宁波商帮文化在全国的影响，培养和造就现代企业家队伍；加强公民道德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促进当地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发挥先进文化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和推动镇海尽快融入宁波国际大都市的整体格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镇海实施宁波商帮文化建设工程具有有利条件。
1、镇海是宁波帮的主要发源地。方介堂、李也亭、叶澄衷、虞洽卿、包玉刚、邵逸夫、张济民、应行久等都是镇海人。他们在某一时期、某一区域，是“宁波帮”的领袖。如，19世纪末上海9家著名钱业家族中，宁波人占了6家，而镇海人占了4家，即方家、李家、叶家和许家。旧时上海商会中，方介堂、李也亭、叶澄衷、方椒伯、虞洽卿、俞佐庭、蒉延芳、盛丕华等先后任上海总商会正副会长或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等职务，反映了当时的镇海商人在上海的“宁波帮”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2、正在建设中的宁波高教园区北区（在我区庄市街道地域），到2010年将拥有以宁波大学为主的各类院校5—6所，在校学生将达6—7万人。这里是海内外“宁波帮”捐资建造社会公益事业集中体现地，还与鄞州区（原鄞县）、慈溪市等“宁波帮”重点代表人物的原居住地相邻，商帮人文景观丰富，与高教园区浑然一体。更为突出的是这里有众多的“宁波帮”历史文化遗存。包玉刚故居、邵逸夫旧居、已经有较好的接待参观条件；叶澄衷墓道、叶氏义庄等遗存有修缮、复原基础。此外，镇海还有历代“宁波帮”代表人物留下的不少珍贵的历史实物、碑刻、文物史料。
3、在镇海，对“宁波帮”的研究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有一批研究成果在各类学术会议发表；一批学术专著、论文公开发表、出版；一些录像、图片资料得到保存；专门的研究室已经建立并开始工作。
4、去年十月，镇海举行了“包氏家族与宁波商帮文化”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对“宁波帮”的精神，镇海商帮在宁波帮中的地位、作用和加强商帮文化建设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与会专家、学者都积极倡议在宁波高教园区北区新建“宁波帮史迹陈列馆”。
宁波商帮文化建设工程的实施，是我区贯彻党的十六大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精神的重要步骤，对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中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开放性，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希望各级各部门、各单位都来重视、关心和支持这项工程的建设。也希望能得到海内外广大宁波帮人士对家乡这项商帮文化建设工程给予关心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