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是我国中部东西走向的巨大山脉，与欧洲的阿尔卑斯山、美洲的落基山并称地球的“三姐妹”。陕西秦岭南坡近1/3在安康境内，其最低点位于白河县城关镇公路村(海拔168.6米)，与最高点太白县鹦鸽镇南塬村(海拔3771.2米)相差3602.6米。
1、秦岭是中国南北地理的分界线。秦岭是我国中部海拔最高体量最大的山脉，与一月份0°等温线和8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大体相一致，山南山北自然地理迥然不同。其一，地形。秦岭北部以高原、平原为主，海拔较高，地势平坦;南部以高山、盆地、丘陵为主，海拔较低，地势崎岖。其二，气候。秦岭北部是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带，冬冷夏热，降雨较少，冬春干旱，温差较大;南部是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带，冬温夏热，降水丰沛，气候湿润，温差较小。其三，水系。秦岭以北为黄河水系，水源短缺，径流量变化大，含沙量高;以南为长江水系，水源丰富，径流量变化小，含沙量低。其四，生物。秦岭以北分布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和古北界动物，俗称北方物种;以南分布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和东洋界动物，俗称南方物种。因此，在传统意义上，秦岭以南称南方，秦岭以北称北方。
2、秦岭是“中央国家公园”。秦岭地质地貌奇特，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系统优良，是全球第83份“献给地球的礼物”。其一，秦岭是地质公园。秦岭地处中国南北大陆板块碰撞拼合的主体部位，分布有由板块俯冲碰撞造山与陆内造山多期构造作用形成的各类多样地层、岩石、地质构造、古冰川遗迹等，具有全球地质共同性中的独特性，是地质科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其二，秦岭是中央水库。据统计，秦岭水资源总量222亿立方米，约占陕西水资源量的50%;秦岭南坡水资源量182亿立方米，约占陕南水资源资源的58%，是嘉陵江、汉江、丹江的源头区，水资源占丹江口水库的半数以上。其三，秦岭是生物基因库。秦岭素有“动物王国”、“天然中草药库”之称，是我国暖温带和北亚热带物种最富聚的地区之一，也是大熊猫、朱鹮、金丝猴、羚牛等许多珍稀物种的唯一或重要栖息地，具有明显的分布混杂性、区系过渡性和物种融合性。据统计，秦岭有种子植物2931种，占全国种子植物总数的12%;兽类144种，占全国兽类总种数的29%;鸟类399种，占全国鸟类总种数的34%。其四，秦岭是生态绿肺。秦岭位于关陇、成渝、江汉和中原四个经济核心区，是其间最大的绿色宝库和最重要的生态屏障，对净化空气、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秦岭天然林覆盖率达42%，森林覆盖率达56.3%，林灌覆盖率达57.7%。而其中，安康森林覆盖率最高，达到65%。
3、秦岭是中华文明的“龙脉”。在古代，龙脉象征国家的命运和走势。中国第一篇地理著作《禹贡》将秦岭称为“中龙”，六经之首《周易》称秦岭为龙脉，足见秦岭在古人和国家中的重要作用。究其原因，是因为秦岭以它的富饶和天险造就、护佑、滋润了周秦汉唐等王朝的繁盛。历史记载的“八水绕长安”，其中有七水(渭河、沣河、涝河、潏河、滈河、浐河、灞河)发源秦岭;素有“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为秦岭北麓渭河冲积平原。同时，秦岭为“天下之阻”，拱卫关中的四关有三关(函谷关、大散关、武关)与秦岭有关;通往巴蜀的七条蜀道有四条(褒斜道、子午道、故道、傥骆道)处于秦岭之中。先秦时期，秦国多次凭借秦岭天险，抵御六国合纵联军，且利用“栈道千里”灭掉巴、蜀，钳制楚国，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楚汉相争时期，刘邦巧用秦岭之势成功谜惑项羽，得以喘息和发展，短短数月后重夺关中。安史之乱时期，唐玄宗李隆基从陈仓道逃往汉中，后又从金牛道到达蜀郡，为唐王朝后来平定叛乱、返回长安保存了实力。南北朝、五代和宋元时期，秦岭成为南北政权对峙的分界线，发生了大散关、饶风关之战等许多关系国家安危的战役。
另外，秦岭还是伏羲文明的始源地、周礼立儒的溯源地、道家思想的发祥源头、汉传佛教的译经传播原点，以及陆地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的核心地。
巴山亦是我国中部东西走向的巨大山脉，主要位于陕西、四川和重庆境内，是汉水与嘉陵江的分水岭，也是四川盆地、汉中盆地、安康盆地的分界山。
1、巴山是中华人文始祖的“圣地”。巴山东部位于古代金均房地区，是我国古史传说和史前文化遗址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见证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及早期国家的形成与演变，是女娲、伏羲、舜等人文始祖的“圣地”。其一，女娲山。女娲山又称中皇山，位于今平利县西南，《华阳国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路史》等均有记载，称其为位列三皇的女娲氏治所和抟土作人处。至迟，五代时期已建祠祭祀，后屡次扩建，历代不绝。乾隆、咸丰时还被朝廷敕修，甚至刊立“中皇山女皇氏圣皇之墓”，在全国以女娲命名的10多座山中并不多见。女娲不是指一个具体人，而是母系氏族社会的象征和代表。后来，女娲被称为华夏之圣母(天皇)，赋予了开元、造人、繁衍、救世等历史贡献和人文精神，是中国史前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源头。平利女娲山在承载女娲文化、中华文明中具有“根脉”和“正统”的性质。其二，伏羲山。伏羲山亦称暤皇山，位于今汉滨区东南，与南麓的平利女娲山一脉相连，见于《录异记》、《元丰九域志》、《路史》等史籍，至迟亦五代时期已建祠祭祀。伏羲也不是指一个具体人，而是父系氏族社会的象征和代表。后来，伏羲被尊为“地皇”，被认为创造了八卦、历法、渔猎、驯养和图腾“龙”，是人类智慧的开启和文明的创造者，标志上古时代结绳记事的结束和中华文化由象征符号到象形文字的诞生。其三，姚墟。即今江北古渡台。《世本》记载：“饶内，舜所居。一作妫墟”。《汉书·地理志》汉中郡西城下注应邵曰：“世本妫虚在西北，舜之所居”。1990年，江北中学在汉江北岸中渡台基建施工时，发现“舜帝陶渔河滨处”石碑一道，落款“万历四十六年(1618)岁在戊午仲春吉日”。而且，《韩非子·难一》还记载：“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舜，五帝之一，代表部落联盟，被称为孝道、祭祀文化的建立者。足见，姚墟是舜帝道德文化形成的“原始地”。
2、巴山是巴楚文化的“摇篮”。其一，巴文化。约4000年前，出现了巴人或巴族。虽屡次迁徙，但主要活动位于巴山地区，因得山水之灵，借鱼盐之利，部族富庶，百姓勇猛，闻名于先秦，鼎盛时期疆域“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特别是在汉水中上游繁衍生息了近1300余年，跨越夏、商及西周、春秋时期，几乎占巴史的2/3，基本奠定了后来与中原文化相媲美的“巴文化”。迄今，在安康境内先后出土了錞于、柳叶剑、虎纹戈等巴文化代表性文物，仍保留干栏式房屋、岩穴葬、薅草锣鼓、花鼓调、船工号子等巴风遗俗。尤其是在离安康不远的城固宝山，发现了大量巴人居住遗址，出土了青铜双头(蜈蚣)蛇纹戈、青铜镂孔虎纹钺、青铜人面具等一批商代巴式文物，成为巴文化渊源的“铁证”。其二，楚文化。楚国历时八百年，一度是世界第一大国。楚国的青铜冶炼、铸铁、漆器技术领先于古希腊，老子和庄子思想的深度和思辨性不亚于泰勒士、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学家。据记载，楚人最初从河南新郑迁往河南淅川一带，之后又南下到湖北荆山，在荆山发展和壮大。荆山属于巴山支脉，这里气候温暖，雨水充沛，河流纵横。楚人在此筚路褴褛、以启山林，励精图治、奋发图强，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把一个方圆不足百里的邦国发展成一个泱泱大国。也正是这种“筚路蓝褛”的精神成为楚国强盛的立国之本，成为中华民族史上艰苦创业的典范。后来，楚顺汉江而上，将巴山中、西部纳入版土，设汉中郡，置西城、旬阳、铴县、旬阳等县，管辖近三百余年。上个世纪80年代，先后在旬阳县城小河北、汉阴月河出土了铜铍、铜钲、铜钺、铜鼎、鸟纹铜戈、云雷纹玉瑗、谷纹玉壁、谷纹玉剑首、夔纹玉珌等具有明显楚文化特征的文物。
3、巴山是中国道教的“祖庭”。据记载，王莽时期，城固人唐公房在西城任郡吏期间，遇仙人赐神药，后得道羽化成仙，成为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西汉时期，茅盈因得西城真人王君的传授而创立茅山上清派。东汉时期，“五斗米道”虽然诞生蜀郡，但在今安康定型和壮大，成为道教早期的重要流派。东晋时期，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在今丹凤商山与旬阳仙河一带修炼。南北朝时期，道教在安康十分活跃，出现了从多神宅仙地、隐士宗师。唐宋时期，道教与禅宗渐至合流，创立了金丹大道之说，其代表人物有吕纯阳、张伯端。尤其是南宗创始人张伯端，在紫阳修炼期间，写成了内丹学的重要代表作《悟真篇》。明清时期，武当山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皇家道场，所供奉的真武大帝曾是麇国王子，而麇国在今白河县与湖北郧县西南交界处。特别是净乐宫道人王真道、五龙观提点杨座下走徒祝太清、玉虚宫道人冯道清、南岩宫道士李太和等一批云游道士来安康传道，大肆在巴山山脉西岱顶、天池山、鲤鱼山、凤凰山等修建宫观庵堂，发展龙门、华山、茅山等教派，盛极一时，影响广泛。
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在历史上占居重要地位，是中国古代“汉河滩汉”四大河流之一。在安康境内流长340公里，流经六县区，出境流量262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占陕西省水资源总量的26.1%，且出境断面水质保持国家II类水质标准，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涵养地。
1、汉江是国家“水脉”。其一，军运。至迟战国时期，汉江已被视为战略通道。在秦灭楚战争中，当秦在夺取汉水流域后，才取得战争的主动权，迫使楚国政治中心迁移到淮河中游，为统一六国赢得关键性的一步。在楚汉相争时，刘邦义军攻下洛阳、宛城后，在攻战武关、进军咸阳的同时，就曾遣郦商所部溯汉水西上，先期占领汉中。这为后来刘邦在汉中为王并“出散入关”做了战略准备，以至后来得出“汉之兴自蜀、汉”的结论。三国时期，蜀、魏两国曾多次利用汉江水运进行战争。南北朝时期，汉江十分通畅，军需设施和据点众多。《水经注·沔水》记载：“汉水又东，历敖头，旧立仓储之所，旁山通道，水陆险凑，魏兴安康县治，有戍统领杂流”。宋、元时期，汉江成为“六路之师”、“两川之粟”、“荆襄之财”和“秦陇之马”的运输通道，元军曾“浮江而东”，歼灭金军主力，迫使金军请和，不久灭亡。其二，漕运。自三代时期，汉江就为了国家贡赋或漕运的通道。《禹贡》在记述梁州贡道时写道：“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到汉代，汉江漕运已具规模。《汉书·沟洫志》记载张汤向汉武帝建议修裹斜道时说：“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渭。如此，汉中谷可致，而山东从沔无限，便于底柱之”。到唐代，汉江航运十分发达，每当中原发生战事，运河、陆道被阻之时，东南地区的粮食和物资，都是经转辗多次，溯汉江而上，经安康、汉中，然后转陆路运往关中。特别是安史之乱，唐玄宗逃到成都，唐肃宗即位灵武，不久又由灵武南下，进军凤翔，图复长安时，第五琦就是通过以山南等五道度支使的名义，把江淮等地的“租庸”变成“轻货”，“溯汉水而上至洋川”，“陆运至扶风以助军”，才使唐军渡过难关，最终平定叛乱的。其三，商运。明清时期，伴随秦巴地区移民开发和汉口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城市，汉江成为沟通中西部的重要交通要道，安康也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商品贸易区。尤其是嘉、道时，安康“商贾云集，即各厅、县，各乡、镇船载马驮至郡贸易者，无日不有”，是名符其实的“秦头楚尾一大都会”。其四，南水北调。南水北调是解决南涝北旱和北方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局面的重大战略性工程，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据统计，北京、天津、山东、河南、河北等9个省市，人均水资源拥有量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500立方米极度缺水警戒线。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丹江口引水，流经湖北、河南、河北、北京、天津五省14个城市，终于北京团城湖。干线全长1432公里，90%来水源于汉江(含30.6%来自于汉江安康段)，目前每年可向北方输送95亿立方米水量，相当于1/6条黄河，可直接解决沿线约6000万人饮水和生产性用水问题，间接惠及人口近1亿。因此，与南阳、十堰比较，安康才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真正“核心水源地”。
2、汉江是中华文明的“脐带”。汉江是连接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最大河流，也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融合发展区，在构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中具有“四梁八柱”的作用。五帝时期，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在汉江流域不断接触，血统与文化相互交错，逐渐组建成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融东夷、苗蛮(部分)两族在内的新的华夏部落大联盟。钱穆甚至认为：“华夏民族很可能指的是今河南省嵩山山脉西南直到汉水北岸一带的民族而言”。吕思勉也认为：“夏为禹有天下之号，夏水亦即汉水下流。”先秦时期，汉江流域分布巴、庸、麇、绞、鄀、谷、邓、卢、鄢、罗、吕、申、唐、厉、曾、贰、郧、轸等方国几十个，既有原生部落方国，又有周代姬姓封国，还有楚系芈姓封国，在不断战争、兼并、交往中，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在此兼收并蓄、竞相发展，形成了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方国文化体系和文化圈，为民族的深度整合和文化的“最大公约数”提供了主干体系和核心思想。秦汉时期，秦、楚两大轴心国文化在汉水流域争斗中融合和创新，推动了华夏民族向汉族的发展和转化。尤其是在此流域崛起的两汉政权，在楚文明的基础上将周秦文明融为一体，既继承了秦制，又延续了周政，成为历史上唯一可以与后来的大唐王朝并驾齐驱的帝国。因此而诞生的汉人、汉字、汉语、汉族等称谓，名播四方并沿用至今。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水成为北方流民南下汉川和荆襄的重要通道，今安康地区除接纳汉水上流方向甘陇、三辅地区流民外，还接纳北部上洛地区流民，成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出现了“侨置郡县”和“胡风国俗，杂相糅乱”的特有现象。明清时期，汉水流域成为东民西迁和南民北移的重要移入区，大大促进了川陕人口的繁衍和人种的优化，加快了秦巴山区和西部地区的“大开发”，推进了东西、南北文化的大交融和大发展。
3、汉江是中国文学艺术的“源头”。其一，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诗经》和《楚辞》在汉水流域交相辉映。《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雅、颂均有涉及汉水流域的诗篇，尤以“国风”中的《周南》、《召南》最为集中，数量达到达了25篇。“二南”通过歌颂爱情、勤俭、孝道等，反映了西周时期汉水流域文明开化和重礼崇教情况，故孔子以“二南”之地作为作《诗》之始，“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推《周南》”。《楚词》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它是继承《诗经》等北方文学精华，在南方民歌和楚国方言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楚辞》中《九章·抽思》、《九章·思美人》、《九章·哀郢》多处涉及汉水，从不同侧而反映了屈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中国爱国主义和斗争精神的象征。其二，汉调二黄为京剧声腔之母。一般认为，京剧是由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徽班进京带去的二黄调和湖北艺人传去的西皮调而形成。但大量研究表明，京剧所唱腔调主要是前秦腔和京腔，而京腔实为当时京师流传得高腔，只有前秦腔才是京剧真正的母体。前秦腔又称汉调二黄，是清代初叶形成并流行于陕南和关中地区的一个大型皮黄声腔剧种，起源古都长安，明末清初流传各地，逐步形成了关中、汉中、安康和商洛四大地域流派。此外，流行于南国粤地的西秦戏、江西宜黄腔等我国四大声腔中的皮黄腔都是发源于陕西的前秦腔——汉调二黄。其三，汉水流域诞生了众多艺术家。如：王戒，字文宝，西城人，汉建和二年(148)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载：书佐王戒。《石门颂》与略阳《郙阁颂》、甘肃成县《西狭颂》并称为"汉三颂"，是东汉隶书的代表作，对后来的书法艺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称之“国之瑰宝。”再如：沈尹默，原名君默，号秋明，五四先驱，今汉阴人，“兼撮众法，自成一家”，被海内外公认为一代书宗和现代中国书法第一人。
四、子午道
子午道是七条主要秦蜀古道最东部的一条线路，也是古代关中通往汉中、安康及四川东部各州郡较为捷径的要道，更是蜀道中唯一据道路走向方位命名的道路，还是目前遗留文化遗产最多的秦蜀古道。据统计，子午道安康段长度占子午道总长的三分之二，共有古道遗存99处，沿线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6处，主要分布在宁陕、石泉、汉阴县和汉滨区境内，目前已列入我省申遗计划。子午道至迟开凿于秦汉时期，后虽各个历史时期或通或废，但一直沿用不衰，是连接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重要通道，也是我国古代道路建设的杰出范例，在历史上曾发生过无数重大事件，一批历史名人与此息息相关，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历史等多重价值。据记载：公元前206年，“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氏焉”;5年，“(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228年，魏延向诸葛亮献计“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如此，则一举咸阳以西可以定矣”;437年，北魏拓跋出兵子午，攻占直城、魏宁、安康、宁都;618年，玄奘“经子午谷入汉川”;南朝萧梁时期，“梁将军王神念以旧子午道缘山避水，桥梁百数，多有毁坏，乃另开干路，更名子午道”;1132年，南宋抗金名将吴阶、王彦与金陕西经略史完颜杲鏖战饶峰关;1636年，李自成趋汉中，转面北行，越子午谷围周至县城;1935年，红二十五军由沣峪口到东江口再到宁陕县;1949年，胡宗南率部由子午谷南逃入川。
五、茶马古道
在中国历史上，茶马交易作为军国大政的基本国策，始于明洪武初年。政府直接经营三条茶马古道，即陕甘茶马古道、康藏茶马古道和滇川茶马古道。三条茶马古道之中最先开通，也最具严格意义的是陕甘茶马古道。明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在陕西率先实行茶马交易政策，洪武五年(1372)在河州、洮州、秦州设立茶马司，正式开通了这条国家官办的茶马古道;康藏茶马古道是在明洪武三十六年(1403)才在黎州设立了茶马司，比陕甘茶马古道晚了30余年;至于滇川茶马古道，又称云南茶马古道，开通时间则更晚，为明代木氏土司统治时期，又有观点认为是在清代改土归流后才开通的。陕甘茶马古道以紫阳为起点，经石泉、西乡等到汉中，经汉中“批验所”检验后分两路面向青藏。若按洪武“四年(1371)奏准，陕西汉中府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县茶园，每十株官取其一”标准计算，加之综合“递年所出斤百数十万，官课岁用不过十之一二，其余俱为商贩私鬻之资”等因素，当时安康地区茶产量达了200万斤左右，可易马约20000匹。横贯整个中国西部的三条茶马古道，将陕、甘、宁、青、蒙、川、藏、滇八省区联接在一起，成为古代西部主要的交通大动脉，对社会经济的开发和民族融合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是与丝绸之路并驾齐驱的著名商道。
此外，安康生产的汞、金、丝、茶成为历代朝廷的贡品，在中国文化史上也占居一定位置。王学理认为：“秦始皇陵墓内水银的第二个来源地可能就是旬阳。说不定旬阳还是陵墓水银的主要供给地”;汉江麸金在汉魏时期已成为贡品，规模达到“汉中旧有金户千余家，常于汉水沙淘金，年终总输”，至唐代“安康郡贡麸金五两”;安康地区至迟汉代已大规模兴桑养蚕。1984年，石泉县池河镇谭家湾村出土一枚汉代鎏金铜蚕，是迄今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金蚕”，极有可是蚕神祭祀用品或养蚕大户奖品。到唐代，“山南绢特贱”，与“通、巴、蓬、均、开、合、兴、利、泉、建、闽”之绢“并第八等”，除供皇室使用外，极有可能通过丝绸之路远销西域、波斯等地。1985年，在紫阳宦姑滩小腊烛园一座北魏和平二年(461)纪年墓中，出土了一套“乐舞伎铜带版”和一枚波斯银币;安康种茶历史悠久，唐代“山南茶区”成为“八大茶区”之首，“岁贡一斤”。明清时期，汉川茶和紫阳茶成为全国名茶。据光绪三年(1877)紫阳知县唐青甫差遣衙役办理贡茶事宜的信票记载，仅紫阳贡茶当年就达到了148斤。
(作者单位：安康市文化文物广电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