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子，你的手机放这里要被偷的。”王万林拍了拍一个刚上车的小伙子，指了指他屁股兜里的手机。

这个对陌生人的提醒让我一下子相信了他。

这就是那个人���在近23年的时间里，收留帮助过200多名流浪儿，完全无偿，并且仍在继续。

他个头不高，面色微黑，胡子拉碴，头发凌乱，肩上挎了个灰不溜秋的公文包，带子时不时在连接处断掉了，他索性就抱在胸前。

他走起路来非常快，汗大片大片地浸湿了衬衫，微微的酸味散发在周围的空气中。

他说起话来也很快，不用问问题，他会从杭州市的“一路畅通”工程一直说到刘晓庆的案子，最后一句往往是：“唉，说不清楚。” 他会有意无意和在他身边的人搭话；喝完矿泉水，便把瓶子丢在人行道上，他觉得这会让那些捡塑料瓶子的人更容易发现目标。而对于一些略带厌恶的表情和目光，他似乎丝毫没有察觉。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王万林说，“什么事儿都见过。我就是心疼那些在街上没有人管的孩子，我不愿他们走我走过的路。”

“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进那个失去自由的地方”

老王今年58岁，少年时代对他来说，太遥远了。 王家原来住在绍兴，抗日战争时，实在活不下去，一路讨饭到了杭州。王万林8岁时，父亲去世了，母亲一人支撑整个家庭，日子过得颇为艰难。但小万林长得清秀，性格十分活泼，爱唱歌跳舞，13岁时，他被选进浙江省艺术学院，学习越剧。他说：周迅也算是我的校友呢。

1961年秋天，16岁的王万林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了浙江歌舞团。“那是多好的年纪哦，我连走路都要唱歌儿的。”一件偶然的事却改变了他的一生。

王万林17岁那年，一个邻居家丢了一块手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一块手表可是“大件儿”。那户人家左寻右寻找不到，就怀疑上了生性顽皮的王万林。

1962年12月20日，这个日子王万林一辈子都忘不了。 这一天，他被叫到派出所，要求交出手表。他反复表示自己没有偷人家的手表，结果遭到了拷打。警察出示给他一份有邻里签字证明他偷了手表的报告，并告诉他，只要承认了，就能放他回家。

王万林便“招”了。

可他没能就此回家。28天后，没有经过审讯，他在一张承认自己有“偷窃”行为的纸上签了名字，接着就稀里糊涂地开始了两年的劳教生活。

“你没有偷，为什么邻居还签字证明是你偷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签了。而且，如果签字证明是别人偷的，你不是就没有嫌疑了吗！”

“那表到底是谁偷的？”

“谁也没偷。那家人太宝贝了，自己东藏西藏，后来又找到了。”

“那后来他们没有帮你……”

“那个诬谄我的人，听说没过多久不小心掉进河里淹死了。”

“上诉过吗？”

“上诉过，可没有用。”17岁刚从学校门出来的孩子，一心只想着快快结束这种日子，回家好好生活。 两年中，王万林从劳教厂先后转到浙江大青农场和长山农场劳动，时间很快过去了。1965年刑满释放时，中国还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中，农场的人劝他，留在农场工作吧，他听从了。 1966年，一个很有文化的农场同事同情王万林的遭遇，答应为他写上诉材料。这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十几份上诉材料寄出后，便石沉大海。一个不到20岁的孩子的小冤屈，在翻天覆地的运动中，不过是个气泡。

“有证明文件吗？” “没有。当年让我签字的那张纸也没给我一份，我也不知道要。从农场回来后，我也去原来的派出所查过当年的档案，奇怪了，根本就没有我的，当年的老民警也找不到。我又去市公安局找，找到了一份，但上面写的罪名是‘扒窃’，我明明记得我签字的那张纸上写的是‘偷窃’。”他觉得十分好笑，“现在连我自己都有点糊涂了。” 1978年，王万林的老母亲以无人赡养为由，千方百计把他从农场调回了杭州。几经周折，在一家街道塑料制品厂找到了工作，先搞生产，后搞销售。无奈，厂子效益日渐衰落，1998年，王万林成了失业大军中的一员，每月靠260元的下岗津贴生活。 王万林说说笑笑地，根本不像讲他自己的经历。偶尔，我们在公共汽车上时，他会指着街边的一栋大楼告诉我，他有个当年的同学在那里工作，现在退休了，可也比他工作时赚的钱多。

但他对这些似乎都不在乎了。20多年来，流浪的街头少年成了他惟一的生活重心：“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进那个失去自由的地方。”

“他说的其实特别简单，但让人听了觉得就是那么回事儿” 1979年冬天，王万林下班回家，在一个公交车站见到了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儿，穿得很单薄，脏不溜秋的，看上去六神无主，不像在等车。王万林走上去问：“你在这儿干什么？怎么不回家？”

孩子呜呜地哭起来。

这个孩子叫冯玉印，是江西德兴人，被人骗到浙江长兴的私人煤矿当童工，好不容易扒着拉煤的车逃出来，身无分文，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王万林二话没说，把孩子领回了家。老母亲听了小冯的经历，直掉眼泪，帮他洗澡洗衣服，让他吃饭，一个劲儿说：罪过啊，这种孩子是要救的呀。几天后，王万林帮小冯买了回家的火车票，送他上了火车。 这是王万林救助的第一个孩子。据当地媒介报道，到2003年，他一共救助了291个流浪儿。“其实也数不清，有些住了几天就帮忙买车票回家的，不好算。”但王万林对每个孩子的名字、住地、家庭情况和现在的生活了如指掌。他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无儿无女。“每一个都像我的孩子一样。”

于洪亮，眉清目秀的，十分腼腆，见了生人就脸红，说话声儿小小的，现在在杭州市万家灯火大酒店当厨师。 洪亮家兄妹三个，9岁时父亲生病过世了，治病欠了一屁股债。母亲改嫁，没过几年，继父也病逝，又欠下一屁股债。洪亮上过两年职业学校，学了两手做菜的手艺。6年前，他从老家长山到杭州，期望能找到一个工作，帮家里还债，养活母亲。可是，找了一个多月也没人雇他。这时，他在西湖边的小亭子里遇到了王万林。

“他当时看了我老半天，问我在这儿干什么？我说没干什么。他又问我怎么不去工作，我说找不到工作。他就让我跟他回家。我就跟他回家了。”

“你胆子可够大的，不怕被人拐了？”我问。 “他会说我们长山话，对长山也特别了解。我就觉得很亲切可信。毕竟，在外地能碰上一个和你说家乡话的人挺不容易的。”洪亮说。“再说，那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回家回不去，在杭州也呆不下去。”

长山，就是王万林曾工作过的农场所在地。 王万林告诉洪亮，厨师是个好职业，但不能去小馆子，得上大酒店，又能学到手艺，工作也有保障。经人介绍，洪亮被安排到了这个在北京上海都有连锁店的万家灯火大酒店。

“我现在排第五！”洪亮抑制不住兴奋。

“什么意思？”我不懂。

“炒菜的厨师排位置，我排第五。”

“一共有多少个厨师？”

“有十几二十个呢。已经开始有人点我做菜了，去年还有人高薪请我到南京去。”

“怎么没去？”

“爸爸说，师傅辛辛苦苦教了我三四年，我不能翅膀硬了就飞走了，好歹也得再帮他几年。”洪亮嘴里的“爸爸”，就是王万林。

“你很听你爸爸的？” “嗯。”洪亮使劲儿点点头，“我觉得他的话都很有道理。比如赚一分不能花两分；还有要孝敬父母，建设家乡……他说的其实特别简单，但让人听了觉得就是那么回事儿。”

“为什么叫他‘爸爸’？” 洪亮想了半天，才答道：“不知怎么叫起来的。其实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感情上就像父子一样。他住得也近，我常常下班后到他那里坐坐，听听他的牢骚，他路过也会进来看看我。” 去年，洪亮回老家，花了4万多元给妈妈造了座新房子，这是他最得意的事了，“全是我自己赚的。”他还告诉我，到今年年底，家里的债就能还清，他还在杭州交了个不错的女朋友，“以后，大概会一直留在杭州。好好生活。”

陈志军是另外一个已在杭州有了正式工作的孩子。他和洪亮几乎前后脚被王万林领回家。志军是江西人，看上去比洪亮活泼，一旦熟悉起来，话特别多。 “我当时觉得这老头儿挺奇怪的。我在公园里坐着，他就走上来问我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找工作，然后就问我是哪里人，吃没吃饭，让我第二天中午在那儿等他一起去吃饭。”

王万林在旁边接道：“洪亮是个特例，他看上去就很老实。但一般我是不敢随便往家里领孩子的。” 王万林通常的做法是，先接触几天，每天中午和晚上与孩子约好地方，领他们去吃饭，想办法打听清楚孩子家在哪里，几口人，父母叫什么，接着就打长途电话到当地的派出所，核实是不是有这么一户人家，有这么一个孩子，孩子在当地的表现怎么样，有没有偷窃之类的不良行为。

“撒谎骗我的可绝对不帮。”王万林很坚决地说。电话没有普及时，他就拍电报，或者写信。

“志军当时特让你信不过，是不是？”我问王师傅。

“他？他那时候整天在舞厅里混，晚上睡在那里，白天出来闲逛，容易学坏……”

“我没有！”志军在一旁争辩道，“我总得找饭吃找地方睡觉吧，其实也都是朋友互相帮忙，谁不愿意安安稳稳地呀……”

“那你为什么到杭州来呢？” 志军说，他高中毕业后没有事情做，“大学是根本上不了的”，再加上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就决定到杭州来闯荡闯荡。“当时也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只想先找个能赚点钱的工作，然后再说。结果一两个月过去了，带来的钱花光了，工作也没找到，又没有脸回去……”

志军到了王万林家后，先找了一家私营修车铺当了一年的学徒学手艺，然后经王万林的一个朋友介绍，到杭州市第一公交汽车公司做临时汽车修理工。

“他干得挺好，领导都很重视他，去年已经转正了。”王万林边说边咂嘴。

和洪亮一样，志军也叫王万林“爸爸”，但志军和王万林之间的矛盾可就多了。

“他老管我，不许抽烟，不许喝酒，晚上不许出去玩儿，”志军抱怨，“你说年轻人出去玩玩不是正常的吗，而且我现在也有正经工作，不会学坏的。”

“舞厅是什么好地方？你不光自己想去，还带着他们几个去！”

“后来不是没去吗！而且是他们想让我领着去看看，看看又怎么了……”

“反正舞厅不是好地方，不许去！”爷儿俩毫无忌惮地“吵”开了…… 让志军“不满”的是，老王还对志军进行了多次“暗查”。1998年，王万林借出差的功夫，到志军的江西老家跑了一趟，“他们家在大山里呀，很穷的，有3个姐姐，村里人都以为我是去说媒的。”

“志军爸爸妈妈知道你吗？”

“知道的。我们通过电话，我都让他们跟家里讲，好让家里放心。”

志军到公交公司上班后，老王隔三差五地跑到公司领导那儿了解情况，“我得看看他干得怎么样，不然不放心。”

老王觉得，志军应该在这里踏踏实实地干下去，活儿不累，身份也还体面，更重要的是，治病、养老都有保障，兴许还能分到一间房。

但志军有自己的想法：国企效率不高，有时候一天也没多少活儿。他希望能找机会多学点东西，将来自己开个店铺……”

“是啊，他爸一个劲儿说，你这么好，怎么这么好啊！”

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顺利、成功、完美…… 安徽孩子方子平，是王万林的另一个“儿子”。方子平当年高考落榜，到杭州找工作，走投无路之时，遇到了王万林。子平对老王说，他喜欢读书，想读书，不愿意回家种地。王万林觉得这孩子有志气，让他住在家里，还买了很多高考复习资料，鼓励他考大学。 子平父亲知道了消息，坐火车跑来领孩子，但子平不跟他回去。子平爹于是质问王万林：你留我儿想干啥？你有什么目的？王万林说：子平喜欢读书，也是块读书的料，应该支持他上大学。子平爹吼道：上什么大学？农民就是农民，农民就得像农民的样儿，就得回去种地！ 爹到底没拗过儿子，子平爹一肚子不高兴地走了。子平自己复习了一年半，于2000年考上了浙江林学院园艺系。王万林特地跑到安徽子平家，开了一张经济贫困证明，为子平争取了在校勤工俭学的机会。

“这孩子现在可好了。学校让他照管苗圃，还给他一间房子，可他死活不愿意住，就在苗圃里搭了张床，他现在说出来的那些花呀草呀的名儿，我听都没听过……”

“子平爹可得对你感恩戴德了吧！”我问。

“说不清楚……” 1987年，王万林出差回来，在火车站见到一个12岁的小男孩儿在偷面包。王万林偷偷跟在后面，等孩子把面包吃完了，就跑上去对他说：“你怎么能偷东西呢？你知不知道，你偷了面包，店里的营业员要替你赔的！她们每天也挣不了几个钱的！”

孩子不说话。王万林接着说：“以后你每天中午在这儿等我，我给你带两个面包，再给你一块钱，可再不许偷东西了！”

一来二去，在王万林的套问下，孩子交代了实情：他姓姚，是江苏人，13岁，因为读书成绩不好，挨了爸爸打，才从家中逃出来。 王万林随后就给孩子父亲发了电报。姚父连夜赶到王万林家，老王也二话没说，深夜陪他去找儿子。这一宿找遍了杭州大大小小的地方，也没见孩子的影子，父亲有些灰心了。老王安慰他：别着急，我们约好了8点钟见面，我给他面包，他一定会去的。我们分开走，万一他害怕看见你就不好办了。 8点刚过，小家伙果然出现了。他那天显得特别高兴，边吃王万林带给他的面包边说：“叔叔，谢谢你这几天的照顾，以后你不用来了，我找到工作了。有人说要带我去广东，明天就走。” 王万林忙问是什么工作。小家伙伸出两根手指头，做了一个掏兜的动作，说，“‘钳工’，听说可有钱赚了。”王万林立刻惊出一身冷汗。这时，孩子的父亲从王万林身后冲出来，一把抱住了他，小家伙猛然看见爸爸，顾不上怕，“哇”地一声哭着扑上去……

“我有时候真是后怕啊，”老王叨咕着，“万一我没遇着他，万一……” 一次春节前夕，王万林在路边画廊下见到一个小男孩儿，不像本地人，冻得哆哆嗦嗦。王万林走上去和他说话，聊了几个小时，孩子相信了他，说了实话：他是合肥人，被人拐了，到杭州后设法逃出来，正想办法回家。 王万林答应送他回家，买了车票。正带着孩子准备检票时，一个人堵在他们面前，问老王：这孩子和你什么关系？老王一五一十地说：我在路边捡的他，他说家在安徽，我要送他回家。那个人阴阳怪气地说：你怎么那么好哇？你是人贩子吧？老王当即生气了，正准备争辩，那人接着说：你知不知道这是我的孩子？老王忙问孩子，这人是不是他爸，那个孩子点点头。 老王把孩子交给这位父亲，很生气地自己把车票退掉就回家了。没过一会儿，孩子领着父母二人回到老王家。孩子爸爸很不好意思地承认错误，说孩子丢了，把家门口的小河都抽干了，以为掉河里淹死了；已经在杭州车站找了两三天，心里实在是急，错怪了好人。

我听了笑，说：“换了我，没准儿也会认为你是人贩子。”

老王直叹气：“是啊，他爸一个劲儿说，你这么好，怎么这么好啊！” 还有一个安徽籍的孩子，老王想要通过政府遣送部门送他回家。过了两天，半夜有人敲门，老王开门一看，就是那个孩子。他急了：“不是送你回家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那个孩子哭哭啼啼地说：他们只把我送到嘉兴，给了我两块钱，让我自己回去。我没办法，只好再回来找你。

老王差点儿哭了，寒冬腊月的，拿着两块钱，从嘉兴到杭州，这孩子是怎么回来的呀！他说后来再也不相信什么遣送了，要不直接买车票给他们，要不亲自送回去。

“他帮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有几个报答过他？借走的钱有几个还回来过？”

在老王这些“儿子”中，胡高平可以说小有成就，然而他也是王万林救助流浪儿行为最坚决的反对者。 1992年，胡高平从家乡千岛湖跑到杭州找工作，先后找了几个，都嫌薪水少跑出来，直到遇到王万林。高平一直在老王家住了6年，结婚，生儿子，开公司，都是在老王眼皮底下完成的。眼下，这个当年被自己的父亲嫌弃、认为“管也管不好”的人，已是一家小有规模的光缆公司总经理。 “没错儿，我就是反对。”高平直截了当。他长得很帅，黑亮的眼睛透着一股精明劲儿。“他帮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有几个报答过他？借走的钱有几个还回来过？”

我转过头去看老王，他不说话。

“可是，如果不是因为老王，你不是也不会有今天吗？”我问。 “这我承认。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而且今非昔比了。”高平丝毫不后退。“我当年住在爸爸家时，从来没闲着，我摆地摊，卖太阳镜，也自己找工作……一个人总得为自己做些努力吧！”

“还到火车站倒卖过火车票！”老王在一边插嘴。 高平不理会：“可是现在这些孩子，工作等人找，吃的等人买，暂住证等人办，出了事还有人来保……他们把这里当什么地方了？把爸爸当什么人了？他有多大能耐，能管几个人？找几个工作？”

老王说：“最近不是闹‘非典’吗？不能让他们乱跑，万一惹上病怎么办？”他家里现在还住着两个没有工作的孩子。

高平叹了口气，对我说，“再说老人的经济情况也不比从前了。一个月七八百块，养几个十七八的大小伙子，你说他们也好意思？” 下岗后，一家美容美发店给了老王一份管理工作。他每天早晨5点多从家出发，6点准时到店里打扫卫生。这本不是他的工作内容，可他觉得“别人擦得不干净”，偏要赶早趁店里没人，自己亲自干。平常，他除了负责给外地员工办体检、暂住证、管管卫生和秩序外，就可以歇着了。可他闲不下来，锅炉坏了，保险丝断了，他都要张罗。店里的伙计都叫他“总管”。老王家里吃的菜，都是他从美发店食堂里拿回来的剩菜。 老王家的平房拆迁后，政府调剂了一套两居室，只要再付几万块钱就能买下产权。但他付不出，只好每月交80块钱的租金住着。“这些高平他们都不知道，”他悄悄说，“你别告诉他们。我不要他们的钱，他们日子过好了，我心里就高兴。”他动不动就指给我看前几天自己拔掉了几颗牙，算计着没上医院少花了多少钱。 说到钱，有件高平最气不过的事。一个叫詹昂泉的小伙子，当年只有16岁，父亲病逝，母亲改嫁，从杭州走时跟老王借了3000块钱，说是回家还债后好好做人，再还钱回来。几年过去了，音信全无。老王写信去问，小伙子回信说：“3000元钱只是让你少帮了大约十五六个人，可是现在也有你帮过的人在帮你啊，你也没有亏本。这比你自己养儿养女好，名誉也有了，孝顺的人反而更多了……” “这还不算。还有赖吃赖喝不走的，还有偷东西的，前两年还有人说他这么做违反《收养法》，这么下去有完没完啊……”高平气呼呼地说：“所以我明确说：吃的穿的我给你买，但绝对不会给你钱，让你给他们花去！” 话虽这么说，高平的公司却几乎成了老王的第二“庇护所”，长时间找不到工作的人，都被老王塞到这里来“实习”。高平通常都会接受，但也有一些，让他不知所措。不久前，他就开除了一个姓戴的小伙子。

老王于是三天两头跑来求情：“他小，知错了，挺后悔的。你原谅他，再给他一次机会，其实小戴很聪明，学东西快，将来没准儿能帮你……”

高平说：“那些肯学的，能吃苦的，我愿意帮；这些有少爷脾气、不懂分寸的，我不帮。” 高平还为老王制作了一个网站，叫“好人王万林”，主页里大大地画了一幅雷锋的像：“我心里觉得他比雷锋还好。”但高平负担不了网站大量内容的输入工作，他四处发邮件征集志愿者，“其实只要帮我打打字，扫扫照片就行。”但应者寥寥。

高平常劝老王：我现在有能力了，你就住到我家里去，100多平米带空调的大房子，舒舒服服的，抱抱孙子，多好！你好事也做得够多了，到此为止吧。 可老王不愿意。他背后告诉我，洪亮、志军虽然嘴上不说，可他知道，他们心里也不同意他继续帮助别人。“我也不指着他们赞成，”老王眨巴眨巴眼睛，“高平、洪亮都说，等我老了，他们养着我，有这话，我知足了。”

“我碰着了，帮了他们一把，大多数没走歪路���这就值了！”

我问王万林，那些离开的孩子现在生活得怎么样。他找出孩子们的信给我看。 800多封信，装了半个米袋子，昏黄的灯光下，他扬着头，眯起眼睛一封封挑拣。这是他下班后惟一的娱乐，一张张深深浅浅的字迹，写着一些除了老王，没人再会关心的事情。 一年一年地过去了，我还是那个样，不知道何时才能报您的知遇之恩，我这个人挺傻的，您也知道在这个社会里学会生存是不简单的，朋友不可靠，老乡不可靠，人际关系又复杂，我又不善于说话和拍马屁，所以有很多事情我都错过了机会。所以说我好烦，我有些不敢跟您联系，因为我有些自卑，好多事情我都失败了，我不如很多人那么有能力。现在好多事情都是要用钱才能解决的，我也不敢想太多，只能说做个老实人吧……

广东 王建华 我现在在广东东莞，在一个电子厂工作。工作时间是9小时10元钱，加班1小时1.1元，工资不怎么高，或许也太低了，不过我相信自己以后一定能干出一翻（番）自己的事业的。虽然，只是虽然，暂时有些困难。 我原本在福建安溪县，也就是四五月前，在那里做铁花，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想一下我刚准备来的时候花的钱和父亲期望的眼神，我当时在心底就下定决心，挣不到钱，永不回家。可老板只给了我50元钱，一个多月呀，就让我走……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我选择了东莞……我先找到了一个印刷厂做临时工，干了18天后，货已做完，发给我24.8元钱，让我自己找工作……不过我对自己不久的将来已（依）然充满信心……我现在除了每天工作9小时外，另加班四五个小时，一天就有了15元钱左右的收入，除了吃饭住宿，一个月或许还有350元的收入。我现在已经拿到了高中毕业证，晚上还自读计算机，虽然一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但我觉得现在的辛苦如果能换来明天的幸福是值得的。

东莞 甲甲 我从杭州回来暗暗发誓，一定要成为生活的强者，当了电工以后，每次故障排除我不图驾轻就熟，而是用全新的姿态去接受更有挑战性的工作，虽遭各种磨难，但不后悔。我觉得人生最大的乐趣就在于钻研、体验，就在于坚定向前，之后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可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思想有点波动，很多时候，想自己是不是活得太累了，是不是对人生有着太多的幻想。每当清晨，我站在我家阳台默默看着东方太阳升起、映红天空时，我心中也似有一个火球在燃烧，问我自己该怎样去生活、去奋斗才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我真的很想见到您，和您倾诉……

舒城县 杨传庚 打开一封，老王就叨念着这个人的事儿。讲到他去看一个“儿子”新生的女儿，发现那人家里都没有给孩子穿的衣服时，他的眼泪突然扑簌簌地掉下来。他用手摸索着，从喉咙里说：“我有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高平、洪亮他们是运气好，人聪明，可那么多不聪明的，没啥本事的，怎么生活……”

“你没有想过通过更有能力的组织，比如政府，或者成立基金会，来帮助他们？”我问。 “我不想！”他想都没想就回答，“前两年民政局来过人，给我送了1000块钱，告诉我说：这事儿不是我应该干的，不让我干了。哼！成立基金会？那不就得有个财务，多花一分钱，就是贪污，弄不好又进去了。我不干！”

“那您就一个人这么撑下去？”

“我要是能帮就帮，实在帮不了，也只能算了。”老王叹口气，“其实我什么都明白，就是放不下。”

1995年，王万林50寿辰，他的53个“孩子”特地从全国各地赶来为他庆祝。老王拿着一张那时的合影，一个个地指给我看。

偌大的房间，被两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撑满了，他挤在床缝当中，戴着花镜，把照片凑到台灯下，那么认真地辨认着。

我问他，信不信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

“我不信。”他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平静地说：“这些孩子在十七八岁的岔路口上，我碰着了，帮了他们一把，大多数没走歪路���这就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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