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批评 | 岩崎好子：《走进大凉山》：脱贫语境下底层小人物的生存困境

《走近大凉山》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内容提要】《走近大凉山》是日本导演竹内亮所拍摄的一部从底层小人物看大凉山脱贫成就、讲述中国脱贫故事的一部纪录片。但是，若是从该片中的脱贫语境下反看其中的底层小人物，会发现其所处的、且未因脱贫而解决的生存困境。由此，本文主要从孩童在教育方面的被困与突围、贫困女性化这一怪圈、大量男子外出务工而导致的“父”与“夫”的双重沦陷，以及两个“他者化”，来剖析这部纪录片中被脱贫语境所覆盖的底层小人物危机。

【关键词】代际传递，教育资源，贫困女性化，父权，留守儿童，他者化

引言

《走近大凉山》是日本导演竹内亮（Takeuchi Ryou）于2020年7月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所拍摄的一部讲述后疫情时代中国地方风貌与脱贫话题的纪录片。该纪录片延续了竹内亮一贯的“导演+主持”的拍摄风格，以及“日语+中文”的旁白形式，以类似于“旅行”的风格，以他者的视角，来客观的看待在“凉山”这一个地方上所发生的故事。

该部纪录片的主题主要在于展示凉山的地方风貌与全面小康的脱贫成就——例如导演一行人在攀登前往悬崖村的过程中遇到的可扫码支付的卖水奶奶、背着打印机上山替人办理业务的银行业务员、边干活边玩短视频的务农村妇，以及悬崖村居民搬下山获得安置房等等。但若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部纪录片，会发现在脱贫语境下的这些底层小人物依旧被禁锢于传统的困境中，例如从银行业务员上山办理业务这一点可以知道悬崖村的居民们并没有完全得到安置，从支教老师所体现出的城乡教育差距等等。由此可见，虽然随着2020年中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凉山州的11个贫困县均以“摘帽”，但是，退出了贫困序列的贫困县并不意味着贫困已被完全摘下。

实际上，该部纪录片从导演一行人登上唯一可以走进大凉山的公共交通——绿皮车——开始，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这部纪录片的基调，即底层小人物叙事，虽然这一叙事被脱贫语境所覆盖，但它并没有被完全覆盖。因此，本文从小人物出发，试图揭开影片中被脱贫语境所覆盖的那些关于底层小人物们的一系列叙事，从另一个角度来剖析这部纪录片。

一、教育的被困与突围

在所有的返贫风险中，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最为突出，而通常防止贫困代际传递的一般做法是从根源上，即下一代的教育上做努力，彻底阻断因陷入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而导致的返贫风险。在《走近大凉山》这部纪录片中，“教育资源”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它既体现在昭觉县的足球学校里，也隐藏在布拖县的双河小学中。

导演竹内亮在出发前往凉山之前，特地通过社交网络“微博”向网友征集了拍摄此纪录片的建议，其中，昭觉县中一所由皇马足球队所开设的足球学校就在网友们的推荐之列。一名外国教练，一地塑胶跑道，一群穿戴专业设备的足球少年，这就是昭觉县的教育资源“天花板”。“在中国，没有钱是练不了足球的。”外国教练的一句话不仅显现出这群足球少年的幸运，也在某种程度上衬托了脱贫攻坚工作的成就。但是当镜头剥去脱贫的外壳，转向这群住在山上的孩子们在山上那小的可怜的泥地足球场时，不难发现，贫困依旧笼罩着这群孩子。有一个孩子说：“想一直踢足球。”实际上，足球何尝不是他们暂时的乌托邦所在。在足球学校里，在与城市学校无差的绿茵场上，他们看似已成功突围，但是当他们回到山上的泥地足球场上，他们依旧是被贫困困住的少年。

《走近大凉山》这部纪录片之所以得以成行，摄像师徐亮功不可没。徐亮曾在大凉山布拖县的双河小学中支教过一段时间，因此，在该纪录片中，竹内亮跟随着徐亮故地重游，来到了双河小学。若说昭觉县的足球学校披上了脱贫的外衣，那么布拖县的双河小学就将贫困“赤身裸体”地展现了出来。在水泥地上建起来的运动场、形单影只的支教老师、与正在接受志愿者捐献物资的学生……这些都展示着双河小学在教育资源方面的贫瘠。在一排低矮破旧的砖瓦房的后面是新建起来的教学楼，而在这座崭新、亮堂的教学楼中，学生们端坐在锈迹斑斑的课桌前听着导演竹内亮临时给他们上的日本文化课——这是摄影师徐亮争取来的。徐亮最为从前在这里支教过的老师，他对于双河小学的教育情况有着更为深入的认知，因此，他向竹内亮争取来的日本文化课旨在让这些被困在贫瘠的教育资源里的孩子们可以多看看外面的世界，有了期待与欲望，才有勇气与力气去突围。

事实上，有学者曾经做过一项研究，来表明在农村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被工具化了，就像是斯宾塞对于教育的理解那样，教育成为了一项为完满生活做准备的工具，其中，学生成为了被动的接受者。而在表现在这部纪录片中，则成为了不论是足球学校的少年还是双河小学的学生，他们都想通过“教育”这一途径来达到“走出去”这一目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因教育资源的贫瘠被困，但是他们又想通过这些贫瘠的教育资源突围。因此，在脱贫语境下，如何有效的解决教育的这种被困与突围的对立关系，既是阻断返贫代际传递问题的关键，也是这些孩子能否逃出这种传统“被困”场景的关键。

二、贫困女性化的怪圈

“贫困女性化”是近四十年才出现的一个新概念，但由于它具有浓厚的时代特性，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一概念又是历史的。

实际上，从人类原始时期开始，就已经存在“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自然分工。但是在这一时期，因为男女之间所获的的所有资源都向家庭倾斜，所以在这种极高的整合性之下，性别差异就显得不那么重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国家的形成，资源的分配与整合开始逐渐超出了“家庭”这一领域，性别的自然分工也随之向社会分工延伸，此时“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性别差异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文化建构。到了由资本主导的时代，机器大生产与雇佣劳动制的出现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分工，进而形成了家庭与市场之间的性别隔离，此时的“男主外，女主内”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将女性束缚于家庭之中，造成女性在“知识”与“资产”方面的双重贫困。

在这部纪录片中，女性的贫困化困境体现在了昭觉县的彝绣培训班基地中。在彝绣培训基地中，由“守着家，抱着娃，挣着钱”这九个大字所组成的标语挂在墙面上，十分醒目。彝绣培训基地创立的初衷是顺应当地所制定的“培训+订单+电商”这一扶贫脱贫方针，但是从此标语中不难看出，女性的脱贫被建立在了“守家”与“抱娃”的传统语境之上。事实上，昭觉县所创办的这一彝绣培训基地正是解决“贫困女性化”的一个解决方案，即促进女性的市场参与度。但是通过该标语我们不难看出，昭觉县在有意识地帮扶女性突围的同时，有无意识地将女性束缚于传统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中，而这样的突围方式注定了该地区的女性不能获得完全的突围，即资产上突围了，但在思想上依旧被困住了。

琳达·诺克林（Nochlin Linda）在其所著的《女性，艺术与权力》一书中有过这样的论述：她认为，就女性自身而言，在历史的演变发展中，女性变得缺少“自决力量”，由此导致了她们在传统的社会秩序中变得擅于妥协，社会也因此对于女性的身份与形象产生固有观念，并且认为女性必须顺从，其内在思想必须与父权秩序一致。而女性若想打破这一局面，“唯有打破固定路线，撕开那些和谐一致的形式过程”，才能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突围。在昭觉县的女性身上，她们通过一系列扶贫方针开始走出家门，进入市场，但是传统的意识形态依旧在她们身上生根发芽，按照诺克林的话来说，她们“打破”与“撕开”得并不完全，因此很难达成突围的结果。

事实上，这也有点类似于学者戴锦华在其所著的《雾中风景》一书中所阐释的重写女性的“怪圈”，即昭觉县的女性“在获得自己的性别身份与有限的表达空间的同时”，被传统意识形态的再捆绑，再一次以一个“弱者”的身份出现在现代语境中，并不是男性规范中“解放的女性”。

三、“父”与“夫”的双重沦陷

在《走近大凉山》这一部纪录片中，孩子与女性这两个角色最常出现，相反的，除了摄制组之外的男性角色的出镜频率在前二者的对比之下就略显惨淡。事实上，这指向了贫困地区的男性外出务工养家这一现象，若将这一现象与孩子与女性相结合，就可看出其中的“父”与“夫”的双重沦陷。

首先，“父”的缺失导致了“留守儿童”这一概念的产生。在留守儿童身上，父性教育的缺失不仅不利于孩子性别角色的正常形成与发展，影响其个体的社会化进程与效果，而且“父”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会对孩子起到榜样作用，因此，孩子也会想跟随父亲的脚步走出去，致使教育的工具化程度加重，甚至于教育会在这种父的沦陷之下丧失了其原本的目的。

其次，“父”的缺失也对应了一个家庭中“夫”的缺失。在该部纪录片中，在布拖县，竹内亮跟随文古母女的脚步来到了长满了荞麦的田地里，在这里，竹内亮看见了一位正在务农的怀孕妇女，问及为何怀孕还要下地劳作的原因，该女子一句“家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干活”从侧面揭露了其“夫”角色的缺失，而“夫”角色缺失的后果也在她的行为中一览无余，即女性不再像传统语境中的那样只需要承担家中角色，也需要承担起家中所缺失的“夫”的角色。而这可能会导致两个后果，一是女性在一定意义上有可能发生由“母”到“父”这样一个过程的性别倒置，二是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女性的性别缺失。就后者而言，在女性性别缺失这一前提下，女性可能会丧失属于女性的自觉与欲望，从而导致女性失去自我觉醒的能力，继而陷入性别困顿的谜题之中。

综上所述，在大凉山的脱贫语境中，“父”与“夫”的双重沦陷可能带来其家庭成员，即“子”与“妻”的性别困境。

四、两个“他者化”

在《走近大凉山》这部纪录片中，存在两个“他者”，一是竹内亮的“他者化形象”，一是留守儿童的“他者化失语”。

首先，就竹内亮的“他者化形象”来看，“他者化”可以说是这部纪录片中一个较为重要的艺术特色。英国BBC资深纪录片制作人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于2020年制作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实现了以“他者化”角度向西方宣传中国的诗人与诗歌的首创，那么，竹内亮导演的这一部与中国外文局中国报道社解读中国工作室合作的纪录片开创了以“他者化”视角向世界宣传中国减贫工作、呈现真实中国的纪录片领域。

“他者”是西方后殖民理论中常见的一个术语，就是相对于中国的自我而言，竹内亮身为一个日本人，在中国就是以一个他者的形象出现，在此纪录片中也是。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发展之下，中国国家形象的外部宣传工作开始利用“他者化”的视角来塑造中国形象、宣传中国形象，此部纪录片就是其中的一个产物。因为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地拉近，但是在身份建构与身份认同中，自我与他者的刻板印象和负面观感仍然执拗的存在，要想打破这种尴尬的境地，利用“他者化”视角的纪录片，通过社会底层小人物来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无疑是最省时、有效的一种办法。

其次，在通过“他者化形象”打造着中国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美好生活的同时，还兼顾到了源自于留守儿童的“他者化失语”。在主流媒体的叙事中，在媒介这一场域之下，弱势群体很少有为自己发声的机会，他们的声音通常不是自己所发出的，而是被转述的、被描述的——留守儿童也是如此。在这部纪录片中，竹内亮并没有关注到留守儿童的问题，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部纪录片中留守儿童的“他者化失语”现象依旧存在。但是却从上述笔者所分析到的“父”与“夫”的缺失中，留守儿童的这种“他者化失语”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有通过另一个侧面被隐晦地描述了出来。因此，在此片中，留守儿童虽然还处于被凝视的地位，以及陷入他者化的失语危机，但是也通过他者，即“父”与“夫”的缺失，被人所察觉。就此而言，在这部纪录片中，留守儿童确实陷入了一种他者化失语危机，但也处于一种半失语状态。

综上所述，该部纪录片中的两个“他者化”，以一好一坏的形象形成对立的同时，其所营造出来的留守儿童半失语的语境也并非不易为人所察觉、令人产生一种底层小人物“他者化困境”的思考。

结语

诚然，在后疫情时代，不被疫情所侵扰的大凉山是一个类似于“世外桃源”的存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即底层小人物的困境——来看，其中不易被察觉的“人间感”似乎有点过于沉重。

本雅明（Benjamin）在其所著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有着这样的观点：当历史演进到20世纪的工业化社会之后，人类的艺术活动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其中最明显的不过是传统的古典艺术因其灵韵（aura）的消失而逐渐走向终结，而新生的现代艺术也因其灵韵的消失而走向费解。本雅明的这一观点与该纪录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大凉山的人们在社会语境下脱离了贫困之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一些被困扰已久的身外之物因脱贫而逐渐走向终结，而其内在困境也因脱贫而逐渐走向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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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刘瀛蔚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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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纪录片批评 | 岩崎好子：《走进大凉山》：脱贫语境下底层小人物的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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