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走向萧条的土地   一个走向封闭的家庭

３月２６日，杨丽娟的父亲因女儿没能单独见上明星刘德华，跳海自尽。
当日，刘德华在日记中写道：你不会懂得我伤悲。
同样，人们似乎也难以懂得杨家的伤悲。
如果一件事情无法解释，那么一定有你所不知道的事实存在。
父亲、母亲、女儿，这一家三口，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心理轨迹，彼此又在怎样地影响纠缠？
这是本报记者的观察：
一个掩藏着脆弱、敏感、绝望和固执的故事。

杨丽娟的精神世界是个谜 本报记者 王轶庶／图

死在香港，活在香港
杨丽娟不顾曾经答应媒体绝不再找刘德华的承诺，一到香港就在刘德华居住的别墅区挨家挨户找刘德华。
杨丽娟已经十多天没有换衣服了，也没洗过澡。她脱掉黑红色的皮鞋，坐在床沿上，低头抠着脚趾，努力想抠掉大脚趾上残留的红色指甲油。“爸爸走了，我身上不应该有红色的东西，这个指甲油是以前涂的，质量不好，老是抠不掉。”
杨丽娟十分清楚自己现在有多“红”，每次接起电话，她都会以“我现在真的不能接受访问”开头，跟对方聊上半个小时——从这个记者嘴里听来的话，她经常会放到跟下个记者的聊天中解释，让每家媒体都有“独家专访”。
“我从不会说兰州话。”杨丽娟的普通话里，有些上海味道。跟她对话你完全想象不到她只有初二文化水平。她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在媒体的包围中，警惕地绝口不提“从前”、父女关系、母女关系、辍学生活……
“如果我们不见刘德华，爸爸是不是不会死？”杨丽娟偶尔会低声自语，继而会转入对刘德华的谴责，最后沉浸在崩溃中，大喊：“爸爸爸爸，你怎么就抛下我走了啊。我该怎么办啊。”
她每天都会崩溃几次。
她并不像传说中的有“洁癖”，虽然每次翻完黄页，都会跑去洗手消毒，但进出她的房门还算容易，人人都来这里坐过——除了她妈妈陶菊英。陶菊英住在另外一个房间，她不知道女儿住在哪个房间，女儿甚至不会跟她出现在同一辆的士上。她自我安慰说女儿很爱她，只是父亲去世给她的打击太大。
杨家母女回兰州的几天，一日两餐都是媒体买的。一天记者们吃完饭，把没吃完的打包带上来，吃了几口，杨丽娟发现土豆丝下面还有玉米、花生和其他几样食物——跟以前一盒土豆丝一盒青椒肉丝的状态不同，知道不是单锅小炒，她迟疑了一下，没有表露出任何不满，拉着记者，把盒饭拿给妈妈吃。此前她很少过问妈妈的饮食。送完饭盒，杨丽娟悄悄给别的记者打电话，让他们带个盒饭上来。
陶菊英一辈子都没咽下这口气，杨勤冀长得不好，没有钱，又没有地位，帮孩子见个刘德华还见得这么窝囊，“我觉得来这世上是白来了一趟，我自己没过好，她爸也没过好，孩子也没过好，老天爷把我们这家人惩罚得够厉害的”。
３月２６日，杨丽娟的父亲因女儿没能单独见上刘德华，跳海自尽。继去年“父亲卖肾助女追星”之后，事情达到的最高潮至今仍没有平息的迹象：歌手杨臣刚资助母女二人去香港料理父亲后事；杨丽娟不顾曾经答应媒体，绝不再找刘德华的承诺，一到香港就在刘德华居住的别墅区挨家挨户找刘德华。
他们到底想得到什么？这个被逼问了无数遍的问题，在杨勤冀跳海之前，回答永远如一面铁甲：“女儿为他付出了１３年的青春，他一定要见。”在杨勤冀跳海之后，回答永远如另一面铁甲：“这是她爸的遗愿，他一定要见。”
如今这对母女的最新期待是，死活都要待在香港。
她们再也不愿意回到兰州，更不愿意回到阿干镇。
杨丽娟说：“妈妈说，我们不能回去，回去你没办法面对。”

杨丽娟再去兰州公安局办入港证本报记者 王轶庶／图

阿干镇，寂静岭
杨丽娟和母亲陶菊英都出生在阿干镇，生活在这里的人在外人看来格外“脆弱、敏感、绝望”。
“阿干镇出杨丽娟这样的怪人，一点也不出奇。”邴哲说。他是兰州的一名警察，用业余时间去阿干镇拍摄纪录片，已经拍了两年。“不出奇”的原因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在外人看来格外“脆弱、敏感、绝望”。
杨丽娟和母亲陶菊英都出生在阿干镇，父亲杨勤冀在阿干镇教书，直到１９９５年提前退休。
阿干镇虽然离兰州市区不过二十多公里，但道路崎岖，汽车要开近一个小时。“阿干”的名字出自《尔雅·释地》：大陵曰阿，干为水畔。阿干河从南向北穿镇而过，河两边是密不透风的荒山。阿干镇形成于北宋，之前是丝绸之路上中国内陆部分颇为重要的一站。
１９５０年代，阿干镇成为兰州工业用煤和民用燃料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当地流传着“先有阿干煤坑坑，后有兰州城窝窝”的说法。“１９５０年代，在阿干镇上班的人都是很骄傲的。而现在，说一个人很土，兰州人会说‘你是阿干镇来的吧’。”张磊和他的伙伴正在招商拍摄另一部纪录片《影像阿干镇》。
如今的阿干镇，建筑仍以苏式居民楼和办公楼为主。玻璃很多已经破碎，还有大量空出来的宿舍楼，当地居民谁愿意搬进去就搬进去。惟一的电影院已经改成了塑料制品加工厂，跨进院子，迎面三个斑驳的大字“观人子”——它的前身是“观众您好”，这里已经二十多年没有放过电影了。最繁华的街道铁冶街粗看上去家家关门闭户，走近你就会发现，其实每扇窗户后面都有人在打量。偶尔出现在街上的人，没有多少表情，嘴角向下耷着。
邴哲说，阿干镇的人大多可以预测自己的命运：男人不是因为事故在矿上伤残亡故，就是患上这样那样的职业病；女人在家里默默守候着活一天是一天的丈夫和在教学质量不怎么高的学校里念书的孩子；小孩沉默地行走在煤尘扑面的街道上，或者被狭窄道路上奔驰的运煤车撞伤。
１９９０年代初，阿干镇人口开始大量迁移，不到５年时间，阿干镇从最初将近１０万人，减到现在２万多人。杨志彬是《兰州晚报》记者，前后１１次去阿干镇采访，在他看来，阿干镇是甘肃这类城镇的代表：资源枯竭、千疮百孔，百姓居无定所，背井离乡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煤矿的破产和减少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地影响了阿干地区的稳定和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兰州市委外宣办在新华网甘肃频道上，２００５年发表的《阿干镇》一文中这样写道。
杨丽娟的母亲陶菊英是煤矿工人的后代。她的青春期，正是阿干镇的辉煌期，但那些“辉煌”，从没有降临到她身上。像生活在镇上的任何一个人一样，她最熟悉两种车：运煤车和警车——矿工们不下井的时候，喜欢喝酒，酗酒是发泄压抑的好方法，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能让他们兵刃相见，警车常常来此抓人。
陶菊英的父亲是煤矿工人，生了７个孩子，母亲常年有病，全家人靠父亲的工资养活。“有一天爸爸直到８点半都没有回来，一些人冲进家里，说爸爸出事了。”陶菊英深刻地记得那个早上，煤矿出事，父亲的腿被压断了。父亲出院后再次下井，又遇到瓦斯爆炸，这次出来，只能在地面做些杂事，一家生活更加拮据。
１９７６年，２３岁的陶菊英在３１中当临时工，给学校刷围墙，３７岁的杨勤冀路过，打量了很久，主动帮着她干活。
杨勤冀不是阿干镇人，１９７３年，他从兰州市里的２０中调到位于阿干镇的３１中。他祖籍河北，长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西北师大的老师，大哥和三弟也都是教书的，但他并不比陶菊英幸福。
“他们家发生过很不好的事情。”陶菊英始终回避这件“不好的事”：杨勤冀的弟弟亲手砍死了他们的母亲。
“这件事在１９５０年代的兰州，还是很轰动的。”兰州２０中的同事对此还有印象。弟弟为什么砍死母亲，没有人能说清，杨勤冀同事们比较相信的版本是，“跟杨勤冀有些关系”：杨勤冀个子不高，其貌不扬，几次交女友未果。一天弟弟兴致勃勃地把自己女友带回家来，母亲看了，试探着问：“你哥哥还没女朋友呢，不如把这个女孩让他？”弟弟的女友很生气，甩了弟弟。弟弟想不通，砍死了母亲，最后被鉴定为精神病——也就是外界一直流传的“杨家精神病史”。
陶菊英从来不掩饰自己嫁给杨勤冀的不甘。“我一直都看不上他，比我老那么多。”后来这个“大１４岁”一直给陶菊英带来很大压力：“走出去别人都问我，这是不是你爸爸，这是不是你爷爷。”陶菊英欣赏的是她父亲那样的男人：个子很高，一米七八，走路利索，外表干净，做事麻利。这些杨勤冀都没有。
这是为生计所迫的婚姻，“我爸爸说，他是个老实人，好歹有个正经工作，还有城市户口。”
第二年生下杨丽娟，中年得子的杨勤冀非常兴奋。
１９８１年，杨丽娟３岁，一家人跟着有城市户口的杨勤冀住到了他父亲在兰州的家里。陶菊英终于离开了阿干镇；杨勤冀则每天坐通勤车往返阿干镇和兰州，早上搭一小时车上班，晚上搭一小时车回家。

女儿心，海底针
杨丽娟当时所说的“利用”，是她辛辛苦苦写好了作业，同学拿去就抄，借作业时笑脸相迎，抄完之后就不理她了。
“我不愿意提阿干镇！你们要真的想帮我，就不要再问我为什么辍学，这跟我要见刘德华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初二辍学，是杨丽娟接受采访时最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之一。
时隔１５年，杨丽娟的中学班主任齐老师（化名）很努力地回忆着杨丽娟：个子不高，比较羞涩，喜欢唱歌，但不敢上台表演；成绩不错，文科好过理科，有一次还得了第一名；有些要好的女同学；关心集体，每天很早就来打扫清洁，有同学推选她当学生干部。
１９９２年夏天，初二快结束的时候，杨勤冀到学校跟齐老师说，女儿不想再读书了。齐老师非常震惊：她从来没觉察到杨丽娟不想上学了；她想不出杨丽娟有什么理由辍学；辍学的事情居然是孩子的父亲来告诉她的，这个父亲自己也是中学老师。
齐老师多次登门规劝——她清楚地记得，当时，杨丽娟家里，还没有任何刘德华的海报。
当时杨勤冀喃喃自语地回答：“有什么办法，孩子不想读了。”他担保会看好让她乖乖待在家里。“九年制义务教育”似乎并不怎么被看重，即使对杨勤冀来说，辍学也不是一件新鲜事，他任教的３１中，每年都有学生因为贫困而辍学，妈妈陶菊英也没上过学。
在陶菊英的回忆中，是杨丽娟央求了半年，他们才同意让她不上学的。女儿的理由是：学费太高，一学期８０元；多一点时间陪母亲；自己在学校里总是被同学利用。
陶菊英说，一听到“利用”二字，她心就软了：“我们这家一辈子都在被人利用，我被人利用，她爸爸也被人利用。”陶菊英觉得被人利用，是邻居看她不上班，常常把孩子甩给她带，每个月象征性给２５元；至于杨勤冀，陶菊英总是埋怨他，比他年轻的人不是当了校长，就是当了教导主任，自己到最后只是一个“高级教师”——虽然整个３１中只有一个高级教师。现在“利用”一词还挂在母女嘴边，她们最怕被媒体利用：采访了一圈回去，他们涨了工资，自己还是见不上刘德华。
杨丽娟当时所说的“利用”，是她辛辛苦苦写好了作业，同学拿去就抄，借作业时笑脸相迎，抄完之后就不理她了。
去年有媒体找到杨丽娟的同学，带去跟杨丽娟相见，她很不高兴：“怎么早不跟我联系？现在媒体报道了，都来了。”这个同学回忆说，自己结婚的时候，杨丽娟好像打过电话，当时自己忙着筹备婚事，没怎么跟她聊天，可能那时觉得受到了冷落。
关于辍学，还有一个说法，杨丽娟喜欢上了一个老师。
“那个老师在阿干镇中学教书，还是有老婆孩子的。”这是万龙（化名）当年从陶菊英那里听来的，万龙是陶菊英的“相好”。
几个邻居和杨勤冀的同事也都表示，曾经从陶菊英那里听到过这件事：杨勤冀带着女儿回阿干镇３１中玩，女儿看上了父亲的同事，给对方写“情书”，对方不知如何应对，把信转给了杨勤冀。杨勤冀也不知如何是好，把信又交回给了女儿。
“估计小女孩面子上挂不住，我不知道杨丽娟是不是因为这个不去上学了。”万龙说。
辍学之后，杨丽娟并没有马上“梦到”刘德华。她每天确实是乖乖待在家里，做两件事情：看电视，洗头。

伟大的母亲，穿梭的妻子
“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的家，没有离开过我的女儿。我可以说我是伟大的母亲，伟大的妻子。”陶菊英说。
辍学两年之后的１９９４年，杨家发生了两件大事：杨勤冀和陶菊英离婚；女儿杨丽娟“梦”到刘德华。
陶菊英自己解释，跟杨勤冀是用假离婚来多分房子。
“陶菊英跟我说，生完孩子后他们就没过过夫妻生活。”万龙说。
离婚之后，陶菊英跟过好几个男人，第一个是工人，对她不错。陶菊英经常是在工人的家住几天，再回杨家住几天——帮着父女俩洗衣服。
万龙是一个退休的国家干部，瘦但不弱，西装笔挺，衬衣雪白，跟陶菊英在老年歌舞厅认识的，当时的陶菊英“白白胖胖，长得还算不错”。
当过兵的老钱也是在老年歌舞厅被陶菊英看上的，他身板硬朗，说话做事干净、利索。他也跟杨勤冀见过，老钱曾提出跟陶菊英保持“同志般的友谊”，因为陶比他小１７岁，“年龄差距太大”。
陶菊英跟万龙纠缠了一段时间，万龙跟原来的妻子离婚，陶菊英正式搬来跟万龙住。还是老规矩：万家住几天，杨家住几天。
两家保持着特殊而亲密的关系：陶菊英经常回家给杨家父女做饭洗衣，杨勤冀也经常带着女儿过来万家串门。
“陶菊英是舍不得她女儿。”万龙说他很理解陶菊英，对她住在哪里也不介意。
万龙最欣赏陶菊英的勤快，也一直很心疼她：陶菊英跟第一个工人相好在一起的时候，曾经怀上过一个孩子，怀孕期间坚持回杨家洗衣服，结果流产。“杨勤冀都没有送她去医院，还是她的弟弟打电话让那个工人来送去医院的。”还有一次陶菊英遇到车祸，在家养伤，“杨勤冀和他女儿就在楼上都不下来看看她”。
“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的家，没有离开过我的女儿。我可以说我是伟大的母亲，伟大的妻子，没有我这么多年来操持家务，也就没有她爸爸得的那么多奖状。”陶菊英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万龙最终没有跟陶菊英结婚：陶菊英太大手大脚，脾气也那么不好。
陶菊英很注重自己的仪态，“她最在意口红，每天都要画一个小时”。万龙说，他带着陶菊英逛街，“买条裙子都是８００元，衣服鞋子全是名牌”。陶菊英出手慷慨，路上给乞丐钱都是２元起。蒸好馒头，大部分给了邻居。“她跟我在一起，花了我有好几万吧。”
陶菊英脾气不好，经常打女儿，“两母女好的时候很好，不好的时候，打得特别厉害。有一次拿着湿毛巾打女儿，把她脸上的皮都给打下来了。”万龙对此记忆犹新。
杨家三口谁打谁的问题，邻居和朋友说法不一：有的说，陶菊英很强势，经常打骂父女；有的说女儿很厉害，常常打骂父母；有的说，母女对打，父亲在中间劝架；也有很少的人说，杨勤冀打陶菊英。无论一家三口谁打了谁，从没有任何人或者机构来调解、干预。
跟着父亲过日子的杨丽娟，一天起床，给父亲讲了自己关于刘德华的“梦”，杨勤冀听完对女儿说，他也做了一模一样的“梦”。
没有人在意“梦”是真是假，万龙只是觉得，杨勤冀对女儿“顺从”得太过分了。“你说可能吗？父女同一晚做同一个梦？我要是她爸爸，就算我做了，也不会跟女儿讲。”
１９９５年，杨勤冀从３１中提前退休，这时距他正式退休还有４年。作为３１中惟一的高级教师，杨勤冀拿的退休金是最高的，每月２０５０元——稍微有点规划，在兰州供３个人过小日子，本该绰绰有余。不过后来他们总是缺钱。
“老杨跟学校说，是为了照顾他爸爸退休的，其实是为了照顾女儿。”陶菊英说。

母亲陶菊英：“我觉得来这世上是白来了一趟，老天爷把我们这家人惩罚得够厉害的。”本报记者 王轶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