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王家卫是香港电影工业的“系统性瑕疵”，这个瑕疵恰恰源自王家卫沉浸多年的香港电影工业——没有商业片导演刘镇伟与王家卫的合作，王家卫就难以通过商业性电影工业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

王家卫的电影有着浓厚的本土根基，却超越了肤浅的东方刻板印象，被东西方广为接受。他的电影起家于香港电影的通俗娱乐，却又超脱于通俗类型的成规。

“另类电影”的产生

新京报：你是较早研究王家卫的学者，《王家卫的电影世界》的主体部分成形于2005年。当时王家卫的研究者非常少，但如今，王家卫研究在电影研究中已经成为“显学”。这十几年来王家卫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和这十几年香港电影发生的变化，会不会改变你当年对王家卫电影的研究和分析？这些年来，你对王家卫电影的观点有什么变化吗？

张建德：这些年，我对王家卫电影的看法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然而，如果要我重写一本有关王家卫电影的新书，我可能会对他的电影进行重新组合。我会将他的电影排成两个主要的三部曲。第一个三部曲我称之为“时间三部曲”，包括《阿飞正传》《花样年华》和《2046》；第二个三部曲我称之为“时空三部曲”，包括《重庆森林》《堕落天使》和《春光乍泄》。这样一来，还剩下四部电影不在这两个三部曲里。

我会将这四部电影放进更为开放的框架中进行考察。《旺角卡门》可能是无法被归类的一部电影，作为处女作，《旺角卡门》并不在王家卫从《阿飞正传》开始所建立的成熟风格范围内。王家卫的美国电影《蓝莓之夜》也自成一派，算是一部“孤儿”电影。之后，还剩下《东邪西毒》和《一代宗师》两部武侠片。这两部电影都跟武侠片有所联系，可以被视为仍在继续的电影序列。王家卫说不定还会再拍一部武侠片，那时候就能形成“武侠三部曲”了。

关于王家卫电影的研究，我没有受到什么人的影响。基本上，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想把我对这位导演的想法整理出来。从我看到《阿飞正传》的那一刻起，王家卫的作品就深深地打动了我。他的电影中对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怀旧，让我很有共鸣，那是我成长的年代，也是我开始喜欢看电影的年代。

王家卫的电影让我想起了从我首次看电影以来的成长岁月：我的青春时光，我当时的生活状况，我在电影院里面度过的时光。那段时间并不是完全快乐的，因为父亲反对我去电影院。对我父亲来说，看电影完全是在浪费时间，他觉得看电影影响了我的学习。

《阿飞正传》这部电影是关于时间的，它让我想起我在电影院里所度过的时光，以及我要如何将这些时光变成有价值的东西。在看完《阿飞正传》之后，我开始认真关注王家卫的电影事业，我决定写一本关于王家卫的书。幸运的是，我很喜欢他在《阿飞正传》后拍的其他电影，这让我写这本书变得更加容易。

新京报：你在书里说，王家卫的电影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审视艺术电影的方式。王家卫的电影太“香港”了，以至于无法被放进欧洲风格的高雅艺术电影谱系中；但是它又过于超凡脱俗，以致很难被指认为“香港”。请问该怎么理解这种区别于欧洲艺术电影和好莱坞通俗电影的“另类电影”？

张建德：王家卫的电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欧洲艺术电影的东方变体。我认为，事实上，他的电影是非常具有禅宗意味的佛教电影。佛教哲学和宗教元素在他的电影中是相当明显的，它们决定了王家卫电影的风格和美学。例如，无常的观念渗透到他的电影结构当中，因此，我们可以把他的电影看成是无法永久安顿的作品。在整体上，王家卫电影中的这一维度仍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由于我在写这本书时对佛教哲学并不太了解，所以我没有在书中真正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这将是我今后写关于王家卫的文章时想继续探讨的问题。

新京报：有网友曾总结道，一个华语导演要在欧洲获得承认，并享有较高的艺术声誉，就要展现自己的某种“东方性”——比如侯孝贤、张艺谋、贾樟柯，甚至胡金铨。但王家卫并没有那么刻意地展现其“东方性”。王家卫喜欢将不同的通俗类型进行杂糅，电影里总是汇集各地的元素，其拍摄方法更是非常实验性的。你是怎么看待的？

张建德：我觉得西方观众将王家卫视为一个隐然的“西方导演”。这也就是说，在西方人看来，王家卫更像一个西方电影人。他电影的风格是现代的、当代的、有点实验性的或反传统的，而不是像张艺谋或侯孝贤，他们都更像中国导演。在西方人看来，王家卫关注的是时间和空间的问题，这是他电影比较抽象的特质。在西方人眼里，张艺谋或侯孝贤更关注他们电影所讲述故事中的社会和地域。展现“东方性”的确是吸引西方观众的一种手段，但王家卫不需要这样做。

王家卫神话的产生

新京报：我们经常会将王家卫归入香港电影第二波新浪潮里。但是，王家卫跟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其他导演还很不一样。陈冠中曾说，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很多导演虽然想拍一些和当时的主流不太一样的电影，但他们大多数人并不想走欧洲艺术片的道路，而是想拍一些跟好莱坞比较接近的剧情片。只有王家卫才真正把艺术片和新浪潮结合起来，并取得成功。为何香港电影产业能够在九十年代孕育出王家卫来？

张建德：我认为王家卫成功创造出了一种完全个人化的，非常精致的、迷人且美观的风格。他成功地说服了他的行业支持者和资助者，他的风格和内容是完全值得投资的。他的美学从人类的情感出发，基于一种普遍的情绪。他不只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似乎想抓住人际关系的本质、抽象和无常。即使观众无法领会他电影的意义，观众也完全可以通过感知、感受、甚至品尝到他电影人物的纯粹情感与情绪。

他能让演员表现出不同的情绪及其变化，所以他能吸引最优秀的演员来演他的电影。事实上，张国荣、张曼玉、梁家辉、梁朝伟、张学友、林青霞等演员，都为王家卫奉献了他们最令人难忘的表演（这些演员都是大明星，因此能帮王家卫的电影赚钱）。同时，王家卫电影的意象非常密集，色彩非常丰富，还散发出一种似乎可以被把握的本质。你几乎可以触摸到他的影像，就像一幅画。

新京报：一个老问题。有人说“香港电影已死”，以前“港片的味道”也不见了。有些导演直接失去了方向，而像陈可辛、徐克、许鞍华等导演则能维系自己的职业生涯，但他们拍的片子也逐步跟香港没太大关系。香港电影在未来会变得更加小众吗？

张建德：香港电影的未来在于与内地电影业进行进一步融合，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并不是说香港电影会完全“内地化”，香港导演可以保持自己的风格和愿景。这也许是香港电影人所面临的挑战。我相信香港电影业应该贯彻“一国两制”精神。现在，香港电影业可能需要更新，需要能够清晰地表达“香港愿景”的概念，而不是制造与“一国两制”相冲突的概念。

香港也必须培养年轻的人才，让他们形成自己独特的电影风格和视野，自然他们也会用自己的方言（广东话）拍片。香港的电影工业界、学术界和媒体必须做出相当大的努力，而且是全面的、综合的努力。

新京报：在2000年刚过之际，许多香港电影人北上。近年来，王家卫也开始北上，比如《一代宗师》就有内地资本参与制作。他监制的《摆渡人》也曾引起强烈的争议。此外，网上还传王家卫准备拍《繁花》剧集。请问你是怎么看待王家卫的“北上”之路的？

张建德：我想任何一个导演都想在内地电影市场立足，因为内地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市场。

是的，《摆渡人》很糟糕。如果王家卫真的执导了这部电影，那么这是他职业生涯中完全错误的作品。《摆渡人》显然是个异数，我不确定它是否会将王家卫的事业完全拖入泥潭。我还是有信心认为，在内地的背景下，王家卫能够拿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采写/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