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2月4日任命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为首席经济学家与高级副总裁。对这项任命，林毅夫表示荣幸。

林毅夫本名林正谊，在台湾出生、成长，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班毕业；1979年在军中服役期间游泳到祖国大陆，之后进入北京大学就读。
林毅夫在1980年到美国深造，1986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初期少数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之一。
离开台湾近30年之后，林毅夫透露想回台湾的愿望，表示该回乡去祭拜父母了，并希望回台的时机能够早日到来。
林毅夫说：“做为一个在台湾长大的台湾人，我当然希望我对一些问题的理解能够帮助台湾的朋友，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能对他们有所帮助。所以，要是我有能贡献的地方，那不管我在什么地方，我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做我该做的事情。”
林毅夫在世银的任期为4年，由于要等结束北大本学年下学期的课程，因此预定5月31日赴任。

世界银行总裁佐利克2月4日发布声明表示，林毅夫是世界银行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也是擅长农业领域的经济发展专家，他为世界银行带来独特技能与经验。
佐利克说，期待与林毅夫在许多领域密切合作，包括非洲的成长与投资、发展中国家学习合作机会等，以对遭逢高能源与农产品价格问题的国家提供更佳支援。
林毅夫曾两度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荣誉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也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军旅生涯
1952年10月15日，林毅夫生于台湾省宜兰县，父亲林火树给他取名叫林正义，是希望儿子长大后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
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四十四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学位，随即返回军中，被派赴金门马山播音站前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的任务。马山连是全师最重要的一个连，不但全连官兵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而且装备、福利都是全师最好的。这个连的位置正在马山，是全金门距大陆最近的据点，退潮时离对岸直线距离只有2300米，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岸军民的活动，多年来都是金门防务部接待外宾眺望的明星据点。
林毅夫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每当夜深人静，他就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的广播，遥望对岸星星点点的灯火，常常心潮澎湃，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之情。然而，一道海峡如一道屏障，硬是生生地将两岸人民骨肉分离，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他痛恨这种人为的分离，却又无法改变现实。
林毅夫曾听人说，10年前，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从天摩山下后屿坡泅水到对岸。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
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他的心情豁然开朗。经过深思熟虑，一个大胆的念头冒出来了。
金门马山连长神秘“失踪”
林毅夫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的脚已触到了大陆的土地。
林毅夫失踪的那天晚上，金门全岛鸡犬不宁，所有驻军出动，连夜展开全岛水陆两域地毯式搜索。为防“叛逃”泄露军机，连队当即修订了作战计划，两天后展开了全岛东西守备部队互换防区的大规模演习。
师从大师舒尔茨
来到大陆不久，林毅夫便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政治经济专业。在同学中，林毅夫以其既谙熟西方经济学理论、英语口语又非常流畅的优势，很快脱颖而出。
1980年，刚刚对外开放的大陆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西奥多·舒尔茨。舒尔茨到北京大学宣讲他的经济学理论时，林毅夫荣幸地成为给舒尔茨做翻译的唯一人选。这个意外的机会，为他打开了通往世界经济学最高殿堂的大门。
舒尔茨对林毅夫的翻译非常赞赏。一天，舒尔茨问林毅夫：“你想到美国读博士吗？”林毅夫不假思索地说：“想呀。”
舒尔茨回美国后不久，正式将林毅夫推荐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能师从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舒尔茨，是许多经济学人士梦寐以求的事情，林毅夫对此自然欣喜若狂。1982年，林毅夫从北京大学毕业，怀揣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学位证书，远渡重洋，来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师从舒尔茨，学习农业经济。
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林毅夫申请了全额奖学金。身在台湾的家人十分挂念林毅夫，当林毅夫所需的学费和生活费不足时，台湾的家人曾给他汇款资助。不仅如此，即使在林毅夫已功成名就的今天，哥哥林旺松还出资在北京大学设立中国经济研究奖，帮助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2000年开始每年举办全国“经济学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活动，以促进中国高校经济学优秀大学生之间的交流，加强青年学生与经济学家的联系，并从中选拔学生，让他们继续深造。

与妻子儿女相聚异国
林毅夫的妻子陈云英，与林毅夫一样，也出生于台湾，两人感情非常融洽。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当时，他们的大儿子已经三岁了，她又身怀六甲。家人都以为林毅夫不在人世了，立了林毅夫的牌位。但是，生性倔强的陈云英坚决不相信丈夫去世，她经常以泪洗面，坚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数年后，陈云英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决定前往美国团聚。1983年，陈云英带着6岁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了魂牵梦萦的丈夫。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和林毅夫不在一个城市。陈云英一边带孩子，一边上课写论文，花一年半时间拿下了美国爱丁保罗大学特殊教育硕士学位，31岁开始攻读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好多次，她刚给孩子做完饭，接着又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油烟味。她最终坚持下来，拿到了博士学位。1987年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八天，就跟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回到祖国大陆，陈云英的事业蓬勃发展。她曾多次受到国家教委及残联的表彰，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夫妻议政”的典范。
陈云英是我国第一个拥有特殊教育博士学位的专业人才，在我国是首屈一指的特殊教育专家，如今已成为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带头人”。
参与“十五”计划起草
1987年，林毅夫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林毅夫先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任副所长，3年后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
1990年，林毅夫关于1959—1961年中国农业的论文《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杂志之一的《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议。1992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成为一段时间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为此颁发了经典引文奖。这两篇文章一举奠定了林毅夫在国际发展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界的地位，一些欧美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视林毅夫为中国农业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权威。
1993年，林毅夫获得美国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政策论文奖（每年一位），并以《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一文获得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他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的第四章《价格双轨制与供给反应：理论与来自中国农业的经验证据》，再次荣获孙冶方经济学奖（第九届），另获其他奖不计其数。
1994年，林毅夫回到母校北京大学，联合多位海外留学归来的经济界人士，共同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出任主任。如今，该中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2001年10月，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推动下，首届中国经济学家年会在北大召开，成为中国经济学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林毅夫曾是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是朱镕基总理倚重的经济决策智囊，也是“十五”计划起草人之一，对中国的经济决策，尤其对农村经济和国企改革等领域的政策，极具影响力。他也是世界银行现任顾问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1996年，林毅夫的母亲不幸亡故。初闻噩耗，林毅夫失声痛哭，泪流满面。林毅夫因台湾当局的阻挠而未能回台奔丧，此事成了林毅夫的终生遗憾。
2002年5月9日，林毅夫的父亲林火树在宜兰老家溘然长逝，享年84岁。当时，林毅夫应邀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一项国际经济学术研讨会，面对记者的镜头，他潸然泪下。
悲痛之余，林毅夫向台湾有关方面提出赴台祭父的申请，引起了海峡两岸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20多年前尘封的往事再次成为报刊连篇累牍爆炒的话题。台湾高官纷纷发表谈话，对林毅夫当年的“叛国”、“投共”极尽严厉之辞，在台湾社会中引起轩然大波，给奔丧之事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
林毅夫本想低调申请返回台湾奔丧，没想到竟引起台湾社会激烈的讨论。他不无遗憾地说：“我不希望在父亲过世的时候，再次引起太多争议......我最希望能让我很低调地回去看我父亲一眼，在他火化之前再看他一眼......台湾毕竟是我魂系梦牵的地方。”
林火树的灵柩一直停放在宜兰县员山乡福园，20多天都未入殓，家人想让林毅夫见父亲最后一面。林毅夫的大哥林旺松表示，父亲生前经常提到想再看看弟弟一家人，希望台湾方面能以人道考量，尽速让他回台，以尽其孝思。
5月30日，台湾当局声称“基于人道精神考虑”，同意林毅夫返台奔丧的申请，但是不代表“政府”对林毅夫的“叛逃行为”的评价有所改变。
由于林毅夫回台奔丧的问题已被泛政治化，林毅夫和他的家人都改变了初衷，林毅夫最终放弃了返台奔丧的念头，由妻子陈云英代为奔丧。
6月2日下午，陈云英怀揣林毅夫的亲笔悼父文，搭乘班机飞抵台北桃园机场。次日清晨，在林毅夫大哥林旺松的陪同下，陈云英前往宜兰县员山乡福园的灵堂祭拜。6月4日，陈云英披麻戴孝，背上还背着林毅夫的麻衣，在林火树灵前难抑悲痛，放声大哭。她哀伤地说，麻衣让她感到很沉重，她的心也因为丈夫不能回台奔丧感到痛苦。她还说，她这一代40岁以上的人所怀抱的情感，不是今天这个时代所能理解的，她和台湾的感情是割不断的，她是台湾人，也是福建泉州人，她爱台湾，也爱大陆。随后，她又到龙潭公墓上香祭拜婆婆。
同日上午，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和女儿林曦亲手布置灵堂，透过互联网现场连线直播方式参与父亲告别式。
林毅夫透过互联网看到亲人和父亲的灵位时，泪流不止。当他听到宜兰告别时法师说“宜兰下雨可能是因为儿子没有回来”时，踉跄地跪倒在父亲的灵位前，痛哭失声。告别式结束后，他仍向父亲灵位跪叩不起，最后在女儿林曦和学生的搀扶下才缓缓离去。

对祖国大陆和台湾的愿景
林毅夫于1980年的一封信中，详细道出他到到大陆后的观感和对台湾前途的愿景。
信中写道，到大陆之后，我参观了许多地方，虽然总的来说，大陆在经济建设方面还相当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准也还很低，但基本上每个人是可以吃得饱、穿得暖的，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项突出的成就。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中国应该有更高的成就，但是10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使整个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现在中国从上到下正在实事求是地检讨建国30年来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以便为现代化的中国之建设而努力。自从四人帮倒台以后，整个大陆正在以一个飞跃的速度向前进步，人民充满朝气和信心。我深深地相信，中华民族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而做为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是可以抬头挺胸昂立于世界之上的。
基于对历史的癖好，我特地去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但是长城的雄壮，故宫的华丽，并没有在我心里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战国时代，秦李冰父子在成都所筑的都江堰。由于都江堰，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而始建迄今已近三千年，但是它还在惠及众生。当我站在江边，听那滔滔的水声，真让我有大丈夫若不像李冰父子为后世子孙千万年之幸福，贡献一己之力量，实有愧此生之叹！
台湾的未来，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并非终久之计。何去何从，我辈应当发挥应尽的影响力。那么台湾到底应该往何处去，这个问题长久以来，一直是我心中思索的主题。基于对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认识，我觉得回归祖国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最佳的选择方案。做为一个台湾人，我深爱这块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愿为它的繁荣、幸福奉献一生的精力；但是做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台湾除了是台湾人的台湾之外，台湾还应该能对中国的历史发挥更大的贡献。长期的分裂，对大陆不利，对台湾不利，对整个中国的历史更不利。因此如何在不损害台湾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促使中国早日再度统一，是我辈有志青年无以旁贷的责任。现在大陆对台湾这30年来在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上的成就，是充分肯定的；而大陆在提出和平统一台湾政策的同时，也再三保证，尊重台湾现行的状况和现行制度，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不改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而从我所接触中，感觉到大陆当局是充满诚意的。
当然如何才能不降低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准，不改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是一件非常复杂的问题，而我觉得将来台湾统一以后，最主要的工作还是经济方面；因此目前我准备再以3年的时间，对经济理论问题再好好下一番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