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战争是必要的恶行，就像外科手术一样。一个人被另一个人麻醉，被手术刀残忍地切割，这些本身都是恶行，但从动机看是好的。人们能为正当的动机而战吗？如果不能，就不应当战斗。我相信可以。我不认为必须怀着对敌人的仇恨进行战争。相反，战争是一种警察行动，既要关注被保护群体的福祉，也要关注罪犯的福祉。”

——奥德·温盖特

初识奥德·温盖特是通过多诺万·韦伯斯特先生的《滇缅公路》。温盖特这样的天才人物，不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书本里，都注定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译者对阿拉伯的劳伦斯、温盖特这类怪杰，向来怀有难以抗拒的好奇心。十年前，当译者一口气读完这部传记的英文原著时，就决定将它译成中文。

奥德·温盖特是一位军事天才和极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他的传奇经历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段传奇经历是1936年至1939年间，温盖特作为英军情报官，在巴勒斯坦组建英犹混编的“夜间别动队”，打击暴乱分子。他不顾官方政策，积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色列国防军的缔造者摩西·达扬、兹维·布伦纳，以及一些犹太复国主义军事骨干都曾参加过“夜间别动队”。以色列国父、首任总理本·古里安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温盖特不死，他很可能会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首任参谋长”。第二段传奇经历是1941年温盖特帮助埃塞俄比亚流亡皇帝海尔·塞拉西打败意大利侵略者。他率领区区两千人的“基甸军”以及当地“爱国阵线”部队，与上万意军在崇山峻岭间周旋，打了一连串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漂亮仗。他坚定支持埃塞俄比亚独立，反对兼并埃塞俄比亚的任何阴谋，甚至不惜以死抗争。第三段传奇经历是1943年至1944年间，他临危受命领导缅甸的敌后作战，创造性运用远程突破战术在日军后方实施破袭战。他亲自领导和指挥的英勇卓绝的第一次“钦迪特”远征，为英军在远东战场赢得了第一个胜利，也令他声名远扬，成为丘吉尔的爱将。就在更大规模的第二次“钦迪特”远征刚刚拉开帷幕之际，温盖特将军因飞机失事罹难，在他人生巅峰上像流星一样突然陨落。

在常人眼里，温盖特无疑是位怪人。他喜欢在腰间挂一个闹钟；他走到哪里都戴着那顶怪里怪气的遮阳帽；他喜欢生吃洋葱，甚至认为只吃洋葱就足以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他习惯赤身裸体，经常让别人难堪；他不喜欢洗澡，而是用一个刷子刷身体。在他那乖张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永不安宁的心。他将自己视为命运的工具，是某种不可知力量的化身，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奠定了他一生的成就，没有伟大的人格力量不可能取得那样的成功。他对那些命运不济的人和饱受压迫的民族抱有深切的同情，他虔诚的宗教信仰带有强烈的追求正义的色彩。正因为如此，他公然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坚决反对英国兼并埃塞俄比亚。

温盖特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他的军事成就并不限于战场功绩，更在于其创造性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丘吉尔首相在其著名的颂词中说：“有这样一位天才人物，他本来也会成为主宰世界命运的人。他走了，但他的精神永远活在远程突击作战群中。”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曾经这样评价温盖特的深远影响，他说：“时至今日，以色列陆军中的每一位指挥官都是温盖特的信徒。他传授给我们的战术，是我们的灵感源泉和行动动力。”21世纪初，恐怖主义成为世界安全的首要威胁，非正规战再次成为热点。2011年，美国军事战略与理论分析家约翰·阿尔奎拉（John Arquilla）在《非正规战大师列传：他们如何改变世界》（Insurgents， Raiders， and Bandits： How Masters of Irregular Warfare Have Shaped Our World）一书中这样写道：“奥德·温盖特克服了前线、河流与山脉等限制，派遣部队深入敌后，仅用几个旅的兵力就给整个战区的敌军造成了巨大破坏，这一创举堪称后世用兵之典范。就这一壮举的规模与影响而言，直到近七十年后的今天，仍无人能超越。”“全世界仍在期待下一个温盖特的出现，一位能够率领小规模部队持续进行纵深突击的指挥官。”

特立独行的温盖特在军队中注定属于另类。他是幸运的，因为有丘吉尔、韦维尔、蒙巴顿等大人物的信任和支持；同时，他的军旅生涯也是坎坷的，总有一些上级和同僚不喜欢他的个性和做派。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多年之后，温盖特在英国军队中仍然是褒贬不一的人物。在军队这样一个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和行为准则的社会组织中，每一名军人都时常面对严格执行命令与创造性完成任务的选择，或许还会遇到服从命令还是遵从良心的困境，他们会发现做正确的事与走成功的路可能背道而驰。历史上不乏像温盖特一样“不服从”的军人，他们坚信自己的信念是正确的，他们蔑视军队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他们是坚韧不屈的斗士，他们是特立独行的先知。如何在和平时期保护这些人，以便让他们有朝一日在战争中崭露头角、力挽狂澜，是世界各国军队共同面对的难题。1955年，美国陆军参谋长马修·李奇微（Matthew Ridgway）在退休仪式上被问到，他作为陆军参谋长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他的回答迅速而简洁，震惊四座，他说：“保护特立独行的人。”他又进一步解释说，像过去发生过的战争一样，未来战争往往完全不同于计划人员的预见。当战争到来时，他最希望的就是身边有一群特立独行的人，他们看问题的角度有别于正统观念和学校里的标准答案。但是，由于军队是如此强大而僵化的机构，这些特立独行的军官并不总是受欢迎，他们的职业生涯常常岌岌可危。因此，李奇微觉得自己的首要贡献就是保护这些特立独行的人。

温盖特这样的传奇人物自然会吸引许多作家为其著书立传。起初，温盖特家人婉言谢绝了众多作家的盛情，因为温盖特终生的挚友德里克·塔洛克正准备为他立传，还因为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巴勒斯坦犹太人为扩大移民和谋求建国与英国人交恶，他们担心一旦英国公众了解了温盖特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会对他造成负面影响。1956年，威廉·斯利姆在回忆录中有意无意贬低了温盖特和“钦迪特”部队的功绩，这件事促成温盖特家人下决心尽快为其立传。此时，英国诗人、小说家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主动找上门来，他曾为T。 E。 劳伦斯写过一部颇为畅销的传记，但温盖特家人认为格雷夫斯不是严肃的历史学家，担心他将温盖特的传记写成《我，克劳迪斯》（I， Claudius）那样的历史小说。后来，他们联系过英国著名军事历史学家利德尔·哈特，哈特表示自己不赞成温盖特的犹太复国主义立场。最终，温盖特家人选择了克里斯托弗·赛克斯，其父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是著名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发起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赛克斯曾在中东地区和特种部队服役。他是英国著名作家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和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好友，曾与拜伦合著过一本小说《纯真与设计》（Innocence and Design），也是伊夫林·沃的授权传记作者。为了完成好这部传记，赛克斯不可谓不努力，他曾遍访温盖特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专程去以色列、埃塞俄比亚、缅甸和印度考察，亲自采访魏茨曼、本·古里安、海尔·塞拉西等政要，以及桑福德、弗格森、卡尔弗特等与温盖特一起战斗过的人。尽管如此，当这部传记成书后，温盖特夫人洛娜与赛克斯却反目成仇。洛娜希望赛克斯既能保持学术上的客观，又能对温盖特的错误视而不见，但很显然赛克斯令她大失所望。洛娜一怒之下封锁了温盖特所有的私人文件，甚至拒绝记者采访，直到她1991年去世。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自1959年这部传记出版后，在随后的三十多年里，除了德里克·塔洛克1972年出版的《和平与战争中的温盖特》（Wingate in Peace and War）以外，再无温盖特的其他传记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