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中国之前的加藤堪称悲催。一个底层的家庭,一个事业失败的父亲……9年前登上飞机离开日本时,他只觉得自己是祖国的弃儿。连他自己都未想到,多年后去一个崇尚“白猫黑猫论”的国度闯荡,竟一路顺风顺水。

混,是一门学问,讲究说学逗唱

“所有活动取消了。”

6月8日中午,加藤给我发来短信。这意味着他的“西部高校行”活动遇到了难题。按照计划,这本是他在中国的告别演出,两个月后,他将离开这个生活了9年的国家,去往下一站美国。我回复道:也好,这下可以名正言顺给自己放个假了。

很快他打来电话,情绪低落。显然,这样一种告别方式让他难过。“很遗憾,我本来准备在最后那场讲座时大哭一场的,”他说,“但是现在没有机会了。”

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于日本伊豆,2003年“非典”时来到中国。2005年开始在海内外媒体发表言论,著名媒体评论员、专栏作者,出版著作多种。近日因南京大屠杀言论引发争议。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半个月前的南京,他在回答一个读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提问时,谈到年轻人应该多一些渠道了解历史。这个答案没能让在场的一位女听众满意。很快,一篇《致加藤嘉一,也致困惑的年轻人》以及针对他的愤怒情绪在网上如病毒般四下蔓延,“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的标签贴到了他身上。在甘肃省教育厅的直接干预下,加藤对甘肃农业大学的访问被“坚决制止”。连带的一系列反应,终于导致“西部高校行”泡汤。

“你知道我的立场。”他有些委屈,“要是我一直否认或者质疑南京大屠杀,那你说我能走到今天吗?”

“但听众也许只关心你回答‘有’或者‘没有’。”考虑到他的糟糕情绪,我尽量压抑住一些调笑他的想法。

他却颇为沮丧,甚至产生了一些幻灭感:“我在中国的9年就像泡沫。”在过去的无数场合,类似的“敏感问题”他被问过很多次。他自评表现得不错,“一直没有回避过问题”。“你越做越觉得自己不会失控。”同样的问题永远有人在问,当关卡一遍遍重复,冲关者的神经难免麻木。

我想起他说过“中国人最烦日本人说教”,显然这回他没忍住。中国人更习惯外国人彬彬有礼,宾主一团和气。但如若不是那些超越和气的言论,加藤就不是今天的加藤了。

“我是日本人”

每次机场入关,加藤注意到,中国海关官员似乎对他比对旁人要多点兴趣。

“您这次来是做什么?”护照递进窗口,玻璃里面的人盯着电脑屏幕像是一激灵,猛然发问。

“我——是来促进中日友好的。”加藤稍作迟疑,狡猾地答道。

“哦,这样……”海关官员拿捏了一下这个虚头巴脑的回答,又问:“那么这次呆几天呢?”

“不好说。”

“为什么?”

“因为贵国计划赶不上变化啊!”

日本人习得的这套中国太极屡试不爽,两人相视一笑,加藤便被放过关去。“其实他们对外国人一般是不问的,”加藤说,“我觉得屏幕上可能有个什么东西,肯定不是黑名单,不过大约也是‘需要关注人群’一类吧。”不少人怀疑他是间谍。“你见过到处接受采访的间谍吗?”他反问。

中国人的议论并非没有理由。5月7日,加藤从美国参加一个会议回到北京,跟我在好运街喝完一杯扎啤,已是深夜11点。“我要去见使馆的人,”他忙着告别,“得跟他汇报下参会的情况。”

在加藤的文章和访谈中,常能看到他有意无意透露跟中日双方的“有关部门”都很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加藤的导师朱锋就曾批评过他“爱吹牛,说大话”。“这是一种保护。”他说,“我说大话是有根据、有战略的,你们不要随便欺负我。我肯定不是随便说我认识薄熙来,不然恐怕早有人‘搞’我了吧。”

我曾看到加藤在日本电视节目上的表现,毕恭毕敬,甚至唯唯诺诺。那个在《锵锵三人行》上翘起二郎腿指点江山的加藤完全不见踪影。他很清楚在相隔一个时区的两个国度,举止言行也得像拨时针一样作出调整。“我并不爱中国”,他说,“爱上的话,我就死定了。我不是大山(演员)那样的老外,保持距离是我的底线。”

如果中日必有一战,你支持哪边?——加藤常被问到这个问题。“诸位,我是个日本人。”他顿了顿,眼神变得严肃冷酷,又重复一遍:“我是个日本人啊!”

加藤正在给复旦大学的学生演讲,主题是“年轻人该怎么活,怎么学、怎么奋斗” (苏嘉溪 /图)

“我没勾引啊”

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加藤接到一个民族问题智囊机构的会议邀请。在此之前,他写过一篇《中国民族政策的下一步》发表在FT中文网上。

“我说领导,其实,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落脚点是很清楚的,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里把‘民族’两个字去掉,不能是别的,绝对是对的!”在被问到“如果是你怎么办”时,加藤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一定相信我,没错的。”

“你看哪一个国家是最像贵国的,哪一个国家是你们最希望成为的?毫无疑问,美国嘛。美国难道没有民族问题吗?他们的问题比贵国严重多了,贵国绝对不是个另类啊。人家怎么搞的?你不管是外地人外国人还是外星人,都可以享受同样的权利但要承担同样的义务,这才是平等公平的民族政策。美国做到了,贵国为什么做不到?

“现在民族问题来源在哪里?汉族对少数民族不满,因为他们从小享受特权,考试加分;少数民族也不满,他们不会汉语,找不到工作。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不管是什么民族,他的起点应该是平等的,取消掉那些特权,让他们学普通话。在身份证上去掉‘民族’,不要把民族等同于身份,它不过是个户口的东西,去掉它。”

与会者点点头:“这个问题,动起来会涉及到方方面面……”话音未落,加藤已经起身开始收拾文件。“抱歉领导,我有点事,得先走了!”

他承认自己是故意的。“人家是部长级的干部,我在他听到最高潮的时候走掉,很少有人会在他面前这样吧?他会觉得这个人很不一样,很牛逼啊!他赶紧上来拉住我要手机号,我知道这样肯定会有下次的。”

我开玩笑说,这是在勾引。他摆出一副无辜样子,“我没勾引啊……那我跟你说,我是个外国人,人家地位比我高,什么都比我大,那我靠什么?我只能靠我的逻辑,我的素材,甚至是对场地的支配——你必须让他觉得这个人有魅力!你不能光靠逻辑,中国现在好的观点太多啦,但是你给他制造一种失落感,那就不一样了。”

2012年1月,《学习时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的《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文中写道:我个人倾向于将来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

国年路复旦大学第一宿舍,加藤嘉一在上海的住所,他与小区里的老人攀谈 (苏嘉溪/图)

对于想要认识的人,加藤的古怪招数还有很多。某人去厕所,加藤跟在后面——哎你好你好!会场里,某副部长衣服挂在椅子后面,他故意走过去把衣服碰掉,——啊,对不起对不起!——噢,加藤君!“这种事情很重要。”他说,“其实就是搭讪,但这需要魄力。细节决定成败啊。”我问他从哪学来的这套,他两眼一横:“没学过啊,哪里学?我觉得这方面我可能是有天赋的吧,天生就会这个。”

加藤喜欢中国的饭局,因为总能认识一些新的人,他们会给他带来一些行业内幕,这些都将是他下一次写作或演讲的素材。而中国人的热情也并非没有理由,一个来自日本的名人出现在饭局上,会让东道主感到“很有面子”。而他对热点问题的点评,又总是能精准地抓住人们的目光。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微博上只有3件事:吵、闹、搞。”他喜欢用日本人中意的数字3来概括自己的见解,“我对中国的未来有3个判断:没有信仰的公民,没有共识的社会,没有蓝图的改革。”听众屏气凝神,饶有兴味地聆听他对时弊犀利的点评。这些观点算不上新鲜和高明,但一个外国人以流利的汉语和自信的口气说出来,多少总比那些普通话也讲不清楚的学究更具观赏性。

“西方记者经常问我,为什么你这么受中国人喜欢。”他洋洋得意,“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纽约时报》老说这毛病那毛病人家是不爱听的。你看中央的讲话——‘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要学会入乡随俗。”

加藤在公共场合的表达语态是保守的,听他在讲台上以一种过于流利的语速高谈阔论时(他少有语误,几乎不打磕巴),我有时会想起那些央视评论节目里谁也不想得罪的嘉宾。出于对中国政治的解读,《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是他每天必看的,显然受到了一些影响,以至于“在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下”这类表达都能随手拈来。

“你说话很像长辈哎。”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演讲时,一位与他同龄的提问者委婉地调侃他。

长期关注他的同济大学学生周阳说,“加藤跟韩寒的区别,可能是前者说了50%而后者是70%,差的那20%可能是语气,或者是一些感性的东西。但就是这点差别给我的感觉是,加藤出于害怕而保留,但我不知道他在害怕什么。”他则抱怨学生们没有仔细听。“不要放弃的是希望,不要忘记的是绝望。”他一字一顿,但台下反应冷淡。没有人为他这句苦心设计的警句鼓掌,这让他有点痛心,“因为他们不知道前途是绝望的。”

但在私下里,哪怕是演讲的互动环节,他就会放开很多。在中央财经大学的演讲提问中,学生们问到“十八大”和台湾问题,他很兴奋,甚至提到“两国两制,这就是事实”。“没人找我麻烦。”几天之后我问候他“别来无恙”,他表示毫无压力。“因为那是互动,别人问到我才说的啊。”他再次露出狡黠的微笑,“要是我在演讲中间提,那就死定了。”

加藤在路边饿古董摊上翻看一本民国的小册子 (苏嘉溪/图)

“上下左右我都掺和”

在一次媒体人的聚会上,我听说FT中文网给加藤的专栏稿酬为每篇两万人民币。当我当面向他求证时,他颇有些愤愤然:“我告诉你,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每篇500元!”

FT中文网是加藤最重视的发言阵地,因为“会被中南海里的人看到”。“人脉就是这样扩大的。”他说,有些官员会因为在这里的文章而找到他。截至2012年6月7日,加藤在4年时间里共撰写文章168篇,算得上是这里最勤奋的作者之一。所涉话题从四川地震到薄熙来,从“左右派”到地沟油,不一而足。

加藤曾同时是《环球时报》和《南方周末》的评论撰稿人。在中国的舆论分野里,这样的现象并不多见。有人直斥他“两边倒”,“左右投机”。但他表示自己既非左派亦非右派,“我认识很多人,但我不混任何圈子。我不排斥任何派,上下左右我都掺和。”

2009年,《环球时报》筹划“60周年系列评论”。此时加藤已有了一定知名度,编辑部打通他的电话,想请他写第一篇,主题是“强调中共体制的优越性”。

说到此处,加藤诡谲地一笑。他委婉地表示能否做下调整,对方仍然坚持。经过协商,最终确定的标题叫“否定体制不是中国民意主流”。这个拗口的名字让他想了很久,后来发现他还是说错了两个字。

与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走得近成为加藤在日本国内被质疑“为中共代言”的主因。早年他回日本去电视台做节目,负责人很警惕地给他出了道题:“当代世界的主流是自由民主还是共产主义?”据说此题用以检测他是否“在红色中国被洗脑”。

“你不跟他们打交道怎么了解这个体制呢?”他反问,“我为什么要给《环球时报》写文章,因为他们会给我‘提供思路’,这些‘思路’往往能让我了解一些内幕。我会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他们就说现在有这么个情况,敏感时期,上级布置了一个任务……这样我就了解了。”

日本问题学者余一(化名)回忆加藤刚来中国时与他相见的情形。“我觉得他不同于普通日本年轻人,求知欲很旺盛,对社会有自己的见解。”他把加藤介绍给国内一家新闻杂志,“我一直对他很器重,相信他这样的年轻人,能为中日关系的好转做一些事。”

加藤其后的涉猎显然远远超出了余一的设想,他更有兴趣去谈论“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之类宏大问题。但加藤在中日两国的专栏里的一些表现,让余一对他感到失望。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加藤的日文文章呼吁“全体国民保卫钓鱼岛”,但在中文专栏里,措词则变成了“双方各有各的立场和说法”。

“他的立场作为日本人没有问题,”余一说,“但是一个以写作、演讲为部分生活来源的人,应以公正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不能在日本说日本人爱听的话,来到中国,就说中国人爱听的。”

以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要求加藤显然有些苛刻。两年前接受我的采访时,加藤说他的理想是一名政治家。“你不能光讨好某一派。各种人的支持你都需要,这样才不会被人抛弃。”

“我一点头,他们会马上去做”

复旦大学校内的咖啡馆,过往的女生抛来景仰和害羞的眼神,窝在沙发里的加藤不时抬眼观望,显然不愿错过与粉丝四目相对的机会。

他在学生中的号召力让人惊讶。在5月7日后的两周内,他在京沪两地的大学里开了5场讲座,场场爆满。两个南通的大学生,每周二坐两小时长途汽车来上海,只为听他在复旦新闻学院开的一节选修课。年轻人对偶像的崇拜让人心疼,很多被选中的提问者一脸幸福茫然地站起来,用颤抖的声音问:你为什么这么成功……

在中国,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里恐怕没有几人能拥有如此人气。“印象深刻是这个人的感染力,”《环球时报》编辑谭福榕说,“跟他聊天你会感觉很大的气场,他指导了一切话题的走向。”媒体爱说他是“日本的韩寒”,他不喜欢。“我不跟任何人比较。”有朋友试图撮合他跟韩寒搞个对谈,他拒绝了。但访谈中聊到兴之所至,他也会说:“我比韩寒高啊,而且高很多呢!”

他的最新一本书叫《致困惑中的年轻人》。跟那些励志书一样,封面上的他玉树临风,志得意满。编辑的推荐语是:日本在华最具话语权专栏作家首部奋斗智慧书。加藤嘉一与你促膝深谈:年轻人该怎么活,怎么学,怎么奋斗!在讲座去程的出租车里,我从包里拿出一本《致困惑中的年轻人》。他有些好奇地说:“呦,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本书呢。”我递过去,他连连摆手,那眼神就像见到丑陋的新生儿心生厌恶的父亲。“不用不用,我从来不看我的书。”

“最近我出了一本烂书。”在讲座中,这本书被当作奖品送给提问者。当他给学生们亮出样书时,他总这么说。观众席里出版公司的编辑就坐我旁边,冲我苦笑。

图书编辑跟我抱怨,加藤一个劲催他们推进促销活动。这表明他很关心销售情况,毕竟关系到收入。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他在中国受欢迎程度的晴雨表。

“著作”并不是个让他愉快的话题,因为他觉得那些书都不够好。“最好的部分都被删掉了,比如谈论体制、民族,或者台湾、西藏。” 在过去5年里,他在内地共有7本书面世。但他最得意的那本《爱国贼》,反思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崛起,没有获准在大陆出版。“曾经协商过,他们让我把书名改成《爱国的准则》,我没同意。”

毫无疑问,他的新书会被摆到“励志·成功学”一类书架上,这一主题恰恰是他所不屑,至少他曾反对过。谈及此书,他纠结的表情隐晦地表达了对自己的不满意。

无论如何,加藤已经成为某种象征。每天,他都会收到很多邮件让他“滚回去”,当然也有不少求助的来信。年轻人向他倾诉成长中的苦恼,“加藤先生我要不要入党?”学生家长忧心忡忡地问:“我的孩子是不是该出国留学,像您一样?”或者“您觉得留学是去美国好,还是日本?”

“在他们看来我是个成功人士,”加藤说,他认为在这些纯操作性的问题面前,中国家长束手无策,表明他们缺乏自信,而国内的教育环境则让他们丧失希望。“我知道他们很想让我说:‘对,应该留学,去美国。’只要我一点头,他们会马上去做。”

“这是我想要的状态”

每次讲座结束,只要时间允许,加藤都要在现场滞留很久。他说自己在网上名誉欠佳,在现实中就得对粉丝们好一点。粉丝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将他围住,他们的提问如告解般小心翼翼。只等加藤一开口,他们就会露出得到安抚的表情。

加藤有些不好意思,报之以日本人特有的羞赧。“但这是我想要的状态。”他说,“我希望我在年轻人面前是一个值得追随的存在。”有时他也会摆摆架子,斥责那些不得要领的提问者:“我要让他们觉得既亲切又严肃。”

他很自信自己的口才,和对讲座现场的掌控能力。走进大学的频率和人气让他自豪,并有意无意与其他公知做比较。“比如某某某,他的书很好,但演讲就不那么好。”这位躺枪的公知对加藤的评价是:“加藤的耐力和语言能力都很好。但人的精力有限,还是应该专注于一些领域。”

大学校园里的主体90后,却让他感到有些压力。“不好伺候啊,说得不好他们马上就不耐烦。”台下的风吹草动他都很在意。“手机关一下。”“最好不要聊天。”或者干脆沉默几秒钟,一脸愠色逼视那些不恭的观众。这可以理解为日本人对秩序和礼貌的强调,不过对于一个演讲者而言,这多少有点神经质。

在外交学院的嘉宾休息室里,几个学生记者围住加藤采访。他说到也在反思自己是否适合从政,一位女生随口附和道:是啊,我也觉得你可能不大适合。深深陷进沙发里的加藤突然直起身板,“谁说我不适合?”他怒目圆睁,直视那位被吓呆的女生。“你等着,我会用行动证明给你看。”听上去简直有点像恐吓了。之后女生又提了一个问题,似乎想寻求两人间的和解。加藤大声打断她:“作为一个长辈,我不得不指出你的问题太愚蠢。”看样子“长辈”的自尊受到了一些挑战——虽然人家只小他几岁。

很难说这到底是自卑还是自大,抑或是硬币的两面。事后他承认自己有些失控。“我就是‘菊花与刀’啊!”他哈哈大笑,所有的矛盾与纠结,似乎都可以用60年前美国人对大和民族的总结来解释。那本书是他来中国之后读到的,也许让人难以置信,这个在中国言论市场上著名的“第三眼”(其FT中文网专栏名),人生的第一本课外书竟是2003年来中国之后读的。

来中国之前的加藤堪称悲催。一个底层的家庭,一个事业失败的父亲,为躲债不停搬家,最多的时候一年搬了二十多次,“比中国农民工搬得还多,你让我哪来安全感?”他总是学校里的新人,日本小孩也欺生。个头高,好出风头,外地人,作为在群体中被孤立的理由已经很充足了。冷落和排挤,恰恰戳中了自尊的加藤的痛处。某次拖鞋里被扔虫子后他动手打了人,而他的怒吼听起来却更像是哀怨:你们联合在一起不理我,你觉得这样对吗?你觉得这样的日子快乐吗……

他对黑社会并不陌生,不择手段的黑道规则亦见怪不怪。9年前登上飞机离开日本时,他只觉得自己是祖国的弃儿。连他自己都未想到,多年后去一个崇尚“白猫黑猫论”的国度闯荡,竟一路顺风顺水。那些曾让他身陷囹圄的黑势力在异国他乡,便是酒桌上要与他握手“做兄弟”的人。

“我坦白告诉你,”他语气神秘,“把我介绍给黑帮的全是官员。”他说在中国最信任的人就是这些黑道的朋友,因为他们“简单直接”,具有“武士道精神”。在东莞的一次政警学商头脸阗凑的饭局上,某位神秘身份者表示读过加藤的文章,“崇拜得不得了”。他邀请加藤作为嘉宾出席他们的“例会”。在那里,几百号兄弟要听他“讲两句”。

“在当前这么一个复杂特殊的发展阶段,为了维护社会的正义,为了纠正社会的不公,我觉得中国需要一批协调的、缓冲的一些组织团队。希望阁下你们以合理合法合情的方式,为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他用一种庄重和喜感混杂的口吻复述那段话,完后便像个恶作剧的少年般冲我大笑起来。

“我感谢中国,它给了我自信。我很清楚如果不是此时此地,那么事情就是另外一种样子。”接受完咖啡馆的采访,加藤回到在复旦第一宿舍的住处。说这番话时,他靠在躺椅上,若有所思地品尝一种巧克力。零食是他给自己的奖赏,也是给童年的补偿。“吃这种东西的时候感觉很幸福,非常幸福。”

窗外是让人安静的欧式老楼屋顶,落日余晖穿过颀长的水杉潲进窗台,光影斑驳变幻。3天后,他将赴南京先锋书店为新书签售。在那里,有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在等着他。

(实习记者乔芊、王悠、王杨卡佳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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