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了330天在贵州省望谟县的支教任务，江西师范大学派出的第11批支教团跑到了第11棒的终点。从2002年开始，每年服务330天的支教队伍已经成了当地重要的教育力量。
6月25日清晨7点，当10名支教团老师准备在望谟二中乘中巴车离开时，二中校门口聚集了近百名师生，有他们教过的学生、有他们资助过的学生，还有一起共事了近一年老师。
出发的时间为此推迟到了8点半多，支教老师的行李箱和背包里塞满了学生们写的信、折的千纸鹤、当地小吃……
发动机启动的那一刻，孩子们围着车，嘴里大声喊着：“一定要回来啊！一定要记得我们！”车上的支教老师杨俏忍不住大哭起来，全车人也开始掉眼泪。
车子渐行渐远，但车里和车外依旧有人不停地挥舞着手臂。
回忆过去的330天，除了教授文化课知识外，10名支教老师做得最多的，是让学生们怀有梦想，并且知道追逐梦想的路径。
他们不希望学生重复父辈们“学不好-退学-离家打工”的老路。
语文老师陈雪婷曾给学生们上过一堂“理想课”，课堂上孩子们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睛里满是渴望。”
“我想当警察！”
“我想考入老师上过的大学！”
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说出自己的梦想，以前很少有老师在课堂上跟他们一起讨论这个“虚幻”的话题。
这堂“理想课”结束时，陈雪婷偶然发现讲台上有一行字——我爱老师的理想课。一个讲台旁的女同学羞涩地告诉陈雪婷，她写下这行字，是因为她喜欢这堂课。
和过去参加支教团的成员交流后，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激发学生有自己的梦想是应该做的第一步，同样重要的第二步是要教会学生怎么去追梦。
“得让他们长出追梦的翅膀，朝着梦想努力去飞。”支教团团长余冬青说。
支教队员们发现，对山里娃来说，“长出翅膀”的过程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缺乏青春期知识、家庭的压力、缺少亲情关爱都是他们成长路上面临的问题。
支教老师张海含除了承担语文课的教学外，还是学校“心理小屋”的辅导老师，在来支教之前，她获得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的资质，这对学校而言，她已经算是难得的“专家”了。
她所支教的学校里，近六成的学生是留守儿童，而正处在青春期的他们，时常因感到缺少关爱而产生叛逆心理，一部分学生心理问题的外在表现是放学后骑着摩托车在大街上乱转、感到学业压力大就酗酒甚至引发冲突。
第一个到张海含的“心理小屋”咨询的是一个毕业班的学生，这个学生之前的成绩排在班里前10名，而到小屋咨询的时候，成绩已经滑落到班级中等了。
“说不到两句，他就哭得不行。”张海含记得，学生向她哭诉，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他始终觉得自己一定要出人头地才行，从而导致了心理压力很大，而来自父母的关爱，仅限于从外地打电话来问他钱够不够，久而久之，他每次接到父母的电话都会不耐烦地说“别烦我”。
张海含说，这样的情况并非是个案。
“学生需要什么？”张海含问自己。
张海含尝试着帮助那名学生制定学习计划表，经常打电话询问他的近况，跟他探讨学业和家里的情况，张海含听他一一倾诉，再帮他提点建议。
几个月以后，学生最大的变化是情绪好了很多，也找到学习方法，觉得学习轻松了许多，成绩自然也提高了，对未来有了自信。
张海含总结，这些山里的学生在成长道路上需要更多的指导，“不是‘冷冰冰’地讲大道理，而是‘有温度’地理解相伴。”
支教老师宋云翔的工作也是从学生的心理问题做起，从第一天带“体育特长班”起，宋云翔就发现他们的文化课成绩很差，“按传统的眼光，这就是差生，别的班老师都不要。”
通过聊天，宋云翔发现，这些学生总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没有任何归属感。这些学生经常一起凑钱打球，输的就请其他人吃饭，类似赌博一样打发时间。
不能放任这群孩子这么颓废下去，宋云翔暗下决心。
于是，上课一起训练，下课请学生吃饭、谈心，和学生互换QQ号，线上线下进行交流。渐渐地，宋云翔拉近了和学生关系，学生们也很高兴接受一个大朋友的关心，更愿意把心事和想法告诉他。还有几个孩子经常邀请他到家里做客。
今年的体育特长生考试，宋云翔带的17个学生，有7个人过了贵州省二本线，这样的成绩让宋云翔都有些吃惊。不少人问他，“是什么激发了学生们的潜能，让他们能够走进大学校门？”
“最重要的是，我们尽最大努力教会了学生们正确的路该怎么走，同时我们陪着他们一起前行。”宋云翔认真地说，“这让他们有了追梦的翅膀。”
本报记者 白皓 通讯员 黄涛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3年07月01日
完成了330天在贵州省望谟县的支教任务，江西师范大学派出的第11批支教团跑到了第11棒的终点。从2002年开始，每年服务330天的支教队伍已经成了当地重要的教育力量。
6月25日清晨7点，当10名支教团老师准备在望谟二中乘中巴车离开时，二中校门口聚集了近百名师生，有他们教过的学生、有他们资助过的学生，还有一起共事了近一年老师。
出发的时间为此推迟到了8点半多，支教老师的行李箱和背包里塞满了学生们写的信、折的千纸鹤、当地小吃……
发动机启动的那一刻，孩子们围着车，嘴里大声喊着：“一定要回来啊！一定要记得我们！”车上的支教老师杨俏忍不住大哭起来，全车人也开始掉眼泪。
车子渐行渐远，但车里和车外依旧有人不停地挥舞着手臂。
回忆过去的330天，除了教授文化课知识外，10名支教老师做得最多的，是让学生们怀有梦想，并且知道追逐梦想的路径。
他们不希望学生重复父辈们“学不好-退学-离家打工”的老路。
语文老师陈雪婷曾给学生们上过一堂“理想课”，课堂上孩子们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睛里满是渴望。”
“我想当警察！”
“我想考入老师上过的大学！”
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说出自己的梦想，以前很少有老师在课堂上跟他们一起讨论这个“虚幻”的话题。
这堂“理想课”结束时，陈雪婷偶然发现讲台上有一行字——我爱老师的理想课。一个讲台旁的女同学羞涩地告诉陈雪婷，她写下这行字，是因为她喜欢这堂课。
和过去参加支教团的成员交流后，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激发学生有自己的梦想是应该做的第一步，同样重要的第二步是要教会学生怎么去追梦。
“得让他们长出追梦的翅膀，朝着梦想努力去飞。”支教团团长余冬青说。
支教队员们发现，对山里娃来说，“长出翅膀”的过程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缺乏青春期知识、家庭的压力、缺少亲情关爱都是他们成长路上面临的问题。
支教老师张海含除了承担语文课的教学外，还是学校“心理小屋”的辅导老师，在来支教之前，她获得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的资质，这对学校而言，她已经算是难得的“专家”了。
她所支教的学校里，近六成的学生是留守儿童，而正处在青春期的他们，时常因感到缺少关爱而产生叛逆心理，一部分学生心理问题的外在表现是放学后骑着摩托车在大街上乱转、感到学业压力大就酗酒甚至引发冲突。
第一个到张海含的“心理小屋”咨询的是一个毕业班的学生，这个学生之前的成绩排在班里前10名，而到小屋咨询的时候，成绩已经滑落到班级中等了。
“说不到两句，他就哭得不行。”张海含记得，学生向她哭诉，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他始终觉得自己一定要出人头地才行，从而导致了心理压力很大，而来自父母的关爱，仅限于从外地打电话来问他钱够不够，久而久之，他每次接到父母的电话都会不耐烦地说“别烦我”。
张海含说，这样的情况并非是个案。
“学生需要什么？”张海含问自己。
张海含尝试着帮助那名学生制定学习计划表，经常打电话询问他的近况，跟他探讨学业和家里的情况，张海含听他一一倾诉，再帮他提点建议。
几个月以后，学生最大的变化是情绪好了很多，也找到学习方法，觉得学习轻松了许多，成绩自然也提高了，对未来有了自信。
张海含总结，这些山里的学生在成长道路上需要更多的指导，“不是‘冷冰冰’地讲大道理，而是‘有温度’地理解相伴。”
支教老师宋云翔的工作也是从学生的心理问题做起，从第一天带“体育特长班”起，宋云翔就发现他们的文化课成绩很差，“按传统的眼光，这就是差生，别的班老师都不要。”
通过聊天，宋云翔发现，这些学生总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没有任何归属感。这些学生经常一起凑钱打球，输的就请其他人吃饭，类似赌博一样打发时间。
不能放任这群孩子这么颓废下去，宋云翔暗下决心。
于是，上课一起训练，下课请学生吃饭、谈心，和学生互换QQ号，线上线下进行交流。渐渐地，宋云翔拉近了和学生关系，学生们也很高兴接受一个大朋友的关心，更愿意把心事和想法告诉他。还有几个孩子经常邀请他到家里做客。
今年的体育特长生考试，宋云翔带的17个学生，有7个人过了贵州省二本线，这样的成绩让宋云翔都有些吃惊。不少人问他，“是什么激发了学生们的潜能，让他们能够走进大学校门？”
“最重要的是，我们尽最大努力教会了学生们正确的路该怎么走，同时我们陪着他们一起前行。”宋云翔认真地说，“这让他们有了追梦的翅膀。”
本报记者 白皓 通讯员 黄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