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历史自觉，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_ 鄂尔多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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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共同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分析、阐述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准确把握“四个共同”，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我国的一个显著特征。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个共同”的重要思想，明确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深刻内涵。

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 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秦代设置南海郡、桂林郡管理岭南地区，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统辖新疆，唐代创设了800多个羁縻州府经略边疆，元代设宣政院管理西藏，明代清代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历朝历代的各族人民都对今日中国疆域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是各族先民共同开拓的，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美丽家园。

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历经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辽夏金、元、明、清，既有汉族建立的政权，又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历史上的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

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集大成。在文学作品上，各民族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在伟大工程上，各民族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坎儿井等。

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展开历史长卷，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先秦人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汉朝人说“六合同风，九州共贯”，隋朝人说“混一戎华”。唐太宗李世民所讲“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就体现了“夷夏一家”的思想。唐太宗被北方民族尊为“天可汗”，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元朝人说“一视同仁”，清朝康熙帝主张“天下一家”。

1840年鸦片战争，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后，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重新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提出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国保种”的主张。1902年，梁启超率先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具有内在聚合力的多民族统一体。1917年，李大钊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大亚细亚主义》等文章，高揭“新中华民族主义之赤帜”，呼吁“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战，地不分南北，人不分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救亡图存意识空前高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原创性论断。党的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党中央强调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自上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史学界出现所谓的“内亚史观”“新清史观”“征服王朝论”等错误史观。“新清史观”强调从内亚视角研究清史，突出清王朝的“内亚性”“满洲特性”，将清王朝定性为“内亚帝国”，并将“内亚”与“中国”相提并论，认为“中国”仅指“汉地”，即中原汉人居住的地域，由此形成“内亚”与“中国”、“胡人”与“汉人”、“胡化”与“汉化”的二元对立关系。“征服王朝论”将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分为汉族和非汉族，“征服王朝”相对于汉族建立的政权，意指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和森林渔猎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如南北朝的北朝以及后来的辽朝、金朝、元朝、清朝等。

这些错误史观的核心是把历史上的“中国”限定在汉族居住地区，认为汉族以外非“中国”，强调“胡汉二元”对立，割裂北方少数民族及其所建政权与古代中国的紧密关系，割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从而引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曲解和误读。

“新清史观”“内亚史观”“征服王朝论”等错误史观貌似创新，实际上是20世纪初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等人所持“长城以北非中国论”“满蒙非中国论”等谬论的现代翻版，这些谬论曾被日本军国主义者用作侵略中国的借口。这种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推动侵略战争的劣迹虽然已成过往，但仍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必须高度警惕。

（作者系宁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