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提到名字但未出场的人物:玄悲、五叶大师、玄澄、灵门禅师、元元大师、七指头陀、汪剑通、柯百岁、孙三霸、九翼道人、秦伯起、章虚道长、都灵道长、司马卫、秦公望、海风子、王维义、鹤云道长、方大雄、乔三槐夫妇、骆氏三雄。
天龙八部
思想内容
《天龙八部》以宋哲宗时代为背景,通过宋、辽、大理、西夏、吐蕃及女真等王国之间的武林恩怨和民族矛盾,从哲学的高度对人生和社会进行审视和描写,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所谓“天龙八部”是佛经用语,包括八种神道怪物,作者以此为书名,旨在象征大千世界之中形形色色的人物。
《天龙八部》无疑是“金庸式”悲剧的集大成之作。作者怀着悲天悯人的创作心态,夸张地描绘了各色人物在命运操纵和欲望支配下的种种心态和情状,刻画了尘世众生的痛苦和悲哀。书中以段誉、乔峰、虚竹三大主角为代表的主要人物,似乎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命运”的悲剧色彩,他们的一次次奋进和抗争都不可避免的滑向不幸的旋涡。然而金庸不仅仅局限于“命运”给人造成的巨大的灾难与不幸,而是以尖锐的笔触直指人性中的卑劣和肮脏,深刻地揭示了“命运悲剧”的内在成因。同时,他又借助民族纷争的特殊历史时代,积极探询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悲剧冲突。《天龙八部》堪称为北宋时期的《罪与罚》。
一、“俄狄浦斯”式的命运捉弄
金庸的《天龙八部》和古希腊著名悲剧《
俄狄浦斯王
》从表面上看并无直接联系,但是,如果对《天龙八部》进行原型分析,就可以透过两部作品的巨大差异看到他们深刻的内在统一性。俄狄浦斯的悲剧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最具有命定色彩的悲剧,俄狄浦斯越是想逃避命中注定的不幸,越是更深地陷入悲剧命运的魔圈。在此,索福克勒斯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深刻的命题:命运是如此捉弄人,在压倒一切的命运前,人是多么渺小,无力,无法把握自己。以这样一种悲剧意识来反观金庸的《天龙八部》,就会发现作品中的主人公段誉、乔峰、虚竹身上都有俄狄浦斯的身影。他们都在与不幸的命运做抗争,但他们都无法战胜命运,最后和俄狄浦斯一样被一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以玄妙不可解而又不可避免的方式操纵着,走向更深的不幸。金庸似乎和索福克勒斯一样在讲述一个由命运之神造成的古老而又遥远的苦难。
金庸在《天龙八部》中通过段誉、乔峰、虚竹的命运悲剧充分展示了人和命运的尖锐冲突和命运对人的无情嘲弄,三位主人公都和俄狄浦斯一样在邪恶命运的摆布下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不幸。从某种意义上说,《天龙八部》作为一部人生的悲剧寓言,它反映了现代人对命运的思考和面对命运的不可知的困惑。
金庸作为一个通俗文学家,自称讲故事的人,他自己说:“我只求把故事讲得生动热闹。”然而,当金庸在他的作品中,特别是在《天龙八部》中表现出俄狄浦斯悲剧的原型,并以无法摆脱的偶然和近乎命定的绝对向现代人昭示生命的悲哀和无望时,《天龙八部》早已远远超出他讲故事的目的。也许金庸在塑造段誉、乔峰、虚竹时并没有想到俄狄浦斯的悲剧,但是当他在作品中对现代人的命运进行思考时,面对异化自身的物质世界,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与索福克勒斯同样的困惑和悲观,而当他带着这种情绪寻找悲剧命运的根源时,便自然而然地激活了潜意识里的原型。
二、受困于佛家“贪嗔痴”的悲剧人生
金庸写作《天龙八部》,受佛经的影响非常明显,不仅书名直接来源于佛经,书中内容也处处流露着佛家悲天悯人的情怀,有的情节甚至是佛理的直接推衍。作为“神界”原型的“人界”的种种悲欢仇怨,在金庸“显微镜”观察下几乎可称凄厉恐怖。如果以佛家的眼光来看,则更是“朗朗世界到处藏着魍魉和鬼蜮”了。而书中的“怨”和“孽”又紧紧和佛家“三毒”联系在一起。“贪、嗔、痴”是三种普通的人性因素,佛家称之为“三毒”,它成为《天龙八部》人生世界里痛苦不堪的“因”和“缘”,也是书中除命运悲剧外各类悲剧的总根源。
《天龙八部》的权位之贪,仇恨嗔怒,情欲仇怨这三条悲剧线索,组成了一种独特的关系网。以“贪嗔痴”三者为基础,《天龙八部》最大限度地综合了人世间的一切痛苦,书中所有的人物,无不生活在这样那样的痛苦之中,每个人的一生都带着无可逃避的悲剧枷锁。贪、嗔、痴这三条巨绳织成了一张巨大的、无处不在的网,每一个人都是网中人――而这一张网,正是“人世间”的一种深刻的象征。这样的世界中无人不冤,没有人能逃离这张巨网,所有的行为都造成了一份这样或那样的罪孽。
《天龙八部》的独特深刻之处在于,它揭示了人生的大悲剧中人人都是“网中人”,而人人又都是“网织者”。小说中段延庆固然是“恶贯满盈”,“无恶不作”,但他并非天性如此。他首先是“受害者”,然后才是“害人者”。同样,萧氏父子,玄慈等人,本算不得什么坏人,但都做了错事与坏事:玄慈杀了乔峰之母,使之家破人亡;萧远山为了报仇而杀了更多的人。至于小说中的段正淳,非但不是什么坏人,而且也没有做什么错事,但他的报应却如此的不堪,以至不死就不能解脱。他给甘宝宝、秦红棉等一大批女性造成的悲剧是无法挽回的。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可以用“命运”二字来概括,它还揭示了这一悲剧“命运”形成的原因,那就在于人的本身。每个人都是这种命运的受害者,而每个人又是这种命运的制造者。每个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欲不一定会报应到自己的头上,但会报应到同类人身上,而同类人所作所为的后果,又会影响到其他“不相干”的人,从而造成这个“非人的世界”,这也正是金庸悲剧观的重要体现。
三、民族纷争下的悲剧冲突
《天龙八部》中金庸展开悲剧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人命运的浮沉,而是将更深邃的目光投向广阔的社会,借北宋时期民族政权并立的特殊历史时代,探询民族文化冲突下的悲剧,因而《天龙八部》中所揭示的社会层面上的悲剧比一般的个人悲剧具有更加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天龙八部》故事发生于北宋哲宗绍圣年间,在这一历史时期,大宋、辽国、女真、西夏、大理并立,五个政治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尤其是实力最强的大宋和大辽,互相仇视和欺压,种种情状,令人不寒而栗。在《天龙八部》中,无论是大宋王朝,还是契丹社会,都一致认为抵御外族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只有深受身世之苦的萧峰在想:“我们这些人说一样的话,吃一样的饭,又有什么分别?为什么大家好好的都是人,却要强分契丹、大宋、女真、高丽?你到我境内来打草谷,我到你境内去杀人放火?你骂我辽狗,我叫你宋猪?”然而,在那民族纷争的时代,没有谁能听到萧峰那微弱的声音。在盲目的“排外”思想的指导下,宋辽边境的军民不断的对异方烧杀抢掠,而每一次的“打草谷”其实就是一次次民族纷争下悲剧事件的永无止境的延续。
金庸正是持着一视同仁的基调进行创作,因而对各民族之间永无休止的仇杀争斗流露出无比的痛心,也使整部《天龙八部》的民族纷争显示出一种苍凉的悲剧色彩。
天龙八部
艺术特色
《天龙八部》中人物离奇,情节的合理性让位于意境和寓意,无不有过人之处,有帝王公卿,有江湖豪客,有长生的术士,有俊雅的少年,有神仙天人般的美女,有匪夷所思的武功,有阴谋,有复仇,有陷害,有误会……天龙八部,人与非人,同聆佛法,从南海到北国,从姑苏到天山,果然是北冥有鲲,化而为鸟,横绝四海。这么恢宏超常的众生,结篇却是发了疯的慕容复在坟园沉浸于帝王的幻想,一群小儿嬉笑着扮演臣民换糖吃。
这是一个明白不过的寓言:红颜转瞬白骨,才能、功业、野心、爱恨如露如电,梦幻泡影。在这个寓言之下,那前面五大卷的热闹同归于一个幻影,悲天悯人,《天龙八部》里奇异的缘法,未必是颠覆英雄主义,但至少有着深刻的悲伤和疑问,亦正是这悲伤和疑问,成全了英雄之所以为英雄。
从叙事艺术上说,《天龙八部》将叙事空间辐射于各国之内,一支妙笔驰骋天下。段誉传记始于大理国,鸠摩智胁迫段誉来到宋朝姑苏城畔偶遇萧峰,萧峰传记便始于此。萧峰为追寻身世之谜往返奔波于宋朝境内,阿朱死后,萧峰为救阿紫北上辽东,足迹遍及关东完颜部落及契丹草原,特别是辽国境内叙事高潮不断,兵变、镇压、封官、擒贼等叙事单元接踵而至。游坦之苟延残喘,逃归宋国,引出虚竹传记,叙事线索继续向前延伸。虚竹误打误撞解开珍珑棋局,命运发生转折,进入逍遥派之权力斗争网中,机缘巧合,背负天山童姥远遁西北,进入西夏国境内,叙事空间又展开一片新天地。而后忽而大宋忽而大理忽而辽国忽而宋辽边境忽而雁门关,叙事空间之规模基本成型,人物矛盾亦逐渐加深并走进尾声。全书高潮处戛然而止,仿佛激昂澎湃之交响乐指挥家在曲尾忽然结束一切音符。叙事规模极为宏大。
《天龙八部》结构宏大而不失灵巧,三大主人公鼎足成势,每位主人公与周围若干小人物构成单独“人物场”,“人物场”之间冲撞激荡,形成巨大矛盾漩涡,为此书技巧之一大特色。《天龙八部》之人物塑造,多化用《
水浒传
》《
红楼梦
》等传统之法,然于现代西洋小说之法亦未尝轻废。作者熔中铸西,妙合无垠,堪谓一大奇观。《天龙八部》容纳中国传统典雅白话与现代西洋文学语言于一体,华美而不流于俗艳,古雅而不失现代之风,为现当代文学语言之一大典范。
[5-6]
陈世骧
:“读《天龙八部》必须不流读,牢记住楔子一章,就可见‘冤孽与超度’都发挥尽致。书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要写到尽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写成离奇不可;书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处藏着魍魉和鬼蜮,随时予以惊奇的揭发与讽刺,要供出这样一个可怜芸芸众生的世界,如何能不教结构松散?这样的人物情节和世界,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时而透露出来。而在每逢动人处,我们会感到希腊悲剧理论中所谓与怜悯,再说句更陈腐的话,所谓‘离奇与松散’,大概可叫做‘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罢。”
陈墨
:“比如天龙八部所展现的国际主义和和平主义这样一个精神境界,它是一个伟大的开阔的人道主义。”“所有的故事,所有的人物,所有的场景,其实都通向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是‘无人不冤,有情皆孽’。”
孔庆东
:“这不是一部普通的武侠小说,而是一部中国的《战争与和平》,也是一部中国的《罪与罚》。”
[7-9]
2004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必修),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一次出版,首次选入了
王度庐
的《卧虎藏龙》和金庸的《天龙八部》两篇武侠小说,分别排在第五课和第六课,并合为一个单元,取名为“神奇武侠”。第六课节选了《天龙八部》第四十一回“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讲的是萧峰到少林寺救阿紫,在山上力斗丁春秋、慕容复、游坦之三大高手一节,充分展示了他的绝世武功和英雄气概。
金庸(1924—2018),原名查良镛,英文名Louis Cha,中国当代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香港最高荣衔“大紫荆勋章”获得者、曾是华人作家首富、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生于浙江海宁,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后并入华东政法大学),1948年移居香港,是香港《明报》创办人。创作有“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及《越女剑》等15部武侠小说。金庸小说继承古典武侠小说精华,开创了形式独特、情节曲折、描写细腻且深具人性和豪情侠义的新派武侠小说先河,深受欢迎,不少文坛才子和读者都提笔撰写书评,形成“金学”研究的风潮,亦被改编成影视剧集、游戏、漫画等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