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抱歉，选择周六和大家讲述这样一个悲伤的故事——

一个关于数十名（甚至更多）未成年少女求知追梦，却不幸被40岁的男辅导老师洗脑、控制、打压、成为泄欲工具的悲剧。

最新进展，这位男老师已经被刑事拘留，等待侦办结果 （希望不是无疾而终）。

类似的性侵事件，我已经记不清我们主笔团队写过多少起了，

我甚至开始害怕，害怕直面污浊的权势高位者是如何将懵懂女孩拉入沼泽，更害怕陷入无力感的漩涡。

以至于这次震怒全网的「艺考圈房思琪」事件，发酵三天，我还不敢读完21名女性实名举报的文章，直至心绪麻木。

但这不对。

美国女作者丽贝卡·特雷斯特写过一本书《好不愤怒》：

「现在让你感到愤怒的不公仍然存在，即便你自己没有遭遇不公，哪怕你想停止思考如何经历不公、为何加剧，其他人仍然在经历不公，仍然在感到愤怒。

为她们保持愤怒，与她们一起保持愤怒。」

无论是今天，还是以后，为受害者发声，我们千千万万遍。

回到这次恶性事件，整个经过看的人头皮发麻，内心作呕。

起初是一个女生，叙述自己被学校男同学赵韦弦性骚扰的经历，没曾想发现有很多类似的受害者。

不过，这只是一个引子。

有女生发现这位男生待过的艺考机构，是影路站台。作为业内最知名编导类艺考机构之一，它的校长杜英哲几乎是所有艺考女学生的噩梦。

21位亲历者揭发他颠覆三观的性剥削黑历史，字字诛心！（ ）

受害者称：「他的所作所为，可能是国内教育界性质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被害人数最多、被害人平均年龄最小的一场性剥削。」

他会借用老师身份，以辅导为由，处心积虑创造各种与女学生单独见面的机会。

比如强硬「搓澡」，从头搓到脚，极其「细致」。

比如以帮助面试为由，要求女学生换性感衣服，趁机触摸敏感部位：

还有！因为女学生没有完成作业， 惩罚的方式居然是在她们的屁股上画乌龟， 17岁，一个多么美好的年纪，却遭受着猥琐老男人的玷污。

最痛心的，有一名17岁女生被威逼利诱不仅和杜英哲发生了关系，还生下了他的孩子，女生因此中断了学业……

到底为什么？或许你会这么追问一句。为什么十多年，为什么受害者如此之多，事情直到现在才被曝光？？

女孩们卑微又自责地说： 「我们都处人生最重要的高三阶段，谁都知道此刻闹事会影响自己的前途和高考，没有人敢告诉家长。」

是优势和权力，让进入这段关系的女性处于弱势地位，从而走向「权势性侵」，这种现象如此普遍，但受害者的内心痛楚却极其隐秘。

权势性侵，是指在权力体系架构中，对受害人进行的性行为，主要发生在权力不对等的关系中。台湾《女人迷》主编称之为：「以权力狩猎，交换自己性征服的战绩。」

这种不对等，除了「政治、经济权力」，还包括家庭关系、职场位置、师生关系、社会地位中的权力不平衡：弱势一方往往有着好工作、好成绩、晋升机会等方面的需求，能够（帮助）实现这些需求的另一方便拥有了 「权力 」。

譬如，职场上下级之间、明星与普通人（粉丝）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医生和患者之间等等。

以辅导作业为理由被带到秘密空间见杜英哲的女生，和杜之间，就构成了非常典型的不平等权力下的关系。

他以学习之由，获取年轻女孩的信任，制造性侵机会；再以考学之由威胁女孩服从。

和普通性侵相比，权势性侵造成的伤害更大；但却更容易被误解、被忽略，维权过程也更为艰难。

回溯这类案件，拥有权力的一方往往都有相似的「自证」话术，要么是：

「我们就是在进行学业（工作）上的交流，初心是好的，用错了方法」；

上下滑动看看杜英哲的无耻狡辩：

要么是「我们是正当的情侣关系，不存在性侵一说。」

去年，浙江省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一位女孩（13岁）的家长，控诉在校老师诱骗孩子多次发生性关系。

但学校在声明里指出：在去年疫情期间，原初中某女生多次与李某在校外约会并因感情发生关系，案件已在法院审理阶段。

一则声明过后，再也没有后续。

轰动全国的养父性侵案也出现了类似的狡辩——14岁养女李星星声称自己被43岁的鲍毓明性侵，鲍毓明却试图以「自由恋爱」的名义逃脱法律制裁，拉长了受害者的维权路。

接受媒体采访时，鲍毓明佯装受伤的恋人，诉说自己对李星星如何极尽宠爱，强调他们本就是恋人关系，还曾做好结婚的准备：

「我从来没有和李星星以养父女关系相处，我对李星星百般疼爱，要星星不给月亮……2019年初我还按她说的送了订婚钻戒，我也为了等她而一直单身，没想到最后等来的是这个下场。」

案件调查中发现，李星星成长在单亲家庭，14岁之际遇到了鲍毓明，「他是以养父身份出现的。」

她在《生命的遗书》里描述了最初的相处情景：他会给自己送小红伞，说「特别想要一个女儿」；还会陪她去游乐园，为她拍很多张照片；承诺要让她接受更好的教育…

直到元旦前夜发生了性侵。此后，不定时性侵和洗脑式对话占据了李星星的生活。

而鲍毓明口中的「恋爱关系」，是他对受害者不断洗脑后，营造出来的爱情假象， 这也成了他挣脱法网的武器（鲍毓明收集了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女孩并不是被胁迫的）。

整个维权过程的不顺，除了「证据不足」，还与李星星的反复挣扎纠结有关。

南风窗的报道里提到，曾经帮助过李星星的一名人士透露，在2019年住院期间，李星星仍然瞒着关心她的人，去找鲍毓明。

鲍毓明也说，2019年4月，李星星在烟台报案后，他们两人还同吃同住了两个月，私下里仍然很亲密。

有律师对此进行了深度分析：她与鲍毓明关系的反复以及依赖，理论上可能来自对方的控制与洗脑，以及心理上合理化现实的需要。

这种症状就是我们常说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即性侵发生后，强迫自己爱上对方。

国外一项研究表明（Finkelhor与Browne在1985年提出），权势性侵的受害者，比一般性侵更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因为，由权力关系导致的侵害大多数是长期反复、难以逃脱的，想要从中获得自我救赎，似乎比登天还难。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不能说的夏天》，赤裸裸还原了这类受害者的无助与压抑。女主白白考入音乐学院，遇到了（看似）风度翩翩的教授。

当她怀揣着欣赏和求知欲，应聘成为他的助理后，噩梦随之而来。 教授一边侵害白白，一边贬低她，还用帮助她提升学业成绩诱惑她。

教授的打压和「说服」，周遭同学对教授的拥趸，让白白难以说出口，控制不住地顺从他，逼自己爱上他。电影结尾，白白的辩护律师讲了一段话，尖锐又精准地描述出权势性侵中的女性困境：

「当自诉人告诉我，她认为自己爱着被告的时候，我不能说什么。我不能阻止她在庭上说出实话，也不能告诉她，那是她的幻觉。

白白说服自己，他们是彼此爱着对方的。因为那是她唯一赖以为生的念头。

因为被告利用职务之便，营造了这种封闭的共生关系，让自诉人不自觉心生恐惧，掉入陷阱，因而失去了向外的求助能力。

许多受害人因为畏惧加害人的权势，而认为自己无能反抗。没有人告诉她们，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可以反抗不公。」

令人心痛的是，从「红黄蓝」事件、鲍毓明案、吴某凡事件、到如今的「艺考圈房思琪」，权势性侵案件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未成年受害者。

那些三观尚未形成的小女孩，在年长一方的诱骗下，对「性」形成了错误的认知，对爱有了畸形的理解。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就大量描述了老师如何对房思琪进行「爱的教育」：

「这是老师爱你的方式，你懂吗？你不要生我的气，你是读过书的人，应该知道美丽是不属于它自己的。你那么美，但总也不可能属于全部的人，那只好属于我了。但是你能责备我的爱吗？」

这些披着体面外壳的成年人，在孩子面前面目狰狞，胡乱涂抹她们纯白的人生画卷。如果侵犯者是她原本尊敬信任的人，就会像房思琪、白白那样背负道德的痛苦枷锁，承受自卑自弃的折磨，对受过的伤噤若寒蝉。

想要走出这个心理牢笼，真的好难。

当我看到房思琪的原型林奕含，对着镜头，那么坚韧隐忍、又那么愤恨、一字一句地说出：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 时，心疼和怜惜都显得无力又浅薄。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她们的伤口，但我们想说的是，如何阻止更多的伤口—— 面对权势性侵，我们可以做什么。

作为成年女性，也作为「姐姐」，毫不犹豫可以坚持的是 Girls help girls 的力量。

从最初单纯的娱乐八卦新闻到后面舆论的发酵，最终司法机关的介入，和「姐姐来了」的力量分不开。

但这还远远不够。

因为我们想要的，是「所有女孩幸福」——

希望她们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师/上司/长辈性侵害自己却手足无措；

也不会因为害怕而在权利失衡的性关系里委曲求全；

更不会在不明确自己意向的情况下被迫发生性关系；

如果在一段关系里感觉到不舒服，她们敢头也不回地离开；

很多时候，在一段权利不平等的关系里，我们感觉不舒服，却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或许本质的原因是大部分女孩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体验过「被尊重」的感觉。

性教育学家刘文利曾讲过一个故事。

一个妈妈抱着孩子遇到一个小区阿姨，小区阿姨伸手想抱这个孩子。孩子还不会说话，扭着身体躲着阿姨的伸出来的手，很明显不想被抱。

很多大人可能会抹不开面子，哄孩子，「你看你阿姨那么喜欢你，怎么不让她搂你？」

这是大人们会有的视角，「就抱一下怎么了，人家也是喜欢你」。

但回到孩子的视角来看，可能就会有很多原因，也许是认生，也许是就这个时候不想让别人抱，跟妈妈在一起是一个很舒服的事情。

如果这个时候，大人顺应孩子的反应，帮孩子解个围，Ta 会觉得自己刚才表达的意愿，大人们是理解的，而且也尊重我。

这种尊重的感觉一次次积累，会让孩子意识到，我的感觉很重要，是需要被尊重的。

这样的孩子成长后，被尊重的感觉在她衡量一段关系是否合适，是否畸形，甚至做性决策的时候，帮她做出直觉的判断。

而权势性侵带来的另一层困境是， 当我们感受到了自己的边界被侵犯，却似乎丧失了「拒绝」的能力。

可能是文化氛围的原因，中国女孩很少会被教育「拒绝」、「生气」的能力，对于女孩来说，接受、忍耐是美德，不让人尴尬似乎是女孩们必备的素养。

但就像房思琪说的那样，「忍耐不是美德，把忍耐当成美德是这个伪善的世界维持它扭曲的秩序的方式，生气才是美德。」

而在「性教育」里，很重要的一课就是教孩子「怎么说不」。

当一个孩子的身体被触碰，但她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引导孩子相信自己的感觉，并且表达出来。

而这个表达是要清晰的，一定要明确告诉对方，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让我不舒服了，这些都是可以教给孩子的非常具体的表达拒绝的话。

不止于此，还要告诉孩子，什么样的语气是坚定地表达拒绝的。

比如有人会说「别、别……」，也有人会说「别！」，哪一种更坚定，可以让对方知道你就是在明确的说「不」。

如果加上肢体语言，比如摆手、把别人往外推这种，孩子表达不的词汇和肢体语言就会更丰富，表达出的「不」的意愿就会更强烈。

但最关键的一点是，一定要让对方接收到这个信息，确认对方是真听懂你的话了，而且停止手上的动作了，这才是完成了一个「拒绝」的动作。

只有这样很明确地教给孩子什么是拒绝，如何拒绝，等Ta长大的时候，面对权威，才不会不好意思伤害别人，或者是觉得不可以，因为这已经是一种本能和习惯。

回到「把忍耐当美德」这件事，太多女孩不敢生气，一个隐秘的困境是，我们在语言系统上受到了太多规训。

王大米的女儿养乐多回来总和妈妈说，老师又表扬她「听话」、「乖巧」，而一个调皮的小男孩则总是老师批评的对象。

语言是我们偏见、信仰和臆断的温床。

当我们的语言环境总是对女孩使用「听话」、「乖巧」这样的词汇来表扬，女孩自然而然就觉得温顺是值得鼓励的，发脾气、调皮则是不被看好的。

所以我们要回顾自己的说的话，是否在塑造孩子的行为倾向，告诉孩子忍耐不是美德，或许在下次她受委屈的时候，就会爆发一次小脾气，并且不为此感到抱歉。

但一个更重要的是，教会女孩去质疑语言，当别人告诉她，「女孩儿就是要文静一点」的时候，她可以选择不接受。

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点点塑造女孩儿尊重自己、保护边界的心态和方法，我们相信，房思琪那句悲伤的诘问：「他进入我的身体，为什么我为此道歉？」终一天会消失。

为她们发声，我们千千万万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