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8日,日本外务省官网上,公布了一份“国际交流基金会”的业务实际评估报告。
报告显示,在2008年到2016年期间,该基金会曾推出过一个项目,
邀请国内73名个人和71名团体成员赴日考察。
蒋方舟
的名字赫然在列,她拿着每个月2万的资助,在日本旅居一年,并出版了书籍《东京一年》。
她曾经大言不惭表示:
“我独自一人在东京生活了一年,东京也拯救了我。”
有人指出,这难道不是拿着日本的钱,替日本写的“洗白”软文?
此消息一出, 瞬间引起轩然大波,蒋方舟也被挂上热搜,贴上“卖国”、“汉奸”的标签。
即使她迅速做出回应,表示只是
“正常的文化交流”
。
无奈,如此苍白无力的解释,网友们根本不买账。
昔日“天才少女”沦落至此,难道真的只是人设崩塌这么简单?
这一切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丑恶?
一、“神童”诞生记
蒋方舟,是个名副其实的
“铁路子弟”
。
1989年,出生于湖北襄樊铁路医院,父亲是铁路乘警,母亲是铁路中学的老师。
从小生长在铁路家属大院,本该过着平淡生活的她,却从7岁那年开始走向不平凡的人生。
当同龄人还在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时,蒋方舟却开启了写作之路。
小学时的她,生活已经变得格外忙碌。
每天放学后到母亲任教的学校,去图书馆找一本书,边等母亲下班,边看完一半。
待到母亲下班,在回家的路上,她还要坐在母亲的自行车后座上接着看完剩余的部分。
除此之外,她还要每天写上大约五百字,遇到不认识的字只能查字典,不许用拼音代替。
功夫不负有心人,9岁那年,她终于写出了散文集
《打开天窗》
,此书被湖南省教委定为素质教育推荐读本。
从此,蒋方舟成了人口中的“天才少女作家”。
也是从这时开始,她便早早失去了放寒暑假的权利。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蒋方舟马不停蹄地开始筹备人生中的第一本小说。
每天凌晨4点起床,眼都没来得及睁开,便要开始在键盘上敲敲打打。
那时,她家里的条件并不好,三口人挤在30几平米的一室一厅。
蒋方舟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房间,活动沙发就是她的床,饭桌就是她的书桌。
屋里隔音不好,外面环境嘈杂,她也只能靠强大的自觉性屏蔽。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只用了4个月时间,蒋方舟便写出了《正在发育》一书。
书中不乏关于生理期、恋爱、婚姻的内容。
很难想象,一个年仅12岁的小女生,竟然能毫不避讳地谈论如此“大尺度”的话题。
于是,蒋方舟被扣上了
“早熟”、“叛逆”
的帽子。
但这并没能阻止她继续前进,一年后蒋方舟接连出了《青春前期》和《都往我这儿看》两本书。
当时《南方都市报》的副刊编辑给后者写了序:
“自己努力多年才能稍微领略的文字秘密,今天已被一个十三岁的女生轻易掌握,甚至比自己做得更好,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沮丧的呢?
从2002年开始,蒋方舟成了各大报刊争抢的香饽饽。
《南方都市报》、《新京报》、《海峡都市报》、《足球报》
等先后为她开设了专栏。
此时的她已经顺利进入湖北襄樊一中,成了一名初中生。
愈发繁重的学业,加上仿佛永远也写不完的稿件,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为了不耽误写作,她甚至想过
退学
。
好在母亲跟老师协调后,让她获得
了“不用写作业”
的特权。
初中毕业后,蒋方舟进入了湖北最好的中学——华师一附中。
为了让她能够更好地创作,学校甚至专门给她配备了一间单人宿舍,还把这里命名为
“蒋方舟创作室”
。
不久后,蒋方舟当选为
中国少年作家协会主席
。
同样,高中时期的蒋方舟仍然可以不写作业,一直到高三,她不停地地积累、输出、变现……不是在写稿,就是在写稿的路上。
18岁之前,她接连出版了
9本书
,包括《正在发育》、《青春前期》、《都往我这儿看》、《邪童正史》等等。
2008年,19岁的蒋方舟被
清华大学降60分破格录取
。
同年,广州
《新周刊》
向她抛出橄榄枝,邀请她担任特约记者。
2010年,蒋方舟升职为该杂志主笔。
上大学后,蒋方舟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类节目之中。
从访谈类节目
《天下女人》
,到成为
《快乐男生》
的跨界评委。
再到近几年的
《圆桌派》、《奇葩说》……
可在这期间,蒋方舟的写作生涯,却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
她的作品停留在那本引发争议的
《东京一年》
。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才”的光环似乎在悄然褪色。
有人开始质疑“神童”的称号是否掺水,有人预言年少成名的她早晚会跌下神坛。
二、沦为“工具人”
不得不说,几乎所有能够被称为“天才少年”、“天才少女”的孩子背后,都站着一位足够狠心的“虎妈”或者“狼爸”。
他们兢兢业业培养孩子,对孩子寄予厚望,期待孩子能替自己完成没来得及实现的梦想。
蒋方舟的母亲
尚爱兰
便是其中一员。
当初蒋方舟刚刚降临到这个世界不久,收到的第一份礼物便是来自于母亲的嫌弃。
“我妈对我的要求很高,她本来想给我起名叫‘蒋美丽’,但生下我之后,很嫌弃地看了一眼,就放在一旁了。”
以至于每次出门,还要给她脸上盖块布来遮“丑”。
从蒋方舟出生开始,母亲就
担心她智力有问题
。
曾经把她和同一个产房的小孩放在一起,测试他们的反应能力。
结果,别的孩子都挺正常,唯独蒋方舟
“两眼望天,不动不哭”
。
母亲顿时心生一股不祥的预感,直到蒋方舟1岁她都在随时随地观察女儿的智力。
身为语文老师的母亲,曾经用10分钟的课间时间,让蒋方舟做了一套试卷。
还好蒋方舟得了满分,她瞬间对女儿燃起信心。
为了不让女儿骄傲,她坚持在别人面前说:
“我家孩子笨”。
这样的打击式教育,让蒋方舟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始终陷入
自卑、焦虑
中无法脱身。
她曾经自曝
“自己是讨好型人格”
,小时候母亲每天会给她2块钱吃早餐。
但她却从来不花钱,
饿了就去捡教室地上的东西吃
。
从同学吃剩的零食,到掉在地上的尺子、橡皮,都成了她充饥的“宝贝”。
就这样到了小学五年级,有一天她又将别人吐掉的枣核捡起来。
准备吃掉的瞬间,她才意识到
“这也太恶心了”
。
而她之所以这么做,不过是为了把早餐钱攒起来,然后得到母亲的一句表扬。
年轻时的母亲,曾经梦想着成为一名作家,虽然也曾参赛拿过奖,最终却没有坚持走下去。
于是,她便想着把女儿培养出作家,来延续自己没完成的梦想。
在别人家的小朋友还在看卡通绘本的年纪,5岁的蒋方舟便在母亲的“精心安排”下,读起了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
蒋方舟7岁那年的夏天,尚母亲神情严肃地给她传达任务:
每个小学生毕业前,必须出版一本书,不然就会被警察抓走。
担心言语上的刺激不够,身为乘警的父亲立刻掏出工作时用的手铐,将女儿稚嫩的双手拷住。
夫妻俩一唱一和,小小的蒋方舟哪里见过这种仗势,很快就在恐慌之中信以为真。
在这之后,蒋方舟花了整整8个小时,写完了一篇600字的文章。
看着不知是害怕还是写文太难,而哭得泪眼婆娑的女儿,母亲轻飘飘吐出一句:
“你是天才”。
短短四个字,对于那时的蒋方舟来说,却仿佛有千斤重。
以至于之后的人生,她都在与“文字”纠缠不清。
后来,蒋方舟出了散文集、小说,积攒了不少人气,母亲则打心底认为写作比学业重要。
毕竟,仅仅10岁出头的蒋方舟,光是给《南方都市报》供稿,每个月就能拿到
4000元的稿费
。
母亲总是告诉她,这些钱先帮她存起来。
可慢慢地,她发现这些稿费会时不时变成家里的某个物件,或许是一部手机,或许是一辆摩托车,甚至是一套新房。
有一段时间,父母甚至双双辞职,完全靠蒋方舟的稿费养家。
某天,她听到父母聊天说:
“女儿可不能生病啊。”
还没来得及感动,就听到接下来的后半句:
“还得还房贷呢……”
上大学后,蒋方舟离开家乡,独自来到北京。
但这样也无法阻止母亲对她的“操控”。
两人每天必须打两个小时的电话,或者视频三个小时。
对于她和母亲这样的相处模式,蒋方舟是这样形容的:
“仍然感觉有一个漫长的脐带,将我们联系着,变成一种很讨人嫌的依赖的关系。”
大学毕业后,蒋方舟因为工作变得越来越忙,经常需要去外面应酬。
有次回家晚了,母亲竟然把自己比作一只狗:
“一直四脚趴在地上,用头顶着门,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感觉到主人回家了。”
蒋方舟听完这番话,心疼母亲又感到满满的无力。
从那之后,她每天都回家吃晚饭,哪怕不知道和母亲说什么,也不再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
每天早上六七点,母亲就会起床,她趁着这段时间去
查看蒋方舟的手机
。
每一条消息、每一个朋友圈都不放过。
仿佛被查看的不是她的亲生女儿,而是正在被审问的罪犯。
从小到大,没有界限感地干涉和操控,让蒋方舟成了
只需完成母亲指令的工具人
。
没有主见、唯唯诺诺,甚至无法抵抗外界的诱惑。
即使成年后,她的内心仍然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即使有
“天才少女”
的光环加持,也难免走上错误的道路。
三、人设崩塌
大学四年期间,蒋方舟没有写出过一本小说。
只是把一些散文、杂文、时评、书评,集结成
《我承认我不曾历尽沧桑》
。
究其原因,她把之归结为
“无法真正地去体验生活”
。
为了摆脱所谓母爱束缚,蒋方舟每天早上8点就去咖啡馆,一呆就是一整天。
毕业一年后,她尝试着写了一本小说——
《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
。
结果评分惨淡,没能激起一点水花。
甚至某位出版社主编直言:
“放弃吧,你没有写小说的天赋。”
消沉了一段时间后,她决定暂时离开这个烦恼之地,去东京旅行一年。
在这期间,她独自来陌生的国度、陌生的城市,用心欣赏风景、感受生活、思考人生。
一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有生以来,她终于把自己还给自己,第一次感受到真真实实的生活。
回国后,蒋方舟将在日本的经历、见闻等等记录下来,出了一本名为《东京一年》的书。
故事到这里,女主角“成功摆脱母亲操控,走向新生”,美好的结局似乎马上就要到来。
如果不是那份写着“蒋方舟”名字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名单。
网上一片哗然,等待蒋方舟的则是铺天盖地的谩骂。
“拿着日本人的钱,替日本人办事,还写了一本吹捧日本的书。”
与此同时,那本《东京一年》的内容,也让蒋方舟的真实写作水平再度遭到质疑。
有人说她:
“文笔稚嫩,无病呻吟”。
有人说她:
“用一年的流水账卖钱,思考太廉价”。
而真正惹怒众人,让蒋方舟陷入“恶评”漩涡的远不止这些!
还是《东京一年》这本书里,她描述脱衣舞女的一些不雅行为,
甚至称赞这是
“一种极其严肃而又孩童般的行为”
,没有任何淫荡的意味,而是对女性器官的崇拜。
除却对“日本兴文化”的肆意鼓吹,书中还有这样一段描述:
在东京的厕所中,马桶上会有个叫“音姬”的按钮,在女性方便时可以按下播放流水声,以此掩盖尴尬的如厕声响。
对此,蒋方舟得出的结论是:
“东京对单身女性比北京更友好”。
这样捧一踩一的“精日”言论,想必难逃众人法眼。
尤其是“互联网拥有记忆”的今天,即使日后做再多解释,也无法掩盖已经发生过的劣行。
舆论愈演愈烈,蒋方舟的黑料也被扒了个彻底。
早在2011年,她还曾在社交平台涉嫌诋毁军人。(内容太过不贴完整的)
疫·情期间,一部日本纪录片中,谈及中国的疫·情管控制度,
虽然她没有明确表明立场,言语间仍然不难读出她对国内抗疫方式的不满。
抹黑国内的抗议方式。
称:
“用一种非常时期(指疫·情)的状态去判断哪种(制度)好哪种不好,这种思维的武断本身就是一个挺危险的事情”。
如此模棱两可的态度,如此明显的捧杀,蒋方舟的人设算是彻底崩塌。
先不谈她是否真的天赋异禀,光是这一点就足够昔日“才女”跌下神坛。
如果不能明白自己的根在哪里,自己从哪来成长起来的。
无论什么天才,都会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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