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遺華日僑」係指二次大戰後因各種因素被遺留在中國的日本僑民，其中又以留在東北地區者最多。在國共內戰時期，他們歷經了生死關頭，改變身分而成為中國人；直到1970年代日本與中共恢復外交之際，這群人才恢復身分返回日本，成為「兩個祖國」的邊緣人。本文從戰爭、記憶與性別等角度探索「遺華日僑」的身分認同。在第一部分，筆者嘗試釐清戰爭記憶本身的意義。簡言之，「遺華日僑」不僅是冷戰時期兩國外交「戰爭」下的棋子，而且他們的「滿洲經驗」也變成追索戰爭責任的場域。第二部分是分析這些「記憶」的各種體驗，包括他們身為社會底層的無奈，還有戰爭結束之際生離死別的過程，乃至有關恐懼的「滿洲經驗」。最後，對於未來的選擇上，性別差異也是造成他們做出不同決定的重要因素。無論如何，身為邊緣人的「遺華日僑」，無疑是戰爭悲劇下特定時空的產物，具有複雜的身分認同
關鍵字
：「遺華日僑」、滿洲記憶、遣返、口述史、身分認同
戰時日記以日常形式記載非日常，同時也在非日常中書寫日常。日本殖民地統治的政治社會結構與戰爭動員交疊下的重力，又可能出現在殖民地戰時日記書寫隱藏的日常與非日常之緊張關係中。
本論文以日本女性所遺留一冊書寫於1944年的臺灣日記作為分析對象，試圖從日本帝國史∕殖民統治歷史批判中尋找新的思考可能性。1 日記書寫，如何記憶戰爭與殖民地經驗，經常取決於日記作者在性別、政治、世代等結構中的「位置」。首先就性別位置而言，相對於日本男性在戰場留下的多數的從軍日記，日本女性在後方書寫的家庭日記所記錄的意義為何？其次以政治位置來看，當這個後方場景設於日本帝國殖民地臺灣，臺灣社會史可以用怎樣的觀點處理日本帝國殖民史的一個記憶片斷。最後以世代位置觀之，家族成員如何面對日記，家族史如何解釋或整合戰爭記憶與殖民地經驗？而研究者在家族紀錄與所謂史料之間，性別政治與世代之間，又該如何意識與面對自己的位置。本文藉由這些穿插交錯於日記內外，牽涉寫作者與閱讀者，纏繞支配與被支配，跨越戰前與戰後的不同位置，個人恬淡日常與日本帝國殖民史和戰爭之間，將呈現另一種形式的批判與對話。
關鍵字
：戰爭、日記、空襲、電影、日本帝國
1937年7月抗戰爆發之際，有大批受過教育的女性離開她們的家庭，投身抗戰救國事業。本文選擇新四軍女兵的戰爭回憶作案例研究，探討她們對政治、軍事、社會和性別經驗的描述及反思。主要論點是，儘管她們選擇性的回憶認同婦女解放必須從屬於民族解放的理論，個人必須服從組織，軍隊是革命大家庭等觀念，並盡量避開個人的內心衝突和政治敏感問題，在改革開放時期大陸對中共歷史的重新研究和詮釋的背景之下，她們回憶錄的問世，具有糾正婦女歷史的邊緣化，開闢中共女性自己聲音的公共出版空間的意義。新四軍女兵的自我書寫再現了新四軍在抗戰時期的另種面目。在各種有關新四軍歷史的政治投射中，女性的聲音提供了性別與戰爭的經驗，是國家聲音之外的另一種聲音。比起「毛時代」塑造的神人化抗戰女英雄，她們筆下的女兵更為真實，塑造了另一類革命女性的形象，更具有改變社會的主動性和自立精神。女兵的書寫採用女性的視角，講述她們作為戰士、妻子和母親的經歷，強調戰爭對女性比對男性更為殘酷的一面。按女權主義的觀點，她們絕大多數在戰爭中所從事的仍然是屬於傳統性別分工的女性工作，但是她們以回憶書寫確認她們的人生價值，強調女兵和男兵一樣做出了貢獻，戰爭從來不只是男人的事業。
關鍵字
：抗戰、抗戰回憶、新四軍、新四軍女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