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瑾

2018年1月24日，吴敬琏八十八周岁。

这位经历历次政治运动以及多轮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仍旧精力旺盛，迄今仍活跃在公共空间，不时疾呼发声，比如在国家牛市造成沪深两市成交量创历史新高之后，他仍旧不改他2001年提出的中国股市“赌场论”，表示“这个股市是一个没有规矩，有人可以看别人（底）牌的股市。”

吴敬琏是谁？

吴敬琏出生于1930年1月24日，中国江苏南京人，一岁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和那个时代不少家庭一样，他的家庭也经历了左右选择，在时代激流之中尾随革命狂潮，他的母亲邓季惺、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都与一份著名的报纸联系在一起，那就是私人办报的典范之一《新民报》，该报鼎盛时期曾经存在多地版本，一切随着1949之后的变化而远去，如今仅仅还有上海《新民晚报》作为残存的记忆。

五十年代从复旦经济系毕业之后，吴敬琏进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从此开始其与中国政治经济难以割舍的人生，不仅与薛暮桥、孙冶方、于光远等不少官方正统经济学家共事，也与顾准等非主流人群交往学习。一切成就了吴敬琏，他在80年代以年过半百的身份留洋学习，不仅赶上了中国经济学接触规范正统的浪潮，也赶上了经济学家成为政治核心的时代。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向，吴敬琏的“吴市场”外号也传开而来，不少受他影响的技术官僚也开始成为中国中流砥柱，比如周小川、郭树清等。

如今，吴敬琏官方身份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被认为是中南海的主流智囊，同时更以中欧商学院教授身份行走江湖。他被誉为中国经济学家泰斗，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更获得不少名誉博士头衔。

不过，公众对于吴敬琏的兴趣，除了学术影响，也在于其在政策方面有影响力，更在于他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甚至知识界的良心——中国人对于知识分子的诉求，从来是多方面的，从公共关怀到个人品行，从官方地位到民间立场。也正因此，更多评论不仅在于立场，也在于道德与动机，近年围绕吴敬琏争议也多少与此有关。

据说吴敬琏总记不起过自己生日，太太周南回忆他极少正正经经过生日。 成为名人，也就意味着很多时候也难以完全自主，吴敬琏生日动静最大自然是八十周岁那次。那一次，笔者碰巧曾经参加在场。是日高朋满座，场面热闹非常，学术研讨会之后是晚宴聚会，周小川、郭树清等人悉数在场。正是借着吴敬琏八十岁生日的由头，《吴敬琏传》正式推出，吴敬琏当晚举杯提及这件事情倒也低调，浅浅一句“有个作者帮我写了本书”。餐后，不少人都跑上去和他合影，无论显贵白丁，他看来应对一致。

孰料时过不久，关于那本传记却引发一连串争议，延续得甚至比生日宴本身更为持久。随着吴敬琏前助手柳红和《吴敬琏传》作者吴晓波争论不断升级，在两人关于话语权、快餐写作、抄袭等争论背后，传主吴敬琏在中国改革历史上的地位以及作用甚至个人评价，随之进入聚光下被再度打量。

承上启下：第二代经济学家

古人说盖棺论定，臧否人物太难，尤其是当代人物，其所处的时代有待历史验证，其个人评价更需谨慎。相对公允的做法，那么就不得不把人物放在时代之中审视，同时也将其与同时代人物比较。如果将吴敬琏放在中国经济学家的群像之中，我认为青年经济学家赵晓提出的一个坐标系可以值得借鉴。

赵晓在一篇文章中将活跃的中国经济学家分为四代经济学家，第一代是卓炯、顾准、孙冶方、薛暮桥等人，是“反思”的一代，最早地反思了计划经济，最早地思考和传播了‘商品经济思想’的萌芽”，

吴敬琏被赵晓归为属于第二代，而且认为属于其中少见的“长青树”。同批还有刘国光、马洪、于光远、厉以宁、董辅礽等。赵晓指出他们是承上启下，“创新和启蒙”市场经济思想体系的一代 。

第三代经济学家适逢开放时代，人数众多，赵晓称为“构建和推进”的一代，多是第三代学生，“财经官员代表有周小川、楼继伟、吴晓灵、李剑阁等，学者代表有樊纲、魏杰、刘伟、钟朋荣，早年体改所的一批经济学家华生、何家成，以及至今还活跃的周其仁、宋国青等人，还包括‘海归’的林毅夫、张维迎、易纲等人”。第四代活跃于上个世纪末，被赵晓称为将市场经济“融入和建设”的一代，“分布于高校、部门、企业、投资银行。”

由此可见，赵晓的评价体系为认识近三十年中国经济思想脉络勾勒出一个大致形貌。对比之下吴敬琏的历史地位也相对比较清晰，他在中国1949之后的经济学家中第二梯队，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时代给予他们开眼看世界进而为中国经济改革转型建言献策机会，也给予他们个人晚年不被政治运动所完全牵扯的自由——不要小看这样的自由，第一代经济学家学者往往并非其唯一身份，其官方职务以及政治信仰往往在学术研究之前。经济学家薛暮桥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级人物，晚年时，女儿薛小和曾经问他：“你认为你的身份究竟是GCD员，还是学者。”薛暮桥回答，“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GCD员。”

也正因此，不必过于拔高任何一代人或者任何人，任何神圣化同时必然都是一种庸俗化，同时对于每代人的遭遇与局限也应该报以理解的同情，不必太多苛责，每代人都有自己这代人的格局需要突破。与薛暮桥类似，吴敬琏和女儿吴晓莲的也有过长对话，成书为《我的爸爸吴敬琏》，吴晓莲在接受采访中也多次表示吴敬琏只是将自己定位为学者，这比起薛暮桥那代人已经幸运很多。

比起别的传记采访中的交口赞誉与五体投地，吴敬琏与女儿一些对话，虽然是吴敬琏谈吴敬琏，但反而显得比不少歌功颂德的文字更为中肯客观。他坦然表示改革前做的事没有一件是成功的，也坦白自己最愧疚的事：“批孙冶方是我做的最错的一件事。还有，奶奶爷爷被错划“右派”时，我也写过揭发。当时在经济所的批判会上，动不动就挨一顿批，那自己就赶快洗刷，说我也参加批判。”

吴晓莲还问吴敬琏如何评价自己在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吴敬琏的回答表示了清醒，甚至道出了实情，这代经济学家的耀眼成就不仅有机遇的因素，更在于主事者的考量，“在各种人里面，我们比较正确。而要说我们真去做了什么事，恐怕难说，因为那完全是某种机遇。……但我只能说，在经济学家里面我犯的错误最少。但是作决定的主要是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

即使学术理论，吴敬琏也承认后来者有其优势，“能用现代经济学的源流来把事情说得很清楚”，“我觉得像我这样的教育背景和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可能已经做到拔尖了。但是，要是说到经济学理论，我没有办法跟那些经过严格理论训练的人比。比如钱颖一、许成钢、陈志武、白重恩，还有另外一些。”

知识分子与复杂时代

作为经济学家的吴敬琏和作为知识分子的吴敬琏，存在重叠，也有不同，公众的期待也有所不同。吴敬琏曾被誉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在很多采访中很多人也形容他纯粹干净，他显然也以知识分子为追求，他在一次采访中如此定义知识分子为“求真”：“在世界范围内，所谓知识分子是提供知识产品的、提供思想产品的这叫知识分子。不管怎么样，反正是你，你是有知识，而且把创造知识作为自己的主要的工作，主要的职业的人来说，就是应该放在第一位的，应该是真，求真理。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从来就不是这样。中国的习惯上，讲究善、美，也还是讲究。但是这个基础的东西好象不讲究，真。本来这个知识分子求知，他是有好奇心和求知欲推动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们受的教育都是要问有用没用。对于科学，寻求科学知识，它的动力是求知欲，是好奇心。但是在中国，好像就是要强调有用还是没用。这就有问题了，加上我们这个体制，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

站在历史的视野审视，求真重要，但更多还是专业人士的底线，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并不是唯一要求。正如历史学家英时所言， “中国知识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外，还必须发挥公共知识人的批判精神，不为‘势’或‘钱’所屈服。但这是指建设性的批判精神，不是撕毁一切文化传统———包括中国的和外来的，撕毁一切则最终必将陷入虚无主义。”

不过，能够求真在时代浪潮之中不得不说是何其困难，想想世纪老人巴金即可得知。还是余英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域中也一直是从中心走向边缘，“社会、政治的边缘化，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但是文化边缘化 的局面则是知识分子主动造成的。” 也正因此，无论如何，吴敬琏为市场、改革、法治的呐喊，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难能可贵。

不过，公允地说，无论批评者还是赞誉者，他们对于吴敬琏的期待或许或许过于沉重，尤其对于一个体制中人：一方面要身居庙堂之高，还能体味江湖之远，一方面能够影响政府，同时保持独立批判，一方面要能够在历次争论中保持正确一致，同时还要躲避每次政治气候变化的洗牌。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现实，学者余英时常常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在于“士”，可中国读书人始终面临诱惑不是驯服哲人王，而是货与帝王家；在被挤压之下，可供读书人的独立空间其实渺茫。

吴敬琏与顾准之间师承关系，时不时谈及。1974年12月3日，顾准去世，据说他留给吴敬琏最后一句话是“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要“待时守机”。如今，距离顾准去世已经整整过去了四十年，这算是中国的神武景气么？也许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争论暂时冻结，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告一段落，关于左与右的争论不在台面，但是关于国进民退与国家资本主义的争论，关于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的争论，关于法治与法制的争论却仍旧在。有时候觉得什么都变了，有时候其实发现什么有都没变，有时候甚至让人怀疑，是不是一切新问题都是旧日老问题改头换面的重现，还好不容易走进一个新房间，费力打开一扇窗，却发现正是自己刚刚走来的路。

这就是中国，这就是这个时代，成就人也愚弄人，毁灭人也拯救人，最好的时代，从来也都是最坏的时代。从这个意义而言，吴敬琏作为时代的参与者与创造者，值得一写，如果我有机会再去写吴敬琏传记，我会关注这个经济学家曲折的一生，但更会强调这个看似荒谬却又无比真实的复杂时代，这个我们仍在进行之中的历史三峡。

来源：徐瑾经济人